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0年代初上小学时，就听地理课老师说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东南前哨，越南的领袖是胡志明。后来我学了越南语，又到外交部工作，心想总有一天会有机会见到这位领袖。

第一次见到胡志明

1964年11月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率我国检察院代表团访问越南，我从外交部被临时借去为代表团当翻译。越方知道张鼎丞同志是中国的老革命，接待十分热情。

11月3日上午6点，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接见了张鼎丞检察长和全团成员。那天，胡主席身着浅黄色卡其布中山装，外面还披上一件浅黄色外衣，站在主席府大厅台阶下迎候我们，与大家一一握手。

1964年11月，胡志明主席(前排左四)会见中国检察代表团并在主席府大楼前合影。前排左三为张鼎丞检察长，左二为朱其文大使;后排右一为作者。(图源：《印支外交亲历》)

作为翻译，当时我很紧张，怕不能完成好翻译任务。但胡主席毫无大首长的官架子，举止和谈吐十分随和，并且基本上都在讲汉语，就像聊天一样。他还站起来端着盘子，逐一请大家品尝饼干，并介绍说这是主席府的厨师用木薯粉制作的。会见的气氛十分轻松和亲切。

张鼎丞同志谈到中国检察部门存在的一些问题时，胡主席用汉语坦率地说：“中国存在的问题，越南都有，甚至中国没有的问题，越南也有。”

胡主席还回忆起他早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的见闻。他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些人受英、法殖民主义思想影响，崇洋媚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要改成外国名字。有一个人本来姓白，便要改为姓“怀特”(White)，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至今我仍珍藏着那次胡主席和全团的合影照片。

胡主席观看中国杂技

1965年春，中国铁路杂技团到越南访问演出。朱其文大使在大使馆安排一个专场，请胡主席和其他越南领导人前来观看。这时我刚刚到驻越南大使馆工作不久，看见那天胡主席身穿越南农民常穿的那种棕色短衫，脚蹬用汽车轮胎制作的凉鞋——“抗战鞋”。

胡志明常穿的“抗战鞋”。鞋底取轮胎中间部分切割而成，鞋带使用轮胎内胎。

演出地点在大使馆二楼电影厅，可容纳近200人。朱其文大使陪同胡主席步入会场时，早已到场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中国留学生和在河内的中国援越专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对胡主席表示欢迎。

朱大使请胡主席在前排沙发上就座。但胡主席没有立即就座，而是面向大家，用手势示意大家先坐。可是大家非但不坐，反而鼓掌更热烈了。这时候，只见胡主席一下子坐在了前面小舞台的台阶上，在场的人只好先坐了下来，朱大使才将胡主席请回到沙发上就座。

关心邓颖超大姐的健康

胡主席不仅同毛主席、周总理个人关系密切，同中国几位领导人的夫人——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也很熟悉。每逢这几位老大姐生日，胡主席都要通过内部途径给她们发贺电，尤其是对邓大姐。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主席在广州就和周总理来往频繁，邓大姐还亲自给胡主席织过毛衣。胡主席是唯一一位称邓颖超为“小超”的外国领导人。

作者(右)和同事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前的合影

大约在1968年秋的一天，胡主席的秘书瞿文烁到大使馆见我，转达胡主席内心的不安。瞿秘书说，胡主席看外电报道说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但没看到中国报刊、电台的相关报道，这使胡主席感到很为难。如果邓颖超同志真的去世了，胡主席一定要发唁电;但如邓颖超同志没有去世，发去唁电肯定会引起中国同志误解。因此想请中国大使馆帮助从侧面了解一下情况到底如何，并把结果告诉胡主席。

送走瞿秘书，我把相关内容向大使馆领导作了报告。领导感到邓颖超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老大姐，突然向国内询问这样的事情，的确有些为难。但鉴于是胡主席关心的问题，而且还在等待答复，还是决定如实向国内报告。

胡志明主席与邓颖超的合影

几天后，大使馆接到了邓大姐给胡主席的信。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句话是：“敬爱的胡伯伯，我还活着。”下面的大意是，现在的身体状况较前一时期还要好些，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感谢胡伯伯的关心，祝胡伯伯健康、长寿，希望有机会在北京与胡伯伯见面。

胡主席和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院内有两棵荔枝树，所结的果实在河内地区堪称上乘。每年大使馆摘下荔枝，都要首先挑选一些最好的，用红色玻璃纸包好，系上红色缎带，送到主席府请胡主席品尝。

有一年“八一”建军节，大使馆从国内采购了一批蜜桃，托民航班机运到河内，准备摆在武官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上。大使也特意指示工作人员挑选一些最好的，送胡主席品尝。平时，大使馆还负责向胡主席提供熊猫牌香烟、崂山矿泉水和北京特制的燕麦片。

听胡主席的秘书说，胡主席吸烟十分注意节约，每支烟吸到一半，便放进一个装青霉素注射粉剂的小瓶里，让其自行熄火，过一会再拿出来吸另一半。对于矿泉水也是一样，由于崂山矿泉水不同于一般矿泉水，含有大量气泡，胡主席便提出要把大瓶改成小瓶，因为一次喝不完，放在一旁，瓶子里的气跑光了，造成浪费。此外，胡主席过冬的服装也是在北京用丝绵特制的，并于来年开春送到北京干洗。

胡主席十分关心中国留学生学习越语的情况。1965年和1966年，在越南正规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已有数十人，但胡主席提出要再为中国学生开办一个学习越语的“半工半读”学校，由胡主席亲自担任校长，朱其文大使担任教务长。

学生共有十余人，半天在工厂劳动，半天请越南的大学老师为他们上课。每隔一个多月，胡主席便把同学们请到主席府，检查学习情况，看大家有多少进步。这些同学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为发展中越友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有两位同学曾担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和副武官。

对于正规的留学生，胡主席也不时让他们到主席府去，了解学习情况，有时还当场出几个题目让同学们回答，并给予指正。

大约在1968年春，胡主席在北京度假一段时间。那时河内与北京之间每周四有一个航班。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飞机返程要到天黑后才从河内起飞，在广西南宁过夜，第二天再飞往北京。越南主席府每次都要托班机给胡主席带去一个大信封，由大使馆交给机组。

一次，主席府送来一个大信封，我接过后由于疏忽，忘记了立即交给民航机组。待我想起时，班机已经起飞。我只好向大使馆领导报告并承认错误，看是否有补救办法。

大使馆领导摸摸信封，觉得里面装的不像是文件，而是水果之类的东西。但信封是转给胡主席的，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都必须确保及时送到，不能耽搁。

最后，领导把大使馆的两位司机找来，称有紧急重要文件，请他们立即动身，连夜开车直奔广西，务必在明晨8时前赶到南宁机场，将文件交给民航班机机组。两位司机听说是重要文件，当场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这次虽然没有影响给胡主席传递信封，但由于我的过错，让两位司机在战争环境中那样辛苦了一趟。事隔多年，每每想起，我仍感到十分内疚。

作者简介

李家忠 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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