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热

——“终极信仰”依然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灵魂

■ 《环球财经》副总编辑 彭晓光

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中长期存在的“毛泽东思想”热,金融危机后持续至今的全球发展模式“左右大论战”,以及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带有世俗—神权激烈对抗色彩的“美国特色左右翼思想大战”都充分说明,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丝毫没有减弱人类社会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而“终极信仰”则依然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永恒的灵魂。探讨“终极信仰”,从“终极信仰”的视角认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热,理性认识全球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战争,及其背后更本质的“终极信仰”冲突,对未来中国模式3.0与和谐世界的构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日前,随着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农业部原部长何康、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原林业部常务副部长刘广运、科技部原副部长韩德乾、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部长杨春长少将、北京卫戍区原副司令黄伯诚少将、武警黄金部队政治部原主任彭水朋少将等部长将军的签名,在北京启动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的将军部长签名活动。此次活动将邀请116位将军部长以签名形式表达对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签名活动持续到2009年12月26日。

签名条幅长60米,喻意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签名条幅宽1.226米,喻意毛泽东同志12月26日生日;签名将军部长共116位,喻意2009年是毛泽东诞辰116周年;条幅底色选用大红色,喻意亿万人民红红火火;条幅字用黄色,喻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辉煌60年中的“毛泽东思想”热

纪念新中国辉煌60年,不可能不把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毛泽东思想”热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网络上长期持续的年轻网友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支持,在北京启动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将军部长签名活动……

在西方政界和学术界某些人士中,“中国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个颇为流行的观点,这既反映了这些人妄图冒充人类精神世界裁判的自大心态,也反映了他们无法把握中国走向的恐惧担忧心理,依照他们自以为是的价值观体系与话语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是走向西方“彼岸”的过渡阶段。但现实却是,中国模式发展道路日益成功的同时,他们期盼的“改旗易帜”与“颜色革命”不仅迟迟没有发生,而且越来越显得遥遥无期。

这些人士无法理解（或者不愿理解）:改革开放中国模式2.0时代,是对工业化基础中国模式1.0时代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中国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中国革命、中国模式1.0时代与中国模式2.0时代,拥有共同的思想灵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当然需要保持冷静理性的自我认知,西方世界恐怕也需要认清,他们自以为天然正确（其实充斥着陈腐落伍偏见）的话语逻辑体系,已经远远解释不了中国模式的成功、“毛泽东思想”热以及中国青年一代的核心价值观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模式的确立,既离不开社会主义道路,更离不开“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终极信仰”（认为只有宗教才是“终极信仰”的观点是十分片面错误的）,从这个意识形态的灵魂出发,结合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及新中国建国后极端复杂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人们对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艰难探索国家独立自主、工业化与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经济与政治权利的种种努力,包括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以及经历的种种不可避免的曲折,才能得出更加冷静客观的答案,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毛泽东思想”热,才能真正认识到,未来中国模式3.0的使命,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显然是抓住了党建和反腐败的关键,抓住了当今和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

围绕发展模式的全球“左右大论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围绕发展模式的全球“左右大论战”,已经不仅仅限于资本主义模式内部（如相对左的凯恩斯主义与相对右的新自由主义论战,相对左的欧洲大陆莱茵模式与相对右的英美模式论战）,而是进入了“终极信仰”领域: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战。中国的学术界与传媒界,特别是网络传媒,也是这场“左右大论战”的积极参与者。

论战之所以进入了“终极信仰”领域,是因为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论述,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客观真理。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文章说“《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这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中”。

一方面,拥有强大工业与大众资本主义传统的、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依然无法阻止脱离任何制衡体系的华尔街“资本专政”的出现,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虚拟经济远大于实体经济的现实,几乎使得“资本专政”进程具有不可逆性,国际社会目前广泛讨论的“加强监管”对这一进程的制约作用也十分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坚信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坚持共产主义的“终极信仰”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心和措施是坚决而果断的（把美国对部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拯救计划称为“美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只是美国传媒的某种调侃,危机之后这些金融机构依然将交还给私人资本）;欧洲大陆政治经济领袖们,基于相对健康合理的资本主义莱茵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创立“新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曾经拥有独特资本主义“日本模式”、采用新自由主义后陷入长期困境的日本,民主党政府上台后,也在尝试通过抛弃新自由主义来拯救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由于面对美国时缺乏欧洲大陆国家的区域集团依托,日本经济与外交的“转向”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判断“资本主义制度是否进入总危机”,尤其需要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态度,而不是陷入过去常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中。

由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围绕发展模式的、已经涉及姓资姓社“终极信仰”的全球“左右大论战”,还将持续下去。

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与“西式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巨大的。国际上围绕中国模式道路的观点,从“取代美国模式”到“无法持续”不一而足,对此我们还是要处之泰然,既要坚定中国模式的信念,也要认识到中国模式在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升级。

美国特色的左右翼“终极信仰”冲突

最近三四十年,美国社会始终存在一场激烈的、有美国特色的左右翼“终极信仰”冲突,虽然美国右翼经常给坚决捍卫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左翼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但这场“终极信仰”冲突却不是关于“姓资姓社”的,而是关于宗教神权的。

如果把反对原著考证学、“回到经书原本”作为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重大特征,那么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可以被视作是当时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这直接挑战了罗马教廷的权威并导致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对英国国教改革不彻底极端不满的英国（新教）清教徒,因在英国受到迫害而大批移居北美,成为美国最早的殖民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教）清教徒各大派系形成的福音派,掀起了美国和世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一场高潮,构成了美国社会和政坛右翼保守力量最强大坚实的堡垒,是共和党的最大支持力量。米克尔思维特和伍尔德里奇的《右翼美国》,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论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则奠定了自由主义美国左翼的传统,是民主党的最大支持力量。

最近几次大选,美国左右翼之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程度,右翼攻击左翼要“摧毁”美国的基督教传统（虽然左翼大部分选民也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左翼则攻击右翼妄图在美国建立基督教神权统治,双方在相互攻击中用词之激烈极端（特别是左翼对小布什、切尼的攻击,以及右翼对克林顿、克里和奥巴马的攻击）,远远超出了美国以外观察家们的想象。

2004年大选后,克里的支持者中有人公开提出“分裂美国”的方案——支持克里的东北部、西部19个左翼自由主义“蓝州”同加拿大组成“加拿大合众国”,支持小布什的南部31个“红州”组成一个新的“耶稣国”,当然这不意味着美国即将分裂,但却显示出美国特色的左右翼“终极信仰”冲突已经激烈到了何等程度。

西班牙语系并信仰天主教的拉美墨西哥裔移民,在美国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给这场持续已久的美国特色左右翼大战增添了新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犹太族裔在这场美国特色左右翼“终极信仰”冲突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犹太民族真正震撼世界的,绝不仅仅是资本的力量,而是其对“终极信仰”的长期追求与坚持,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资本、文化与科学力量（也许这个说法多少有些唯心主义的色彩）,犹太民族的犹太教“终极信仰”,就是相信自己才是上帝耶和华的惟一特选子民,“弥赛亚”（救世主）再来建立强大的大以色列,上帝通过犹太民族统治世界。

由于犹太民族绝不接受“拿撒勒犹太人耶稣”是自己的“弥赛亚”,加上历史记载的:“犹太长老逼迫罗马总督处死了耶稣”,散落欧洲的犹太民族陷入了同整个基督教世界长达2000年并延续至今的“终极信仰”冲突,但是欧洲基督教世界长期的“反犹排犹”并没有动摇犹太民族对自己“终极信仰”的坚持（犹太资本力量,其实起步于非法高利贷,原因是犹太人由于反犹排犹长期无法从事社会正当职业）。假设犹太民族放弃了对犹太教“终极信仰”的坚持,皈依基督教,那么2000年灭国后还能奇迹般“复国”,还能在基督教为主体的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取得如此显赫的政治、金融与文化力量“神迹”,就完全无法想象了。

美国犹太裔是民主党的重要支柱,而有强烈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福音派则是共和党的重要支柱,美国建国以来,就长期流传着这样的“阴谋论”:美国的建立,是犹太资本控制的主要由基督教人士组成的“共济会”的一个阴谋,独立战争中的美国国父们大多是共济会成员,美国不是（新教）清教徒国家,而是异教的“撒旦”之国,目前美国福音派就是持续传播这个“阴谋论”的最大温床,在美国国内各地,至今依然存在不少相信这个“阴谋论”,并立志推翻（他们眼中代表“撒旦”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所谓“白人民兵组织”。

不少中国学者对中国公众了解产生于美国的“阴谋论”,表现出了令人困惑的极端敏感态度,其实大可不必。了解美国的所谓“共济会阴谋论”,了解其背后的“终极信仰”冲突,对中国公众理性客观认识美国社会肯定是有所帮助的,否则,中国公众就可能无法理解下述事实:为什么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他们提出的所谓“世界政府”、“世界货币”设想,会被世界大多数人认为是为了加强美国世界霸权,却又被美国众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是“彻底摧毁”美国的“共济会”阴谋？为什么（犹太资本主导的）美国传媒业与好莱坞,会被世界众多国家认为是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急先锋,却被美国众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是“摧毁美国道德传统”的罪恶之渊？为什么犹太教、伊斯兰教与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围绕耶路撒冷圣殿山展开的“终极信仰”冲突,将可能对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相对于美国,欧洲是世俗化的,冠以基督教、天主教名称的欧洲主流右翼政党,按他们自己的解释,其实是“后基督教”的（不少欧洲右翼政党甚至比美国民主党还偏左）,再考虑到欧洲（特别是西欧）同美国右翼保守派在宗教、反恐、环境及世界格局方面的尖锐分歧,最近两次美国大选,欧洲,尤其是西欧大陆的主流民意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美国民主党。

伊斯兰世界的内外“终极信仰”冲突

全球穆斯林的人数为15.7亿,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由于生育率较高,占世界人口比重还在持续上升。伊斯兰世界的内外“终极信仰”冲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许多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对政府稳定的威胁;二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三是围绕耶路撒冷圣殿山与犹太教及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冲突。

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列维政权后,耿耿于怀的美国始终将伊朗伊斯兰政权视为“终极信仰”、意识形态与地缘战略的主要敌人之一。“伊朗问题”使美国陷入了巨大的战略困境: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泥潭的美国无力对伊朗展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打击,而拥有中东较强工业与技术力量的伊朗,如果在“核力量”方面取得戏剧性突破,将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在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逊尼派占多数的沙特和埃及引发的失控反应,甚至有可能终结美国的石油霸权与美元霸权。

沙特阿拉伯同美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对伙伴:一方面,美国军事上对沙特承担安全义务,沙特则是石油美元的最大支柱;另一方面,沙特立国的“瓦哈比教派”具有强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甚至比伊朗还要极端）,“9·11”之后,关于沙特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沙特是全球,特别是欧洲和美国清真寺与伊斯兰学校的最大捐赠者,按照美国右翼保守派的观点,欧洲基督教的“没落”,穆斯林人口在欧洲的“扩张”,将导致欧洲变成伊斯兰化的“欧罗巴斯坦”,并最终导致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在全球“终极信仰”冲突与地缘冲突中的失败。

“毛泽东思想”热、中国模式3.0与未来中美关系

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模式在社会主义民主、金融安全、产业自主创新、社会保障、能源安全与军事安全各领域都面临着艰巨的升级任务,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经济总规模在10~20年内存在超过美国的极大可能,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也将大大缩小,中国将直面人类社会工业化时代以来两个重要“命题”的考验:“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 与“挑战者陷阱论”。前者指工业革命以来只有英美两国先后建立过世界霸权,后者指主动或被动挑战英语民族霸权的主要大国,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希特勒德国、苏联、日本,都无一例外地落入了失败的陷阱。

未来的这场空前挑战,对中华民族而言是相对陌生的——实事求是地说,近现代史至今为止,中国还没有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的经历。冷静客观地深刻认识英语民族和美国,从“终极信仰”、制度安排到国际战略,成了摆在中国政府、公众与学者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

美国和英语民族的最突出特点（优势）,是狂热的“终极信仰”与冷静的现实主义政策的紧密结合:为捍卫其统治世界的神权天命“终极信仰”,每个重大关键时期,英语民族都能准确锁定“头号挑战者”,并以极端冷静现实的政策,联合世界其他力量中心,包括过去失败的头号挑战者以及未来可能的头号挑战者,组织包围同盟。

而法国、德国、苏联、日本的失败其实不是宿命的:他们在主动或被动挑战英语民族霸权时的一系列战略误判、战略孤立与战略自杀,远非不可避免。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高估或低估英语民族的力量与意志都是危险的”,前者导致投降主义,后者导致冒险主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对英语民族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英国“为了道德霸权而高唱所谓民主自由的陈词滥调”,“在欧洲大陆出钱找个傻子,让他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打仗”。依靠坚实的“德俄谅解”,俾斯麦成功地让居于欧洲中心的重新统一的德国在工业方面逼近了英国,威廉二世与希特勒的失败（仅就战略而言）,关键就是背离了俾斯麦的传统。

美国的战略优势与劣势,导致了目前其对中国政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巨大困境:坐视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对美国世界霸权在“终极信仰”、民族信心、制度及货币方方面面造成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同最紧密的经济与战略伙伴中国走向全面对抗,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美国世界霸权依然会被其他力量中心（特别是欧洲与俄罗斯）取代;组建针对“永不称霸”中国的实质性全球“反华联盟”,美国不仅完全力不从心,而且完全没有道义基础。

但对中国而言,我们不能幻想美国放弃历史上任何霸权国家都具有的“锁定头号挑战者”的本能,不能幻想仅靠紧密的经济关系就保证中美永久和平（历史上英德、德苏、日美关系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更不能幻想美国将会锁定世界其他力量中心而使中国“躲过”考验。

恰恰在面对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必将到来的这场考验时,“毛泽东思想”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毛主席在建国后处理中美关系方面,就把“终极信仰”与现实主义进行了成功的组合,既在建国初果断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击败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必需的和平环境,又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成功地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没有战场上的失败,尼克松是不可能到北京成为毛主席的朋友的,因为在拥有世界霸权的美国的词典里,“朋友”只有一个真实的涵义,就是“无法击败的对手”）。

“毛泽东思想”热在中国青年近卫军（特指“80后”、“90后”拥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青年一代）中广泛而持久的存在,也绝不是偶然的:他们以青年人特有的敏锐,意识到了自己捍卫中国模式与和谐世界的光荣使命,意识到了完成这一使命是离不开对“终极信仰”的探索与追求的。

中美两国拥有完全不同的“终极信仰”与社会制度,但也都同时拥有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们相信,在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有力量与意志跨越所谓“挑战者陷阱”（法德式的“地缘政治军事陷阱”,苏联式的“意识形态陷阱”与日本式的“金融陷阱”）,与美国共同终结“大国政治的悲剧”,并且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完成构建“和谐世界”的人类社会使命。

链接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3月17日报道,一幅名为《与但丁讨论神曲》的油画在网上热传,这幅油画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103位世界著名人物的形象,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名中国人都出现在这幅画中。该画由油画家戴都都、李铁子、张安君联合创作。在103位名人中,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坐在全画正中间的圆桌边。

  
【来源：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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