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制海权

发布时间： 2007-05-16 04:08　来源：光明日报

     张文木  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家安全战略，主要著作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等。

　　

光明日报编者按  海权，对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但到今天在理论上仍未被充分消化、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问题。本栏目主持人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由海权概念切入，力图提出符合我国新世纪现代化实践的海权观点，并回答我国海权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分两篇发表，上篇讨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制海权问题，下篇讨论我国海上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

     

经济全球化催生海权革命

　　主持人：自海权理论创始人塞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及相关著作发表近百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seapower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那么，如何理解海权？

　　张文木：海权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会有不同的理解，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的seapower不能概括“海权”一词的全部语义。从理论上说，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共享包括大气层内外的所有地球资源的权利，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资源外的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引申出“海洋权利”（searight）的概念；当主权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权利永远是要有力量来捍卫的，这样便从主权的“自卫权”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seapower）的概念。马汉说：“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作为国家权利的海权，是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利益。权力，特别是海上权力，则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只有联合国或联合国授权国家和机构才具有资格使用这种力量。这里需要区分“海权”与“制海权”（commandofsea）两个概念。二者虽都与汉语“权”字相联系，但意思大不一样。海权是一种属于法权范畴的概念，而“制海权”中的“权”则是指一种由“权势”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势”的意思，不能将二者混用。

　　主持人：理论总是应时代需要而生。推动海权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张文木：这就是资本全球化。人们以为全球化是近些年的事，其实，它在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便开始了。全球化是指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的过程；通过资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当然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源头。

　　主持人：有数据显示，1918年前50年间，世界经济年增长2.1%，比19世纪上半叶年均增加一倍。按不变价格计算，1800年至1900年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1.54%。资本的扩张使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居于优势地位，居于资本中心并控制较多世界贸易和资源，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而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多份额的恰恰是拥有强大海军和广泛制海权的国家,如英国等。这是什么原因呢？

　　张文木：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制海权理论便应运而生。比较成型的制海权理论由塞耶·马汉提出，他的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军战略》等。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国家制海权息息相关。他说，“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

　　主持人：美国人开始也没有海权意识，他们是骑着马打仗的。在二战前美国的海军尽管发展很快，但其军事作战主体观念还是基本上囿于骑马舞大刀的陆战决定论。那么，人们的作战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呢？

　　张文木：二战前，作战观念发生了两次革命。先是陆权革命，它使人们认识到控制地面要塞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后来是海权革命。与陆地不同，海上航行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是畅通无阻的。从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比如从“9·11”到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美国调运兵力装备时间不到1个月。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与陆地防务相比，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而在陆上取得每个军事胜利都得部署大量守备兵力以巩固成果，同等数量的部队，海上比陆地使用起来会更加高效。海军可以在一国沿海自由运动并拥有广阔的打击面，而陆军则不能，陆军只有靠其数量扩大其防卫面。这正如鸦片战争中，中方防备英国的陆军远比进攻的英国海军多，英方能够及时调动，并在必要处可随时随地集中使用，而中国陆军则要处处修炮台、修兵营、增加驻防。正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人类才产生了海权观念。

　　主持人：巴顿将军特别反对传统的陆战作战方式，他推崇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这种作战方式与海权革命有何关系？

　　张文木：有人说巴顿的观念是超前的，其实不然，他只不过跟上了那个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时代，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可以说是海上作战方式的运用。当时还有一个认识超前的人物，这就是戴高乐。戴高乐在军事学院读书时写了一本书，讲的大致是集团军大纵深作战。他提出未来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不同。作战前锋力量主要不是人力，而是坦克群集团军配合飞机的立体式联合作战力量。并且作战时也不主要是正面攻坚，而是纵深到敌人背后席卷过来。希特勒打法国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二战前，戴高乐这本书在法国没有被认可。书出版以后，在德国却很有影响。

　　获得制海权意味着获得历史主动权

　　主持人：马克思·韦伯说过：“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对此，如何理解？

　　张文木：这话对我们理解贸易与海军的关系绝对是有帮助的。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没有海上军事投送能力，海外贸易的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是“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主权安全即边界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概念，而发展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它涉及世界一切地区，还包括外层空间和深层海域，由此便派生出涉及发展利益的“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而联系全球各地区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海洋，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

　　主持人：近代历史表明，率先获得制海权的国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

　　张文木：是的。从军事史来说，制陆权与制海权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中世纪国家是依靠地区性的和封闭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维持的。在这样的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就是地区性贡赋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并由此保持其大国的地位；而保持这样地位的国家的军事前提就是强大的制陆权。比如古代埃及、中国、印度、巴比伦都曾是这样的国家。到了近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市场和利润成了生产的主导力量，资本及与此相应的包括市场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铺展开来，此时国家兴衰取决于其在资本全球化和资源全球性配置中的地位。其间，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市场和资源，从而获得大国必需的物质条件。比如，现在的北方七国，在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分配中占据主要份额，才使其成为大国。既然世界资源配置方式已突破中世纪的地域性封闭性质并转化为世界性的开放性质，而海洋又是畅流世界各个角落的最便捷的载体，那么，从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其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同样，新兴国家也正是通过优先发展海军并争取与大国平等分享海权利益而进入大国行列的。近代历史表明，率先获得制海权的国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比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胜利的一方也就成了主导历史方向的国家力量。

　　主持人：制海权在当代社会有何新发展？

　　张文木：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的杠杆。航空母舰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航空母舰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

　　主持人：目前，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母就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棺材”，因此，发展航母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对此，您有何看法？

　　张文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本身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母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

附文1：我国海上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

发布时间： 2007-05-30 03:57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  上一期本栏讨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制海权问题，本期继续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就我国海权实践的特征和世界新军事变革条件下我国海上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发表看法。

　　

权的彻底实现系于祖国的完全统一

　　

主持人：我国目前海权实践的特征是什么？

　　张文木：我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捍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我国目前的海权实践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的阶段。比如我国统一台湾和中国海区其他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岛屿,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但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建设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的实践，而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的实践。我国的海上力量，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因此，我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

　　主持人：但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要使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事实上属于中国，我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张文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海权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我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前者包括国际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国际法认可的主权国家享有的各项海洋权利。这部分权利随国际海洋法的变化而缓慢演化，比较确定。后者包括由海洋权利产生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部分权利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属于海权中变化较大的部分。不同的国家依据国际海洋法享受着同种的海洋权利，但据有同一海洋权利的主权国家由于其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得到的海洋权益却不同。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我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实现其海权的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也在同时增大。这是我国海权与世界其他国家海权实践的共性方面。

　　主持人：共性寓于个性，那么，我国海权个性特征何在？

　　张文木：第一，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相一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而这些尚未统一的地区又多集中在东部中国海区。这些地区既是中国领土，又是在实现中国海权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支点。能否实现我国的统一，是关系到能否实现我国海权的关键步骤。实现国家统一进程与实现国家海权进程的统一，既是我国海权的特点，也是我国海权的优点，它决定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海权实践的正当性和正义性。第二，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我国海权属有限海权的特点。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容型的国家，在地理上一面环海、三面临陆。由于三面陆上的安全压力使我国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出了强大的陆军而非海军力量。同样，这种地缘政治的特点和上述我国海权的特点，又决定了我国海权在实践中不需要追求世界性的海上权力。我国海权是有限海权，它不超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我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力量发展不超出自卫范围。第三，我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的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认识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失败后开始的，而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认识海权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开始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不具备远航动力技术，因此东部大海反倒成了保护我国东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海上失败，也只是使国人从“边防”的角度认识海权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我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产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关系。鉴于此，我国需要发展出在全球范围得以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我国海外利益的扩大而扩展。这种扩展进程是无限的，但其性质却不超出自卫的限度。

    从小立体战争到大立体战争

　　主持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军更多地只是陆军的配合军种，陆军是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已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家战略力量更多地通过海军表现。在当代，此种状况有何变化？

　　张文木：海军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权必须依托的兵种，这正如海上权利必须以海上力量为依托一样，但它却不是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全部。战略力量，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是对敌方具有总体打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因此，我国海上战略力量不应当是海军单一兵种的事，它应当是随世界军事技术变革而发展的国家防务力量的总体表现。航母是二战中出现的最具海上作战力的战舰，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首次明确地打破兵种界限，将战船变革为集陆海空战斗力联合为一体的立体作战平台。这时表现于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已不再只是海军舰艇的单一战斗力，而是一种集陆、海、空、电子通讯等军种为一体，并通过航母这一巨型作战平台在海上机动发挥的新型战略力量。航空母舰及其航母作战体系所表现出的战争力量已不再仅是海军的，而是国家的战略力量。

　　主持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卫星技术及由此带动的空中预警技术、导弹定点精确打击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技术含量及其有机合成水平大大提升，其主要表现是什么？

　　张文木：海上作战已由二战时期的由飞机、潜艇、海上航母火力打击力量共同担负的小立体战争，提升到由外层空间的卫星侦察技术、低层空间预警技术、到深海的潜艇、声纳技术配合陆海定点精确导弹打击的大纵深和大立体战争。海上作战已远非海军一个兵种得以完成的事，而是国家核心技术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总体作战力量的综合表现。目前，美国一艘航母出航，除外空卫星定位、空中预警和海面其他舰群护卫之外，还有庞大的水下潜艇的护航。

　　主持人：主导21世纪大国国防结构调整方向是什么？

　　张文木：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新军事革命使各国的国防军事力量配置发生结构性变化。其重要特点在于，大立体战争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家军事力量由分布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以陆军为主体的军团作战力量组合，转变为分布于海外针对不同对手作战力量的有机合成。国家作战力量的配置已不再基于地区，而是基于任务。任务决定作战力量的使用与组合，这是开始于20世纪末并必将主导21世纪的大国国防结构调整方向的重要特点。21世纪的国防力量将不再是一块块横摆在平面并需最高司令部拼接的板材，而是一个根据不同作战任务而任意组合的“作战魔方”，而构成这个“作战魔方”的材料已不是传统的陆海空三军军种的简单合并，而是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和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的体系合成。

    世界军事革命的新领域在深海

　　主持人：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那么，随着美国外层空间绝对优势的确立，世界各国发展战略力量的新领域将是什么？

　　张文木：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使彻底消除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能力成为不可能。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美国外层空间绝对优势的确立，发展深海战略优势将成为世界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应优先发展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

　　主持人：我国海军建设起步早，但发展慢，这既是我国海军历史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这就是拥有开发新领域的后发优势，那么，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呢？

　　张文木：我个人认为，可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我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趋于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5）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