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厌倦了资本主义好蛋
无论是搞资本主义的坏蛋，还是搞社会主义的坏蛋，因为是坏蛋，就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理。虽然，主义争议会非常大，但争议毕竟大不过法律。主义可以留下，坏蛋拉去坐牢。
真正令人恐惧的，是搞资本主义的好蛋。好蛋，往往有漂亮的学历、完美的履历、不俗的能力，他们从不像坏蛋那样低级庸俗地犯罪，他们甚至是道德的楷模和法律的卫士。那么，好蛋，为什么令人恐惧呢?因为，他们是用法律和政策来犯罪，他们的犯罪后果更为恐怖，他们的犯罪行为无法追究。易言之，用法律和政策坑爹，立法者是无罪的。举例，用超级地租洗劫了劳动者，制订超级地租制度的人绝无法律责任。相反，抗议超级地租的人，一不小心就会犯法，很有可能要去坐牢。最令人痛恨的是，超级地租的受益人永远都是对的，富豪们不承担任何法律和政策责任，他们往往被描绘为神或奇迹之类的超级生物。好蛋们，用法律，用政策，往死里打劫劳动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好蛋们留给世界的恐惧!
为什么厌倦了资本主义好蛋?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最无耻、最自私、最下贱的坏蛋!但是，由于包装的实在是太完美了，由于手段实在是太高明了，以致於老百姓往往把他们当成英雄，甚至于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不仅仅是右翼高度赞扬他们，天真的左翼也会拥护他们。人们甚至纷纷培养自己的子女去做一只好蛋。香港老百姓就极少有人质疑港英时期的法律制度，有很多人质疑过超级地租吗?有很多人质检讨过联系汇率吗?倒是，有很多人来质疑我为什么会质疑。别说港人了，大陆的朋友们会质疑港英的法律制度吗?为什么“五十年不变”深入人心?还不是心里面高度认同了!我写了《香港的超级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等系列文章，无一可以在大陆发表。即便是在香港发表，也是质疑者重，认同者寥寥。被小白脸骗，几乎是青春少女的宿命。但是，共和国还是青春少女吗?我们被骗得还不够多吗?被骗了，还要拼命替骗子去辩护吗?
这一次，帮英国人背黑锅，硬是背出一个港独来，好蛋们感觉很过瘾吗?明明是英国人挖好的一个深深的陷阱，明明是香港社会反思港英卑鄙的法律制度，明明这种反思是在帮助中国政府落实主权，但你就是拦也拦不住那份誓死背黑锅的痴情。看到闹哄哄的舆论，你笑得出来吗?有一点儿创意行吗?总是敌对势力，总是不明真相。揪出敌对势力好吗?说明真相好吗?请将那口黑锅放下来好吗!是的，英国人太狡猾了，挖陷阱都能提前三十年，让那些踩在井盖上舞蹈“更美好”的人情何以堪?陷阱，就是用来套猎物的。你永远也不会想到，当猎物掉进陷阱之后，自己竟然主动盖上井盖。为什么?丢得起钱，丢不起人啊!给人骗了三十年，还一天到晚帮人宣传，还送了万亿镑的大礼。比窦娥还冤!比窦娥她妈还笨!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好蛋的水平!明明是敌人邪恶，非要说成自家孩子不明真相!孩子要是知道了真相，还能留下你们这堆好蛋!
蛋，这个词，略带贬义。但是，比较接近真相。你绝不会称一个好人为“好蛋”。因为，人是胎生动物，人对亲人有感情。卵生动物就少了这一层，它们六亲不认。好蛋们，会在乎它们的祖国吗?好蛋们，会在乎血脉相连的同胞吗?资本主义就有这种逆向进化的功能，好好的人竟然能被普世为“好蛋”。
还好，就算是再好的蛋，也会有破壳的那一天。孩子们别急，你们会看到毛茸茸的真相。
卢麒元：香港的超级地租
笔者按：2013年3月1日香港《信报》头条新闻《政府取消勾地重夺供应主导权》。此文意味着香港土地制度开始发生重要转变。巧合的是，笔者的文章也于今天《信报月刊》第432期正式刊出，标题为《香港的超级地租》。无论阻力如何巨大，香港都必须向前发展。当然，作为借鉴，也应对大陆的土地制度进行深刻反思了。
香港的“深层次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那些茶杯里的风波不足挂齿。香港“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涉及经济管理主权，关乎香港未来的命运。事实上，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始终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香港于1997年回归的仅仅是政治管理主权(行政权)，经济管理主权至今仍然无法全面回归。香港的经济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财政问题，就是本文要谈的超级地租问题;另一个是金融问题，就是联系汇率问题。笔者曾经着文《回到一九八三年》，对香港金融问题做过详细论述，本文可以视为《回到一九八三年》的姊妹篇。一个残酷事实是，无论中央政府亦或是香港政府，均无法在香港实施卓有成效的财政金融管理。在经济管理主权旁落的现实中，香港经济呈现出自由落体运动。如果不是中央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香港经济资料会十分难看。
笔者认为，香港的经济问题皆肇始于1983年。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开启关于香港主权问题的谈判之后，对香港的经济制度做了历史性的改动，港英政府在香港回归前悄然让度了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事实上，在一九八三年之后，国际金融资本逐渐接收了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这种情况在一九九七年之后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操纵下，香港财政金融制度日渐扭曲，香港终于形成带有食利特征的贵族体制。一个彻底失去创业和创新潜力的香港，人才和资本大规模流失，经济效率每况愈下。在回归十五年之后，全世界都在审视，香港的明天真的会更美好吗?
1983年之后，在内外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主导下，香港逐渐形成了隐形的超级地租。
为了准确评价政府的财政状况，笔者曾经提出广义财政论(包括广义税赋论)，目的在于超越狭义财政理论的局限性。狭义财政理论的局限性，常常构成人们对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误判。通常，在狭义财政理论下，人们习惯于将名义税赋理解为税赋的全部;然而，名义税赋和实际税负完全是两回事，实际税负往往大大高于名义税赋。笔者认为，一些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由于财政制度存在的明显的漏洞，往往造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僭越政府的财政行为，这种准财政行为通常不纳入政府的正规财政管理范畴，但却成为具有强制性特征的准政府行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准财政行为，往往可以造成对弱势群体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形成经济结构的极度扭曲。简单一点儿说，就是地产商可以被赋予税务局的职能，通过准税赋的方式攫取财富。香港人可能难于理解，香港存在“第二税务局”。正是这个“第二税务局”制造了一批世界顶级富豪，香港的顶级富豪竟然清一色的是地产商。笔者所言广义财政论，可以厘清这部分非政府的财政行为，可以揭示经济结构扭曲的深层次原因。
香港的超级地租问题就是一个经典的广义税赋案例。香港政府的名义税赋非常之低，但香港居民类税性负担却极为沉重。事实上，香港的社会分配三十年来被严重地扭曲了，香港存在令人震惊的隐形超级地租。一直以来，香港被视为一个低税赋地区。从宏观经济角度观察貌似如此，香港名义税赋(狭义税赋)是非常低的;但是，从微观角度观察(居民个人支出)，香港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却极其沉重，类税性支出达到惊人的水平。香港政府一直未能提供各类港人个人收入中房屋性支出占比的详细统计资料，笔者只好使用香港本地学者提供的研究数据。据2012年4月第12期《社联政策报》冯国坚博士文章《香港私人租住房屋问题与论述》提供的数据，香港私人租住楼宇租金收入比(1990-2011)分别为：1990-1997,69.85%;1998-2003,47.50%;2004-2011,56.33%。如果，我们将私人房屋租住楼宇租金占个人收入30%视为一个合理水平;那么，超过30%的部分可以是视同为超级地租。我们使用冯国坚博士提供的资料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香港的超级地租几乎是正常租金水平的一倍;接近正常税赋的两倍;超过名义地租数十倍。每一个香港居民额外的房屋租金支出可以视同为类税性支出，这是一双看不见的手收取的价内税，它直接将香港居民的实际税负提升了近两倍。考虑到香港居民还要支付其他类税性支出(各类保险和公积金支出等)，香港居民的广义税赋(实际税负)已经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远远超过正常税赋支出的超级地租严重恶化了香港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同时严重扭曲了香港的经济结构，严重削弱了香港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竟争力。当然，正是这个超级地租成就了香港的超级地产商，使弹丸之地的香港产生了一批世界级富豪。这些食租而肥的超级富豪，用超级地租驱逐了香港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使本应实现工业化升级的香港变成了一个金融泡沫。没有公开资料证明，英资从香港金融泡沫中吸走了多少财富。笔者只是知道，撒切尔夫人的撒切尔主义是需要外来资本支撑的，正是当年香港庞大的私人资本回流英国，完成了英国历史性的私有化进程。毋庸讳言，伪善的香港财政制度，制造了香港伪善的税收制度;伪善的香港税收制度，制造了恶劣的香港土地制度;恶劣的香港土地制度，制造了极度扭曲的香港超级地租。极端扭曲的香港超级地租，吞噬了港人的劳动成果，埋葬了香港年轻人的未来。如果，香港再不启动深刻的财政改革，香港的明天将是非常暗淡的，香港可能成为另一座废都。
一、香港超级地租的本质。
地租，是使用土地生产力的报酬，地租是指用以换取占用土地或提升土地价值所支付的费用，为地主的所得。在城市，地租是城市土地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城市土地价格形成的基本依据，其来源于土地使用者的利润。地租产生的原因有土地稀缺性、收获报酬率递减率、土地肥沃度、位置、土地私有制度、人口无限增加等因素所产生。
超级地租，是指超越了一般地租的公允水平而获取的地租性质收益。超级地租本质上是对土地使用权的过度收费。超级地租理论上应该是地主凭借土地资产获取的的超额利润。但是，在现实社会当中，由于土地拥有者和土地管理者错位，超级地租收益往往被截流并转移。所以，超级地租往往并不以地租形式出现(一般隐含于房价和房租之中)，超级地租往往并非被地主征收和获得，超级地租往往成为政府和地产发展商牟利的工具。
香港的超级地租，是香港土地资源升值形成的超额利润。理论上，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的土地所有权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香港超级地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有。但是，鉴于《基本法》的安排，香港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由香港政府代为行驶管理权。香港政府实际上将香港超级地租让度给了地产发展商以及土地实际占用者。
香港超级地租的本质，是香港土地资产价值高度垄断形成的超常规收益。一般而言，香港地租应该维持一般地租的公允水平，不应通过行政和商业的高度垄断形成超级地租模式。香港的超级地租扭曲了香港社会分配分的合理性，也损害了香港社会资源分配的效率，使人民生活质素不断下降，也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二、香港超级地租的成因。
一般而言，形成超级地租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土地使用权的超级垄断。
香港的超级地租问题肇始于香港殖民地末期。在一九八三年中英谈判之后，政府和地产发展商形成了默契，巧妙地控制了土地的供应量，并操纵了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于是，香港的地租性收益急剧增加，成为了土地占用者的类税性收益。
实际上，在香港漫长的殖民地时期，香港的地租一直处于合法而合理的水平。1841年香港开埠，香港岛上的土地于同一年便开始由殖民地政府出售予私人买家。除了中环花园道的圣约翰教堂的土地属永久业权外，其他所有土地均以批租形式出售。契约条款因应出售当时的土地政策而有差异。一般的批租期为固定年期75年、99年、150年或999年，而没有续租权利;或是可续租年期75年、99年或150年，而有权分别再续租相同的年期。土地买方(即契约持有人)须于批给契约时，向政府缴付反映当时土地的地价，并且缴交年租(现称地租，旧称地税)。在香港漫长的殖民地时期，地租通常为象征式的金额，相对于收入占比而言极低。
令人感叹，香港所有的“深层次问题”都产生于三十年前。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恐怕就是香港的地租问题。中国政府及英国政府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下称《联合声明》)。该声明于1985年5月27日生效，而其附件III载列有关批出新土地契约及不可续期土地契约的续期事宜。根据《联合声明》附件III的规定，香港政府在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批出的新土地契约的租期不可超越2047年6月30日。土地承租人须缴纳地价及象征式租金直至1997年6月30日，在该日以后则无须补地价，但须每年缴纳相当于当日该土地应课差饷租值3%的年租，此后，年租会随应课差饷租值的改变而调整。附件III亦订明，除了短期租约和特殊用途的契约外，1997年6月30日以前期满的不可续期土地契约，如承租人愿意，均可续期至2047年6月30日止，无须补地价。从续期之日起，每年缴纳相当于当日该土地应课差饷租值3%的年租，此后，年租会随应课差饷租值的改变而调整。至于1997年6月30日以后期满而没有续期权利的契约，附件III订明，将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土地法律及政策处理。简而言之，香港回归后，香港“地主”的订定的地租实在太低了，在迅猛的通胀面前可以说是聊胜于无。阅读历史文件，您或许会感到惊讶，回归后香港的“地主”实在是太宽厚了，宽厚到反主为客的地步了。显而易见，正是两级政府的财政不作为，极大地助长了土地实际占用者权益。由此，香港的土地异化为政府和地产商的提款机，为实际操纵土地占用权的人们(英资及其代理人)，提供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发财并套现的历史性机遇。我们为当年参与中英谈判的中方代表感到遗憾，他们或许是坚定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外交家，但他们在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准备明显不足，他们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国家主权的经济含义，他们因此而无法捍卫国家的经济利益，也未能充分保障港人的经济利益。所以，香港终于没有能够幸免，香港还是重复了其他英国殖民地的悲惨故事。更令人感慨的是，这种遗憾今天仍然在继续。
第二，持续的通货膨胀。
在笔者看来，港英政府1983年放弃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理由是荒谬而可笑的。如果，香港不是在1983年放弃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港人就存在自主管理通货膨胀的能力。当通货膨胀处于合理水平，土地占用者就无法攫取超级地租了。笔者在《回到一九八三年》中，对比了香港和瑞士在货币管理上的异同，瑞士人1983年之后坚守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创造了令人羡慕的经济成果。瑞士没有制造世界级的地产商，瑞士人民获得了世界顶级的生活质量，瑞士成功完成了产业升级(世界一流的生物科技产业和精密机械制造业)，瑞士法郎可以成为独立于美元和欧元的强势国际货币。而港币，那个曾经接近辉煌的准主权货币，却于1983年莫名其妙地沦为了美元兑换券。想来心酸，一个丧失了货币管理主权的特区，还讨论什么经济管理主权?一个不能履行经济管理主权的特区，还奢言什么主权回归?
香港人和大陆人至今也未必明白，1983年之后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超级地租，就像一根插入香港机体的吸管，香港的财富被国际金融资本慢慢地吸干了。
三、香港超级地租的未来。
笔者在《回到一九八三年》中明确提出，香港应该尽早结束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应该重建具有主权特征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任何熟悉地租理论的学者都会明白，不能管理自己的货币，就不能管理通货膨胀，也就无法有效管理财政(也包括地租)。简言之，解决汇率制度问题，是解决香港经济问题的必由之路。
当然，管理地租必须要从地租本身入手。
第一，香港应建立地价评估制度。在地价评估制度基础上，建立调控土地供应量的一整套科学方法。
所谓地价评估制度，就是将地价与非政府补贴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绑定。政府不能擅自收放土地供应量，导致市场对土地供应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大规模投机行为发生，为特权商人提供不正当暴利。
第二，香港应建立八极超额累进地租制度。对于占有较少土地资源的居民予以地租豁免;对于过度占有土地资源的居民征收超级地租。首先，必须压抑过度投机;其次，必须均衡资源占有;最后，必须全力促进环保。
第三，香港应将物业投资收益纳入所得税征收范畴。
通过建立地价评估制度，可以解决地租一次分配的合理性。通过差别租金和税收调节，可以解决地租二次分配的合理性。
另外，就长期而言，香港财政存在严重的隐忧，早就应该开辟新的税源以应对未来的财政危机。
笔者连读了香港十八年的预算案。老实说，笔者对于港府所谓审慎理财的陈词滥调感到惊讶。港府的税基偏重于劳动者和劳动所得，而忽略资产占有和资产溢价，摆明了是杀鸡取卵，还谈什么审慎?况且，一个坚定不移保护资本家，无所顾忌剥夺劳动者的税制，连起码的公平正义都谈不上，谈审慎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一个保护食利者并制造贵族的税制，理应为现代文明所不耻，何以竟成为港人的骄傲?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此无耻的税制何以竟能够在大陆复制?
长期观察香港的财政，加深了对大陆财政改革的忧虑。大陆以香港财政制度为师，竟然创造了土地财政模式，这是经典的机会主义选择。事实上，今天大陆的超级地租问题，比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欧美均开始增加针对资产占有和资本利得课税的时候，大陆仍然顽固坚持以劳动者及其劳动所得为主要税源，非但罔顾公平正义，也毫不在乎经济效率，严重后果已经开始浮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陆非但未能收回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甚至也在丧失自己的经济管理主权。伟大的祖国正在巨大的风险中高歌猛进。
二零零八年对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是历史性的时刻。美国人以其特有的敏锐和卓越的智慧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他们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另文详谈)。香港在所谓“五十年不变”的咒语中不断沉沦。而中国竟然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非但放弃了主动调整的历史机遇，还被动进行了资产泡沫的恶性扩张。时间对香港和中国都非常不利，在失去调整机遇期之后，香港和中国都将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2013年对香港和中国都是历史性时刻，二零零八年经济危机的高潮正在步步逼近，残酷的经济危机将摧毁梦中人最后的辉煌。非常希望新一届领导人知道，他们将要面对怎样的残局，以及他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回到一九八三年
香港的命运在一个瞬间被彻底改变了。
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爆发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此战引燃了所有英属殖民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最令世人瞩目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1983年中英开启了关于香港主权归属问题的谈判。此次谈判的结果举世皆知，香港领土主权于1997年回归中国。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被忽略了，这个细节就是港币，港币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变，英国人取消了港币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香港从此失去了极为珍贵的货币主权。100年后，我们的子孙们可能会说，我们赢在了旗上，却输在了钱上。是的，1983年，一子落错，满盘皆落索。
1983年10月17日，香港结束了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正式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属于固定汇率制度。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元以7.80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勾。与其他固定汇率制不同，这是一种货币发行局制度，政府或中央银行在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插手干预外汇市场（即透过控制港元的供应与需求来直接影响汇率）。在联系汇率制度内，汇率稳定主要透过香港三间发钞银行（中国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进行套戥活动达成，可称之为一个自动调节机制。此制度，剥夺了香港一度拥有的货币主权，这其实在事实上转移了香港的一部分的主权和一部分的治权。很遗憾，英方对此讳莫如深，港人对此装聋作哑，中方对此茫然不知。
二十八年过去了。大陆人和港人谦恭地依循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个怪异的联汇制度。香港联汇制度渐渐变成了香港社会的一种宗教。几乎没有人敢于质疑香港联汇制度的弊端。“五十年不变”，变成了无形的紧箍咒。
一、对香港联汇制度的评价。
没有比较，很难看出高下。瑞士和香港，具有同等的经济规模，具有同样的区域经济地位，最奇妙的是，两地具有近乎相同的货币进化历史。唯一不同的，是瑞士没有经历1983年的香港式巨变。他们坚守住了七十年代初实行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瑞士将这一制度不断完善，坚持至今，瑞士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瑞士法郎信誉日益提高，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逐渐加强，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瑞士得以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很遗憾，香港的命运多舛，香港于1983年选择了美元联汇制度，香港丧失了拥有一个主权货币的历史性机遇。查阅瑞士货币史，令人对港币扼腕叹息，1983年香港选择了固定联汇制度，香港与瑞士分道扬镳，香港失去了货币主权，也同时失去了弥足珍贵的经济主体性。香港失去了主体性，只能是看别人脸色吃饭的附庸经济体。
香港自开埠以来，经历过五种汇率制度：银本位制（1963年至1935年）；英镑联汇制（1935年至1972年）；美元联汇制（1972年至1974年）；自由浮动制（1974年至1983年）；美元联汇制（1983年至今）。其中，1974年至1983年间，香港曾经试图建立具有主权意义的货币，却以失败而告终。香港现行的联汇制度，是一种代币发行制度。准确地讲，今天的港币不过是一种美元兑换券而已。历史地看，香港错过了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
一般而言，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采取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似乎无可厚非。联系汇率制度，可以为香港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低成本的、高效率的交易结算工具。这对于香港金融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联系汇率制度一向都是双刃剑。它带给香港一定的方便；也带给香港严重的问题。
首先，没有货币主权，就没有经济管理主权。这就意味着，香港无法制订清晰的产业发展政策。香港没有能够在六、七十年代实现经济腾飞后，像瑞士一样顺利完成产业转型，香港过早出现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后的香港，经济开始走向衰落。香港的经济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完全不成比例，香港经济规模甚至低于一河之隔的深圳市，变成了大中华区域一个普通的城市。
其次，没有货币主权，港币就无法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这就意味着，以港币计价的资产并不具备对冲美元风险的能力。港币终于失去了像瑞士法郎一样，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历史机遇。这就使得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价值大大降低。几乎可以断定，一旦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港币作为人民币中介的角色将彻底完结，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迅速消失。
再次，没有货币主权，就没有管理通货膨胀的能力。在刚性的联系汇率制度下，美元持续贬值，必然导致香港的持续通货膨胀。香港的持续通货膨胀表现为房地产长期的畸形繁荣，可以说是一业兴旺，百业萧条。任何一个社会，资本利得长期高于劳动所得，这个社会必然产生劳动挤出效应，这个社会必然丧失创造价值的能力。事实上，香港六、七十年代那种创业和创新的能力，在1983年之后消失了，香港不再像一个工厂，而更像是一个赌场。
笔者研究港币历史沿革的时候，感到非常沉痛。长期以来，大陆人和港人对1983年发生的事情近乎麻木。英国人不愿意港币成为一种具有独立个性的主权货币，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英国人担心港币拖累英镑；另一方面，港币美元化有利于英资顺利从香港撤退。中国大陆对港币没有感觉也是可以理解的，1983年的中国人还不明白何谓货币主权，更何况介入中英谈判的不过是一群幼稚的外交官而已。但是，港人则不同。香港人中，确有精通货币的精英，但他们集体沉默了。
历史的阴差阳错，就发生在1983年。香港在确定政治主权归属后，经济管理主权反而遗失了。其中，最要命的就是货币主权。1983年的香港汇率改革，为香港日后的衰落，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笔者对1983年的中英谈判评价很低，中方太幼稚，英方太自私，他们没有认真地照顾香港的未来。
二、香港联汇制度的极限。
无论如何，香港联汇制度都实行整整二十八年了。香港的这个制度还可以再用二十八年吗？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存在自身的极限。香港联汇制度的极限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极限？当美国人刻意贬抑美元汇率的时候，与美元固定联系汇率的港币，将会把香港经济拖向何种境地？香港难道不应该准备一些预备方案吗？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似乎仍然在梦游。据中新社香港2011年8月14日报导，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撰文称，要防止投机者在金融动荡之时豪赌香港汇率制度的改变，特区政府要坚定对联系汇率制度的信心。曾俊华强调，政府无意亦不需要改变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并称此汇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和货币稳定的基石。而面对环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为防国际大鳄豪赌香港汇率制度改变，港元不可以轻率自毁金融长城与美元脱钩。就汇率与通胀的问题，曾俊华还指出，两者并无简单的直接联系，而采用一篮子货币汇价挂勾的方法来降低通胀的措施，其效用仍旧成疑，假若港元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即使港元与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稳定，但兑美元仍可能大幅波动，只会增加香港进出口商的汇率风险。在金融市场动荡时要对症下药，而非药石乱投。显而易见，特区政府终于学会了“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并不在乎恶性通货膨胀，他们甚至根本就不关心2012年后香港的前途。
曾司长很幽默，他竟然能将联汇制度上升到维稳的高度。为此，他敢于挑战基本的经济学逻辑，他不认为香港的通货膨胀与联系汇率“有简单的直接联系”。曾司长似乎看不到，美元贬值必然导致港币贬值这样浅显的事实。那么，曾司长认为香港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呢？香港应该如何管理通货膨胀呢？难道，就这样坐视通货膨胀导致香港经济崩溃吗？做一届长官，下不能体恤黎民百姓，上不能为国家民族分忧，无知无耻若此还敢行文论事，真的让人感到悲哀！
事实上，香港经济正处于极为关健的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债务危机短期内无法解决，美元持续贬值已成定局。香港的联汇制度已成骑虎之势。如果爆发全面的美元危机（QE3后美元将迅速贬值），香港联系汇率将迫使香港进入恐怖的滞涨周期。经济全面停滞加恶性通货膨胀，这将导致港府失去财政平衡。到那时，港府将被迫改变现行联系汇率制度。为什么滞涨会导致港府失去财政平衡呢？港府财政支出大部分为刚性支出，要跟随通货膨胀而增长；港府财政收入，大部分为弹性收入，必然跟随经济停滞而缩减。香港如果于2013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那么将在2017年前后失去财政平衡。笔者预计，2017年将是香港联汇制度的极限。笔者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未雨绸缪的时刻了。
在此，笔者必须做一点儿补充说明。货币政策是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货币政策有间接实现社会分配的功能。在通货膨胀维持高水平时期，房屋溢价和租金收益增长将高于其他投资、经营和劳动收益的增长，社会分配向有资产者倾斜，而无产者的福利将会被迫削减。因此，控制通货膨胀是文明国家最核心的经济管理工作。所以，西方各国央行均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金管局根本无力控制本港通货膨胀，也就是说港府没有能力调节社会分配。当港府财政空间耗尽后，必然进行货币制度改革。舍此，别无他法。
香港的金融行业和地产行业是香港联系汇率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对于此制度的改革。笔者希望大家仔细研读本港金融家和地产商的言论，他们的自私和自负确实令人惊讶。香港的立法、司法、行政体系，代表着香港有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并无改变联系汇率的积极性。回归十余年来，他们已经充分表明了他们的立场。笔者相信，曾司长此时发表此文，绝非个人心血来潮，他代表着香港权力和资本精英的集体意愿。因此，笔者对香港的精英阶层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香港联汇制度的极限，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极限，可能也同时是一个政治极限。香港极度扭曲的经济结构不可持续，一旦香港贫富分化达到无法调和的水平，香港社会将回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所以，香港联汇制度的极限将考验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水平。我们对香港行政精英的治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我们恐怕要寄望于未来中央政府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断了。
三、香港汇率制度的出路。
香港汇率制度存在四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维持现状；第二，与人民币挂钩；第三，与多种货币挂钩；第四，建立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笔者确信，第四种选择是最佳选择。关于为什么不能维持现状，前文已做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关于为什么不能与人民币挂钩，或者与多种货币挂钩，笔者将在今后的文章作详细论述。简明地说，在已经允许人民币在港流通的情况下，港币与人民币挂钩已经失去了本币发行的意义，必然使港币澳门币化，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所谓港币与多种货币挂钩，将使港币在失去个性的同时，也同时失去稳定性，成为类似于新加坡元那样的边缘货币。所以，笔者只赞同第四种选择。
笔者查阅了香港学者二十八年来研究联系汇率的一些见解。香港学者集体的谬误在于错误地解读了联系汇率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联系汇率从来就不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恰恰相反，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国际金融中心使用联系汇率制度。道理非常简单，联汇制度下，无法建立本币计价的国际债券交易中心，这必然严重影响金融市场交易的规模，事实上，这也始终是香港、新加坡等二流金融中心的致命弱点。笔者认为，香港如果不能迅速建立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不能使港币成为真正意义的主权货币，香港将在十年内彻底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仔细观察世界金融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拥有主权货币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英国和瑞士拒绝加入欧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顾虑货币主权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香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执迷不悟，将彻底断送香港的未来。
笔者认为，大陆应该热情支持香港政府收回货币主权，并重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权货币。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港币的自由浮动将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提供必要的经验。香港建立独立的货币主权将为中国提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有效的缓冲空间。港币和人民币的货币联盟将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提供示范，可以有效推动人民币与台币和新币的合作，以致于推动人民币与日元、韩元的合作，以致于最终推进亚元的出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香港自身也可以夯实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反复说明，不要过高评价所谓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意义，这种非常规政策安排带来的短期利益弊大于利。在人民币发展趋势极其不明朗的时刻，港币务必保持自己的个性，这才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价值所在。港币不必依附于美元，港币同样也无须依附于人民币。
笔者主张一步到位，香港应该正式发行具有主权特征的香港货币，建立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笔者认为，现在正是香港发行主权货币的最佳时机。第一，香港财政状况仍然处于健康水平，有能力发行自己的主权货币；第二，中央政府持有巨额外汇储备，足以对冲香港外汇市场的波动；第三，全球主要货币均存在自身问题，需要新型的外汇对冲工具（类似于瑞士法郎那样的主权货币），港币可以借机做大做强；第四，在人民币未能实现自由兑换之前，充当人民币债券的临时的国际定价尺度。第五，为人民币自由兑换积累必要的经验。基于上述理由，香港推出主权货币，此其时也。
所以，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应尽快筹组香港货币制度改革的专责机构。开始着手制订建立香港央行和发行港币的系统方案。
四、关于瑞士法郎与欧罗底线挂钩的解读。
瑞士央行(SNB)2011年9月6日宣布将设定欧罗/瑞郎最低汇率目标设定在1.2水平，并将以最大决心捍卫瑞郎最低汇率目标。此政策一出，一些人开始怀疑，瑞士政府是否有意放弃瑞士的货币主权。
对此笔者想做一些简要的说明。笔者认为，瑞士政府采用与欧罗底线挂钩的政策是非常高明的策略。第一，瑞士法郎与欧罗采取底线挂钩，不等于固定联系汇率，汇率仍然处于单方向自由浮动；第二，有效锁定区域间通货膨胀差异，保障本国商品和服务正常的出口；第三，瑞士法郎将成为高信用低估值的货币，成为债券市场的新宠，有利于瑞士提升金融中心的地位；第四，将有效压抑市场利用瑞士法郎进行投机套利活动，稳定瑞士法郎的波动幅度；第五，瑞士将增持欧罗，购买优质欧洲债券，为一些欧盟国家提供珍贵的支持。笔者认为，瑞士此举确实是技高人胆大，堪为货币管理的经典案例。瑞士人总是能在危机中展现出卓越的智慧。瑞士此举的意义，将在十年后得到充分体现。
瑞士人对金融的理解和把握确实处于极高的境界。他们拥有自信、淡定、大气、从容、决断的独特气质，这是值得香港人认真学习的。当然，这一点也是大陆人应该认真学习的。香港在1983年完全放弃了货币主权，大陆也在上个世纪末丢失了部分的货币主权。香港需要重拾自信，找回自我。大陆何尝不需要深刻反省，进行义无反顾的改革。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无法拥有一个象样的主权货币，还谈什么大国崛起？无法管理一个独立的主权货币，根本就没有资格说做一个负责人的大国！人民币早就应该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了！
当笔者正要结束此文的时候，传来一则有趣的新闻。著名对冲基金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 LP 之创始人阿克曼(William Ackman)最近在纽约一个论坛上发表投资港元可获丰厚回报的言论,引起了传媒和投资界的广泛注意.阿克曼投资港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港元是当前世界上估值最低的货币之一,而他从经济常理推断,种种迹象都正预示港元会被重估,意味着与美元挂钩的港元会放弃行之经年的联系汇率.基于实体经济表现远比美国为佳,脱钩后之港元将会大幅升值,实属理所当然.阿克曼对港元的估值为1美元兑6港元,一旦愿望成真,代表港元兑美元将会有30%升幅。笔者并不完全认同阿克曼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重视金融家的投资意向。要知道，很多人已经注意到香港联系汇率的极限了。这个极限一旦到来，经济制度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改变或将不可避免。
回到1983年，不是为了进行历史回溯，而是为了重新创造一段历史。香港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希望香港能够改写历史，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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