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普普通通的小人物都是主体，所以小人物引发社会大风波甚至改变一国制度和历史都不乏先例。引发阿拉伯之春、导致无数个长期执政的政权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垮塌，就是到现在可能并没有多少人能记得是一位自焚的突尼斯失业青年。而巴黎骚乱、伦敦骚乱、瑞典骚乱也几乎是阿拉伯之春的翻版——都是由一位小人物不公正的命运而引发的。

　　2013年，最著名的小人物来自美国，来自美国的情报人员斯诺登。他一个人就令全球几乎所有大国卷入：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日本……

　　就在斯诺登这个小人物“风光无限”之时，更多的小人物在东西方涌现。他们各自的命运和引发的社会争议，也成为透视东西方的契机。

　　美国既然是全球老大，就还是从它开始。这次登场亮相的主角是一位尚未成年的黑人少年马丁。他在回家途中，被一名协警(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联防队员)齐默尔曼怀疑举止可疑而跟踪。而且这位协警积极性很高，在向上级汇报反被下令取消跟踪时，仍然坚持职责。他的跟踪引发这位黑人小年的不满，于是双方发生打斗。处于劣势的这位协警开枪将其打死。这就是“一名17岁黑人青年仅因为出门买一杯冰茶和一包巧克力就无缘无辜地被打死”事件的过程。

　　在这起事件中，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就是协警也可以持枪、自主决定是否开枪(不需等待上级同意)，文化之不同，可见一斑。不过一位应当受过训练的协警居然连一名黑人少年，一位未成年人都搞不定，不得不开枪自卫，实在也是有些蹊跷。

　　事件发生之初，并没有引起美国社会的注意。因为这样的事在美国几乎天天上演。这位协警被盘查后，当地警局宣判他无罪而被释放。这一裁定也符合佛罗里达州2005年通过的一项“不退让法”：当事人如果感觉受到威胁，可以在没有事先尝试逃离或者躲避的情况下，以武力对抗武力，甚至动用致命武力。

　　然而这一根据法律做出的裁决，却遇到了民众和政治的挑战。先是220万人网上请愿要求联邦政府将杀害马丁的齐默尔曼逮捕归案。在全国抗议声浪压力之下，原先负责此案的州检察官和负责调查此案的桑福德市警察局长被双双调离，佛州州长任命新检察官，监督此案的调查和起诉——显然司法独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恐怕只是理论而不是现实。在舆论的压力下，同为黑人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发表了这样如此煽情的言论：“如果我有个儿子，可能就像马丁”。很快，新检察官以齐默尔曼涉嫌二级谋杀罪将其逮捕，这一起诉暂时平息了社会上一时的愤怒情绪。

　　然而，最终无罪的判决结果再次引发全美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而且这一次抗议的矛头已经针对这个体制。不妨看看示威者打出的口号：“欢迎来美国，这里不是间谍的人是间谍，而谋杀犯不是谋杀犯。”、“在美国只有白人的生命得到保护。”“这整个体制都是种族主义的。”这正如马丁母亲所说的：“今天是我的儿子被枪杀，明天就可能是你。”“我也是为了你们的孩子而奋斗。”(这些话简直像极了中国公知)。

　　这起事件究竟走向何方，世人还需再观察。但其反映出来的美国现状，实是值得深思。

　　首先，美国的种族问题两百年来经过一场战争和一场浩大的社会运动之后，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无论是美国拥有的民主制度、自称独立的司法体系，都无法化解种族之间的对立甚至仇恨。

　　其次，美国立国两百多年来，尊重司法、司法的权威、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仍然还相当的脆弱。从事件之初齐默尔曼的无罪释放，到检察官和警察局长在外力压力下被调离(最终审判结果表明这种调离是错误的)，再到宣判无罪后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展现对司法独立和权威的尊重。全国性抗议发生后，司法部随即表示正在进行调查，将决定是否由联邦发起新的指控。社会压力和政治因素是否能够再次令司法屈服，想必很快就有答案。

　　这恐怕是为什么自由派著名的法学家贺卫方先生在2010年香港书展演讲时公开承认绝对的司法独立是不存在的，是真空意义的。那么结论只能是司法独立在每一个国家不是有和无的区别，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罢了。再扯远一点，西方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也是同样。

　　第三，执法部门拥有太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单方面决定对方的生死。而每个执法者的素质、背景、价值认同、种族认同都有个体差异，而这在具体执法时，均有可能成为制造悲剧的因素。

　　最后，虽然美国号称是全球最发达、最富裕的民主国家，而且还选出了首位黑人总统。但显然，黑人整体上的命运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演变成全国性、群体性事件。这背后的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至少它说明了，在美国现行制度体系下，这是无解的。

　　马丁事件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在于，尽管美国早就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后现代发展阶段，但社会问题依然尖锐和广泛存在。年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针对政治人物和平民百姓的枪击案就是这个尖锐矛盾的产物。

　　大家可能还记得，举世瞩目的首度习奥庄园峰会期间，就在周边发生枪击案。就在此一刻，佛罗里达州又发生死亡七人的枪击案，大概全世纪已经麻木了，竟然没有多少媒体去关注。

　　在今天的美国，现实仍然是有太多的人选择枪枝而不是选票来表达意见。这有助于打消中国传统中的理想主义和对未来不切实际的期待。

　　相对于美国，中国从一个前现代国家进入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太短，经济真正得到发展也不过三十五年。更何况中国的规模史无前例，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现在又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问题，发生极端事件是再正常不过。今年以来已经发生的“小人物”极端事件之最，当属造成四十七人死亡的厦门公交纵火案的陈水总。

　　在陈水总作案之前的两年，他曾和这个世界发生过两次“纠纷”。一次是2012年和聘用他的一家厦门物业公司。由于在职期间物业公司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他在被辞退后(辞退原因是小区主任的电动车被偷，正在执班不熟悉环境的陈水总将之放行)，要求公司支付5月份工资、支付解聘赔偿金、补缴2012年四五月社保、赔偿扣押失业证导致无法就业损失总计4000余元等。

　　这些诉求未能得到满足，他随后开始上访。后厦门市思明区法律援助中心为其委派了一名律师，协助其申请了劳动仲裁。双方最终达成调解，陈水总获得了1800元补偿金。

　　至少从这个过程看，中国特有的上访制度和调解制度还是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也达到了解决问题的效果。

　　2013年3月，在失去了最后一份工作后，陈水总开始申请办理退养手续。但由于他的身份证及户口本均显示，他出生于1954年。而陈水总则坚称，自己实际是1952年出生，当年在更换户口本时年龄被填错。根据《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未安置就业上山下乡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厦门市男需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才可享受相关待遇。

　　一个月后——中国的效率还是相当高的，陈水总所在街道给出信访答复意见，认为他的户口本及身份证均显示其为1954年3月出生，依据法规不能办理退休，并建议陈水总收集能证明其年龄的材料后，申请变更，再办退休手续。

　　应该说一个年龄错了几十年都不申请变更，但为了享受政府的福利待遇而要求变更，相关部门要求其提供证明材料的处理并无不妥。而且在一个造假尚不能有效遏制的中国，执法人员的严格也在情理之中——某个宣扬所谓“真”著称的团体，其“教主”为了和释迦牟尼同日生不也改了出生日期吗?其理由也是过去弄错了。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下，如果陈水总行贿或者有关系，他的要求哪怕是非法要求也有可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中国的法制和人情社会的问题了，是针对所有人而不仅仅是针对陈水总一人。我们也还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弱势群体受歧视、受刁难也是相当常见的——不仅是个人，就是国家也是如此，还记得玻利维亚总统专机被迫降吗?事实上，上述两个现象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美国《纽约时报》7月21日发表渥太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斯·乔拉克的研究成果，美国一半的工作是通过关系推荐找到的。仅就陈水总而言，在整个过程中，很多人还是善待他，被他指责不公的也只有一人。

　　就是这一次个人利益的诉求受挫，导致他成为一名屠杀无辜的纵火犯。从这个过程来看，陈水总极端报复社会，导致四十七名平民遇难，死亡的无辜者包括婴儿、满怀憧憬参加高考的学生、普通的市民甚至还有和他一样的弱势群体，实属罪大恶极。就是他的亲属也认为“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的确太不应该了，真的不应该这么冲动。”“我们对那些死者家庭也很愧疚。”

　　然而就是陈水总家属都明白的道理，在悲剧发生后，许多公知人士的表现却十分的“不合人情”。比如当案情迅速侦破之后，中国著名律师刘晓原在新浪实名微博表示：我幸运的是不在厦门，也没有坐这趟车，不然，就是被烧死了，也可能会被怀疑是凶手，因为警方会翻看我以前发过的微博，说我这人牢骚怪话太多，厌世自绝于社会。遂案告破，皆大欢喜!

　　言外之意，警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凶手在微博的发言定罪。难道这是一名律师应该表现出来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操守吗？作为一名律师，一名没有参与调查的局外人，他又是凭借什么证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名律师对社会持这样的主观性极强的立场，那么，他又是怎样在具体案例中体现司法的公正和中立性呢？

　　更多的所谓学者则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制度。北京学者于建嵘说“政府应深刻检讨目前民众利益诉求机制，切实进行司法改革，让独立而有权威的司法成为社会的底线。”

　　四川学者冉云飞则认为：“这个社会病入膏肓，遍地强力维稳无孔不入，任何一桩灾祸下的制度和社会原因都不能忽略。”

　　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美国这个国家制度是不是在他们眼里早已经千疮百孔了?民众利益诉求机制早已崩溃?司法早已没了底线?

　　陈水总事件除了部分公知和过去一样表现不及格外，中国政府在透明度、有效性还是值得肯定。唯一不足的是，事件之后地方官媒过于直白、歌功颂德式的老旧模式令人反感，事实上也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但愿他们不要第二次跌倒在同一条河流。

　　当然，不管陈水总的要求是否合理，他的极端手段如何为世人所不齿，但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却依然是中国这个迅速崛起国家所不能忽视的。还记得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由于农民和武士的利益受损，沦为弱势群体，竟然导致了全面的内战。如此之高的社会成本，需要今天的中国引以为鉴。

　　引发重大风波、来自中国的另一个小人物则是台湾的一名普通士兵洪仲丘。洪仲丘只有三天就退役，却离奇死亡。他的死亡在台湾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包括“国防部长”等在内的军方高层或请辞或免职，台湾整个社会更是群情激昂，怒火中烧。

　　应该说，台湾军中频发令人诟病的死亡案件，这一次不过是台湾社会愤怒的总爆发。如果再加上一点时代背景，则和马英九执政以来台湾经济持续恶化有关。

　　表面上看，洪仲丘是因携带具有拍照功能之行动电话和MP3，违反了军队资讯安全保密规定。依法应予以申诫一次至二次，不料却遭军方违法移送桃园某营区的禁闭室悔过。随后在军医局《中暑危险系数测定法》危险系数41且已达到红色警戒之情况下，仍然被强迫进行激烈体能训练。训练结束后，洪仲丘向现场的戒护士表示呼吸困难。他边喘气、紧张且害怕地大声说：“我差三天就退伍了，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然而这位戒护士却找不到药，洪仲丘当时双手撑在餐桌旁，手脚都在发抖，接着从板凳上倒卧在地，全身抽搐，口中不断怒骂足有五到十分钟。戒护士赶紧从外面拿来氧气钢瓶让洪吸取，但已没用。随后送医不治死亡。

　　世人皆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何以一个犯了小错的士兵却被违法施以重刑乃致虐待性惩罚？根据目前披露出来的信息，洪仲丘是因为在开当届退官士兵离营座谈会中针对财务问题和军中管理讲出太多真相，得罪了同僚和上司，才会惨遭后来一连串的可怕待遇。

　　兼管财务的洪仲丘曾质疑长官范佐宪上士以手写的收据要核销急用、提领现金的行为，也曾表达部队车辆外修金额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签署的最高层级只需要到副旅长签核即可，有刻意规避采购法限制的疑虑。结果下令对洪仲丘进行“训练”处罚的是上士范佐宪，这位副旅长恰好是下令禁闭洪仲丘的长官!这位副旅长还对执行命令的连长这样说道：“不关他，就关你”(后来连长说这位副旅长是在开玩笑)。

　　虽然最终调查结果还没有出炉，洪仲丘因犯挡人财路而被报复种下杀身之祸却是人人皆明。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军方的调查结论是“意外”，法医公布的结论却是“他为”!所谓“他为”，根据法医石台平的解释就是他杀，因顾及家属感受才写成“他为”。而军方高检检察长史胜德却认为“意外”也是“他为”的一种。不知军方的这种反应是否考虑到家属的感受，是否考虑到民意汹涌。

　　更离奇的是，在真相调查洪仲丘在禁闭室受操练的录影带过程中，却发生军中涉嫌上下串、将案情重要时间点的录影带清洗变黑，涉嫌湮灭证据的丑闻(军方解释是“阴差阳错”，否认人为篡改)。真是“报复虐杀、腐败谎言和录像带”。

　　此事发生后，也立即在台湾引发一场舆论风暴。台湾号称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人权更是其标榜的崇高价值。更是大陆不少公知心目中的偶像。不过，这里不妨引用一下台湾著名公知南方朔的评论《台湾之春的时间应该到了》，看看大陆公知心中的偶像台湾，在台湾公知眼里又是何等模样?

　　“当一个国家，无能、贪腐、滥权当道，国家已国不成国，军官已成了魔鬼，政府则成了土匪强盗，这时候，人民就有权挺身而出，将国家从毁灭边缘救回来。这乃是近代世界各国颜色革命和国家之春人民运动正当性的来源，而今天的台湾，台湾之春运动的时间应该已到了成熟的时刻，台湾已必须被拯救！

　　“今天的台湾沦为一种选举出来的暴政，就是台湾不进反退的关键。”

　　“近年来台湾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都每况愈下，早已成了一种新的专制。”

　　“这种选举出来的暴政，它可以假借献金制而扩大贪腐，它也可以借着利益的输送而扩大地方派系的恶势力，……这种政府俨然成了土匪强盗的野蛮政治。”

　　“军队甚至成了比黑道帮派还不如的超级大黑帮，军方治军不力，部队士气军纪不高，但它内部的黑暗滥权却极为嚣张，杀人整人虐待人的文化却极发达。洪仲丘案就已把军方黑暗滥权的本质展现无遗!……因此洪仲丘不是给某个人整死的，他是被政府谋杀的!”

　　“今天台湾政府的无能、贪腐、滥权、甚至残酷当道，换了别的国家，人民必定早已忍无可忍，但台湾却不。台湾的政府有庞大的宣传机器，会帮它硬扯硬拗，会帮它设定停损点，让一切事情都被有效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一旦逾越了安全范围，它所控制的媒体就会东拉西扯，将问题扯离焦点或将别人污名化。”

　　当然，作为去过台湾多次，也三次观摩过台湾选举的我来说，虽然也常常批判台湾的民主，但客观而言，台湾并没有南方朔先生讲得这么不堪。这大概是全世界公知的通病。难怪贺卫方先生在广州演讲时开玩笑说自己不喜欢公知这个词，因为会让他想起公共厕所(他接下来说，公知形象不佳后，他反而以公知自诩)。

　　记得法国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对我讲，中国和任何国家一样，有好的一面，也有其不好的一面。任何国家都会发生荒唐透顶的事情(只可惜，这位法国学者理性的声音在法国媒体上是看不到的。也是中国公知们所欠缺的)。仅以最近的世界而言，西班牙发生火车出轨，总理表达哀悼的文稿末尾居然是向中国甘肃地震灾民致哀!民选领导人对空前灾难三心二意到了何种程度。这可比中国的“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岂不严重百倍?更离奇的是，首相府既没有道歉，也没有解释原因，仅仅修正而已。更没有媒体、公知和民众表达愤怒。

　　本人所在的法国竟然发生一位市长对当地的罗姆人(吉普赛人)说：“希特勒当年也许杀得还不够”。如此赞颂反人类罪行的言行发生在“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深入人心的法国，是谁也想像不到的。

　　我们的邻国印度，它的荒唐和西班牙一样，也牵连到中国。他们的军方、政府和媒体居然把木星和金星当作中国的无人机入侵，还屡屡向中国提出抗议。中国给出的解决方案很坦诚也很诙谐：把它打下来啊。

　　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三个自信”，但自信的前提条件是要知已知彼。不同世界、不同制度下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不仅让我们反思自己，也是透视他者的窗口。别人的问题不能成为我们的挡箭牌，而是要客观、务实地看等自己，看待世界。至于唱衰者们，就让他们继续孤独地吟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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