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问题是中东主要矛盾，即便是当前风起云涌的“阿拉伯动荡潮”也未能替代伊核问题的重要位置。而利比亚战争刚结束，伊核危机就再度凸显。长远看，伊朗核危机将开始进入新的“危险期”。

 一、伊朗核危机事关中东权力转移

   伊朗是中东当之无愧的地区大国。对西方国家来说，得中东者得天下，而得伊朗者得中东。因此，伊核问题存在就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即所谓“核扩散”问题），而是个典型的政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美国与伊朗关系问题。再进一步看，伊核问题实际是伊朗借核谋求地区崛起、改变中东既存权力秩序，并由此引发与美国、以色列等既存霸权国的颠覆与反颠覆矛盾。该问题事关中东权力转移，因而构成了中东政治议题中的最主要矛盾。

一般来说，面对权力转移，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现存大国接受新兴大国崛起，承认后者对地区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就像二战后英国对美国“禅让”领导权那样），和平实现权力转移；另一种是既存霸权国拒绝接受新崛起国家，采取暴力方式强行将其镇压（当年英国对法国、德国、俄国都是这种态度）。而在多数情况下，显然是后一种情况居多。即使当年英国“让位”给美国，也是因为二战极大削弱了英国，而非美国“和平”赶超了英国。

   而在中东地区，防止地区性大国（不管是亲西方还是反西方）在该地区崛起，一直是多年来美国中东战略的既定目标。20世纪50-60年，中东曾出现过一轮最有希望成功的权力转移浪潮，即以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该力量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达到高潮。但后来，这支自主性力量最终因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败北而逐渐走上下坡路。而那次战争的发动者以色列，背后就有美国大力支持。

而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比过去更加严峻。从国际体系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阵营解体使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维系50多年的雅尔塔体系趋于瓦解。西方势力一枝独大，并在政治、军事上联合趋势强化，国际体系日趋进入西方联手对付非西方国家的“后雅尔塔体系”。在缺乏有效权力制衡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对外行为更具侵略性和攻击性。冷战结束短短20年时间，西方已联手发动了5场较大的地区战争（海湾、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并显示出较高的战略默契度。美国在中东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与此同时，这次谋求地区崛起的伊朗，比当年的埃及更令美国不能忍受，即这次伊朗崛起是“石油武器+核能力+海湾称霸”，由此触动了美国的多片逆鳞。一向鼓吹通过“软力量”来解决问题的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曾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那么在使用武力这一问题上，美国不应犹豫不决。”因而，美国与伊朗矛盾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和以色列不可能容忍伊朗携核“和平崛起”。双方围绕伊朗核问题进行的对抗和较量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美国和伊朗都很清楚，武力摊牌将是双方“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双方都十分谨慎。从西方角度看，其为阻遏伊朗地区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几乎使用了除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包括武力威胁、经济制裁、外交孤立、支持伊朗反对派，乃至绑架杀害伊朗核专家等各种手段，但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尤其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至今不肯轻易动武。而从伊朗方面看，其深知由和平利用核能过度到研发核武，将意味着伊核性质发生质变，并将在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引发激烈反应，因此至今咬定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并至今未让西方抓到研发核武的明显证据。

问题在于，目前这种“不战不和”状况不可能始终持续。很显然，时间流逝对伊朗有利（伊朗核研发和军事实力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趋增长），而对美国和以色列不利（美国在中东正处于战略衰退期，以色列在“中东波”后处境日趋孤立）。一般来说，“处于衰落的国家想早点战争，而在崛起的国家则在权力转移前想避免战争。”伊朗现在正处于“爬坡期”，距离实现崛起（也就是具备抗打击能力和报复能力）仍有时日，因此这一时期是伊朗最易遭受外力打压的“危险期”（即所谓 “脆弱性窗口”）；而对美国来说，这个时期就是打压伊朗的“机会窗口”，一旦度过这个危险期（也就是伊朗完成崛起），由于战争成本明显超过收益，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反而会减小。换言之，伊核危机的发展走势是个倒U形结构。

而权力转移的交替期往往也是发生战争的高发期。从历史角度看，既存霸权国为防止对手崛起而发动的“预防性战争”十分普遍：二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源于斯巴达对“雅典权力的日趋增强以及由此在斯巴达所引发的担心”；1866年德国对奥地利战争，是抓住奥地利军事改革未完成的时机；1914年日俄战争就是日本眼见俄国在远东军事力量日期强大；1956年以色列进攻埃及，部分是防止埃及与捷克完成大宗武器交易后军力变得强大；1967年以色列再次进攻埃及，部分原因是抢在边境地区阿拉伯军队积聚前行动。如此等等。由此历史逻辑推演，当前的伊朗核危机不太可能和平度过。

那么，什么情况才算“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呢？笔者认为，西方对伊朗动武的时刻选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时机，比如说伊朗即将迈过“核门槛”，迫使西方不得不动武。但从目前情况看，伊朗在众目睽睽和全面围堵、破坏之下，这种可能性短期不会出现。另一种情况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时机，即西方认为动武时机已经成熟。而当前，中东剧变、欧美经济危机、利比亚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西方自感对伊朗动武的时机正在成熟，由此使伊朗核危机开始进入 “危险期”。

首先，欧美经济危机深化使其通过战争转移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西方奉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一种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生产方式。私有制和资本家的逐利本能，使得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即生产无限扩大和需要相对缩小，由此造成产品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绝对规律（即资本家财富积累与劳动阶级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不断发挥作用，并使西方世界周期性出现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冷战后，美欧由于搞垮了苏联，瓜分了苏联的巨额国家财富（并非信息技术经济作用），而保持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时至今日，美国“冷战红利”已消耗殆尽，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更是极大消耗美国国力，最终引发2007年次贷危机，并日渐蔓延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同时，2011年9月份开始的“占领华尔街”等民众抗议活动，折射出西方国家内部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情况下，西方内部99%穷人已开始反抗1%富人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

以往历史证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蕴育着巨大的社会政治动荡乃至战争风险。尤其在西方依靠自身无法解决危机的情况下，以邻为壑、对外转嫁危机便成为西方处理危机、保持霸权地位长盛不衰的常态性手段。尤其是战争手段更是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财富转移的最直接方式。当年在1929-1933年全球大萧条后，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就不约而同出现法西斯势力上台，并最终导致对外武力扩张。冷战时期，由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制衡，西方这种因资本扩张而引发战争的势头被明显遏制。但冷战结束，使这种趋势日趋卷土重来。事实上，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正面临多年来未遇的经济衰退。因此小布什政府一直设法将伊拉克与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以寻找借口发动战争。而当前，欧美陷入的经济危机远比2001年时更为严重，有学者甚至将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的大萧条时代相比。当前西方经济体在采取各种刺激措施后，整体经济仍低迷不振，使得再次出现这种武力对外扩张的可能性日趋增大。有学者指出，“美国是一个极度宣扬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如果不能对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控制的话，将会导致民主长期不稳定和出现问题。”而当前“占领华尔街” 运动不断蔓延，已经折射出美国内乱迹象。在西方经济上陷入困顿、唯有军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通过发动对动战争来缓解经济困境，便变得极具诱惑性。

其次，中东动荡为西方将干预重点放在中东提供难得契机。一般来说，西方对外转嫁危机在选择打击方向方面，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安全防卫较为薄弱的地区，军事打击阻力和成本不至于太大；二是回报丰厚，资源或潜在资源丰富，可能由此带来经济乃至战略上的巨大好处。照此衡量，中东显然是当前最适合的军事打击对象：一方面，该地区有石油资源，军事冒险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回报；二是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地区国家自顾不暇，对外抵抗能力降至最薄弱时刻。同时，中东变革与反变革两种势力较量陷入僵局，而保守势力主动欢迎西方介入（如阿盟此前积极支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及近期主动停止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这使西方武力干预中东、转嫁危机提供难得契机。持续7个多月的利比亚战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第三，刚刚结束的利比亚战争催化伊朗核危机。一方面刺激了西方继续武力干预中东事务的胃口和信心，因此战争刚刚结束，西方炒作打击叙利亚和伊朗的声音便日趋高涨，其炒作“暗杀门”和“核武化报告”，这种氛围与2003年西方对伊拉克动武之前甚为相似。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凸显国际政治的“丛林”本色，使类似伊朗这种与西方关系不睦的国家加强研发自己的撒手锏，武力捍卫自身尊严。

历史表明，强国发动战争，更多是受“窗口机会”诱惑，而不完全是按照既定战略进行。（当年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顺序和对象，有存在明显的机会主义成分）。当前西方和中东局势均急剧变化，并使西方向中东转嫁危机可能性增大，伊核危机由此迎来新的“危险期”。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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