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火的旗帜下：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与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初成

　　当历史进入约250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气候迅速变冷并出现地质史上规模最大的冰川活动。冰期极盛时，北半球高纬地区形成大陆冰盖，格陵兰冰盖覆盖了格陵兰和冰岛，劳伦大冰盖掩埋了整个加拿大，并向南延伸至纽约、辛辛那提一带。欧洲将近一半被斯堪的纳维亚冰盖覆盖。西伯利亚冰盖则占据了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在我国，据李四光研究，相应地出现了鄱阳、大姑、庐山与大理4个亚冰期。现代冰川覆盖总面积约为163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128]

　　从距今约180万年至约4000年前，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旧时器和新石器时期。其间中国古人的社会组织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

　　与此同步的中国气候的变化是由印度板块大陆的北向冲击导致青藏高原急剧隆起越过2000米以上[129]，这导致中国现代季风的形成。由于高原对大气环流的热力和动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冬季不再受暖平流影响，冷空气得以聚集成强大的冷高压；位于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陆热低压得以维持、兴盛；印度季风因此与东亚现代季风环流系统得以建立。青藏高原的隆起进一步推动中国西高东低的地貌形成和由此阻碍西南暖湿气流长驱北进和北方冷空气因高原隆起而不能顺利南下与印度洋暖流交汇并形成雨水，只能集聚在西北内陆，这样便造成中国西北内陆受下沉气流控制并导致干旱和干冷。

　　从第四纪走出来的人类可谓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距今2万～1.4万年，全球气候进入“末次盛冰期”，“是距今最近的一个与现代间冰期气候环境反差最大的时期”[130]。冰期最盛期时、陆地冰盖和海冰扩张、海洋表面温度降低，海平面大幅下降。这一方面扩大了古人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加了他们抗寒的难度。全球地表比现代低4～5℃ ，其中北半球低12～14℃。当时全球陆地的1/3被冰盖，全球海平面下降了90～120米[131]。中国东北、华北地区低10℃ 左右，华中地区低8～9℃，而华南地区只低2～4℃。当时中国东部最北部的年平均气温达－15℃以下；陆上南北年平均气温的最大差异达50℃以上。在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年平均气温较今低10℃以上，西南地区低7℃，青藏高原低6～9℃[132]。这时中国约1/3的边缘海面下降而成为陆地，西太平洋浅海大面积裸露，使得海洋对中国大陆的水汽供应量大幅减少[133]。

　　不难想象，在进入第四纪冰川寒冷的压力下，向相对温暖的南方赤道方向迁徙将是更多的中华古人的明智选择。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抵御天灾的能力都不足以保证整个部落在短期完成这样的长途迁徙，其中大部分很可能因抵御不住寒冷和大型猛禽的攻击而死亡[134]；相反，那些因学会利用火的部落，则会在这场大灾难中挣脱出来并因此获得进化[135]。

　　中华古人学会用火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至少180万年前的西侯度人[136]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137]。有了火，人类，尤其是生活在北纬30º以北的人类才能度过寒冷的冰川时期。西侯度人、蓝田人、北京人得以存活，无疑都是由于他们首先学会控制和利用火的技术。

　　在第四纪冰期，人种的延续与火及火种的延续是平行共存的。西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传说表明在当时火种保存能力关系到整个部族的生死存亡。

　　2015年3月，考古学家在山西沁水县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古人类遗址。在2.6万年前的地层中有6处火塘和用火遗迹。有一个火塘保存相当完整，火塘中心有大量木炭，木炭清除后，有一小浅坑，坑底的土壤已被烧红。火塘周围由拳头大的砾石围成石圈，石圈外围还有几块扁平砾石，这些扁平砾石就是石磨盘[138]。这说明，在两万多年前的末次盛冰期，生活在中国北方山西沁水高地的古人类已具有相当成熟的保留火种的能力。同年4月，在河北张家口泥河湾的考古遗址中也有同样的发现：位于周家山东坡一坍塌洞穴内，发现了近3米厚的文化层。其中很多用火遗迹，好几层灰烬，而且2平方米范围内发现8000多件石制品、动物化石等遗物。初步推断该遗址距今1万~3万年间，属于旧石器晚期[139]。不难想象，那些专司保护火种的人与今天手握核按钮的人一样，在本部落中被奉若神明，始终保持着至尊的地位。与此同时，火，就成了第四纪包括中华古人在内的北半球大部分部族的图腾并因此被纳入其审美视野，比如希腊神话中对普罗米修斯的赞颂，中华民族中黄（煌）帝、炎帝都被赋予“火”的尊位。而那由火神反映出来的原始先民对火的崇拜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大概均可追溯到第四纪末次盛冰期中华先祖对寒冷的恐惧及由此产生的对火的抗寒功能的敬畏。

　　末次盛冰期过后，又是大暖。距今12 000万年前的全新世（距今11 500～8000年）气温迅速升高，与此相应的降水迅速增加，全球气候已与现代相近。某些区域甚至出现较现代更为温暖的气候。如赤道西太平洋海域较工业化前高0.5～2℃，北半球中纬度的欧洲东南部、高纬度的极地等地区的气温可能高出工业化前2ºC以上，南半球中低纬度较今天高0.5～2℃，东亚地区气温升至与现代相当或略高。距今8000～4300年时，地球气候进入一个较今更为温暖的时期。北半球中纬度的中国东部、美国大部，气温高出现代2℃以上[140]。

　　全新世大暖期盛期中，中国东部地区年均气温较今约高2.5℃。其中长江流域以南地区高2℃，长城以外地区高3℃以上；青藏高原地区增温幅度最大，年均气温可能较今高4～5℃，“与全球同纬度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可能是升温最大的地区之一”[141]。以浙江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全新世温暖期鼎盛期时年均气温18～20℃，较今高出2～4℃。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 ，IPCC）提供的从最终冰期开始的海平面上升图[142]表明，这次因气温上升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是急骤而迅速的，其间出现的海平面上升，给当时人类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第四纪末期汇聚在此前还袒露着的东海和南海海滨大平原的连同生活其上的东亚古人多为呼啸腾升的海水所吞没。当时海侵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大陆与今海南岛、台湾岛和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曾裸露着的大片海床，到第四纪末期（距今6000年）都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据中国地质科学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方、凌小惠介绍：

　　在中国长江、黄河等河流入海处的水下有古三角洲存在。黄海、东海大陆架中黄土堆积和大型哺乳动物的发现更证实了这些地区曾经出露海平面之上。如薛万俊等，利用钻探和物探资料恢复了南海北部的第四纪地质环境的演变历史，在早更新世末期，本区处于海退期，古海岸线位于现代海底水深120～160米。中更新世时本区存在七次高海面和七次低海面，其中640～620千年和390～370千年两次高海面海侵范围最大，古海岸线在今日水深30～50米处。[143]

　　当历史进入距今9000年，气候变暖、冰川消融，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东海海平面开始上升，至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据文焕然制作的《辽宁南部10 000年来海平面高度的变化》[144]及刘明光先生提供的《华北平原的成长》两图可知，中国黄海海平面较今天提升近15米，此间海岸线大幅向内陆西移，渤海湾的海岸线在距今7400年已向西漫至燕山、太行山脚下[145]。在大洪水侵入大陆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保存比较好的旧石器遗址多集中在高原和丘陵高地的原因；同样也会对盘庚“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146]句中所包含的生活经验有更深的理解。当时，在大水中逃生除了飞翔外就是攀登高地。能带领本部族人民爬向和占领高地，是检验其领袖能力及是否值得部民尊敬的重要指标。这一来自生死的经验使中国人产生了尊岳为神的观念。杨义《易卦序论》：“险而止，山也。”[147]这一卦解与盘庚“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联邦”出于同一语境。同一语境下，中国古代“天子祭名山大川”[148]的活动，可源于中华先民“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的生死实践。

　　“万亿万岁，有一大水，昆仑飞浮。是时飞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149]何新、何幼琦先生均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山就是今日的泰山[150]。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因为今之昆仑山出现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后，此后中国西部的昆仑山周围不会再有大水环绕的可能，而东部的泰山则依托山东丘陆高地成为“飞浮”于大水之上的“昆仑”山。据刘明光先生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华北平原在距今7400年只是一个海湾。最初古冲积呈扇形向东发展，从山西高原流出的永定河、滹沱河以及漳河等许多河流也开始在各自的出海口形成冲积扇。只是到距今4200年时，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黄海时，黄河三角洲迅速向东南伸展，渐次与东面的山东丘陵和南矶的淮阳丘陵相连接。淮河水系逐渐形成，山东丘陵西侧出现一带湖泊地。距今2120年，也就是说到西汉以后，黄河再次改道向东北流入渤海，此后，黄河三角洲迅速与漳河、滹沱河、永定河等冲积扇渐次相接，海河水系渐渐形成。如果我们将时间定格于距今4200年前的历史，那时山东丘陵连同矗立于其上泰山（昆仑）“飞浮”于大水之上的景象就是真实可信的。而在这样被大水淹没的生活环境中，山东丘陵遑论泰山就成了先民们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而能带领部落人民进入山东丘陵继而泰山的即能够“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的“古我先王”，自然就是人民最为敬仰的领袖人物。由此，后来天下大定或有大功告成帝王，都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以此证明其地位的合法性。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说：“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151]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专章论述：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152]

　　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153]

　　《国语》说“禹封九山”，古文献多将此神化，如从距今四千多年前大禹治水时的感受体会，“九山”只不过是给当时对大水还心存余悸并对华北地势不熟的先民找出的最后的“避难所”。杨义真是一语中的：“险而止，山也。”美本质上起于对人类生命的肯定，而不是出于对美的想象。现代人类对山从而对仙的赞美多出于这一生死语境。

　　人类规模迁徙活动在任何时候都同时是一种文化创造和再创造的活动，早期人类在适应和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第四纪的环境变化使早期中华先民在抵御自然灾难的斗争中形成了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和最初的审美倾向。

　　对于生活在中国东部的古人类而言，海平面大规模升高无疑是一场不可抗拒的没顶之灾。这样大规模的灾难对东亚大陆及各岛国（如日本、菲律宾等）周边的古人类观念及其文化都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正如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或第四纪冰川气候不可能不对受其影响的人类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一样[154]。譬如在北纬30°以南的整个亚洲地区曾普遍流行对神鸟的崇拜，就是人们面对呼啸而来的海侵渴望获得空中救助的意识的反映。在许多民族的远古神话中，神鸟都与洪水的传说相联系：如中国“精卫填海”的神话就是当时人们幻想借助大鸟战胜海侵的意识的反映，大鸟最后被美化为凤作为图腾供人们崇拜。比较巴比伦的洪水传说中鸽子或乌鸦探水的故事、希伯来和后来希腊神话洪水传说中的鸽子与橄榄枝的故事以及地中海人的“方舟”意识，与中国“葫芦兄妹”的故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是因为生活在同纬度的亚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古人类都曾经历过同种灾难，同种经历产生出同样的文化感受。据考古，在美索不达米亚遗址底层有距今6000年前洪水层的存在；阿拉伯湾在从距今1.5万年前到6000年前海岸线曾向内陆推进了1000千米以上[155]。在东海发生的同样情景也发生在西亚：黑海在距今9800年前是淡水湖，其水位比现在低100米左右[156]，日本学者田家康写道：

　　由于8200年前事件的影响，西亚的气候变得寒冷干燥，人们于是移居到了适宜发展农业的黑海沿岸地区。然后，从地中海流入的海水袭击了居住在湖畔的人们。由于黑海的湖面在两年之间平均每天上升15厘米左右，人们不得不放弃村落，拼命往高处逃生。也许正是这次灾难作为洪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最后变成了诺亚的洪水传说。[157]

　　东亚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恐怕要追溯到180万年前的山西西侯度人和云南元谋人；而与中华古文化有原生关系的，恐怕应为地处中原的前者。关于西侯度遗址发掘情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西侯度文化》有如下记载：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共发掘32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动物化石中有个保存两段鹿角的步氏真梳鹿的头盖骨。它的左角靠近角节的主枝上，有一个横断面呈V形的沟槽，其上具有明显的人为切割或砍斫的痕迹。右角也有刮削痕。具有类似人工刮削痕迹的鹿头盖骨还有一件。这两件标本表明，当时人们可能已制作骨器。化石中还有一些颜色呈黑、灰和灰绿色的鹿角。马牙和运动肋骨，化验表明是被烧光的。遗址出土有鱼类和巨河狸，证明当时这里有较广的水域。哺乳类中绝大部分是草原动物。也有适于草原和森林生活的动物。表明当时西侯度一带为疏林草原环境。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属暖温带以北的种类，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天凉爽干燥。

　　据地质时代划分，西侯度文化当处于第四纪初期。与第三纪不同，这是全球性气温变冷的时期。应用同位素技术来分析古海水的温度，太平洋温度从第三纪始到末的3000万年中下降了8℃。这说明第四纪全球性变冷的趋势异常强烈。此间，每次冰期来临，气温大幅度下降，极地冰盖增大，雪线下降，山岳冰川发展。在间冰期，气候转暖，冰盖和冰川退缩，但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海浸现象。

　　与云南元谋文化不同，西侯度处于现在的北纬30°、东经110°的位置，位于中原内陆，遗址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这里尽管避免了被海水吞没的危险，但却随时受着寒冷的威胁。如果说，距今1500万～170万年间的开远－禄丰古猿生存的最大威胁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所产生的地壳震动以及间冰期出现于东部沿岸的大面积海浸，那么，到第四纪的包括西侯度人在内的整个黄河以北的华夏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胁则是寒冷的气候。西侯度遗址中带切痕的鹿角和动物烧骨的发现，显示当时那里的先民们已掌握使用火和保存火种的技术。哪里有寒冷，那里就必须有火种[158]。可以设想，随着一次次冰川期[159]的来临，黄河以北那些失去或没有火种的氏族将成批地被冻饿而死，而那些得到——甚至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得——并有能力保住火种的部族则相继得以存活和繁衍。由此可以说，西侯度人对于后来古华夏人的最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其石器工具的先进，而在于他们为后代传下了火种。在第四纪，火可不主要是为了烤肉，而是为了保命；在当时，火塘里若没了烟火，恐怕整个部落就要灭种——这大概就是中原人用“不绝香火”[160]表达传宗接代意识的最初动因，黄河以北的文化恐怕也会由此发生断代；自然，后来的华夏文化也就不可能延续。

　　浚哲中华，长发其祥[161]。从蓝田人和北京人用火痕迹的连续性看，火种及其保存技术对于华夏民族及其文化的延续起着关键作用。有了火，就有了部族的繁衍，有了部族的繁衍，就有与之相应的火神的传说和对火的崇拜。

　　与鸟崇拜产生于全新世海水上升期间先民对洪水的恐惧一样，火崇拜也是产生于第四纪盛冰期间先民对寒冷的恐惧。崇拜火的部族，我们不妨在下面的章节中称之为“火族”，其文化我们不妨称之为“火文化”。

　　四、在火的旗帜下：炎黄部族的“南北矛盾”与中华古典辩证思维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62]在中原文化中，“华族”即火族。《释文》：“火，化也，消化物也。”[163]。《说文》：华（華），花也，荣也，煌煌光明状。这些都是火燃状的描述。“华”“火”二字古音互通。

　　《徐锴说文系传》：华（華），本音和，故今人谓华表为和表[164]。由此，从精神层面理解的“华族”，从早期实践的层面为尚火之族，继而推论，日本族取“和”，朝鲜人取“韩”，当与中华（汉）火文化同源。

　　至于后来出现的“华夏”一词，就是中华尚火民族——此可视为中华民族的前身——所建立的夏国；“华”是火族属性，夏，则是国号。“夏” 《国语》：“大也。以为善福，殷富天下为大也。”[165]《礼记》：“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166]华夏两字赋予夏国家至美至伟的语义。吕思勉先生说：“华和夏是双声字，难保本是一语。”[167]

　　而“汉族”的称谓，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是刘邦建立汉朝以后的事[168]，刘邦曾被立为汉王，辖巴、蜀、汉中三郡，其主要活动地区为汉江流域。《尚书·禹贡》篇：“番冢导漾，东流为汉。”“汉”字与“华”“火”二字意形相通，均取事物的跃跃然之生动状；不同的是，前者形意荡漾于水，后者形意煌煌于火。《说文》：“汉，漾也”；漾，即汉水的别名。嘉陵江水又名西汉水或阆中水，此地有汉高祖庙[169]。汉王刘邦得天下名国号为“汉”，此后，“汉”的称谓便由原来的地理领域引申到人文领域，汉人、汉族、汉语、汉字，以至汉奸等。吕思勉认为：“汉族的名称，后起的。是汉有天下之后（公元前202年），外人以吾国王朝的名字，做吾国民族的名字。前乎此，则有称中国人为秦人的；后乎此，又有称中国人为唐人的；其理由也相同。”[170]

　　鉴于火在华夏先民生活中所具有的攸关生死的特殊作用，在上古时期，燃火便是具有神圣意义的仪式。《尚书》[171]中的《尧典》开篇似乎就是对燃火仪式的记录：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172]

　　目前，书家对这段文献的解释过于理想化，这是由于这些文献在秦之后发现和编辑时加入了当时维护和颂扬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需要[173]。在各家注解比较中，笔者采信张祥平先生的解释，认为他的解释更贴近经历过冰期大寒劫难的中华古人敬畏火的意识。张祥平先生在《中华先民崇拜烟火图腾——<尧典>记载的人类学史实》[174]一文中用通假的方法对《尧典》这段开篇文字做出新解释，认为上述引文“很可能是当时的人们祝祷时的合唱词”。如果将句中“勋”通假为“熏”，“钦”通假“薪”，“文思”通假“文（烟火）嗣”，“让”通假“燃”，恢复四字一顿的简明格调后，其句式就是：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熏（勋）薪（钦）明，文嗣（思）安安，允恭克燃（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其意译为现代白话就是：

　　说起古时的酋长尧，那正是：放散熏烟，柴火通明，以文（烟火）为图腾的氏族子孙们平平安安；虔信恭敬就能够（使柴薪）燃烧起来，光辉洒向四方，达到天上和地下。

　　张祥平先生认为：开篇放散熏烟，柴火通明的场景，与下句“文嗣安安”及下面的“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二字的场景正相吻合。“燃”，对于视火为生命的远古先民来说是在开启重大活动前必须进行的最重要也是最敬畏的仪式，因此，用“燃”通假“让”，更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张祥平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以“华”为总括，其源可溯至《尧典》：“光被四表”句，而其证则在《舜典》中“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句中的“华”，是对舜最高的赞誉。毛泽东也说：“华者花也”[175]。花，《说文》：本作华。荣也光华也，由于崇拜烟火及其光华，所以酋长们多用光华亮丽物品作装饰及象征物。中华者，处于中心地带和中央地位的光荣之族；用现代的话解释，可谓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中华先民对烟纹的崇拜和赞美实则是对火的崇拜和赞美，后来出现的“文明”即是烟（纹）火（明）两类物质的集合体，而“文化”“文采”等都是“文明”派生出的概念。《尚书·舜典》“受终于文祖”[176]句中的“文祖”，孔传解释为“尧文德之祖庙”，文祖，实则是火祖，是拜火的地方。祖，族之所护者也；“文祖”，即以火为祖。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就是以火祖的民族和文化。

　　上古传说中炎帝尚火。《说文》：“炎，重火也。”黄帝崇拜太阳。“黄帝”在《尚书》《庄子》中又作“皇帝”。上古“黄”“皇”通用，光，皇同音；“黄”，《说文》：“古文从光”。《易传》：“曰煌煌似黄”；《春秋元命苞》：“皇者，煌煌也。”[177]《春秋运斗枢》：“玄泊有皇天，故称曰皇皇者中也，光也。”[178]这说明黄帝是太阳的人格化身。炎黄二帝同为火族，所尚有异，但其渊源均与火崇拜有关。火，是古人类，特别是第四纪人类所感受到的最直观和最具体的热源，据法国人类学家列维•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原则[179]，在农业发生前后，中华先民很自然会把太阳理解为“天火”或“天上之火神”。

　　日本学者田家康说：“由寒冷和干旱引起的民族迁徙，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融合，给新思想的萌发提供了土壤。”[180]进入第四纪末期距今即1万年的时候，气候迅速转暖，距今8000年时候，气温大幅暖升，此时中国历史入新石器时期。距今5000年，气候升温已达峰值，此间也是传说中的炎黄二帝的活动期。气温上升使中国西部先民的生存空间又大幅扩张，劳动收获也相应丰富起来，但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先民的生存空间因海侵却在大幅压缩，他们被迫西退并在途中与中原部族发生冲突，而由东而西的蚩尤与由西而东的黄帝在涿鹿发生的冲突只是其中的场景之一。

　　物质的丰富又会导致本来合二为一的华族部落的分化，炎、黄两分便是这种分化的结果。姜姓炎帝是尚火的高辛族，姬姓黄帝是崇尚太阳的高阳族。他们的祖先均可追溯到西侯度人、蓝田人及北京人。不同的只是古人类利用传说的形式把这漫长的历史转化为神的历史。《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181]“姬姓族以姜姓族为其母族。姜与姬累世通婚，世代为婚族。”[182]《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183]徐复先生在《訄书洋注》认为：华，即陕西华山[184]，古华山在今河南，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嵩山（今密县附近有古华城）；黄炎二族曾居今河南全境：黄帝族稍偏东，在今河南中部襄城、许昌、新郑一带，炎帝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阳、内乡一带，或直到今湖北随州一带。两部族当为同一血脉并奉同一火祖。

　　炎黄两族中，炎帝族较先采取农业生产方式[185]和较熟练使用生产工具（火和石斧[186]），因而文明程度相对较高，较先占有优势。炎帝族从中原向南扩张与很可能因海侵的压迫从东部沿海西进的以蚩尤为首的东夷九黎部发生了冲突，九黎族逐炎帝至河北涿鹿，炎帝被迫联合黄帝并在涿鹿大败蚩尤[187]。炎黄二族的这次联合使中华民族形成最初的核心族团。此后，炎黄二族的火图腾合二为一，他们的后代便被称为“炎黄子孙”。

　　但是，炎帝族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使之在炎黄联盟中丧失了权威[188]。而联盟中黄帝部落对蚩尤作战的胜利确立了黄帝在部落联盟中的权威。这引起炎帝部落的不满，双方在阪泉[189]据说是为了争夺与部族生存攸关[190]的盐池[191]而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冲突，炎帝失败[192]。此后，黄帝势力控制中原并进一步向黄河下游扩张，黄帝文化也由此成为黄河流域的正统。

　　传说中帮助黄帝打天下的著名首领有：

　　少皞，姓已或嬴，名挚，居曲阜（山东曲阜），号穷桑帝。此乃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当地以鸟为图腾的夷族[193]杂居，改进并发展了夷族文化。

　　颛顼，相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河南濮阳），号高阳氏，用黄帝文化征服并改造了当地九黎族文化。

　　帝喾，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亳（河南偃师），号高辛氏。帝喾有四妻，分别生弃、契、尧、挚四子。弃为周祖先，契为商祖先。

　　阪泉之战后，姜炎族分流，炎帝与黄帝两族的文化也随各自阶级地位的变化及其迁徙的地域不同而呈明显差异。“历史上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194]大体说来，黄帝族势力在黄河中下游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土著的文化形态，形成较为统一的以崇尚天上之火即太阳的黄帝族的正统文化，而阪泉失败后姜炎族的去向对中原周边，尤其是南方和西部地区的文化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国古史里往往只看地名的迁徙，便可推溯出民族迁徙的痕迹来。”[195]今陕西岐山有羌氏城，渭南大荔县有羌白镇，甘肃古有羌水（发源于岷县），这与“羌”字有缘的地名由东向西继而向川藏南迁的路线[196]表明，从河南炎帝姜姓族中分化西迁的便是后来羌人的祖先，上古“羌”“姜”音可通转，《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童书业《姬、姜与氐、羌》：“古姬、姜之族似与氐、羌之族有甚密切之关系。‘姜’之即‘羌’，近人论之详矣。”[197]章炳麟《检论·序种姓》“羌者，姜也”，“神农所部，盖兼西域、青海，内得陇西，故天水亦有姜氏。观其楼橹严博，城廉百里，斯天下之壮观也”[198]。“姜，姓也，逋子为氐、羌。”[199]这说明羌人不仅为姜炎族的一支，而且为姜炎族中从事游牧业即“姜戎”[200]的部分。姜羌分流事实上是中原姜炎部族中农业畜牧业分离的结果。

　　“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201]而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更是远古人类生产方式发生的带有质变意义的大革命。与人类从采集业转到游牧业所产生的革命意义一样，人类从畜牧业转移到农业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从自然的历史进一步向自觉的历史继而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

　　姜羌火（华）族分流的本质是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分离。姜炎火（华）族南下的部分坚持原有的农耕生活方式，而从中分离西迁、继而向西南进发的羌人则继续其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这些南下和西进的姜炎后裔将炎帝的拜火意识传播到中国西域、西南，乃至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区别于中国东部华族的火族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东部的火文化较西部更抽象，其外延的领域也就更广泛，如太阳，为天上大火，华，火之光。由此引申出代表中华文（炆）明等美好意象符号。《说文》中太、大二字本为一义：“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天，《说文》：大之颠。

　　羌族是我国西部尚火并行火葬的民族。《吕氏春秋·义赏》：“氏羌之民，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202]中国中原炎帝的自然火与黄帝的天上火及东夷的“神鸟”相互化生出太阳、火凤凰等，而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则更多地保存了姜炎文化的原始即对自然火崇拜的文化形态。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火是自然的，它象征着神圣、正义、光明、纯洁；在中国东部，太阳、火凤凰等则是与自然火融合而化生出的。中国东部河姆渡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其图案反映了河姆渡时期东部夷族的鸟崇拜与黄帝族的太阳崇拜相融合并以太阳图腾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在中国西部四川金沙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被命名为“太阳神鸟”的金钸，饰品图像中的鸟类围绕着的与其说是太阳不如说是自然火。图中的火苗栩栩如生，这是由海滨东进的东夷鸟文化与位于中原的姜炎火文化融合后的艺术表现。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203]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将东夷直称为“鸟夷”[204]。童书业先生说：“禹贡作时东方沿海一带尚有以鸟为图腾之部族，盖古时东方各族本多以鸟为图腾也。”[205]胡厚宣先生从甲骨文中先后找出八块甲骨上的十条卜辞材料，发现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头上都有一鸟形，鸟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认为甲骨文中王亥字样中加鸟形，胡先生说：“王亥的亥字，为什么要加一个鸟旁呢？我们以为这便是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遗迹。”[206]

　　对鸟的崇拜是东部夷人受到海侵的部族对空中鸟类飞翔能力的渴望。高飞能使这些受海潮追吞的部民逃离漫天而来的海水。商是黄河下游古老的夷人部落，《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07]句，就是用神鸟来确立商王朝的神性即合法性。

　　凤（鳳），可能是南方鸟族与风族融合继而又与火族融合的图腾。先民认为鸟的飞翔是由于风的神护，于是风鸟合一的“鳳”（凤）便应时而生。《说文》：“凤，神鸟也。”《白虎通》：“其神祝融（火神），属续也。其精为鸟，离为鸾故。”[208]凤，亦为风神；同时，凤皇（亦作“凰”）也是火鸟。正是这种产生于冰期冻灾和暖期水灾带来的双重苦难的经验，造成了当时中国中原及其西部的以火为主题的图腾体系和东部滨海地带的以鸟（风）为主题的图腾体系及其相应的审美文化。

　　至于后来的“凤”与“凰”的融合，则可能是东夷蚩尤在涿鹿被黄帝打败后被迫接纳黄帝部落太阳（天火）图腾并将其与东夷鸟图腾融合的结果。《河图帝通纪》：“风者，天地之使。”[209]，以前是风举鸟[210]，现在则又加上了风助皇，“凤凰”由此而出。在河姆渡及仰韶庙底沟出土的日鸟护身符和陶饰，其中不少神鸟肚上画一太阳图案；马王堆汉墓及汉瓦当中的鸟立于日中的“日中鸟”。比较二者，我们会发现中国东夷鸟族由东向西与黄帝太阳火族在冲突中最终融合为一体。不同的只是，在南方江淮鸟族势力大的地区，太阳被囿于鸟腹中；在北方黄帝太阳族势力大的地区，认为“风从火出”[211]，鸟被括于太阳之中。黄帝族王于中原后，由“凤凰火精”衍生出的“凤凰涅槃”[212]的观念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审美。

　　随时间推移，中原火族文化分布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在西部只有贵族才可以享受的火葬（如西藏喇嘛）在东部中原地区却不为民俗所接纳。在陕西、青海（循化、卡约）、甘肃（寺洼·马家窑、齐家）等地的石器文化发掘中均发现羌人留下的火祭和火葬的痕迹[213]。氐族乃羌族的一支，吕思勉认为：“氐羌是一个大族。从秦、陇、蜀三省之交，曼衍于青海、西康两省，都是羌地。”吕思勉还在这句话后加了一个注释：“现在所谓康，疑即羌字的旧读。”[214]吕先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姜炎火族败旅中向南方荆楚一带迁移的部分。《淮南子·时则篇》：“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祝融，火神。”[215]《帝王世纪》：“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216]这说明姜炎族留在中原“南方之极”的一支是火族中的农业部落。其首领大概就是祝融。《国语·郑语》说祝融乃“高辛氏火正”[217]。高辛是炎帝族号，火正即火官。其实，炎帝、祝融均为姜炎火族的化身，不一定确有其人。最合理的解释是把祝融理解为姜炎族阪泉之战后南下族群所信奉的首领或图腾。后来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说明楚人的先辈可能就是从中原败北南下并与当地土著融合的炎帝族的一支。从资料上看，他们给楚地带去了农业知识。祝融在楚人眼里的形象后来还转化为火神、雷神和“天火之神”即太阳神，同时，凤也是祝融的化身[218]，这是南下的火族与东来的鸟（凤）族图腾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结果，炎帝族南下并与荆楚地域的先民文化磨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荆楚文化。

　　在山东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中有件绘有日月山图案的陶器，对于这个图形学人历来解释不一。有下部为“山”说[219]，也有“云”为“海波”[220]说，笔者以为它反映的是火与太阳的结合。“火”，甲骨文的写法为，此与中间图案下半部分相似。它可能是黄炎二族蜜月时期的图腾指示。在这里炎黄文化融为一体，天火即太阳与地火合二为一了。《白虎通·五行篇》：“炎帝者，太阳也。”[221]黄帝有时也变为火神，《管子·轻重戊》：“黄帝作钻遂生火。”[222]华夏古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初具雏形。

　　值得指出的是，黄炎火族在中国黄河中下游的传播，其意义不仅仅是物质的；它之所以注定要对整个亚洲发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它在传播的途中对中原周边地区原住民的图腾意识不仅具有大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巨大的包容和融合力——这是中华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形成的天然品质。与其他民族的图腾如凤、虎、熊、日、月等比较，火是反映事物辩证法最灵敏和最直观的材料。它既可“生生”[223]，又可天生；时消时息，时阴时阳，彼此辩证，扑朔迷离，以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奠基人之一”[224]的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皆火符合规律地燃烧和熄灭的结果[225]；“世界是万物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226]列宁赞扬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绝妙的说明。”[227]大约比赫氏稍早却与中国老子同期的琐罗亚士德是中亚拜火教的创始人，其哲学充满辩证色彩。列宁说：“波斯哲学（和宗教）学说中的火是某种类似的东西。”[228]在先秦中国，火（华）族文化象只大熔炉，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神铸为一体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很好的认识论基础，与之相反，印度婆罗门教则原样保留了那些无数小神，这对后来印度更加散漫即多元而不一体的文化胚胎的形成提供了基因。

　　且不说太阳、神鸟（比如火凤凰）等图腾与火图腾已融为一物的数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整个中国石器时代的陶器文化，就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火文化主题。比如，北京人遗址中的赤铁矿粉屑染成的红色兽牙；半坡遗址中的红色染料和涂有朱红的人骨；再如流行于整个仰韶文化彩陶面上的以红与黑为基调的纹饰[229]和以火和太阳光芒为主题的图案，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宗教和哲学的内涵远大于其色彩美学的内容。

　　陶彩是原始人哲学观念最忠实的记录。色彩的含义在先民眼中已超出本身的物质内容，它是一种宗教感情的表现符号。若将这些符号与火和太阳为主题的图案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所表现的是古中华文化中最初的阴阳意识：红为阳，阴为黑。大概是黑夜里的明火可阻止某些野兽侵袭的经验使狩猎时代的先民产生了红色可避邪的意识。红，火也[230]。“火，阳也。”[231]石器时代的墓中人骨上涂朱及后来文化遗址中在房宅墙壁及地面上涂朱的现象，大概就是这种“避邪”意识的文化表现。今天中国人仍有红喜黑丧的观念，这些都可以发源于火（华）族文化的阴阳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中原地区的传播的史实中得到解释。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32]就在火族文化（渊源于称雄中原的黄帝族文化）以中原为中心随其建立的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大而成为主体文化，而处于臣属地位又不甘于这种地位的蛮夷戎狄诸族团也自发地产生着与其对应的反压迫和反霸权的文化。

　　最终赋予反压迫文化以理论形态的是地处黄帝王地“卧榻之侧”即鲁皖荆楚等地而又备受屈辱的东夷南蛮等部族的文化。

　　楚人乃姜炎败旅南下部族的后裔。自有祝融旗号以来荆楚部落就受四面强敌的威胁。夏殷两代，楚人部族已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夏时，“融降于崇山”[233]，并助夏人战胜三苗。居于楚地的“三苗”土著[234]受到南下的炎帝败旅的挤压向西南迁移，这部分人大概就是后来苗族的先祖，他们又与南下的羌人融合形成独特的苗族文化，以至《后汉书·西羌传》开篇就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235]与之相呼应的是，苗族远古传说中的《开天辟地》就从其始祖“姜央”开篇[236]。据考“姜央又叫姜炎”[237]。苗族奉蚩尤为祖先，而《路史•后纪四》称蚩尤乃“姜姓炎帝之裔也”[238]。

　　殷时，殷王武丁兴师南下讨伐荆楚，荆人深受其侮。《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239]。这反面说明当时楚人的心境是如何绝望！与巴比伦囚困中的犹太人[240]在绝望中创造了耶和华大神并以耶和华之口来传达他们渴望解放的意识一样，绝望中的荆楚先民在屈辱的困境中也自然要创造出自己的生存哲学并推举出自己的代言人。结果，荆楚学人老聃不辱使命，以自己那高不可及的哲思，向中原王室贵族文化率先发难。他从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入手，阐发出与中原正统文化截然对立的世界观。他说：“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损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241]老子很像耶和华大神，站在弱者的立场，向统治者宣布弱者必胜的规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242]一句话，只有给楚国及弱小民族以更多的自由，统治者才可能与之共处，不然，代表弱者的“天道”一定要战胜统治者的“人道”。

　　马克思、恩格斯说：“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的直接产物。”[243]炎黄分裂同时也是本属火（华）族内部出现的“南北分裂”： 被统治者的“南方世界”最终推出可以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方世界”抗衡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道家老子的学说；黄帝正统的“北方世界”最终也推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两者正奇相合，成为发育中华文化的最初的具有理论形态的基本酵母。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244]孔子的“道”强调的是一种君臣上下的礼节关系。老子则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45]。孔子言“中”：“中庸之为德也，至矣乎，民鲜久矣。”[246]老子亦言：“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这里的“中”与孔子的“中”不同，前为中止，后为中空。从思维方式上看，孔、老似乎均采源于尚中意识的正、反、合逻辑，不同的是，孔门之“合”的结果是对立面的调和；而老子的“合”则是向原始回归。关于此，庞朴先生表述得极精彩：“儒家是由二进到三，以三来中和二；道家则是由二返回一以一来泯灭二。”[247]寥寥数语，道尽两门真义。

　　不同的哲学及其创立者在历史上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德国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贡献在于，前者用“二律背反”从外部规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欧洲神学至尊，从而引发了欧洲近世革命；后者则用“对立统一”从内部规定了世界，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精神聚合为一。前破后立，由此造就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和建设的历史。同样的历史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家学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孔子的儒家学说则将老子解放了的思想进行整合从而将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二者互补且不可或缺。

　　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只有被压迫者才最渴望变化，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老子用以“无”为本的“道”否定王族贵族以“有”为本的“道”并破天荒地提出一套相对主义的判断方式来否定王族世界的绝对秩序。世界在老聃眼中变成了一个二元互补的存在：“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248]是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249]。在老子看来，贵族以平民为本，其间无绝对贵贱之分，是故“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250]。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权威的肯定存在于权威的否定之中；继而，老子告诉统治者：“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251]放弃统治才是最好的统治，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252]

不难看出，华夏古文化中的道儒两家当属同一种思维形式发散出的分别反映不同社会利益的文化体系；而这两种文化体系又可倒追至石器时代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火崇拜及其衍生的中华（火）文化。前者在中国历史上更多地为被统治和被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后者在中国历史上则更多地为统治和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两种文化体系在中华文化中相辅相成，生生不息，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简短的总结

　　新生代以来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造成印巴次大陆北部及青藏高原的迅速隆升，空气稀薄、自然震灾与冰川期的到来，迫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古猿人即中国云南开远-禄丰猿人在大量减员后逐渐呈扇形向北、东、南三个方向的低地迁徙[253]，他们进化为最早的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的中华古人。严寒的气候使他们掌握了取火技术，而火的掌握又使他们部分人得以大幅向北推进；另一支沿今已被海水淹没的广阔的南海滨海大平原东进，云南元谋人、广西柳江人、马坝人便是他们与当地土著冲突和融合的后裔。其中有些部族北折并沿东海滨海大平原北上进入日本、朝鲜。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海平面大幅上升吞没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广大滨海平原地区并大大压缩了中华古人类的生存空间，这迫使其中得以逃生的部分西退至现在中国的华北华东地区，而在中国东部沿海发现的龙山、大汶口、良渚、河姆渡等新石器遗址，则是这部分西退的中华古人与当地原住民冲突和融合后的结果。这部分被海水向西逼退到中原高地的部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从青藏高原进入中国西北地区并与中原地区扩张的中华古人——西侯度人、北京周口店人等则是他们的遗址——发生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蚩尤部族与炎黄部族的冲突，及后来的黄炎二族的内部冲突和后来炎黄两部的非对称型分裂。前者导致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后者导致本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格局的出现。而黄帝族在中原的胜利及随后中原地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则保证中华各民族的多元发展始终没有脱离一体的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较早地形成了以火文化生发出来的阴阳意识继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迁徙能力的大小是古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华先祖由东亚大陆出发，覆盖整个太平洋两岸及南至澳大利亚的远途迁徙，与当地土著冲突融合后造成了远古时期的亚太出现以蒙古人种为基本特征、以中华人种为主体人种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并具高度融合力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布局，这为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中世纪农业文明的引领民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天道无情，适者生存，勇者胜。中华民族经过严酷的自然淘汰后来到这个世界，落驻东亚大陆，从诞生那天起，她就开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起改天换地的伟大角色。（全文完）

注 释：

 [1]“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术语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2]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3]吕思勉：《白话中国史》，言实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472页。

[5]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6]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7]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8]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1801年，30岁的黑格尔任教于耶拿大学，直到1829年，就任柏林大学校长，其哲学思想才最终被定为普鲁士国家的钦定学说。1831年11月14日去世。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辩证同一。围绕这个基本命题，黑格尔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主要讲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三个阶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黑格尔在论述每一个概念、事物和整个体系的发展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这种辩证法的原则。恩格斯后来给其以高度的评价：“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一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品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等。

[9]［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10]［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11]［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12]［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3]［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14]毛泽东：《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

[15]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16]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西瓦古猿命名先于同期的腊玛古猿，故应取消“腊玛古猿”，使之并入“西瓦古猿”属，作为西瓦古猿的雌性个体。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现状和展望》，载《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0卷第2期。

[17]毛泽东：《贺新郎·读史》（1964年）。

[18] 1932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刘易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瓦利克山区发现一块像人的上颚骨碎片，定名为腊玛古猿。当时认为它可能是人科的成员。后来，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肯尼亚、希腊、匈牙利、中国也都发现了类似的化石，时代在1400万年~800万年前。

[19] 1956~1957 年，考古学家在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第三纪褐煤层里，与三棱齿象、利齿猪等化石伴生，两次共发现古猿牙齿化石 10 颗。前一次发现的 5 颗牙齿，是属于同一个下颌的左、右前臼齿和臼齿；后一次发现的是下颌右侧的前臼齿和臼齿。地层年代测定为中新世晚期，距今1500万年。1975 ～ 1980 年，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的第三纪褐煤层里发掘出不少腊玛古猿的化石，具有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一些重要特征；它的形态比开远腊玛古猿更进步，更接近人类的早期类型。含禄丰古猿化石的地层年代，为早上新世晚期或中上新世早期，距今约 800 万年。

[20]《民族地理杂志》1963年第1期134～135页。

[21]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6卷第4期。

[22]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3]我国早期猿人阶段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位于芮城县西侯度村。距今180万年。

[24]贾兰坡，1908年生，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25]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

[26]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7]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4页。

[28]刘嘉麟等：《近年来中国第四纪研究与全球变化》，载《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3页。

[29]黄万波：《论“东亚型”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9页。

[30]《最后的古猿——揭开欧亚大陆最晚中新世古猿幸存之谜》，载《光明日报》2016年3月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bk/bkpd_qkyw/bkpd_rdwz/201603/t20160321_2930081.shtml。

[31] 2015年3月10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在中国贵州省“瓮安生物群”中发现一枚原始海绵动物化石，它被命名为“贵州始杯海绵”。根据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法，确定了“贵州始杯海绵”所在的磷矿石的年龄，从而确定该海绵生活在6亿年前。海绵动物是整个动物界中最原始的类群，“贵州始杯海绵”是迄今全球发现最早且可信的原始动物实体化石。该发现将海绵动物在地球上出现的实证记录从寒武纪向前推进了6000万年。《科学家发现迄今最古老原始动物化石》，

http://cpc.people.com.cn/n/2015/0311/c83083-26674126.html。

[32]胡焕庸、陈业裕编著：《世界海陆演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3]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制：《中国古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34]张双棣撰：《淮南子校译》（全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

[35]参阅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海底地貎》，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36]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下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37]参阅《华力西运动之后海陆分布图（距今二亿三千万年前）》《喜马拉雅运动之后海陆分布图（距今年一千万年前）》《第四纪冰期之后海陆分布图（距今一万年前）》，载于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下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12、13页。

[38]［英］H．H．拉姆（Lamb）著，汪奕等译：《气候的变迁和发展》，气象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174页。

[39]《最后的古猿——揭开欧亚大陆最晚中新世古猿幸存之谜》，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3月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bk/bkpd_qkyw/bkpd_rdwz/201603/t20160321_2930081.shtml。

[40]《最后的古猿——揭开欧亚大陆最晚中新世古猿幸存之谜》，载《光明日报》2016年3月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bk/bkpd_qkyw/bkpd_rdwz/201603/t20160321_2930081.shtml。

[41]［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42]“距今11万年前气候寒冷化，冰雪逐渐变成积雪，原本在海洋中的水被储藏在了陆地上，导致海面水位逐渐下沉。距今2.4万年到2万年前之间是海面水位最低的时期，这段时期全球的陆地冰雪据估计有8500万到9800万立方米，相当于海面水位降低了130米。”［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43]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制：《中国古地理图集·说明书》，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44]“玉木”，指“玉木冰期”是英文Wurm glacial stage ，也有“维尔姆”“武木”等汉译名称，长期在中国文献中使用，是欧洲阿尔卑斯地区更新世的末次冰期，发生在距今8万~1.1万年间。

[45]［法］帕斯卡尔·阿科特著，李孝琴等译：《气候的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气候灾难》，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 80页。

[46]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制：《中国古地理图集·说明书》，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47]《日本研究人员发现台湾化石系“亚洲第四类猿人”》，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5_01_28_307855.shtml。

[48]［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49]李四光：《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50]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人类的起源》，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51]张之垣：《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载《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第50页。

[52]中原地区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古代被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夏商朝曾建都于中原商丘、安阳、郑州等，自汉朝起洛阳、南阳、开封成为王侯将相建都之地。周成王落实武王建都洛邑（今洛阳）计划，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卷四·周本记》）广义的中原是以中原六大古都群（洛阳，开封，商丘，安阳，郑州，南阳）为中心，辐射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广大平原地区，狭义的中原即指天地之中、中州河南。

[53]“22Ma B.P.的高原隆升事件，使高原与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地形反差，同原高度可能达到了对大气环流具有显著作用的1500～2000m的临界高度。”（汤懋苍等2001），转引自张兰生主编：《中国古地理——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54]黄万波：《论“东亚型”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7页。

[55]第四纪以来大致可分为四期地质构造运动活动期，相应有四期火山喷发期。第一期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初期，华北、东北等地有玄武岩喷发；第二期早更新世中、晚期，仅见华北地区玄武岩喷发；第三期中更新世中、晚期中国东部、滇西、藏北等地均有强烈玄武岩流喷出。第四期在历史时期的明清之际，中国东、西部火山活动频繁、剧烈，火山岩流仍以玄武岩为主，另有少量安山岩、粗面岩，《中国地质学》，地质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页。

[56]刘嘉麟等：《近年来中国第四纪研究与全球变化》，载《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3页。

[57]西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尽管氧气在大气中的相对比例没有变化，但由于空气稀薄，氧气的绝对量却变小了。空气密度是随高度的升高而减小的，由此导致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缺氧并产生相应的不适应症。据测算，在海拔4270米高处，氧气压力只有海平面的58%。另外，高原上升也导致气温下降。据气象测定，海拔高度每升高150米，气温会下降1ºC。一般海拔高度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6.5度。因此，高原地区的气温比同一纬度的其他地区更寒冷。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这种缺氧环境中的人，容易出现低氧血症及其他诸如神经组织、循环系统、脑生理功能等疾病。   

[58]第四纪大冰期的全球性冰川活动约从距今200万年前开始直到现在，是地质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期。在这些大冰期中，气候变动很大，冰川有多次进退，分别被称为冰期（glacial epoch）和间冰期（interglacialepoch）。在我国，这一时期也相应地出现了鄱阳亚冰期（137万～150万年前）、大姑亚冰期（105—120万年前）、庐山亚冰期（20万～32万年前）与大理亚冰期（1万～11万年前）4个亚冰期。在亚冰期内，平均气温约比现代低8ºC～12ºC。在距今1.8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最盛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0ºC～15ºC。间冰期时，气候转暖，海平面上升，大地又恢复了生机。其中在两个亚冰期之间的亚间冰期内，气温比现代高。北极等高纬度地区约比现代高10ºC以上，低纬度地区约比现代高5.5ºC。覆盖在中纬度的冰盖消失，甚至极地冰盖整体消失。在每个亚冰期之中，气温有波动，例如在大理亚冰期中就至少有5次冷期（或称副冰期），而其间为相对温暖时期（或称副间冰期）。每个相对温暖时期一般维持1万年左右。直到1. 65万年前，全球的冰川开始融化，大约在1万年前大理亚冰期（相当于欧洲的玉木亚冰期）消退，北半球各大陆的气候带分布和气候条件基本上形成为现代气候的特点。

[59]“发现南方古猿化石的沉积中有不少火山岩和凝灰岩，表明那时有过火山的喷发。当炽热的熔岩飞速从山坡下倾时，这对南方古猿是一种灾难。”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5页。

[60]《云南蒙自马鹿洞新发现新人种股骨——发现古老型人类幸存最晚的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中国考古》，http://www.kaogu.cn/cn/xccz/20151221/52480.html。

[61]《云南沧源发现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址——我国首次发现“和平文化”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中国考古》，http://www.kaogu.cn/cn/xccz/20151229/52605.html。

[62]20世纪后期以来，古人类学界在现代人类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假说。一些学者主张各地区的现代人都起源于大约15万~20万年前的非洲与古老人类属于不同物种的一种新人类—解剖学意义上的智人或现代人，大约10万年前扩展到世界各地，并完全取代当地的古人类。这种假说被称为“非洲单一起源说”。另一些学者提出“多地区进化说”，认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应该是各地的古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或许曾接受相邻地区的基因贡献，但本土连续演化是主流。近年来中国第四纪年代学取得一定进展，测年技术水平和精确程度都获得了较大提高，一些学者对我国5万至10万年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绝对年代的测定，这些遗址都证明了5万至10万年前中国很多地区都生存着古人类，而不像主张中国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里的早期人类在末次冰期时走向灭绝，距今5万至10万年前这里是“非人区”。参阅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3页。

[63]研究结果于2013年10月14日在线发表于《自然》（Nature）系列刊物Nature Communications。 张晓明（博士生）、祁学斌（副研究员）和杨召辉（博士生）为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宿兵研究员和石宏副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973项目，国家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以及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来源：《宿兵实验室在东南亚土著人群中发现新的古老母系遗传世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网站：http://www.kiz.cas.cn/xwzx/kydt/201310/t20131015_3954022.html。

[64]当时的东亚大陆沿海海岸远比今天广阔，它从今天的印度洋、南海北岸一直延伸到台湾岛和朝鲜半岛的东岸；当时广西与海南岛，乃至南洋一些国家，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日本之间全为陆桥连接。

[65]“东亚型”人是刘东生院士在讨论“巫山人”及其生活环境时提出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对此提法表示“十分赞成”，同意把东亚地区200万年前后的人属成员概括为“东亚型”人。黄万波：《论“东亚型”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6]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还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腊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

[67] 2010年6月３日，中国考古人员在杭州宣布，在浙江省境内发现了距今100万年前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这说明，这里在更新世一直适合人类生存，尤其在末次冰期，北方人群因气候非常寒冷可能迁徙到了华南地区。因此，相对北方来说，这里能提供更多的人类延续演化的证据。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参见《中国东南沿海发现一百万年前古人类文化遗存》，http://www.kaogu.cn/cn/xianchangchuanzhenlaoshuju/2013/1026/38964.html。

[68]关于中国不同地区的蒙古人种差异，可参阅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69]潘其风、韩康信：《中国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的研究》，载《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页。

[70]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71]转引自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45页。

[72]李四光：《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73]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47页。

[74]《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75]《考古表明六千年前红山文化先民为蒙古人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

http://www.kaogu.cn/cn/xccz/20141017/47877.html。

[76]《郭大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

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5/1110/51950.html。

[77]蒙古人种（Mongoloid）又称作黄色人种、亚美人种，在世界三大人种中，人口较多。主要分布于东亚、东南亚、中央亚细亚、西伯利亚和美洲等地。蒙古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包括：在肤色方面存在着由较浅到较深的一系列变化，其中间色调为黄色。头发黑色，比较粗硬，绝大多数为直发，胡须少或极少，体毛不发达。面部扁平度很大，颧骨明显突出，脸部宽大。眼裂多较狭窄，眼外角通常明显高于眼内角，内眦皱褶和上眼睑的出现频率较高，尤以北部类型为甚，眼色多呈褐色或黑色，鼻子的宽度中等，鼻根通常比较低矮或中等，唇厚中等，多为凸唇型。在颅骨的特征上，蒙古人种通常具有很大的鼻颧骨，反映出他们的上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相当扁平。颧骨比较高、宽，颧骨上颌骨下缘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眶型普遍偏高。鼻根点凹陷比较浅，除美洲人种外，鼻骨一般比较低平，鼻前棘和犬齿窝的发育较弱。在蒙古人种中，存在着较高的矢状嵴，下颌圆枕和铲形门齿的出现率。在蒙古大人种下面，根据某些体质特征的差异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如下五个小人种：北亚人种、东亚人种、南亚人种、东北亚人种和美洲人种。

[78]参阅《原始社会遗址图》，载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79]“仙女木”是寒冷气候的标志植物，因此用来命名北欧地区出现的寒冷事件。“新仙女木”的“新”表示末次冰期的最后一次寒冷事件件，约出现于12 500~11 500年前。“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气候变暖，进入温暖的全新世。

[80]［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6页。

[81]贾耀锋：《中国境内人类古文化发展的气候环境背景》，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100页。

[82]中国海，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总称。

[83]［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84]“这艘水下考古工作船由我国著名的船舶设计单位中船重工701研究所设计，使用全电力推进动力方式，排水量860吨，全长56米，型宽10.8米，型深4.8米，设计吃水2.6米，可以基本满足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工作的需求，并为水下考古专业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平台。承担建造任务的重庆长航东风船舶工业公司，是一家已有80年历史的国有大型骨干企业。他们将在14个月后的2013年年底，将这只船交付文物部门。据了解，这艘水下考古船的主要工作海域为我国沿海，包括西沙海域。”《我国第一艘水下考古船开始建造》，载《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5日，http://politics.gmw.cn/2012-10/25/content_5477011.htm。

[85] 1970 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的早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发现 3 颗下臼齿，研究者认为它与南方古猿纤细型较接近。此外，在湖北巴东县、广西南宁市所收集的一些下臼齿，可能也属于南方古猿。这些统称为南方古猿化石，地层年代为上新世到早更新世，距今约 500 万～ 100 万年。南方古猿的早期类型极可能是从猿到人的过渡生物，纤细型中的进步类型可能属于或接近第一阶段的人类。

[86]谢传礼等：《末次冰期中国海地理轮廓及其气候效应》，载《第四纪研究》，1996年第1期，第5页。

[87]在台湾海峡海底，静卧着一道横亘海峡的浅滩。这道浅滩发端于福建省东南沿海的东山岛，向东延伸到海峡中部的台湾浅滩，再向东北，经澎湖列岛而后直至台湾西部。学界通常称这道浅滩为：“海峡陆桥”或“东山陆桥”。地理位置在北纬22°33´至23°46´和东经117°10´至119°21´之间。

[88]参阅钱方、凌小惠：《中国第四纪环境变迁对日中文化与古人类交流的影响》，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

[89]［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90]吴新智认为：“在冰期时，中国的气候虽有降低，但是东部和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还是适于人类生存，尤其是在华南，连现在生活于炎热地带的猩猩、象、犀牛、獏、灵猫等哺乳动物连绵不断地大量繁衍，何况是人类。”吴新智：《20世纪的中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与进展》，载《人类学学报》1999 年第3期。 

[91]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92]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93]该研究结果发表于国际学术刊物《BMC Biology》（http://www.biomedcentral.com/1741-7007/6/45），来源：《宿兵实验室揭示东亚现代人的史前迁徙路线》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网站，

http://www.kiz.cas.cn/xwzx/zhxw/200810/t20081030_2385141.html。

[94]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95]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209页。

[96]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210页。

[97]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98]转引自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99]李四光：《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100]张雅军：《日本人群的种族起源和演化》，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101]［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02]［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103]参阅钱方、凌小惠：《中国第四纪环境变迁对日中文化与古人类交流的影响》，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104]钱方、凌小惠：《中国第四纪环境变迁对日中文化与古人类交流的影响》，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105]［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106]吴新智：《日本石器时代居民的起源和亲缘性》，转引自张雅军：《日本人群的种族起源和演化》，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第30页。

[107]长谷部言（1882—1969），人类学家、解剖学家。生于东京。190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任京都帝国大长谷学医学院副教授，新泻医学专科学校教授，至1920年任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院教授。这期间主要讲授解剖学。后到德国留学，在马丁（R Martin）教授指导下学习人类学。1938年任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学院教授，主持人类学教研室，1939年创设人类学科。主要著作：《日本民族的形成》（1949）。

[108]周国兴、张振标：《大龙潭人骨的研究——兼谈港川人与华南地区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古人类的关系》，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109]汤卓炜：《从ABO血型系统看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新缘性》，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110]汤卓炜：《从ABO血型系统看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新缘性》，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111]汤卓炜：《从ABO血型系统看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新缘性》，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112]周国兴、张振标：《大龙潭人骨的研究——兼谈港川人与华南地区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古人类的关系》，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113]《日本基因研究称日本人是东亚大陆与土著混血》http://world.huanqiu.com/well_read/2012-11/3235637.html。

[114]［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115]［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116]［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117]“末次盛冰期内40～25ka BP时存在着9次短期变暖事件，其变化过程呈现出突变特征，即温度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增加6～8℃（从较现代低12～13℃增加到较现代低5～6℃），降尘减少，每次变暖的持续时间500～2000年。气候这种快速波动在110～15ka BP期间共发生了23次。”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18]盖培：《从华北到美洲——关于华北与北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联系》，载《化石》，1977年第2期，第1页。

[119]盖培：《从华北到美洲——关于华北与北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联系》，载《化石》，1977年第2期，第3页。

[120]贾兰坡、陈淳：《亚洲和北美洲的史前文化联系》，载中国太平洋学会主编：《太平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0页。

[121]贾兰坡、陈淳：《亚洲和北美洲的史前文化联系》，载中国太平洋学会主编：《太平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122] Weidenreich (1946)发现周口店北京人的体质特征中许多是与现代蒙古人种一致的。吴新智（1990）：“山顶洞人头骨与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相似。柳江人头骨与琉球群岛港川人男性头骨相似的程度比其与山顶洞男性头骨相似的程度更大。”（均见吴新智：《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载《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9卷第4期；《中国与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关系》载《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3期。

[123]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载于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124]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载《童书业著作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36页。

[125]曾五岳、尤玉柱：《福建首次发现旧石器》，载《人类学学报》1990年8月，第283~284页。

[126]吴新智：《古人类学研究新进展》，载《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第22卷第5期，第3页。

[127]《增广贤文》：“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

[128]李四光：《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129]参见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制：《中国古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5版，第80页。

[130]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31]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32]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133]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134]“南方古猿的寿命是短促的。在南非一个地点的纤细型，约有1/3以上（35%）死于成年以前；在南非另两个地点的粗壮型的寿命更短，约有一半以上（57%）死于幼年和少年期。”李四光：《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135]人类使用火的历史现已大为提前。布雷恩（C．K．Brain）和西伦 (A．Sillen)教授在南非SwartKrans洞穴中从距今1000万至1500万年前的含南方古猿粗壮种的角砾岩层掘出59 488件动物骨化石碎片，其中有270件变黑的标本，经过组织学和化学鉴定，被确认是火烧过的。据认为这是人类使用火的最早证据。（详见《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第3期）

[136]西侯度考古化石中还有一些颜色呈黑、灰和灰绿色的鹿角、马牙和动物肋骨，化验表明是被烧过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137]“在元谋人化石产地地层中，发现大量炭屑，长径一般在4～8毫米之间，最大的有达15毫米者，小的有1毫米左右。这些炭屑大多分布在黏土的粉砂质黏土中，少量夹在砾石透镜体内。最密集的有两处，分布的上、下界约3米，大致可分三层，层与层之间相隔30～50厘米。耐人寻味的是，凡有炭屑的地方总是伴随有动物化石。1974年、1975年，在同一层位中找到几块颜色发黑的骨头，其中部分骨头经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鉴定可能为烧骨。这些炭屑、烧骨、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都离元谋元人牙龄化石出土点不远，并同在一个层位内，这不是一个偶合现象，我们认为，不能排除元谋人用火的可能性。”张兴永：《禄丰腊玛古猿在人类起源研究上的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138]《下川遗址可能是2.2万年前人类栖居地》，载《光明日报》2015年3月8日，第10版。

[139]2012年，河北张家口泥河湾马圈沟遗址发现200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远古人类的餐厅”，轰动一时。去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约150万~160万年的石沟遗址再次发现了古人类的用餐场面。2015年4月至12月，河北省文研所在泥河湾大田洼台地及周围地区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33处。在山兑村南发现比较集中的遗址群，“面积大，范围非常广。地层比较清楚，距今三四十万年，可以从中探寻人类迁徙和生活方式。”还有在后沟遗址发现一处人类生活遗址，距今78万年。位于周家山东坡一坍塌洞穴内，发现了近3米厚的文化层。其中很多用火遗迹，好几层灰烬，而且2平方米范围内发现8000多件石制品、动物化石等遗物。初步推断该遗址距今1万年到3万年间，属于旧石器晚期，应该是一处古人类长期居住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河北省东方人类探源工程昨日披露新发现　泥河湾首个洞穴遗址露真容》，http://www.kaogu.cn/cn/xccz/20160127/52948.html。

[140]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41]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42]［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143]钱方、凌小惠：《中国第四纪环境变迁对日中文化与古人类交流的影响》，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144]引自文焕然、文榕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145]参阅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华北平原的成长》，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146]译文：“从前我们的先王想创建比前人更多的功劳，就迁往山地去。用这个办法减少洪水对我们造成的灾祸，在我国立了大功。”参阅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147]转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地部三》（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148]转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地部三》（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149]转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地部三》（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

[150]参见何新：《诸神的起源》，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51]转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六•礼仪部十五》（第五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152]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书第六·封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67页。

[153]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书第六·封禅》，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页。

[154]印度神话《等待新娘的山神》中还有人们对“地上所有山都像生物一样，不断升高变大，不管什么地方的山都不断长高”的恐惧。（见王树英编译：《印度神话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55]［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156]［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157]［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158] 201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研人员发现了距今将近50万年可以初步确定为古人类用火的火塘遗址。那个时候的人不仅能控制火，还可用火加工食物，是人类踏入文明的重要标志。《本溪庙后山遗址发现火塘遗迹》，http://www.kaogu.cn/cn/xianchangchuanzhenlaoshuju/2013/1026/40444.html。

[159]第四纪冰川期共有5次，分别发生在距今180万年，70万年，30万年，10万年和6.5万年前。

[160]［元］马致远《岳阳楼》第二折：“但得一男半女，也绝不了郭氏门中香火。”［明］李贽《复士龙悲二母吟书》：“见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香火矣。”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九：“你是兼祧了两房的，钱家的香火，就只在你一人身上呢！”

[161]《诗·商颂·长发》有“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意思是在赞扬商汤立国；笔者借此句式颂扬中华民族亚洲发祥的世界意义。

[16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163]［汉］刘熙：《释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164]《康熙字典》，参阅《汉典》，http://www.zdic.net/z/16/xs/534E.htm。

[16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页。

[166]吕友仁、吕咏梅译注：《礼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页。

[167]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68]“汉以前人相信黄帝、颛顼、帝嚳三人为华族祖先。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1～92页。

[169]［明］曹学佺著：《蜀中名胜记》，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页。

[170]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71]《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较《今文尚书》多16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25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172]冀昀主编：《尚书·尧典》，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3页。

[173]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1964年，他在《贺新郎·读史》一词中曾批评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1975年5月29日，他在读书中评论说：“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页。

[174]该文载于《文史知识》1992年第9期；转载于《新华文摘》1993年第1期。

[1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页。

[176]冀昀主编：《尚书·尧典》，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0页。

[177]转引自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第七十六•皇王部一》（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54页。

[178]转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览•卷第七十七•皇王部二》（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64页。

[179]［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80]［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18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56页。

[182]何新：《雅与颂：华夏上古史诗新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183]《二十五别史·世王本纪》，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4页。

[184]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185]《说文》：秋时万物成而孰。《律书》曰：辛者，言万物之新生，故曰辛。《律历志》曰：悉新于辛。释名曰。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

[186]“从典籍记载看，炎帝族号高辛氏，而黄帝号高阳氏。关于高辛这一称号的含义，过去尚未有过确解。实际上，辛即薪的本字。辛在甲骨文中形如，取象于以斧析木之形。有薪（辛）即能得火，所以高辛氏其实初义应正是火神之别号。又，天上之大火星所在的东方星区，古天文文学中称作‘析木之津’而东方之歌则名‘破斧之歌’”。何新：《诸神的起源》，黑龙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页。

[187]需要说明的是，炎黄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与黄炎二帝之间的阪泉之战的时间先后，历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帝王本记》中认为涿鹿在先，何新先生在《诸神起源》中采用此说。而范文澜则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则以阪泉为先。吕思勉在《中华民族源流史》中则认为司马迁“未免自相矛盾”，推测“两役或竟是一役”。笔者采用司马迁的说法。

[188]“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史记·五帝本记》。

[189]“阪泉应在今山西省南部解县境。大抵这两部族的势力均在向北伸展，渡过黄河。”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页。

[190]“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

[191]钱穆认为：“解县有著名的盐池，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黄、农两部族在此战争，殆亦为此。”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页。

[192]“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记》。

[193]《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

[19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页。

[19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页。

[196]在今甘肃岷县东南的岷江古称羌水，因羌族居区而得名。屈曲东南流，至今舟曲东古桓水（即今白龙江）合。又东南至文县东与古白水（即今白水江）合，东南至今四川广元西南入嘉陵江。故今白龙江、白水江与岷江合流的一段，古皆有羌水名。此途沿岸很可能亦为羌人南下入川、滇的路线之一。

[197]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载《童书业著作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82页。

[198]转引自《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199]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200]“姜戎，春秋时西戎之别种，姜姓。”章炳麟：《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20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

[202]《吕氏春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404页。

[203]《康熙字典》，参阅《汉典》，http://www.zdic.net/z/16/xs/534E.htm。

[204]［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帝本纪·舜》，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05]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载《童书业著作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81页。

[206]参阅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第七章《图腾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3、146页。

[207]袁愈荌译：《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208]［清］陈立撰，吴则虞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7页。

[209]转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天部九》（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210]《国语》曰：“飘风之末，不能举鸿毛。”［宋］李昉：《太平御览•天部九•风》（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211]“易曰：风自火出，家人。”［宋］李昉：《太平御览•火部一•火上》（第七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84页。

[212]“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满500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郭沫若：《凤凰涅槃》，《郭沫若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213]黄河沿岸的卡约文化以循化哈特拉山和苏志遗存为代表。阿哈特拉类型的地域是《后汉书·西羌传》所记最早的羌族的一支——析支羌活动地区，此部落活动商代已开始。

[214]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15]［汉］刘安著，顾迁译注：《淮南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1页。

[216]《二十五别史·世王本纪》，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4页。

[217]“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0页。

[218]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

[219]陆思贤认为它表示先民观察到的“太阳落山”时的景象。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20]何新：“中图下部的齿状物，旧说为山，不确。可能就是海波之形。”何新：《诸神的起源》，黑龙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221]［清］陈立撰，吴则虞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7页。

[222]黎翔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07页。

[223]《易•系辞》：“生生之道之谓易。”吴树平等校点：《十三经·周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224]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22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考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上卷），商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8页。

[226]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227]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228]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

[229]仰韶文化中的陶面色调由西向东呈下列变化：马家窑（甘肃）：黄黑为主；马厂（甘肃）：前期，红黑为主，后期黑彩约底；半山（甘肃）；红黑相间；半坡（陕西）；红黑为主；庙底沟（河南）：；黑为主，红少见；大汶口（山东）：红为主，有时红黄兼用。参见吴山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230]《说文解字注》：红，“南方闲色红也。工声。户公切。”火，“南方之行。炎而上。呼果切。”

[231]［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十七•皇王部二》（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64页。

[23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233]“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山，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1页。

[234]吕思勉认为所谓“三苗”并非今日苗族的先祖，而是姜帝族本身，说：“姜为姬败，乃南走，服九黎之民而君之，时曰三苗。”（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第224页。）故笔者用“土著”一词表明今日苗人乃当时受到北方挤压后向西南迁移的民人，至于其血缘关系，已不是我们问题的重点。但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姜炎族南下后进一步将蚩尤残余势力即所谓“南蛮”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挤压。

[235]［宋］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西羌传》第87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69页。

[236]伍新福著：《苗族文化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37]郑莉：《蚩尤和炎帝关系考》，《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76页。

[238]《钦定四库全书•史部•路史卷》。

[239]周振甫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02年，第552页。

[240]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俘大批犹太人而归，史称“巴比伦囚虏”。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陷巴比伦，释犹太囚虏返巴勒斯坦。据说，犹太人在囚困中创造了耶和华神。

[241]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6页。

[242]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2页。

[243]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244]《论语·学而》。

[245]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15页。

[246]《论语•雍也》。

[247]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93~94页。

[248]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0页。

[249]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1页。

[250]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23页。

[251]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0页。

[252]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28页。

[253]第四纪冰期来临也迫使其他动物向低地迁移。据《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3日消息，中国科学院青藏专项组工作人员日前在西藏阿里札达盆地海拔4195米的地点发现了400多万年前的佩里耶上新鬣狗化石。据介绍，这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大型碎骨型鬣狗，它的发掘出土为第四纪冰期动物“走出西藏”的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鬣狗科是一种外观似犬、个体中等偏大的食肉类动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其中一部分拥有了比犬类更加强壮的上下颌和更锋利的牙齿，能够轻易咬碎猎物骨头来食用里面的骨髓，被称为“碎骨者”。此次发现的佩里耶上新鬣狗便是著名的“碎骨者”之一，与现今生活在非洲的斑鬣狗有着亲属关系。“这是继雪山豹鬣狗之后在这里发现的第二种鬣狗类化石，它为第四纪冰期动物‘走出西藏’假说提供了依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李强表示，此前札达盆地发现过最早的披毛犀、最早的雪豹和最早的北极狐等珍贵化石，加上这次佩里耶上新鬣狗化石的发现，有理由相信：在第四纪冰期来临前的上新世和更早的时期，很多大型哺乳动物已经在青藏高原上开始生活，并逐渐适应了高原上的严寒极端气候；上新世至早更新世时期，佩里耶上新鬣狗这类“碎骨者”跟随着猎物从青藏高原往低海拔地区迁移，成功扩散至欧亚大陆的北部地区，中国很有可能是佩里耶上新鬣狗这一类“碎骨者”的起源地。据了解，西藏札达盆地上新世同期的食肉类动物多样性相当高，除了佩里耶上新鬣狗与雪山豹鬣狗外，至少还有3种犬科动物和1种猫科动物。要养活这么多捕食者，无疑需要当时有足够丰富的猎物才行。事实上，札达盆地同时期还发现了大量食草类动物的化石，也佐证了食肉类动物在青藏高原上新世时期的繁荣是有科学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