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乌克兰与台湾陷入“民主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西式民主”产生怀疑之际，《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开始带头“反思”。这些西方知识界的夜莺虽然只能吞吞吐吐，但试图主导“反思”、守护意识形态高地的意识令人“钦佩”，颇有冷战后抢夺民主旗帜的劲头。观察者网则推出系列文章，会诊“西式民主”。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先生在本文中追根溯源，梳理了近现代以来意识形态输出作为一种斗争武器的历史过程。当我们把视角投向历史维度，就会发现在国际政治博弈过程中，我们没有抓住的那些反击机会。反观历史，知己知彼，就能拨云见日地看到，中国应当如何运用战略手段在意识形态攻防中掌握主动权。】

　　乌克兰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6日，东乌克兰三大城市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先后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

　　克里米亚的脱乌入俄公投，引起了西方的激烈反应。为了否定这一公投的合法性，西方罗列了众多理由，其中有些理由竟到了不合自身的一贯逻辑、完全落入双重标准的地步。

　　多年来高举“人权高于主权”大旗，拿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儿戏，拿他国的宪法当废纸，怎么到了乌克兰这里，这个标准就又倒过来了呢?

　　正在实施的制裁，所针对的是“危害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组织和个人”，试问：这个行为可以被当作新的标准吗?从今以后，那些到处煽风点火、专门危害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西方组织和个人是否也应遭到制裁?

　　西方的无力感这一次暴露得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有理由相信，那一面道义大旗，西方真的是扛不动了。想当年克林顿在全球推行人权外交，曾是一呼百应;十年后小布什借自由之名入侵伊拉克，也还应者云集;到了今天，奥巴马想用主权论和国际法来代表国际社会立场，阻止克里米亚之变，却只收获了反唇相讥。

　　还记得那位前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为了推动台独，此人高调批评中国政府的主权观念“过时”了。现在又如何?美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主权观念，为什么又不“过时”了?

　　从中国的角度看，西方这些翻来覆去的说辞，并不是真有什么道理，都是高级欺骗。西方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一种“软战”战略，旨在维持其全球统治地位。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重新强调自身的“意识形态安全”，明确表示要抵御西方实施“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

　　可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西方总是占据着主动，能够咄咄逼人地进攻?而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总是在防御，在抵抗，最终还是防不胜防?在历史上，统治者往往是没道理、没道义的一方，为什么西方这个当今的全球“统治联盟”看起来似乎总是有道理、有道义?如果说西方意识形态的欺骗本质已经被识破，为什么仍然拥有强大的“软战”实力，继续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梳理一下近现代以来将意识形态输出作为一种斗争武器的历史过程，因为其中包含了一次惊人的攻防大转换。

　　最早的玩家是谁

　　艾瑞克•霍布斯邦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称为“双元革命”，认为这两场革命像一座火山的两个“孪生喷发口”一样，共同塑造了现代世界。

　　若按美国学者巴拉达特的定义，将意识形态视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现象，因为它是针对一连串独特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所做的响应”，而且“通常是针对人民大众的言简意赅的陈述”，那么，它当然也是“双元革命”的一个产物。

　　至于又是谁进一步发现了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可以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并成功实践了意识形态“软战”，在拿破仑战争(1799-1815)之后第一次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中，不难发现其踪迹。

　　法国大革命同时催生出左右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拿破仑战争将人民主权和民族自决这些前所未有的左翼意识形态传遍了全世界，而随着拿破仑的战败，复辟势力又让保守主义、正统主义、秩序主义这些右翼意识形态成为了主流。

　　基于右翼意识形态的“维也纳体系”，确立了以英国为一超、俄奥法普为四强的五强格局。而先后签订的“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以重建世界秩序、镇压人民革命为其“崇高原则”，承诺对各地的起义联手实行镇压。于是表面上形成了以五强的王室联盟为一方、以各地的起义人民为其对立面的两极世界。

　　然而，真正的国际政治博弈，其实是发生在五强之间。这个情形就像是一群猛兽扑食猎物，猎物已倒在利爪之下卧以待毙，激烈的战斗却在猛兽们之间围绕着分尸而爆发。这个战后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权谋、手段、算计等政治-外交-军事“技艺”的时代，众多精彩的先例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当代学者基辛格博士，正是从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中获得了他对于二战战后国际政治的洞见，他于195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就叫“和平、正统和均衡——关于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政治技艺的一个研究”。

　　意识形态“软战”，也就是利用意识形态的输出配合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上的“硬战”，至迟从那个时代就开始了。而始作俑者，恰恰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方，而是保守的秩序主义一方，也就是猛兽的一方。其典型的事件，就是希腊独立战争和“神圣同盟”的瓦解。

　　1921年开始的希腊独立战争，对于刚刚成功镇压了西班牙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神圣同盟”来说，无非是又一起革命烈火，理应坚决扑灭。按说，同盟中的俄国更应该支持同属东正教的希腊，打击其宿敌土耳其，但为了遵守“神圣同盟”之“崇高原则”，也只好与梅特涅一起，站在了反对希腊起义的一边。

　　而当时的英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加入“神圣同盟”，其时，又正是那位不屑于欧洲协调机制、信奉“光荣孤立”、“一国保守主义”的乔治•坎宁担任外相。正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开提出了“民族自治权”新原则，并于1823年春宣布承认希腊叛乱者，第二年开始向希腊起义军提供贷款。

　　虽然后来俄国也转而对土耳其宣战，最终与英法一起促成了希腊独立，但列强之间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利益博弈，也彻底埋葬了原本就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的“神圣同盟”。英国的策略尤其意义深远：人民革命固然可怕，但英国的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更为重要，如果能让其他大国的后院起火，达到削弱争霸对手的目的，支持人民革命又何妨?

　　右翼联盟内部的国家，出于争霸的需要，不惜输出左翼的意识形态，支持“盟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以达到削弱对手的目的。这是帝国主义者的一大发明。今天的希腊雅典，还有一个以坎宁的名字命名的广场。在希腊这方面，这是在纪念坎宁在本国革命历史中的贡献，而在梅特涅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眼里，这是在纪念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游戏的诞生。游戏的制胜秘诀就是：谁相信原则谁完蛋，敌人和朋友随时变。那句后来很流行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至少晚了一个世纪。

　　更高级的游戏

　　右翼集团是世界的统治者，对他们来说，“神圣同盟”的瓦解意味着靠复辟和反动来维护世界秩序已经不可能了。俄国帮助法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本国却还维持着最黑暗的沙皇专制，终于激起了十二月党人革命。自此以后，将王室与祖国区分开的近代民族主义，终成席卷之势。

　　然而，具有强大的驾驭能力是所有成熟的统治集团的特征，很快，欧洲的右翼统治集团就学会了驾驭民族主义这匹烈马。他们精明地发现，民族主义既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一旦培育起右翼民族主义，这个主义就可以被当作促进国内政治安定、将民众收拢在对外征服的帝国主义大旗之下的合适工具。

　　19世纪中期的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都是新型的统治者，在他们的年代，到底是国王要打仗还是民众要打仗，已经不容易区分了。这些成功驾驭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依靠右翼民族主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崛起和扩张。后人评价俾斯麦：前期是建筑师(统一了德意志)，后期是征服者(使德意志成为帝国)。整个19世纪，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各殖民地的人民，都见证了列强的“人民帝国主义”侵略浪潮，欧洲城市街头流浪汉摇身一变成了非洲某河谷或南太平洋某岛国殖民地总督的闹剧，到处上演。

　　当然，最具帝国主义精神和技巧的，非英国莫属。还是那位乔治•坎宁，曾有一句针对南美洲殖民事务的名言：“只要西属美洲是自由的，它就是英国的。”这时的英国，已经上升到直接输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高级阶段了，因为这个主义形象更美妙，功能更强大，在国内它整合了右翼民族主义，在海外它刺激了他国的左翼民族主义，以自由解放之名发动的侵略战争，左右逢源，无往而不胜。

　　在19世纪后期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国人，面对那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英法士兵们，能分得清他们当中谁是左派革命者和自由战士，谁是右派的帮凶和炮灰吗?

　　一战的结束和战后秩序的重建，又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时的西方右翼统治集团发现：与共产主义这个更大的“洪水猛兽”相比，左翼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已退居其次了。民族主义无论左右，至少还是要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的，而共产主义则发誓要消灭一切国家和一切阶级。于是一种更加高级、更加微妙的游戏出现了：在威尔逊总统的主导下，左翼民族主义的理念被大胆地吸收进国际和平机制，“十四点原则”当中包括了支持各殖民地国家民族自决的誓约。

　　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从此以后，左右两种民族主义实际上都被驾驭了，都可以被当作意识形态“软战”工具来使用了。

　　二战后，左翼民族主义运动催生了几十个新兴国家，甚至形成了与西方对抗的东方阵营。但与此同时，仍居世界统治地位西方右翼集团也拿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新战法：你现在也是主权国家了，你也要领土完整，不要动乱和分裂，那么，颠覆了我的统治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自决也照样可以被用来颠覆你的统治。

　　1956年的“波匈事件”，就是以主权独立、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为诉求的，在西方眼里，这不正是一种可以归入自由主义的、“好的”左翼运动吗?为什么不利用呢?

　　就这样，原本属于左翼势力的“之春”运动，其旗帜和主导权悄然间换到了西方右翼集团的手里。从此以后，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攻势之下，左右派大易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了非西方国家的盾牌，而人民革命和民族自决反倒成了西方国家的利剑。

　　自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历史又先后见证了20世纪末的“苏东波”、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和近年来的“阿拉伯之春”等等。西方频频得手节节胜利，非西方国家非死即伤节节败退，整个攻防形势完全颠倒了过来。时间一长，人们竟然完全忘记了当初的历史，竟然真的以为西方才是代表人民的，而人民自己建立的国家反倒成了反动势力了。

　　中西意识形态“软战”的本质

　　从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算起，到现在正好两百年;从1956年“波匈事件”算起，到现在将近60年。

　　今天的世界，梅特涅和亚历山大一世这种反动派的角色已经没有了，但统治集团还在，被这些先驱们开启的、在变动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建立秩序、维护等级的统治术还被一代一代地继承着——正如基辛格博士的学术兴趣所标志的。而只要统治集团还在，统治术还在施行，统治者的秩序主义、镇压主义与被统治者的运动主义、反抗主义这两者之间的两极对立，就仍然会继续，而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博弈，也仍然会继续。变的只是外在形式，不变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关系。

　　今日的世界统治者，相较于两百年前的先辈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掌握了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冷战结束之后，自由主义的胜利似乎不可阻挡，连伊拉克战争这样一个最赤裸裸的地缘战略和集团利益行为，都可以高调地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令全世界都无可奈何。反观左翼方面，除了揭露右翼集团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自己却也拿不出可以替代的新意识形态进行反击。

　　在这样一个“西风压倒东风”的形势下，中国的处境尤其困难。

　　中国并入现代国际体系，是借助了共产主义和左翼民族主义的合力、以“人民共和国”的形式实现的，从出现在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天然的、典型的、如假包换的左翼国家，是西方右翼集团必欲围剿之、遏制之、约束之的对象。除非中国臣服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等级秩序当中，安于其底层地位，否则，与西方的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

　　与自由派人士们所幻想的不同，中国与西方的对抗并不会通过中国主动融入西方而避免。因为，即使不考虑文化和文明的因素，中国的“人民共和国”本质与西方统治集团的反人民本质也水火不容;再退一步，即使把人民国家的性质也改掉，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新生利益诉求与西方老牌国家的既得利益捍卫之间的冲突也无法避免。如前所述，猛兽群与猎物之间是两场战斗，即使中国变成猛兽中的一员，逃避了成为猎物的命运，却躲不开猛兽之间更为激烈的生死战。

　　今天的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集猎物与猛兽于一身的“半人马”。对于西方来说，这也没什么不能对付的，两百多年来，捕杀猎物和击退猛兽的战术都是现成的，从当年为了镇压人民而组建“神圣同盟”到后来为了打击对手而瓦解“神圣同盟”，其中包含的所有战略手段，在中国身上都用得上。

　　那么，在中国方面又如何呢?中国就永远这样被动防御吗?永远是提高警惕，不断强调自身的“意识形态安全”，天天高喊抵御西方实施“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吗?中国有可能更主动一些，发明一两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新战法吗?

　　同为受西方打击和遏制的俄罗斯，是怎么借助了民族自决和全民公投这种自由主义行径策动了克里米亚回归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是西方用这一套削弱对手，普京这一次是怎么得手的呢?

　　中国的情况当然更为错综复杂，但这些问题也是到了不得不考虑的时候了。若中国在意识形态“软战”上不能掌握主动，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硬战”也就很难取胜。

　　从梅特涅到基辛格，中国也要像研究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一样，把这条贯穿两百年的历史线条当作重要课题，认真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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