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农业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许  准

导语

提起朝鲜，你会想到什么，是核武器、贫穷，还是饥荒?你又可知，在1980年，朝鲜实际人均GDP水平远高于印度和中国，也高于世界上其他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彼时，朝鲜还提供免费医疗、教育等福利，提供高质量住房和大力度的住房补贴、还有集体供暖和公共交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表现良好的国家，何以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现大规模食物短缺和饥荒?

从经济指标来看，朝鲜在最初三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50年至1980年，其人均GDP年增长率为4.5%，约为美国的两倍。尽管从一开始就得到苏联和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慷慨支持，朝鲜领导层仍然强调了“主体”的核心思想，即自主思考和自力更生。粮食自给自足也是朝鲜主体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朝鲜推行了彻底的农业工业化。

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朝鲜都热情地接受了以工业石油和化学农业为基础的绿色革命。即便忽视这个过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工业化农业模式实质上也与朝鲜的“主体”思想中蕴含的核心精神相矛盾，因为建立在日益增加的石油使用之上的农业体系根基不牢。朝鲜并没有石油资源，就需要从国外获得石油来维持工业化农业的发展。长期的贸易逆差和外债也导致朝鲜越来越依赖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这种策略是有效的。然而，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1980年代末以各种方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朝鲜也毫不意外地进入了危机阶段。

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朝鲜是唯一一个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严重粮食短缺和饥荒的国家。但对比其他食物短缺严重的国家，朝鲜的国民人均收入却相对较高。换句话说，朝鲜是理解当代世界食物短缺问题的一个独特案例。因此，重新审视朝鲜的粮食问题，对平衡好坚持社会主义斗争和追求食物自给自足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看来，鉴于朝鲜的客观条件，从绿色革命鼎盛时期建立的旧式工业化农业体系过渡到更务实、有效、生态的农业模式，才是更明智之举。

宣传画标语：让我们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

工业化农业：朝鲜的教训

多年来，每当西方主流媒体提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时，往往会讲述两种故事：一是它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二是它的贫穷与饥饿。除此之外，美国总是刻意将朝鲜领导人刻画成“非理性的”。

关于“朝鲜威胁论”，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左翼人士经常指出，朝鲜长期处于一种防御模式，自朝鲜半岛分裂以来，美国一直在威胁和扼杀朝鲜。然而，关于它的贫穷和饥饿问题，左翼人士似乎没有太多深入讨论。无论政治派别，学者们对朝鲜社会和经济状况的了解普遍少于对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乔恩·哈利戴在《新左派评论》和约瑟夫·奈在《韩国时报》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同一个标题“朝鲜之谜”，这很能说明问题。

的确，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想象，世界各地许多评论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朝鲜要么会崩溃，要么效仿中国和其他国家开始改革开放。这种知识上的局限性不仅是西方的问题，即使在中国，这个据称自革命初期以来就与朝鲜关系密切的国家，公众和知识分子对朝鲜的了解也不总是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深入。一些左翼人士仍然赞扬朝鲜的社会化住房和医疗保健，而右翼则喜欢暗示朝鲜是毛时代中国的缩小版，尚未开始拥抱全球市场的改革。

朝鲜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平壤

朝鲜现在确实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尤其是与韩国和日本等邻国相比。然而，这种观察缺乏关键语境。在苏联解体前，朝鲜经济一直表现良好，而苏联解体极大地破坏了整个苏联贸易集团的经济。根据格罗宁根大学的麦迪逊项目统计，朝鲜实际人均GDP在1980年已达2315美元(以2011年的美元水平测算)。这远高于印度和中国的收入水平，也高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水平。朝鲜还提供免费医疗、教育和福利，以及高质量、大量补贴的住房、供暖和交通。据加文·麦考马克记录，1980年前后，朝鲜每万人拥有23名医生，而日本约为12名，韩国则不到6名。作为社会取向的另一项衡量标准，朝鲜每年有27%的人口接受学校教育，这一比例高于日本和韩国。此外，尽管面临美国的封锁和紧张的地缘政治状况，朝鲜仍然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土地上取得了这些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朝鲜的经济和社会在90年代遭受重创，且经济至今仍未恢复，但自90年代“苦难的行军”(朝鲜饥荒)以来，朝鲜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90年，朝鲜人均寿命达到70岁左右，1998年降至64岁，但此后不断上升，于2020年达到73岁，高于印度、菲律宾等国的水平。

即便如此，朝鲜似乎总是在艰难地养活其人口。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食物短缺和饥荒还没过去多久，新冠疫情期间，有报道称该国可能再次出现严重的食物短缺，之前的食物短缺已经严重到迫使朝鲜政府向韩国和美国求助。对于一个以自力更生为核心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无法建立自己的食物生产体系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主流分析人士经常将1990年代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归咎于社会主义或非市场制度。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前署长安德鲁·纳齐奥斯出版了一本名为《朝鲜大饥荒》的书。他认为朝鲜粮食系统几乎每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包括集体农业中所谓的不正当激励以及僵化的苏联式公共粮食分配系统等。纳齐奥斯强调，大饥荒期间公共粮食分配系统的崩溃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并认为私有市场和家庭农业的兴起才是正确的出路，将责任归咎于社会化的平等分配制度并不准确。正如纳齐奥斯本人承认的那样，当公共粮食分配系统运转良好时，它能够以高补贴的费率向民众提供基本必需品。朝鲜粮食分配系统直到1990年代才陷入全面危机，显然其根本原因另有所在。

安德鲁·纳齐奥斯在《朝鲜大饥荒》中提出了三个总体性的问题：我们对饥荒的起因和范围了解多少?为什么捐助国政府和组织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这场饥荒对朝鲜有什么后果，以及对国际社会有哪些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朝鲜是唯一一个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严重粮食短缺和饥荒的国家。即便如此，在食物短缺严重的国家中，朝鲜的收入相对较高。换句话说，朝鲜是理解当代世界食物短缺问题的一个独特案例。因此，重新审视朝鲜的粮食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斗争和养活全世界的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1990年以前的朝鲜经济与农业

尽管遭受了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随后的内战以及帝国主义封锁，朝鲜还是设法按照苏联模式重建了国民经济。尽管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慷慨支持，朝鲜领导层仍然强调了“主体”的核心思想，即自主思考和自力更生。在1976年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朝鲜的早期重要研究著作《社会主义朝鲜》中，艾伦·布伦(Ellen Brun)和雅克·赫希(Jacques Hersh)指出，这种自决和自给自足的态度与朝鲜半岛上精英阶层的“事大”(为权贵工作)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主体思想”这一有争议的思想可能源于在社会主义集团内外复杂政治环境中保持独立的决心，但它也很可能是对朝鲜必须克服其所经常面临的敌对条件的认识。

艾伦·布伦(Ellen Brun)和雅克·赫希(Jacques Hersh)著作《社会主义朝鲜》

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工业大多用于生产大米和纺织品。朝鲜半岛分裂后，朝鲜的起点相对比较好，虽然重工业和采矿业尚未完全发展，但仍有一定基础。轻工业和工业化农业的基础较为薄弱。到南北朝鲜分裂时，北朝鲜的铁路和通讯系统也已相当发达。

朝鲜火车

从经济指标来看，朝鲜在最初三十年左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50年至1980年间，其人均GDP年增长率为4.5%，约为美国的两倍，仅略低于备受赞誉的韩国。内战结束三十年后，朝鲜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尽管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实现了高度工业化，但朝鲜却脱颖而出;到1987年，朝鲜一半以上的劳动人口从事工业，这一比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1970年代后，类似于苏联，朝鲜进入了缓慢增长时期。1980年至1985年，朝鲜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仅为2%，此后十年里以类似的速度下降。

尽管如此，朝鲜最初的经济成就确实存在。即使在批评性评价中，哈利戴(Halliday)也认为“去过朝鲜的人都无法不被其经济成就，特别是精选的游览路线和示范村庄所震撼。” 韩国专家李硕基(Seogki Lee)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承认，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便运作良好，到1970年代，朝鲜取得了相当高的工业化水平。

朝鲜的农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取得了成功。朝鲜宏观经济增长模式与其农业生产的变化相对应。1961年至1980年间，朝鲜的谷物产量年均增长4.8%，但在1980年代，其年增长率仅为0.8%。然而，粮食产量的停滞与后来的粮食短缺和饥饿状况完全不同。实际上，在此期间，朝鲜的粮食供应仍然相对稳定，仅需适量的谷物进口，甚至在1985年还能出口谷物。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并不十分有利。该国约80%的土地为山地，只有约14%是可耕地，夏季生长期也很短。尽管大米是朝鲜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这些限制，朝鲜的水稻种植面积低于韩国和日本。

朝鲜稻田

朝鲜政府试图通过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更多的化学品来克服这些自然条件的限制。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均表现出农业生产中化学品使用增加的趋势。绿色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进行了构建环境可持续社会的一些重要早期尝试。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社会主义领导人和活动家也认为未来的农业将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部门，即以机械化和化学品使用为基础。在这方面，朝鲜也不例外——尽管可以说，朝鲜面临着最大的压力去养活其人民。与此同时，粮食自给自足是主体思想框架中的自然组成部分，这可能加剧了朝鲜领导层在推动农业生产方面的紧迫感。因此，朝鲜进行了彻底的农业工业化。

1965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关于朝鲜农村发展的论文中强调了农村技术革命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其他基本任务之上。金日成将他的社会主义农业愿景总结如下：

灌溉、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品使用是农村技术革命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如果只重视机械化和电气化而忽视灌溉和化学化，农作物产量将无法稳步增长。相反，如果只重视灌溉和化学化，而忽视机械化和电气化，那么劳动效率便无法提高，也无法减轻农民的繁重劳动。

工业化农业的所有主要组成部分都在短时间内被拼凑在一起。到1970年代中期，灌溉和农村电气化项目完工;到1975年，犁地等劳动密集型工作已实现全面机械化;1963年至1976年间，农用拖拉机的数量增加了八倍。这些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不小的成就。

化肥产量的增长同样惊人。尽管朝鲜战争摧毁了日本殖民时期建立的整个化肥工业，朝鲜却能在战后迅速重建其化肥工业。到1970年代，朝鲜拥有一些亚洲大陆东海岸最大的化肥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1978年的一份报告承认：朝鲜粮食产量增长迅速，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当高”，化肥使用量高，灌溉项目广泛。

朝鲜最大化肥厂兴南化肥联合企业

有意思的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环保意识的兴起，布伦和赫希提到，许多外国人会询问化学品使用带来的污染问题，他们与化学工程师、教师等人讨论。尽管回应各异，但作者确信，随着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朝鲜一定会意识到其严重性。然而，基于化学投入和化石燃料的工业化农业模式似乎没有受到质疑。朝鲜对工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依然深信不疑。

1990年，金日成在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讲话中重申了他在1965年提出的主张。他回忆说，朝鲜人民长期以来的梦想是吃上米饭和肉汤，而党将实现这个愿望。在讲话中，金日成还分享了他对社会主义农业的愿景，这种愿景基于一种略带神秘化的大型资本主义农场的形象：

根据我多年前掌握的资料，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成千上万的农场，其中大多数是拥有一千、两千、三千或一万公顷耕地的大型农场，灌溉、电气化、机械化和化学应用水平都非常高。

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途径就是加速技术革命。金日成认为，既然电气化已基本完成，剩下的任务是灌溉和机械化，并“确保对水稻和非水稻作物大量施肥”，因为产量“与施肥量成正比”。

图1：部分国家的化肥使用强度(1961–1990)

图1展示了1961年至1990年间多个国家的化肥施用情况，朝鲜单位土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增长尤为迅速。即便在更早的时期，朝鲜的化肥施用强度也已远高于中国和印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朝鲜的化肥使用强度稳步上升，超过了美国。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朝鲜的平均化肥施用量尽管仍低于日本，远低于韩国，但是远高于中国、印度和美国。换句话说，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整个朝鲜半岛都热情地接受了以工业石油和化学农业为基础的绿色革命。

即便忽视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工业化农业模式也与朝鲜的主导思想相矛盾。表面上，这种看似成功的农业“现代化”确实使朝鲜在数十年内实现了粮食高产和粮食自给自足。问题在于，其工业化农业，包括先进的机械化和密集使用化学品，都是建立在广泛和日益增加的石油使用之上的。朝鲜虽然有煤炭和水力资源，但没有石油，需要从国外获得稳定的石油和其他燃料供应来维持工业化农业的发展。换句话说，通过绿色革命实现自力更生的努力，本质上加深了对外国市场的依赖，这自然导致朝鲜更加重视国际贸易和对外交流。

对朝鲜而言，这主要涉及与苏联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而这些关系在动荡的1990年代前夕即将发生剧变。

贸易、债务与1990年代的巨大困境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90年至1998年间，朝鲜的人均GDP几乎减半，降至197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到1993年，朝鲜仍生产了约910万吨谷物，这是前所未有的纪录。然而，此前行之有效的农业模式很快失效，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粮食问题。1993年后，朝鲜的粮食生产崩溃，谷物产量在短短两年内下降了超过70%。这场粮食危机持续了数年，导致全国范围的营养不良和饥荒。直到本世纪初，朝鲜才开始逐步恢复部分粮食产量。尽管付出了努力，朝鲜至今仍未从这一冲击中完全恢复过来，过去二十年的谷物产量仅恢复到1993年峰值的一半左右。

朝鲜的农业和经济到底怎么了?在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阶层推行了“休克疗法”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和社会危机。然而，朝鲜的情况并非如此。朝鲜领导层早期尝试过进行一些市场改革，但并未采取“休克疗法”的路线。尽管如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剧变极大地缩小了朝鲜几十年来依赖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空间。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危机前朝鲜的对外贸易模式。在朝鲜战争期间及其后的1950年代，朝鲜选择不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几乎只与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朝鲜的贸易伙伴逐渐多样化，到1970年，朝鲜30%的出口和13.7%的进口来自非社会主义国家。图2展示了1950年至1988年间朝鲜进出口总值。尽管出口和进口都快速增长，但总体而言，朝鲜始终存在贸易逆差。朝鲜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互惠贸易协定可能导致了这种长期逆差。当朝鲜的出口增加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会提供更高的对等承诺。然而，朝鲜经常无法按协议向贸易伙伴交付约定的货物，导致贸易逆差和债务逐渐增加。

图2：朝鲜的对外贸易：1950–1988

由于起点低，朝鲜在国际贸易中销售原材料或购买机器设备时并不占有天然优势。然而，在与苏联和中国进行贸易时，朝鲜享有优惠待遇，并且在1950年代和60年代，贸易逆差大多较小。然而，正如图2所示，当朝鲜在1970年代开始广泛与西方经济体接触时，这种逆差变得更加严重。

朝鲜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及其对西方先进设备需求的增加部分导致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在与朝鲜的贸易往来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短短几年内，朝鲜就积累了约10亿美元的对西方债务。这些债务正好可以弥补朝鲜对西方的贸易赤字。由于这些贷款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贷款不同，是短期贷款，朝鲜开始无法按时偿还债务，这显然产生了长期影响。主流评论认为，朝鲜“彻底烧毁了通往国际金融市场的桥梁”。这种记录，加上其他政治因素，有效地切断了朝鲜获得西方信贷的渠道。

尽管逆差和债务问题令人担忧，但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朝鲜特别脆弱的原因是，国家越来越依赖此类贸易来维持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基本运转。1950年代，朝鲜主要出口矿产，进口机械设备。随后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让这种模式迅速转变。到1970年代，朝鲜几乎一半的出口是制造品，而进口的首要商品则是矿物燃料(主要是原油)。同样在197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技术支持使朝鲜得以在雄基(Unggi)和凤化(Pongwha)建成多个石化和炼油厂。此后，原油进口量急剧上升。1980年代，朝鲜从苏联进口的商品中，超过20%是石油及其相关产品，其中约80%是原油。

1984年金日成访问东德

随着中国扩大石油产量，1976年两国之间修建了一条输油管道。此后，中国逐渐取代苏联成为朝鲜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例如，1980年，朝鲜从中国进口了200万吨石油，从苏联和中东国家进口了150万吨。事实上，1980年代初，朝鲜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超过80%是矿物燃料。尽管这一比例后来有所下降，但到1987年仍超过了60%。

换句话说，朝鲜的高度工业化农业是建立在石油进口基础上的。由于长期的贸易逆差和外债，这一战略越来越依赖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支持。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这种策略是有效的。尽管1970年代和1980年代油价上涨，朝鲜仍能以优惠价格从苏联和中国获得大量原油。然而，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1980年代末以各种方式开始市场转型时，朝鲜也毫不意外地进入了危机阶段。

随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市场经济和利润原则，对朝鲜的援助和信贷变成了不必要的开支。苏联和中国并没有真正向朝鲜施压，要求其偿还旧贷款，但可以轻易取消新贷款。1987年，苏联开始削减对朝鲜的援助和支持。可能最为痛苦的时刻是，苏联在1990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要求朝鲜以世界市场价格的外汇支付进口商品。中国紧随其后，于1992年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经常与朝鲜签订互惠商品交换协议，这类交易由两国的商务部处理。

从1992年开始，这类协议中的“商品交换”一词被“贸易”所取代，而这种“贸易”则由贸易公司管理。1993年，中国也开始要求朝鲜以现金支付贸易款项，由于制裁的收紧，这变得“越来越困难”。

社会主义贸易体系的瓦解对朝鲜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因为朝鲜的经济模式并非为国际市场竞争而设计。苏联(后来成为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迅速变化，意味着朝鲜不得不积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获得美元购买基本的经济投入品。没有人比已故的金日成更好地表达这种紧迫感。在1992年底的一次讲话中，金日成表示，

我们必须大胆进入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官员们必须积极行动。如果他们只是等待别人发起合资或合作，或担心社会主义市场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就无法发展与外国的经济关系。

尽管朝鲜进行了大量努力，试图通过增加出口量来实现贸易平衡，但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长期以来，朝鲜所谓的“软商品”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国家以利润为导向的新企业不太可能继续尊重这种团结传统。在讨论这一形势的讲话中，金日成仔细讨论了朝鲜所有主要潜在出口商品，指出，“如果我们想在资本主义市场上销售我们的商品，我们必须大幅提高其质量。我们目前生产的商品质量不高。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没有人会购买质量差的商品。”例如，这些努力包括改进包装，因为“包装好出口商品非常重要……包装不好的商品卖不出好价钱。商品的包装应该迎合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口味。”

朝鲜出口到中国的加工食品

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货币，朝鲜无法继续从国外进口原油和粮食等关键物资。同时，朝鲜还不得不长期面临美国愈发苛刻的敌视、禁运和制裁。

几乎每项统计数据都表明朝鲜承受着巨大压力。就整体贸易而言，朝鲜在1990至1995年间损失了约58%的出口和46%的进口额。据估计，在此期间，朝鲜的原油进口量也下降了一半以上。尽管仍然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但这些因素导致朝鲜能源供应总量在这五年内急剧下降了28%。同时，严重的自然灾害永久摧毁了约19%的农田。

断绝原油供应对高度城市化、依赖化学品和机械化的经济体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已实现机械化的农业需要燃料来驱动拖拉机和卡车，以及抽水灌溉等。例如，随着石油供应越来越少，金日成在1992年下令：“化工厂生产的石油必须首先供应给农村，其余的再供应给其他部门”。在石油短缺的情况下，金日成还将部分希望寄托在一种特定的车型上：胜利58型卡车，因为这种农场上的卡车可以使用替代燃料(如甲烷或次烟煤)以节省石油。

同样重要的是，石油短缺还意味着化学品短缺。金日成从未放弃工业化农业的理念，在石油短缺的情况下，他仍强调“化肥就是大米”、“大米就是社会主义”。他提出的要求包括：“化工行业明年务必要生产180万吨氮肥。此外，还要从其他国家进口50万吨。”

实际上，在朝鲜的工业化农业中，化肥确实意味着大米和其他粮食。但石油短缺和随之而来的化肥短缺就意味着粮食短缺。图3是1961年至2020年朝鲜的谷物总产量和化肥施用总量的数据。尽管朝鲜的化肥统计数据通常基于一些有根据的推测，但总体趋势是可靠的。

图3：朝鲜的化肥使用量与谷物产量

(1961–2020)

数据显示，在1990年以前，朝鲜的农业工业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依靠施用化肥提高了粮食产量。1990年以后，化肥使用量急剧下降，1995年的水平仅为1990年的12%。即使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朝鲜的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化肥产量如此大幅下降，这在任何国家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减产。因此，石油进口量的下降可能是谷物产量下降70%的最直接原因。

和休克疗法一样，粮食产量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的大幅减少使整个朝鲜社会陷入瘫痪。此前运转良好的机构遭遇了巨大困难，如集体农业效率降低，公共食品分配系统失灵，以及政府应对不力等。

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都成了纳西奥斯(Natsios)等西方主流评论者的主要论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才是问题根源，资本主义和市场将拯救朝鲜。然而，如前所述，朝鲜在1990年代遇到的问题更多与工业化农业有关，而非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贸易体制的消失和石油进口的减少是朝鲜困难的直接原因。从根本上讲，朝鲜问题的症结是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而这种依赖是朝鲜在一个自然条件极差、帝国主义侵略频发的狭小国度里努力建设独立的工业化社会所致。

粮食问题与社会主义

1990年代危机之后，朝鲜试图解决粮食短缺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更积极地参与市场、更多私人激励、更多自留地、以及减少管制和补贴的粮食分配制度。换言之，朝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大部分建议。然而，朝鲜的工业化农业模式似乎仍未改变，因此基本问题并未真正改善。如图3所示，尽管目前谷物产量总体上比1990年代中期好，但由于化肥使用量依然较低，仍大大低于19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水平。

朝鲜目前缺乏化肥和燃料供应，不仅由于国际收支问题，也是美国和联合国不断实施制裁的结果。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最近对朝鲜粮食安全状况进行的联合评估中承认，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实施的制裁是“迄今为止最严厉的”。报告称，对燃料、机械和设备零配件进口的限制正在损害朝鲜的农业，因为这些资源的短缺限制了灌溉能力，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且易受极端天气冲击。

报告还指出朝鲜农业机械化水平严重下降：“随着机械老化、备件和替换件短缺以及燃料短缺，该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急剧下降……由于人力和牲畜替代了机械化操作，农业作业出现延误”。也就是说，在高度机械化时代过去几十年后，工业农业的一些最重要的遗产正在瓦解。

好在作为社会主义遗产一部分的公共分配制度仍然有效。这种国家规划体系每月两次以低价向所有登记家庭提供粮食配给。例如，2018年和2019年，公共分配系统中的同类食品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十五分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平等的配给制度，朝鲜的粮食问题可能会更严重。即便如此，美国国际开发署前署长纳西奥斯仍然认为，市场机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承认“一些救济人员实际上很钦佩平等的公共分配制度”，但他认为这些工作人员只是太天真而被欺骗了。

朝鲜居民排队领取口粮 | 图片来源：韩联社

然而，平等分配制度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虽然公共分配系统确保了基本的食物供应，但自2012年以来，粮食配给量一直在下降，并且仍远低于政府的目标。朝鲜仍需克服诸多挑战，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增加粮食供应，同时兼顾其他发展目标。

正如上文所述，朝鲜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缺乏收入和技术本身，问题本质在于工业化农业的不可靠性，尤其是在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制约条件下。

从政治角度看，与更富裕的国家相比，朝鲜在变革工业化农业中遭遇的阻力可能更小。鉴于面临诸多挑战，朝鲜领导层确实有动力构建替代性的农业体系。这种动力并不源于对朝鲜领导层的任何浪漫化想象，而是有助于理解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尽管多年处于困境，朝鲜并未实施休克疗法或渐进式的市场经济转型。朝鲜政府确实尝试过几波小范围的市场化改革，但都未带来深刻变化。

重要的是，这种僵局是1990年代危机前实现的高度工业化的结果。中国式的渐进式市场转型，本质上依赖农村庞大的潜在劳动力后备军。如果缺乏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市场转型就必须在现有工人中创造一支后备军，即苏联式的休克疗法。朝鲜多年来工业化卓有成效，并且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高度城市化。由于农村没有大量的劳动力储备，渐进模式在朝鲜并不切实可行。同时，自杀式休克疗法是苏联解体后的特有产物，鉴于其灾难性后果，朝鲜工人阶级乃至整个社会也对其避之不及。这就是为什么朝鲜在苏联解体数十年后，尽管多次试图接纳市场经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苏联模式的一些核心元素。

同理，无论朝鲜的精英阶层怎么想，鉴于该国的客观条件，从绿色革命鼎盛时期建立的旧式工业化农业，过渡到更务实、有效、生态的农业模式，才是明智之举。近期欧洲的地缘政治动荡，加之高昂的油价和化肥成本，更加凸显了摆脱化石燃料的必要性。

表1. 2020年化肥使用量与谷物产量。注释与来源: 化肥强度以每公顷耕地的化肥使用千克数衡量;谷物产量以千吨为单位衡量;谷物单产以每公顷的千克数衡量;进口比率定义为谷物净进口量占国内谷物产量的比例。数据基于FAO和世界发展指标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农业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朝鲜。同一地理区域内，收入高得多的韩国和日本在可比条件下的粮食供应并未表现出明显优势。表1列出了2020年部分国家的化肥用量、谷物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及谷物进口规模，对比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模式。

首先，朝鲜的化肥用量低于列表中的其它国家，包括古巴。朝鲜的化肥施用量不到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十五分之一，却达到了这些国家一半以上的产量。如果朝鲜或古巴将化肥用量提升至美国的水平(仍低于东亚其它国家)，其谷物产量可能会大幅提高，甚至可能超过美国。

其次，尽管韩国的化肥用量比朝鲜高出二十倍，其谷物产量却与朝鲜大致相当。此外，韩国和日本都高度依赖粮食进口。换言之，这些较为富裕的、拥有高度密集工业化农业的东亚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避免严重的粮食短缺，是因为它们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购买大量粮食。

日本粮食自给率变化曲线：

2021年度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8%

中国作为领土远大于朝鲜的邻国，大体上保持着高度的自给自足，但同样在实施绿色革命后的数十年后累积了大量问题。表1显示，中国的化肥使用强度竟高于韩国和日本。去集体化后的几十年内，部分由于工业化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农用化学品的过度使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土壤酸化、退化与污染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层一直呼吁生态转型和构建生态文明。

2021年世界各国粮食进口量前10强

表1还显示古巴在粮食问题上仍面临巨大压力。与朝鲜相似，古巴经济在以苏联为中心的经济网络解体后遭受重创，并同样遭受了美国的长期封锁。自199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以来，古巴人民一直在探索可持续农业生态模式，成效显著。古巴还能比朝鲜进口更多粮食和化肥，有助于缓解部分压力。尽管1990至1993年间，古巴的谷物产量锐减过半，但到1997年，其产量迅速回升至历史水平。

同时，古巴发展出了“两种极端的粮食生产模式：一种是高投入的集约化模式，另一种是从“特殊时期”初期开始的以农业生态为导向、低投入为基础的模式”。这意味着古巴尚未能系统地减少对化石燃料和化学品的依赖。在21世纪，古巴的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直到2020年开始的最近一轮经济危机。迄今为止的报道似乎都把缺乏化石燃料和化肥作为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前的危机又是一场工业化农业的危机，与20世纪90年代古巴与朝鲜面临的难题如出一辙。

基于从朝鲜、古巴和其他农业模式中汲取的教训，可以公允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化农业尽管看似高效甚至“科学”，但其实并不可靠、也不可持续。我们必须承认，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通常将工业化农业模式视为理所当然。这一点在金日成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中显而易见。社会主义，或任何旨在可持续地养活劳动人民的尝试，都必须超越工业化农业的模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参照社会主义国家经验客观地理解朝鲜，是必要的第一步。

然而，生态农业无法脱离社会主义而实现。一个社会如果计划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和密集的化学品使用，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农业和其他活动中保留相当水平的人类体力劳动，以及一个人口稠密、生机勃勃的乡村。这与资本主义历史的总体趋势相悖。人民必须发展有效的经济手段，以终结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打破城乡的分隔。这样的目标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主义。

（作者现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Science & Society编委和通讯编辑，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副编辑，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美国麻省州立大学经济系，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发展研究、思想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