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未来数年中日关系总体下行的趋势难以改变。日本将是我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最直接和强有力的麻烦制造者、搅局者，对我国将构成重大战略风险。

　　原题：安倍豪赌日本未来

　　2014年，中日关系因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注定将是非常困难并且充满变数与风险的一年。鉴今知往，有必要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未来趋势做一梳理和研判。

　　以经济政策绑架其政治诉求

　　日本对中外交战略抉择的内外要素主要有四点。

　　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作为与中国海上近邻的岛国，日本主观性地产生一种来自中国的空间压迫感。此外，由于战后中日之间没有建立起战略互信关系，一旦有事，日本经济发展命脉的海上运输线将面临被掐住脖子的危险。因而，如何应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其次是日本国家海洋战略使然。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发达国家，在陆地资源几乎开发殆尽的情形下，正如日本的战略家高坂正尧早先所指出的，日本除了向海洋要资源、图生存之外，别无出路。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之后，日本借此东风，正式确立了“海洋立国”的国策，并制定了《海洋基本法》以及《海洋基本计划》等一系列相关法律。以此为依据，日本全面、大力推进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其中，也包括将冲之鸟礁改造成“岛”等扩展“蓝色国土”的行径等。日本海洋战略的强力推进，与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迎头相撞。作为既定国策，日本不可能退缩和回头。

　　再次是日本国内要素在起作用。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战后日本最引以为荣的“经济神话”破灭，其后长达20年也没有恢复元气;“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执政的“超稳定政治神话”终结，代之以“十年十相”的政局乱象;以“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东北大震灾引发的核电站事故为标志的战后“社会安全神话”被打破。“日本已经没有退路，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这样一种普遍的国民感受，被一直窥探机会的日本右翼政客视为可以加以利用的良机。于是，安倍以豪赌般的经济政策绑架其政治诉求，即先以超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赢得支持率，同时以钓鱼岛主权争议为工具刺激排他性民族主义，上下其手，实现其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成为所谓“普通国家”的政治目标。这对于“二进宫”的安倍本人来说，意味着是最后的机会，所以他只顾眼前，把事情做绝也就不难理解。

　　最后是美国因素的干扰。从明确宣布《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到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第二天即派战略轰炸机到该区域挑衅，美国总是在关键节点上给日本以支持，使安倍有恃无恐，坚信美国重返东亚为其天赐良机。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也就成为他的不二选择。

　　自觉充当围堵中国领头羊

　　安倍政权对中外交战略举措包括如下四方面。

　　首先，利用中日海上权益冲突解套美日结构性矛盾。毋庸讳言，中日两国之间在东海海洋权益方面存在重大利害冲突，在安全方面也缺乏战略互信，历史恩怨也并未真正化解，但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成为今天中日关系的必然理由。而日美之间，战后美国主导制定了《和平宪法》，并由此获取了保障日本安全的特殊权利，也即美国剥夺了日本的部分但非常重要的主权。由于美国的纵容，日本实现集体自卫权，进而修改《和平宪法》只是时间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依然保持乃至强化其在日本的驻军。日美两国通过给中国制造麻烦，来达成他们各自的目的。

　　其次，试图占领道德制高点。由于历史原因，战后日本外交实践一向以经济为支撑，但近年却一反常态，高调祭出“价值理念”，打造“价值联盟”，意图从软硬两方面包抄中国。不仅用传统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市场经济等西方价值理念来诋毁中国，而且最近又将中国说成是自由航行、安全飞行等国际法的破坏者。甚而安倍作为一国首相，不惜直接诋毁中国的社会制度。试图通过诋毁中国形象而在道德领域占据制高点，是安倍应对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充分说明他对中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再次，充当围堵中国领头羊的高度自觉意识。无论是在地区层面的遍访东南亚，还是在世界范围，安倍上台以后，一是一反战后日本外交一向低调的传统，表现的异常活跃;二是针对性非常强;三是肆无忌惮——几乎在所有访问国都公开指责、诋毁中国。他在精心编织对华包围网络时，公开宣称要成为制衡中国的“领导者”，做领头羊的意识可以说是高度自觉，体现了他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中“积极”的真谛。

　　最后，凸显“安保”。与战后日本外交重经济，回避“价值理念”，特别是除美国之外很少涉及“安全保障”不同，复出后的安倍在外交上除了重视“价值理念”外，还非常突出“安保”，热衷于“2+2”模式。不仅与俄罗斯，还提出要与缅甸、越南等国建立“2+2”机制。从短期看，这与他或直接或间接制衡中国的考量有关外，从长远看，更与他要使日本实现集体自卫权，进而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军事强国的梦想相关联。

　　我国和平崛起的搅局者

　　安倍的对华外交，加之有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与配合，已经对中国造成重大挑战。譬如在东南亚、非洲等地，中国要付出更多的外交努力和资源，才能对冲。但安倍的对中外交成果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由于安倍本人持有非常保守、反动的哲学理念和历史观，包括美国在内，各方对他要达成的政治目标的真实意图是有疑虑的。2013年12月26日，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后，不仅中韩两国，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安倍的行为持批判态度。不仅美国政府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反应迅速，表示“失望”，即便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以及欧洲议会等对安倍在慰安妇等问题上罔顾事实、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言行也作出了强烈的批判。由此，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安保外交”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日本对二战的性质和成果持否认态度，这早已构成日美同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一矛盾，还将长期存在。其次，打“经济牌”效果有限。日本经济的影响力今非昔比，与中国对冲后，其要达成的政治外交目标的有效性非常有限。最后，区位优势无法与中国相拮抗。即便是在日本“经营”多年的东南亚，由于地缘关系，日本并不具备区位优势。要在这一区域制衡中国，必然事倍功半。

　　未来数年中日关系总体下行的趋势难以改变。日本将是我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最直接和强有力的麻烦制造者、搅局者，对我国将构成重大战略风险。我国应做好重大风险预判和对策。

　　总的来说，除非发生重大变局，中美之间总的大趋势还是朝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发展，这是我国外交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前提下，日本不会走得太远。需要防止的是日本走向孤立，从而最终拥核，这是最坏的结局。在此方面，需要中美共同努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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