在天津市西青区，聚集着二十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工。她们大多是“90后”，是流水线上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发展中的企业需要她们，时髦的数码产品背后隐藏着她们的身影，但对这群年轻女工而言，缺乏归属感的生活与疲累的工作让“青春”二字充满沉重感

 

　　法治周末记者 高欣

 

　　发自天津

 

　　临近傍晚，天津李庄子市场逐渐热闹起来。李庄子市场临近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微电子工业区。迎来了交班的工业区里的女工们，此时三五成群地涌向这里。

 

　　爆炸头、黑直发、牛仔裤、长短裙、棉布衬衣、网格透视装……交织着各种“主流”与“非主流”的女工们，很快填满了路人的视线。

 

　　餐馆、溜冰场、旅店、小商店里的灯渐次亮起。几家店门口开始播放节奏强劲的舞曲，餐馆飘来阵阵油烟味。

 

　　在西青区，除了微电子工业区外，还有其他两个工业园区。有统计数据显示，这里总共聚集着二十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工，她们大多出生于1990年至1995年间。与珠三角地区的女工们相比，天津西青微电子工业区的女工普遍年龄更小。

 

　　工业区内的“跳槽经”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女工绝大多数来自韩国三星集团旗下公司所属的工厂，这并非巧合。

 

　　在西青微电子工业区，三星电子称得上“巨头”。当地小市场里贴出的招工广告上，三星手机、三星移动、三星LED、三星光电等下属工厂占据了近半个版面，开出的工资也比其他公司高一些。

 

　　许多女工初来西青，都是先从小公司做起，然后跳槽到三星。

 

　　“我还没有能力跳到三星。”一位在可立新电子(天津)有限公司上班的女工低下头，对记者笑了笑。可立新的女工们与三星女工同住女工宿舍区里的一栋楼。三星提供的工资和福利，乃至女工楼层过道墙壁上刷成的温暖橘色，都让可立新的一些女工很是羡慕。

 

　　女工宿舍区管理颇严，许多宿舍楼不允许外人进入。在一些宿舍楼，女工进楼必须脱鞋。

 

　　20岁的刘慧在三星手机已工作3年，来自山东菏泽。西青女工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以来自华北和西北省份的居多。

 

　　3年前，刘慧被所在的中专技校分配到三星实习。“学校是三年制。我们上一年半的学，实习一年。没有毕业证之前算实习，但基本上都能转正。转正后工资会高一些，有五险一金。”她说。

 

　　实习期，刘慧和同学们拿到手的工资很少。她听说，学校会扣下她们的部分工资，再以奖学金的形式返还。

 

　　毕业时，学校给毕业生提供两种选择：服从学校安排或自主就业。刘慧选择了前者，留在三星手机做操作工。

 

　　“好多同学不想干，就走了。我没想到自己能干那么长时间，一晃3年就过去了。”刘慧对记者说。

 

　　尽管在西青呆的时间不短，对工厂附近的环境已相当熟悉，但直到现在，刘慧依然对这里的治安情况感到担忧。与她同年来的女工苏洁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太晚了不敢出门，不安全。宿舍区治安好一点。”

 

　　时至今日，女工之间还会流传一些“年轻生命在深夜消失”的传闻。据记者了解，2011年以前，李庄子市场一带的确发生过一些抢劫、奸杀案件。近年来，类似案件呈现下降趋势，但接受采访的女工们都反映，自己还是听说过身边人被抢或被打的经历。

 

　　女工流失率高

 

　　即使治安环境不尽如人意，19岁的赵婷婷还是辞去了沧州老家的工作，来到西青。“在沧州干够了。”她说。在三星手机工作，暂时让她觉得“比较满意”。

 

　　“很多女工只想找份工作挣钱，这里正好工资高。”关注西青女工群体的栗艺涛对记者说。

 

　　栗艺涛负责“天津国仁工友之家”的运作。这个致力于帮助工友的公益组织，位于女工宿舍区对面的李庄子市场内，紧挨溜冰场和小旅店。

 

　　在李庄子市场，还有多家劳务中介。临街的劳务中介，店面紧紧挨在一起。每家中介店面都不大，门口长沙发上，经常坐着三五个小伙子，他们时而互相交谈，时而低头玩手机。除了通过学校分配到西青工作的，不少女孩选择通过当地劳务中介在附近各大工厂找工作。而是否会被中介“黑”，几乎全看个人运气。

 

　　3年前，与刘慧一起签约三星的同学有70多个，现在只剩下十几个。“感觉好累，她们不想干了。”刘慧的声音还很稚嫩。

 

　　对于“刘慧们”而言，上班是个辛苦的过程。“我们主要是调整机器，眼睛得一直盯着看。时间长了，眼睛会累;站着脚也累，而且一直在走，我的脚都磨出了茧子。”

 

　　2011年11月，山东女孩李楠和三星高新电机(天津)有限公司签下合同，正式成为制造摄像头的流水线上的一员。此前，她已在西青辗转过几家企业。

 

　　“上8点下7点，11个小时，累。中间可以上个厕所，只要你的活儿不耽误。”她对记者说。在李楠的同事当中，“每个月都有人辞职”。

 

　　简单来说，李楠的工作是“先从前一道工序接过制品，验特性，用机器看有没有异物、外观不良或人为造成的问题等”。再具体的描述，她表示“公司有保密规定”。

 

　　每天盯着连接摄像头的显示器，李楠的视力下降了许多。

 

　　“盯着时间长了，眼睛老流泪。我就老揉眼，结果眼睛肿了。肿消下去，眼睛就发红。”她说。之前眼睛疼的时候，李楠会点眼药水。时间一长，迫于工作的紧张节奏，“5分钟的时间也不想浪费”，慢慢便不点了。

 

　　眼睛的过度使用以及视力的下降，几乎是所有女工都会面临的问题。而她们远在老家的父母，考虑更多的则是辐射。

 

　　刘慧和苏洁都表示，家人并不乐意她们在这里工作，因为他们认为“有辐射”。女工们也隐约明白，辐射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和白细胞有关。一年一次，由公司出钱的例行体检，被视为一项不错的福利，旨在及时告知女工们的身体状况。

 

　　最近一段时间，“天津国仁工友之家”的栗艺涛刚做完数十位西青女工的访谈。其中一位甘肃女孩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理想中的工作，是时间不用那么长、那么累，不用天天被班长骂，骂得一点自尊都没有。你做的速度过快、拿产品拿得比较重……什么事情都骂我们。经常被班长骂哭，然后就自己出去哭，哭完就回来了……”访谈视频中，女孩儿一口气说着，脸上并无忧伤。

 

　　三班倒的“上四休二”

 

　　张曼出生于1992年，是个颇有白领气质的漂亮姑娘。2011年年初，正月十四，她离开家乡，来到天津。

 

　　“当时特别想来，觉得天津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开始家里反对，妈妈比较开放，觉得不管男孩儿女孩儿，都该自己出去长长见识，只要长点儿防范意识。”她说。

 

　　正月里，张曼先进了一个小厂，工资很低。半年后，她感觉学不到东西，听说三星比较好，就通过朋友，通过“内招”进了三星。

 

　　一开始，她的工作是做手机主板。“一般工作到第五个小时的时候，腿特别疼、特别酸，想蹲下。”

 

　　从去年开始，三星各个工厂陆续推行新的工作时间—“上四休二”。

 

　　顾名思义，上4天班、休息两天。相较于之前的上15天休一天，严格控制了加班时间。然而，这种看上去更为轻松的工作时间，却似乎更累。

 

　　连续四天的上班日，每一天的上班时段都可能不同。“三班倒。生活没有规律。”张曼说。一些女工和她有相似的感觉。

 

　　今年国庆节，张曼加了三天班。“一天12个小时，三倍工资，大约550元左右。”

 

　　她觉得很幸运，因为在三星，工资的多少主要与加班时间相关。而在控制加班时间的“上四休二”规则下，工人们的工资普遍降低。

 

　　“之前忙的时候有四五千，现在基本没有多少。如果一天班不加，只能拿底薪2000元。”李楠说，“前两个月只拿了两千多。上个月有300元奖金，一共拿了3000元。”

 

　　然而比起之前工作过的小公司，女工们还是觉得三星更好。

 

　　“小公司各方面都差，进去容易出去难，除非你犯了大错误或者公司不缺人。我当时在小厂子，工资1000元，干了几天辞职不想干了，扣了我一个月工资。”女工李楠说。

 

　　如今，“用工难”似乎已经蔓延到了大公司。最近两年，一些来三星工作的女工都不算年轻。女工张曼就曾碰到过33岁的“大姐”同事。

 

　　两年前，三星等公司下属的工厂一般只招18岁到25岁的女工。现在，男工也逐渐多了起来。

 

　　缺失的归属感

 

　　“想!打死都想!”出现在女工访谈视频中的那个甘肃女孩，在听到栗艺涛“想不想家”的问题时，大声说道。

 

　　女孩说，她想给家里打电话，但又不知说什么。“我过得真不好，又不能跟家里说。只能说我过得很好。但我心理、身体哪里都不好，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告诉栗艺涛，自己想开家奶茶店。

 

　　视频中，关于对生活的要求，女孩只说了一句：“有玩的就可以。”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不用上班的时候，女工们会寻找各种方式放松、解压。其中，逛街是重头戏。

 

　　为了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每栋女工宿舍楼还配有电视、电脑和健身房。在有七八排座位的电视房里，湖南卫视是收看率最高的频道。

 

　　宿舍区由独立的微电子工业园宿舍管理办公室管理。工人的住宿是免费的，每月只扣除35元的水电费。如果选择在工厂食堂吃饭，也不用花钱。尽管吃住的成本很低，依然会有一部分女工选择去宿舍区外的小旅馆租房。

 

　　图清净、回避与室友的矛盾、与男友一起住等各式各样的租房动机，使当地小旅馆生意非常红火。在李庄子市场里，一排排平房内部被分割成只能容纳一张双人床和一张桌子的小房间，厕所和浴室是一间房，且都是公用的。

 

　　今年夏天，24岁的天津姑娘张立楠来到“天津国仁工友之家”工作。最让她震动的，是工人们情感方面的“不负责任”以及健康意识的欠缺。

 

　　前不久，张立楠到附近一家小旅馆的出租屋里探望一位女工。女工今年二十三四岁，卧病在床几日。

 

　　“她几天没去工作，脸色苍白。她告诉我是贫血，说要休息一段时间。11日我又买了奶粉过去看她，她才说自己是子宫内膜出血，需要输血，还要交一万多元医药费。但她拿不出这笔钱。”

 

　　张立楠说，自己这才知道，之前女工苍白脸色是流产造成的。

 

　　在这位女工和男友租住的旅社房间里，时不时有老鼠出没。男友在附近网吧做网管，每个月1000元工资，其中500元用来交房租。

 

　　今年国庆节前，女工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因为拿不出做人流手术的一千多元钱，便到附近的小诊所花了100元钱，买来“流产药”吃下。

 

　　“好多女工流产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她告诉我，这个方式是她男朋友告诉她的。她男朋友以前的女朋友怀孕，也是这样处理的。”张立楠说。

 

　　身在陌生的城市，工作节奏又比较紧张，年轻女工很容易缺少归属感。一旦有人可依靠，她们很容易接受对方。

 

　　张立楠告诉记者，自己认识的一个女工，从相亲到怀孕5个月，只回老家见了3次面，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天。“第一次相亲，第二次拍婚纱照，第三次结婚。现在怀孕5个月，没有人看望她、照顾她。她觉得老公对她不好，准备孩子生下来就离婚。”

 

　　据张立楠观察，在年轻的西青女工群体中，好些人都是已婚或离过婚。

 

　　女工李楠最初搬出宿舍，一是因为女生多，难免发生矛盾;二是因为男朋友。现在，她已经搬回宿舍。男友则辞职回了河北老家。

 

　　“我们还保持着联系。他不会再过来了，我也不会去找他。因为我父母不同意。如果我随着自己的意愿跟他在一起，我父母肯定很伤心。”她对记者说。

 

　　去年正月，李楠和男友认识。如今，嘴里说着“长痛不如短痛”的她，表情和语调中依然透着思念与难过。

 

　　归宿仍在农村

 

　　“女工的流动性很强。女孩子在外面，时间长了恋家，家里也不放心。第一年到天津还有心劲儿，想努力努力，留在城市;两三年后，这个想法就被现实泯灭了。她们最终的归宿还是农村老家。”关注女工的公益人士栗艺涛说。

 

　　面对“如果老家有一份和这里相似的工作，你选择哪里”的问题，女工们的回答绝对是一致而明确的：“肯定回老家。”

 

　　“在这儿也呆不了多少时间，毕竟是外地嘛。”女工刘慧说。

 

　　刘慧、苏洁等几位女工都希望，自己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回家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或者自己开店。

 

　　“我在公司上升过、也下来过。很多人表面跟你称兄道弟，背后捅你刀子。等我走的时候，除了钱，一无所有。再过三五年，我不想再受别人约束，想自己开店，卖化妆品或者衣服，但家里嫌资金投入比较大。”女工李楠说。

 

　　同时，一股潮流也刮进了女工群体中—到化妆品公司做销售。这种销售性质的工作似乎甜头巨大。“比这儿挣钱多多了，有的月入过万。”女工赵婷婷说。据她所说，有的女工转型销售之后，开回了“粉色大众汽车”。

 

　　然而苏洁却认为，自己干不了销售工作。“那个得靠嘴，得广泛交友，还要带新人去。做那个，我心里是真的没谱。还是在三星踏实一点儿。”

 

　　女工张曼选择了另一条路：继续教育。本月，她报名参加的“社内大学”开课了。“趁着年轻还想学，学一点儿是一点儿，但难免辛苦点儿。”她说。

 

　　“社内大学”由张曼所在的公司提供教室和设备，天津大学或南开大学的老师过来上课。日程按照工人们的三班休息时间来。如果学习成绩不错，学费以奖学金的形式免除;如果成绩不好，则需缴纳每月150元的学费。毕业时可拿到天津大学或南开大学的大专文凭。

 

　　“这样既可以上班，又不用在工厂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张曼说。

 

　　栗艺涛对珠三角劳动力情况亦有关注。在他看来，珠三角的女工维权意识相对较强。

 

　　“在天津，工人们的法律意识比较薄弱，大家对五险一金的关注比较多一些。”他说，许多小厂子，既不与工人签署合同，也未提供必要的保险(放心保)。

 

　　对于未来，女工们最关注的也是五险一金以及社保转移问题。

 

　　某企业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保标准，有可能每个市的政策都不一样，办理流程也可能不一样。异地社保转移手续特别麻烦，因为暂时还没有全国联网。”

 

　　关于未来，年轻女工们似乎考虑得还很简单，但经过几年打拼，她们已经能感觉到未来的艰辛。在一位不愿具名的长期关注西青女工群体的公益人士看来，这些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孩儿，未来得到的法律方面的保护会越来越少。

 

　　“年纪再大一点，有些女工可能会去做家政工。她们之中的一些人会嫁给建筑工人，然后和老公一起到建筑工地干活儿，因为建筑的门槛更低。这些职业，远远没有现在在工厂上班得到的法律保障多。”她说：“在西青的这几年，可能是她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所采访女工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