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在近代中国有过一段特殊的惨痛历史，严重危及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给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在当今中国讨论“毒品该不该合法化”，答案几乎必然是否定的。与中国不同，近年来，毒品是否该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在欧美国家却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甚至引发了国家之间的矛盾，挑战一些既定的国家政策。欧美对毒品的不同态度，对于中国也有影响。因此，我们暂且把中国人对毒品的历史态度放在一边，看一看西方对毒品合法化的理由。
    毒品过去一般都在非西方国家种植，但是，近年来，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也开始大量种植大麻，而且采用高科技，成效比落后的非西方国家要好得多，比方说加拿大可以在野外和室内种植大麻，一年可收获四季。因此，毒品合法化在西方国家第一个理由是，它能给民众带来较高的收益。加拿大的这个现象引发了与相邻的美国的政策冲突。美国长期坚持禁毒，但是，加拿大合法种植、销售大麻的要求，已经通过选民、选票影响了议员和政治家。因此，美国禁毒机构认为，加拿大的这一变化趋势，几乎等于是向美国的禁毒政策宣战。然而，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至少大麻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应该允许其合法化。美国大量吸食大麻的瘾君子还举行集会，要求将大麻合法化。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美国一些警察局在录用警员的时候，对于曾经吸食过大麻的年轻人，也已经网开一面。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中国，曾经有人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大麻不属于毒品。这种言论的源头就是美加对于大麻态度的分歧。以至于中国国内一些“上流社会”人士，也以此为榜样，以吸食大麻为荣。理由无非是说，美国、加拿大很多“文明人”都如此。
    那么，美国、加拿大关于大麻的争执，是否会影响美国长期的禁毒政策？目前看还不至于，但是，有一些迹象值得重视。在美国禁毒机构内部，已经有人提出，美国几十年的禁毒工作，其实收效甚微。正是因为国家禁毒，造成毒品的利润很高，使得黑社会永远有铤而走险的动力。而且，政府每年在禁毒方面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如毒品的利润。即便如此，禁毒的费用也已经成为政府的负担。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还好一点，其他一些国家由于禁毒经费不足，警方只能抓大放小，睁一眼闭一眼。一些禁毒的警员说：每天抓几个小毒贩，立即就会有大批新的毒贩补充进来，警察都怀疑自己抓毒贩有多大的意义。不管大毒贩还是小毒贩，抓起来之后，关在监狱里，还要花很多钱。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几十年的禁毒，丝毫没有改变美国社会毒品泛滥的局面，毒品几乎遍地都是，随手可得。禁毒还有什么意义？
    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份调查显示，西方各国政府加大对毒品的打击力度，对于世界各地毒枭的毒品流通影响很小，几乎微不足道，比方说，各国警方联手缴获大宗毒品、捣毁某个毒品生产基地，对于欧美市场的毒品价格几乎没有影响。这个现象说明，毒品的市场供应始终非常充足。我以前接触云南缉毒警察的时候，获得的信息与英国的这份报道正好相反。云南缉毒警往往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市场上毒品价格的变化：毒品贵了，说明警方禁毒的效果很明显；毒品便宜了，说明又有大宗毒品流入市场。当然，中国缉毒警的这种经验与英国情报机构的报告很不一致，只能说明禁毒在中国的成效与世界范围很不相同。
    鉴于欧美社会禁毒工作的成效甚微，西方一些专家和政治家便指出，与其禁毒吃力不讨好，还不如放开政策，允许毒品合法化。他们指出，毒品合法化有几个好处：首先，合法化之后，市场供应更加充分，毒品的价格会更便宜，因此，可以减少吸毒者为了获得毒资而犯罪。英国的一项统计显示，70%的街头犯罪与毒品有关。其次，毒品价格降低，毒品市场充分竞争，黑社会垄断毒品的利润也会降低，对于黑社会的生存不利，等于政府间接地打击了黑社会。第三，政府还可以收税。与花很多钱禁毒相比，一进一出，政府的财政状况会有很大改善。第四，禁毒几十年，屡禁不止，毒品消费市场始终庞大，说明需求始终存在。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有需求就必然要满足，禁毒等于是与市场经济作对，是违背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
    欧美社会对于禁毒的上述“反思”，我们应该怎么看？在我看来，上述所有要求毒品合法化的理由，几乎都是经济理由。也就是说，单纯只从经济角度说，上诉理由都有道理。当一个社会以经济指标作为社会根本的时候，禁毒的确没多大意义，还不如放开、合法化，使其变成GDP里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毒品合法化、普遍化对于社会的确是有危害的。传统毒品要占用土地资源，虽然它能创造GDP，但是，毒品不能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一旦普遍化，社会后果极其严重。而且，毒品泛滥还会造成医疗费用的提高，对于这一部分的经济计算，几乎是主张毒品合法化的人士忽略的。对于新型毒品来说，虽然不占用土地资源，只需要化学合成，但是，大量人群吸食毒品，对于社会的潜在危害难以估量。这里不展开讨论毒品对于社会的根本性危害，只想指出，这种危害不是经济数据能够反映的。单纯以经济指标来管理社会，至少在毒品问题上，后果相当严重。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毒品危害社会的观点，再来看欧美关于毒品合法化的理由，就会发现，西方文化中一些根本性的理念是有问题的，这种根本理念不改变，西方文明就等于是慢性自杀。比方说西方文明的“自由”概念。为什么西方政府的禁毒收效甚微？毒品越禁越多？因为，西方文明过于强调“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舆论广泛传递吸毒信息是自由，个人吸毒是自由，提倡吸毒合法化也是自由，满足个人欲望也是自由，等等。在这种缺乏节制的“自由”氛围中，“吸毒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从而造成世界范围内对于吸毒的需求难以遏制，这种需求甚至可以同人们对于汽车的需求相媲美。于是，结合自由市场经理理论，结合经济第一的社会价值观，毒品合法化在西方世界大有市场，一些国家已经半公开化。这一趋势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西方文明的慢性自杀。所以，从毒品问题上也可以看出西方文明的基因缺陷。
    事实上，罂粟、鸦片之类的毒品，在中国存在已经超过千年。在中国历史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也没有禁毒一说，换句话说，鸦片类毒品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合法的。为什么鸦片在中国历史上合法了一千多年没有多大危害，而到了近代却造成极大的危害？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质不同。鸦片有危害，也有益处，比方说它有相当不错的药用价值，这是它合法化的根本理由。但它泛滥之后的危害是必须警惕和控制的。中国文化控制它的方法在于：避免刺激人们对于吸食毒品的需求，只将需求控制在药用范围。拔高一点、抽象一点说，中国文化认为：自由必须是有节制的，需求必须是有控制的，经济指标也不能成为唯一的社会发展指标。而西方文化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优秀的特征，在自由、需求、市场等问题上显得极其幼稚，并把这种幼稚当成文明和真理，野蛮地强加在中国的头上。有鉴于此，我甚至认为，在毒品合法化问题上，不必同西方人讲什么大道理，让他们合法化去，等着他们在合法化的毒品世界里慢慢地自杀。因为，西方文化如果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就是一个自毁的文化。但是，这种选择对于中国的压力在于：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当成绝对正确、先进、文明的文化，那么，一旦西方真的将毒品合法化，我们也可能不得不“向西方的先进文明学习”，到那时，我们只能与西方文明一起走向毁灭。所以，在毒品问题上，中国的最佳选择是：我们要坚持，千万不要受西方的影响；我们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严格控制毒品，让西方在毒品里快乐地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