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去年美国在台海议题上明显落居下风，但从大势看，台湾问题趋向复杂化、外部化，为中国发展与复兴增添了变量，因此将问题单纯化、内部化，是应有的战略思维。在这一点上，赖清德上台，应视为协助我们将问题化繁为简的机遇，而不是障碍。去年，我展望台海局势的总结是“被逼还手”，今年，是“小题大做”。

主动创造“被逼还手”的环境以寻求进展。简略看去年，从气球事件到中美领导人会晤，中国终于把要求美国支持和平统一搬上了台面，这是不可忽视的进展，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偷鸡不成蚀把米，主要就是北京展现了适度且合理的强硬，而不是让步。

在此经验基础上，随着“台独金孙”上台，以及美国进入换届选举周期，中方最佳的应对姿态，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小题大做”。一切挑战“一中”的言词和作为，都要给予最强硬且具有实效的回应，如此方能防止台湾问题的外部化和复杂化，且能向统一目标推进。

简言之，就是以攻为守。

以下理一理思想误区障碍。

误区障碍一：争取台湾民心，但求心灵契合。

此一思想路径具体表现在加强两岸交流，特别是经济让利。公平地说，让利成功建构了维系两岸关系的基石，但我此前也说过，大陆让利的成果要在结束经济让利后方能见效。在结束前，台湾已经涌现了不安感，就是让利政策的“早期收获”，结束后，我们还会看到更丰硕的成果，无需想得太复杂，认为失去了重要抓手，其实完全可以想的简单点——失去后必有所得。

台湾政界对于“终止ECFA”议题的基本态度，是恫吓大陆推远了台湾民心，但事实经验告诉我们，就算让利加倍，也无法拉近民心。不过，持平而论，让利确实有“牵制民心”的效果。

在2024大选前，大陆(有条件)恢复台湾石斑鱼输入，有利于屏东县农民，但屏东票投赖清德的热情仍达到48%，加上亲绿的柯文哲得票22%，两者总共得票70%，比2020年大选高出8%。相对地，协助恢复输出的国民党则为31%，比2020年大选还低4%。

柯文哲22%的得票率，可视为屏东人对民进党的积怨，因为柯对大陆的态度是诉求务实，而屏东依赖大陆市场的农产品除了石斑鱼，还有凤梨、芒果、午仔鱼等项目。换言之，结束让利的成果，是务实诉求的利多——南部人难以将积怨绿营的红利给予蓝营，那是国民党的问题——因此才说，让利有“牵制民心”的效果，但不会拉近民心。

那么，结束让利，大陆是否会连“牵制民心”的愿望都丧失了呢?不会的，因为台湾农产品基本无法找到替代市场。故而，结束让利会让民进党失分更大，而不是更小。

但求心灵契合，诉求当然是对的，但方法并非只有讨好一途。就如同教育孩子，不能一味宠溺以求心灵契合，此一思想障碍必须移除，才能调整出更有效的方法。总言之，结束让利，利远大于弊。

再者，ECFA除了农渔产品之外的项目，大部分受惠台商都能转移到RCEP地区避风，包含大陆。因此在大陆势必得拼经济的2024年，借由结束让利，吸引更多台资进驻，当然有利于己，而且绝对合情合理，没有什么“推远民心”的问题。

况且，推远两岸民心，本就是绿营全力推行的政策，这批人执政就是借由大赚人民币，作为推远两岸民心的资本。ECFA继续运行，其实是协助“台独”推远两岸民心。

台湾有一种说法认为，大陆终止ECFA是惩罚亲大陆的台湾人，这就是将问题复杂化的错误看法，因为如上述，大陆可以关一扇门，再开一扇窗，借由吸引台资进驻大陆并给予优惠待遇或其他替代方案解决问题。

惑于僵固的统战思维，只会掉入姑息养奸的陷阱，统战也要求灵活，而不是一成不变。

台湾对大陆树起的贸易壁垒，就是大陆可以“小题大做”的题目。这一贸易歧视现象世所罕见，大陆必须借此理由结束让利之外，还得否决台湾进入国际自贸协定的企图，让民进党无从借由“反中”在全球经贸上套利。

误区障碍二：“九二共识”的善意模糊。

“九二共识”是搁置主权问题以推进两岸关系实质进展的良政美意，因此天生就是“战略模糊”，但民进党不接受善意，甚至利用“模糊”否定共识，并解读为恶意。

无能的国民党不但无法坚持己见，还向绿营妥协，一定程度上否定共识，朱立伦公开说此为“没有共识的共识”，投机的柯文则甚至说“九二共识是大便”，希望寻求新的名词，却又提不出替代方案。

大陆该向台湾要求说清楚“九二共识”了

大陆坚持“九二共识”是坚持模糊的善意，但善意在无形中反倒成了障碍，被绿营洗脑的台湾人民不明所以，美西方则积极掏空“一中原则”，想方设法搞“一中一台”。因此，大陆可考虑不再公开言说“九二共识”，改为清晰诉求“一中原则”，去除模糊空间，务求化繁为简。

选后一周，瑙鲁就与台湾“断交”，AIT主席罗森伯格大动作操弄“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以作为美国回应，华盛顿又一次空喊反对“台独”，但实质支持“台独”论述。

操弄台湾未定论，此前仅限于美国国会的叫嚣，行政机关还不敢公开唱和，但现在美国国务院也不演了，直接挑战中国红线。

虽然在名义上，AIT不是官方单位，但罗森伯格是布林肯的心腹，其说法就应视为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说法，中方可“小题大做”，直接质问布林肯是否支持“台湾地位未定论”，没个说法就不罢休。

心口不一，是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原则。诚然，现在处于选战四面楚歌的拜登，极不愿台海生波，因此会严加管束赖清德，但罗森伯格代表国务院发出了“对华不示弱”的消极讯号。此一讯号提醒了中方，就算“台独金孙”不敢言“独”，美国也敢，想有效遏制拜登政府借暗挺“台独”套利或避险，就是得让台海局势升温，而不是帮美方建立“挺独护栏”。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国际共识，美方现在只肯承认是“认知”(acknowledge)，而不是“接受”，此一姿态成了当前台湾问题的祸端。由此，北京实无必要在两岸问题上保持善意模糊，宜改为“战略清晰”，杜绝一切钻空子的“一中一台”心证。

此外，只讲一中原则，也是否定国民党的“一中各表”，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完全切断两岸的“一中”共识?事实上，国民党已避谈“一中”，选前侯友宜绝口不谈“一中”，就更别提支持者大部分是“天然独”的柯文哲了。换言之，台湾主流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否决了“一中”，大陆模糊的善意已消耗殆尽，只有清晰化“一中”以正视听，去除复杂化的思想障碍，才能防止台湾政客鬼飘太远。

那么，赖清德任何违背“一中原则”的言词或行为，哪怕是多小的事，大陆都应小题大做，毕竟再也没有比赖清德更好用的台湾牌了。借此公之偏执倒逼美国修理“台独”，本小利大，而唯有严打“台独金孙”，才能有效震摄台湾在野党，并同时给予其“反赖”的杠杆。

误区障碍三：拜登至少比特朗普好对付。

今年最大的黑天鹅，就是美国选举。声望跌至低谷的拜登，已渐次感受到境外盟友与敌人的冷对，故而毫无疑问，拜登会诉求“我至少比特朗普可预测”，以防止他的声望在国际社会崩盘，加剧民主党低靡的选情。

美国这一境外认知作战，势必会对我们形成一种思想障碍——无论拜登多么“反华”，至少比特朗普好对付，所以对拜登在台湾问题上的各种示强，要给予同情的理解——此一思维会使问题复杂化。

我相信北京高层不会以二分法看事，认为拜登连任比特朗普回锅好，聪明的决策者不会迷惑于“二选一陷阱”，而是会拟定“无论谁当选，我都能获益”的战略。

事实上，特朗普的若干诉求对中国有利，其中，“反干预主义”最应获得中方的支持。美国内部的“反干预”论调是我们的朋友，即便标榜者是我们的敌人，北京也应利用此一论调孤立首敌——也就是奉行干预主义的新保守主义鹰派(neocons)——借力使力推进统一进程。

诚然，美国政界的反华姿态并没有改变，但在斗争手段的选择上已经出现严重的分歧，且不是两极对抗，而是多极对抗。

“反干预主义”(反“世界警察”，反全球主义)的成员，不是只有共和党中亲特朗普的“新右翼”，还要加上民主党中的“进步派”，他们在俄乌冲突、以巴冲突乃至对胡塞组织的打击上之立场，都站在拜登的对立面，并且互相串联。

“反干预主义”已成了亲共和党媒体的重要斗争工具，右倾现实主义者并不害怕使用“克制”这个词，根据20多年来的经验，“克制”既不幼稚，也不软弱，而是常识——这就是新右翼的最新说辞。

“新右翼”抨击拜登正在滥用毫无意义的军事暴力，此外还否定以“促进民主”作为美军核心使命的左翼论调，也质疑以“美国例外论”作为扩军与扩大军事联盟的理由。“新右翼”主张这一切都只会消耗美国的人力与资源，让美国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

以上论调，当然是我们应该支持的思维，就算其论述不过是选前的斗争工具。

美国大选是今年最大的黑天鹅

因为“特朗普主义”，敌人正在质变，如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此一智库早在2022年就从新保守主义转向新右翼，在外交政策上出现180度转变。尽管现在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仍是“反华”急先锋，但宣扬的是特朗普主义，即“反全球主义”。

该基金会甚至否定了美国的文官制度，将所有非民选官僚都视为铲除对象，从特朗普的角度看，就是想摆脱新保守主义鹰派，军工复合体对总统的牵制，甚至控制。

我们现在有一个思想障碍，就是特朗普必然会诉求对华强硬以作为选举主轴之一，从而使得拜登不得不对华示强。原则上，此一思维不能说错，但若看两者对抗中的细节，就能轻易发现两人虽然都“反华”，但诉求方法各异其趣。

简单说，拜登的方法是扩大军事与经济联盟围堵中国，但特朗普反对这种方式，他认为让盟友甚至敌人都为“美国复兴”服务，壮大美国，才是对抗中国的良方，而任何消耗美国资源的盟友，都是敌人。

关于台湾，特朗普于去年受访时已给出了暗示，他公开说台湾也是小偷，偷了美国白领的工作。此一表态，可视为特朗普不希望在中美关系上受制于台湾问题，直接否定了拜登的“民主联盟”论调。

换言之，至少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的论调较符合中方利益。虽然此公善变，但其反全球主义的基本主张从未改变，可作为今年中方小题大做，制衡拜登打“台湾牌”的良方。当然，并不是说要粗暴支持特朗普反拜登，而是支持“反干预主义”，细腻地为自己垫高筹码。

美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近日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他以两种金融名词形容美国的盟友和敌人对特朗普回锅的不同策略：其一是“特朗普看跌期权”，其二是“特朗普对冲”。

采取“对冲”途经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做最坏打算，提前准备特朗普回锅后的被动应对策略;“看跌期权”途径则是主动在选前为自己创造利多，好为特朗普执政设下损害底线，比如普京，不急着现在与乌克兰和谈，因为特朗普若当选，俄罗斯显然能取得更好的和平条件。普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拜登继续深陷援乌困境，间接帮助特朗普当选。

中方也应该选择“看跌期权”，因为特朗普选情较佳，拜登版的印太战略“看跌”，故而宜在投票前尽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取得不可逆的实质进展，以确保就算特朗普上台，也难在台湾问题上漫天喊价，甚至可借此让他认为“出卖台湾”对美国绝对有利。

结语

小题大做的目的，并不是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全面决裂，而是让局势适度升高，方便特朗普以反干预主义修理拜登，从而避免此二人在选战中用比狠的姿态打“台湾牌”，让美方取得主动权。

此前我已说过悖论在产生策略时的启发，正所谓“愈独愈统”，但美国和台湾当局在“台独”的意义上偷换概念，嘴巴不“独”实质挺“独”，中方的对策就是“小题大做”，揭穿所有口是心非的小动作并予以大反击，让台海局势升温，而其目的却是为了降温——减少台湾问题的干扰，有利于大陆心无旁骛拼经济。

只要知道如何控温，今年就不会出大事，甚至可以取得进展。台海局势升温对特朗普有利，对拜登不利，所以为求控温，民主党对中方不让步也不行。换言之，2024年就是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收获日后博弈筹码的大机遇。

大陆今年的政策首要剑指经济问题，合情合理也属必要，因此处理台湾问题应该要放在拼经济的总体战略里，如此方能齐头并进，而不是让两个问题互相耽误。

在思维上去繁就简，在政治面小题大做，就是让大事化小的最佳途径，重点是，要有目测可见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