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全面否定战时日本信奉的“皇国史观”，定义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当年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日本走出军国主义的前提。右翼学者北冈俊明宣称“不克服东京审判，就走不出战后”，恰好说明这一历史认识至今仍起到禁锢日本军国主义的作用。

东京审判开庭后，来自日本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日本右翼将法庭对被告的罪责判决，以及对日本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至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进行侵略战争的事实认定，蔑称为“东京审判史观”。在这个贬称之下，聚集起否定东京审判的各色言论：A级战犯嫌疑人、前首相岸信介指责东京审判是“使用绝对权力的一场作秀”。首个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认为，“这场审判或许应当由历史作出最终判定。审判有一定价值，但当时出现了一种认为什么都要归咎于日本的自我苛求的思想，这种思想至今存在”。2013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公然批判东京审判是“遵照胜者意愿所作之断罪”。2015年，安倍内阁的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妄称，东京审判建立的历史认识完全不是事实，日本有必要基于“客观事实”对“东京审判史观”加以检证，“克服东京审判史观”。同年，自民党在成立60周年之际，宣布筹建党内直属于党总裁安倍的“历史认识检证委员会”，打出“检证历史”的口号，重点“检证”东京审判等历史事件。日本政界右翼对东京审判的否定，已从价值批判深入到歪曲史实层面。

审判证据确凿

日本右翼坚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只是在附和检方主张，这种立场先行的极端观点是右翼在事实认定方面否定东京审判的主要理由。事实上，东京审判取证程序正规审慎，形成的材料严谨可信，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翔实地呈现了日本战争罪行。

首先，东京审判的史料价值具有唯一性。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战后第一时间发掘大量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公文及函电，他们还抓住绝大多数重要当事人都还在世的窗口期，积极采录回忆，其内容以讯问记录、陈述书、宣誓证词和当庭证言等文字形式呈现，法庭采纳了其中一部分为证据。开庭两年半期间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28名被告中也有16人走上证人席为自己辩护;还有一批当事人同意为检辩双方作证，但碍于种种原因无法到庭。证人出具庭审所用陈述书或宣誓证词共计779份之多。1948年审判结束后，许多策动战争的核心人物被执行死刑或因其他原因亡故，苟活者等到时局发生变化后，不再面对讯问和调查，往往就会缄口不语甚至歪曲事实。可以说，如果没有东京审判，绝不可能留存如此巨量的重要史料。

其次，辩方证人证词(包括相当一部分被告的自辩证词)对判决和定罪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安倍晋三所谓“遵照胜者意愿所作之断罪”一说最难自洽之处。辩方证词原本旨在为被告脱罪，却在有意无意间牵连出其他相关罪行。如东条英机在宣誓证词中百般否认日本预谋发动太平洋战争，却披露了时任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1940年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和1941年日美谈判中所起的作用。掩耳盗铃者往往弄巧成拙。辩方证词中甚至不乏自证其罪者，如板垣征四郎为反驳检方证人溥仪有关日军扶植傀儡政权的证词，反而吐露更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内幕，也成了为自己定罪的关键证据。当辩方无法作出有效反证时，常常为推卸责任而百般牵扯，往往供述出检方未掌握的内容。如辩方证人石原莞尔(他未到庭，新西兰法官诺斯克莱福特率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亲赴山形县采录其证词)的宣誓证词及其应对质证的回答，供述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军制订的作战计划，以及他亲历的事变经过。又如桥本欣五郎在接受检方讯问时，供述他在南京战役中炮轰英船“瓢虫”号，是奉上司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的命令，此后辩方为替桥本脱罪，继续提请人证就此事追加证言。最终法庭驳回检方对桥本的普通战争罪暨反人道罪指控，但辩方牵连出第十军司令官命令，等于自证侵华日军高层对暴行负有直接责任。东条、板垣在闭庭后即被执行绞刑，石原于翌年病亡，诸如此类日方高层的回忆文字非审判无以存世，尽管它们真伪交织，但当事人不经意间吐露的真相有时成为坐实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铁证。

图为东京审判庭审全景 本文作者/供图

最后，法庭充分使用来自盟国和日本的证据，审理各种类型战争罪行。一方面，法庭充分听取盟国受害人和目击证人的证词来审判日军暴行(普通战争罪暨反人道罪)，亚太地区暴行主要由前线和基层日军实施，其详情在书证中大多得不到反映，必须通过当事人方可获知。其中有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证词，以及泰缅铁路事件、巴丹死亡行军和其他盟国被俘军民的证词。另一方面，法庭对于最重要的反和平罪，即日本策动侵略战争罪行的审理，则大量采用日方档案和日本政要的回忆文字作为定罪依据。这是因为侵略战争由制定国策的军政高层(如东条英机)和亲手挑起事端的现地军官(如板垣征四郎)策动并实施，唯有取用施害方的证据才能从内部视角审查事件经过，裁定战争罪责。最典型的要数检辩双方反复引用的明治维新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回忆录和被告木户幸一的日记，它们呈供出日本在1930年至投降期间，几乎所有重要政治事件的幕后参与者，不仅对于法庭认定犯罪事实意义重大，而且早已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基本史料。

裁定侵略罪责

东京审判还建立起关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东京审判全面否定战时日本信奉的“皇国史观”，定义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当年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日本走出军国主义的前提。右翼学者北冈俊明宣称“不克服东京审判，就走不出战后”，恰好说明这一历史认识至今仍起到禁锢日本军国主义的作用。

日本右翼心心念念的“克服东京审判”只是一厢情愿。他们所谓“走出战后”的根本目的和最大难题是否定当年发动战争的非法性。东京审判的检方主张，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加入轴心国同盟、挑起太平洋战争等行径，都是一场自1928年持续至1945年的侵略战争的组成部分。该主张包含两层定性：日本在各战场发动的战争都具有侵略性质，且彼此有因果关系;1928年后历届日本政府一以贯之地实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政策。两年半的庭审用证据夯实了检方的主张，最终法庭裁定上述定性符合史实。战后日本学者提出“十五年战争”史观和“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批判战争的侵略性质，并且强调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间的连续性，它们皆深受东京审判影响。日本右翼若要“走出战后”，势必要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至少要否认从九一八事变到珍珠港事件之间各种战事的因果关联，这显然无法做到。日本侵略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且具有攫取中国领土目的，这种行径在国际法中无论如何都属于侵略;日本侵华和挑起太平洋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则能在战时内阁和军部的档案文件中处处觅得证明。简言之，日本右翼蔑称的“东京审判史观”，其主体部分无法被撼动。

日本右翼还以其他各种方式为日军暴行狡辩。东京审判不仅把日军暴行公之于众，更把日军基层士兵在整个亚太地区实施的种种暴行同日本军政高层关联起来，从而追寻暴行发生的根由。众所周知，日本在宣布投降之后，为逃脱罪责，自上而下大规模销毁档案文件，给取证造成巨大困难。鉴于此，检方搜集日军在亚太各地实施暴行的证据，向法庭证明日军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如此广袤的区域内屡屡制造各种暴行，日本高层必须承担责任，他们或下令施暴，或纵容军队施暴。这一检控逻辑使正义得以伸张，最终法庭裁决犯有普通战争罪暨反人道罪的被告，不仅有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等现地军队指挥官，也有东条英机等身居东京的政府高层。法庭认定，战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日军暴行都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闭庭后至今70余年，法庭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总体结论从未动摇。而当年因证据匮乏而遭受质疑的部分判决，随着新证据的披露得以为世人重新认识。如荷兰法官勒林(B. V. A. Röling)曾认为畑俊六对侵华日军的暴行不知情，但他在30多年后因新出史料而转变了认识。日军暴行不仅包括当年法庭审理的虐待战俘、屠杀平民、贩卖毒品，还有近几十年相继受到关注的医学暴行和性暴力等内容，这些铁证让日本右翼左支右绌。

深刻影响战后国际法

东京审判不仅是“文明的审判”，而且成为今日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跻身人类法治文明的里程碑。战后盟国采用司法审判方式追究轴心国战争罪，并以个人责任为主要追究对象，基于这些理念的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代表人类文明的跃升，完全超越了二战前战胜方惩罚战败方的惯例。两大审判作出的反人道罪(今译危害人类罪)认定，反映了人类对战争问题认识的深入，是对人道的进一步捍卫。

战争犯罪源于战争的发动，追责战争犯罪必须追责侵略战争，防范战争犯罪必须遏制侵略战争，两大审判以反和平罪(一译破坏和平罪)为核心，正是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和平罪建立在1928年《非战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基础之上，明确规定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属于犯罪。尽管它自诞生之日起就聚讼纷纭，但其根本理念为国际社会所继承，历经数十年法理探索和司法实践，演化为当今国际刑事法院的侵略罪。此外，东京审判对指挥官责任、共谋等罪行的司法实践也深刻影响后世的国际刑法。

在所有受害国中，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荼毒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重的国家，侵华战争在整个日本侵略战争中处于核心位置。检方以皇姑屯事件爆发的1928年作为起诉全体被告所犯罪行的起始点。法庭审理了九一八事变(溯及更早的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等)以来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以及日本在华经济掠夺、毒品贸易、南京大屠杀、虐待在华盟国侨民和战俘以及东南亚华侨华人等暴行。据统计，与日本侵华罪行直接相关的内容约占全部庭审内容的三分之一，体量超过日本对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战争罪行。东京审判还中国人民以正义，对于清算日本罪行、捍卫人类文明有重大意义。

早在战后初期，世界主要国家就通过国际法庭的形式，建立起共同的历史认识。东京审判通过法律手段，选取确凿证据，经严密论证，对日本侵略罪行所作的认定和追究不容动摇。如今日本右翼猖獗，东京审判正可成为世界各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依托和遵循。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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