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贝托•里瓦斯 魏 文编译

　　巴勃罗•贡萨莱斯•卡萨诺瓦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的重新占有和统治更新的进程中;是通过全面占领我们的国家的一种重新殖民化，在本国范围内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改革形成结构，通过事实上的占有实现所有的重新殖民化，不与社会特别是不与公民磋商。

　　在墨西哥的情况下，突出的是例如修改了宪法的第27条及相关的法律，将公社和社区的土地出售，向外国公司开放领土，事实上打破了社会联盟的政治协议，而这是1917年一次武装革命产生的根本大法的产物，那次革命造成国家100万人死亡。我们有自由贸易条约、北美洲安全和繁荣联盟及梅里达倡议，它们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主权，这些干涉主义的条约和机制没有被联盟的国会批准，根本没有再次提到受这些条约和机制影响的公民。

　　这些政策、行动以及合法的改革或在是法律之外，或是由统治者强加的，在加深和扩大占领时，使我们的国家、它的土地、自然资源、战略资源，以及我们的人民的文化资产重新运转，这是以美国为首的集体帝国主义的跨国化和霸权主义的计划，它们的统治力量和在我们的国家里建立的“慈善”国家的政府，马克思曾将那些面对外国的侵略为了阶级的利益牺牲国家的义务的人认定为背叛国家。

　　卡米洛•瓦尔基在他的《马克思活着：资本主义的垮台，暴力整体的复杂性》一书中提出“帝国化”的观念来说明新自由主义跨国化导致的这种世界的重新组合。这种“帝国化”被确定为跨国资本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主导地位正在扩大和深化：1，在全球的自然的战略资源这方面; 2，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上;3，在资金的流动中;4，在科学和技术研究中;5，在大规模杀伤武器上;6，在大众媒体上;7，在国际组织中，如联合国安理会。但是，与这种主导地位平行和辩证存在的，我们应当考虑到它的对立物，这就是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多种规模的特点：经济的、社会的、军事的、政治的、地缘政治的、道德的、认识论的、文化的、智力的、食品的、原料的、能源的和环境的危机。

　　这种“帝国化”保持一种军事的规模，我在最近的一篇“研究美国反对起义：手工的、智力和利用人类学”的文章将其称为“全球的国家恐怖主义”，以便说明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为了激发恐惧的目标，反对各国人同和政府执行的暴力政策的特点，上述做法是违反国家法和国际法的准则的。我认为在分析和研究恐怖主义时强调了个人的恐怖主义和整个政治幽灵的地下团体的恐怖主义，很显然在分析国内恐怖主义组织时在国际范围内将美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放到一边。全球的国家恐怖主义篡改了法律的、意识形态的和“合法”(通过国际法律框架进行辩解)镇压的政治的框架，采用“非传统的方法”，同时也是扩展的和密集的方法，以便消灭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抗议活动。

　　瓦尔基认为世界上对人类和自然的破坏是从资本主义出现时起就是它特有的，但是在21世纪由于现在的跨国化，从指数上说有其特点的、系统的和反人道主义的暴力加剧了;他认为资本的再生产进程和它贪婪地追求利润与人类的生存和自然界本身是不相容的，这个制度全面地破坏了自然。这样，跨国的资本主义被说成是掠夺者、专横的、破坏者、谋杀和恐怖分子，如同生活在一种真正的社会悲剧中，在我们的国家就能证明这一点。这就是说，在本质上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意味着系统的暴力。在这方面，瓦尔基描述在秘鲁、墨西哥和智利等国矿业的开采活动破坏了环境、河流、湖泊、植物和动物、人的生活、生物的多样性，这作为丰富的材料以便反对开采矿业的斗争的根据，比如在莫雷洛斯州(墨西哥)，采矿威胁到土地，特别是印第安人的土地，这与我们的同事埃卡特•波埃赫进行的调查一致。

　　另一方面，“帝国化”成为在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之间一种瓜分世界的方式，可能导致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但是，美国作为霸权主义的势力在整个世界犯下暴行，成为破坏人类和自然的进程。全球的国家恐怖主义或跨国恐怖主义得到联合国和所谓民主的政府的合谋，不可思议的是它们建立了一种剥去所有参与的内容和经常违反人权的民主，将表明从历史上说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受到资本主义监护的民主建立本身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的支柱，实行媒体的独裁，将一种统一的思想和社会的想像强加于人，鼓励强制的消费者、顺从和模糊的人、听话和有竞争力的人、个人主义者和自我陶醉者的再生产。

　　在对世界重组的分析中在其他领域与瓦尔基存在共同点：比如认为有组织犯罪、非法和犯罪的黑社会经济是寄生性的跨国资本积累的另一种方式，它们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被称为“脏钱”的资金留在大银行和金融企业。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强调贩毒是一种重新殖民化和将世界帝国主义的恐怖主义强加于人的强有力的武器，通过其他不同的途径导致殖民主义的战争。因此，我们同意接受瓦尔基所说的“资本主义整体性的辩证法”，以便诠释贩毒的跨国资本积累的逻辑如何与帝国主义寡头政治集团的地缘政治利益在这些重新殖民化的战争中相结合，如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事件中那样。我们也一直坚持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禁毒局以及其他的情报机构参与了贩毒。

　　世界的重组赋予国家一种主导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的宗主国范围内，它成为寡头集团保持帝国主义的军工复合体、军队、原子武器库、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地震武器和基因武器、电子武器、信息武器、安全和间谍情报机构、警察力量、准军事团体、快速部署司令部以应对不同列度的战争，其中不能排除西方超级大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在竞争中成为军事冲突的工具。在帝国化进程的地方一级，虽然民族国家被缩小至行使它的主权，但是并没有消失，如同传统的意识形态学家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简单地调整自己的行动以便为跨国公司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当前的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制造顺从的控制在地方寡头集团手中的民主。

　　比拉尔•卡尔维罗也对理解这个重新殖民化的进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国家的暴力，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和作为控制全球的手段反对犯罪的战争》一书(21世纪出版社2012年出版)。他在书中认为现在我们经历一种世界霸权的重组，其基础是国家的暴力，主要通过两种大型战斗展开，即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和反对犯罪的战争;这两种战斗准备了需要专制的统治的战争舞台，为暴力镇压提供更加激进的方式。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允许保持和扩大新的便于干涉的秩序，与此同时所谓反对犯罪的战争借助于法律和监狱的重组导致被关押的人增多，特别是青年和穷人，这是为了所谓的国家的国内安全。这两种战争互相交叉、自我建造，从中央权力发号施令—民族国家的或超国家的稳定的机构，它们对全球的重组都是有用的工具。

　　按照卡尔维罗的说法，这种霸权主义的重组最突出的特点是：从一种两极的模式走向另一种全球的模式，两种模式都有强有力的专制的成份;在经济上，在全球化的市场内新自由主义的积累和集中;在政治上削弱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跨国性质的国家—私人权力网络的发展，以及建立程序性的民主;在社会方面引入改变时间和空间的技术—特别是通信技术;在主观上是一种软性的孤立的个性，退缩到私人领域，如商品和物质的消费范围，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区别地重视使用暴力，以新的政治的、社会的和主观的方式构成。

　　这位作者认为20世纪肮脏的战争预先展示了现在全球某些镇压的方式，以美国为首将一种例外的状态强加于人，与另外的非法的网络一起组成一个合法的镇压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正在形成一个犯罪的国家。

　　卡尔维罗说，“赢得肮脏的战争是在新的积累阶段具有某种可能的先决条件。这样如同投入所有必要的资源以便确保在美洲打败任何选择的计划，一种不仅是军事的失败，而且也是政治的失败。于是根据全球的霸权主义的重组，实现了一种新的国家组织形式的胜利，它意味着强加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架空经济，依靠首先建立‘休克’的独裁架空政治，但是随后是形式上的民主，甚至是专制的民主，这是消灭所有的组织形式和有选择的领导人的产物，最后依靠嵌入新的个人主义的、商业化的和不关心政治的座标，架空国家的意义本身和拉丁美洲的认同感”。

　　在这个全球的结构中，我们已经阐明文化财富的广泛意义：自然的、可感知的和不可感知的(语言、知识、技术、印第安人民不同的文化实践和地方以及地区的不同类的文化、更多的附属的文化)的文化财富，纪念碑和史前的考古遗址、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古迹、艺术的动产和不动产、公共控制和使用普遍的受敬重的财产;所有这些遗产构成民族、人民的和国家的、地区的和地方的成员的记忆，这也是他们的身份的支撑，正在受到私有化、转让、利用和私人及企业、公司、城市开发者、旅游者、有组织犯罪、国家和地区权力团体或跨国公司占有的侵犯和威胁，它们寻求控制、统治和占有这些文化财富。特别寻求破坏与集体追求普遍的利益和共同的财富的机制相一致的社区财产，面对资本的进攻这是人民抵抗最后的防线。

　　新自由主义的公司跨国化企图通过控制大众媒体和所谓的文化产业将其单方向的信息强加于人，企图根据他们的生活模式将人类同质化和统一，使我们国家部族、语言、文化丰富的财富和民众想像中产生的丰富创造力名存实亡。

　　大众媒体可以比喻为企图让公众舆论屈从于封锁消息、反对信息和系统的公开宣传;将实际的论坛变成为媒体人、主持人出版者、专家和政治分析人士，概括地谴责已经建立秩序的所有反对派。这被称为“媒体的独裁或恐怖主义”，媒体的雇佣军被称为“媒体的刺客”。

　　这种排斥性的全球化的模式需要一个没有差别、服从于市场的规律、有竞争力但受到消费主义和占有的自私自利鼓励最强者的法律和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也需要普遍宣传一种侵蚀和破坏国家同一性及保卫主权、自决权，破坏保卫战略资源和自然资源、印第安人的自主权以及参与制民主的世界主义，如果可能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人间的天堂”，它意味着将所设计的市场的社会作为实现一个非阶级的、无国籍和不关心政治的消费者的社会的理想。其图谋是提供在美国和欧洲变种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化的世界成为唯一的可能，而没有可行的选择，唯一现实主义的选择应当是社会的顺从和政治的忍受。

　　2007年6月11至14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五次国际文化与发展大会强调：“新的暴力的表现，均质化的潮流威胁窒息文化的多样性和抹去共处中的国家的和多个阶层的面孔……今天保卫文化的多样性相当于为保护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尽管有这个由市场的力量和它在国家以及权力的合伙人所展开的军事的、警察的、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机器，在全球范围内以及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被剥削者的抵抗：土著人民、非洲裔后代、妇女、同性恋者、青年、工人甚至组成人民国家的中间阶层都表明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后果。

　　在我们拉丁美洲的每个国家，一直在通过客观上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不同部族-阶级的团体的参与组建人民国家，他们在各自独立的斗争中反对外国干涉，进行反对独裁的解放斗争，进行社会变革的斗争，这同时在形成一种代表反叛和不屈服的国家的大众文化。这种国家的大众文化是为了使文化的多样性成为人类财富的抵抗和努力的一种积淀。

　　无疑，支持、策划和从事资本主义的整体的暴力的悖论的复合体对无产阶级是一个真正的定时炸弹，它将爆炸和扫除现代世界的统治者。肯定将会协调一切斗争的方式，抗议、骚乱、不满、凌辱、罢工、停工、动员、社会网络、反对体制的力量、起义和革命运动;将推动社会的变革和重要的改革，以便积累确认参加革命的战略力量。

　　那些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人被瓦尔基称为“跨国资产阶级有文化的好斗的人”，他们放弃了严格的阶级分析，但在对基本的观念重新定义时完全遵照贡萨莱斯•卡萨诺瓦的提醒。因此他强调我们不能停留在保留制造意义和不能摆脱的纯经济学的阶级斗争的传统概念上。剥削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理解。这两种概念(阶级的观念和剥削的观念)在剩余价值的占有和资本积累及在对财富和剩余物不平等的占有和分配的过程中，需要用以劳动者和人民为代价对财富过分的统治和占有来补充或克服。这两个观念与政治的、镇压的、信息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权力与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不能停留在帝国主义的概念中而不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边界”的划分、“国内的”和“国外的”划分(民族主义者可以用来掩盖国内的矛盾，将所有的坏事情归咎于国外的矛盾)在全世界越来越得到确认。在国家的内部存在国外的东西。在每个国家都与其他的国家有联系网络，与多国的和跨国的资本有联系，与刚出现的全球的国家和它在本地的合伙人有联系。斗争必须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开展，将不同的实践方式放在优先地位，不必进行任何讨论。

　　结论

　　于是，保卫文化财富开始意识到这场重新殖民化的整体意义，它影响到各国人民再生产的基础和人类的生存本身。占有的规模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使共处的集体形式的物质的和领土的根基处于危险之中，最大限度地加剧社会的分化，加深人类数百万人贫困的地位。

　　我认为重要的是深刻认识我们面对的剥削-统治的制度，但是相信各国人民实行斗争的战略能力和意志也是很重要的，他们有效地将创造性、集中制与自主权、有选择的建设的伦理原则结合起来。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官僚化创造性的经验和监护下的民主模式之内左派的机构化以后，现代的左派的职能被确定为能够保持伦理的一致，协助以参与制民主的方式建设民众的政权，阻止政治机构利用民主去赞扬少数人和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

　　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但是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人类的生存本身正在博弈，我们相信生命的力量和尊严的价值对于死亡和破坏的资本主义的机器将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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