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云译

警棍的噼啪声、阵阵的催泪瓦斯及壮观的大规模逮捕场面，在秋冬以来的各个城市中已司空见惯。

这是当局对挑战1%们的财富与政治特权的占领运动的回应。占领者们采用的策略是和平露营与群众游行，他们原本以为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与和平集会权。

但在几星期后，各地的市政官员相继派出全副武装的防暴警，袭击、逮捕占领运动示威者，把他们从街上赶走。

假装关心“公共健康与安全”，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的市长下令警察强行拆除占领营地——在多年削减医院、供暖补贴与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真正地危害到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公共健康与安全”后，这是个古怪的理由。

被捕的占领运动活动者的总人数现在已达6475人并且还在增加。

民选官员与执法部门对占领运动采取的措施释放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是的，你们有言论自由权，但你们一旦试图行使这种权利，我们就将竭尽全力来阻止你们。

一些民选官员参与了这些袭击中的一部分，他们改变法律，以使他们能随意镇压示威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民主党人，而民主党声称自己代表劳动人民（working people）的利益。

在芝加哥，北约国家与G8国家在5月将召开一次联合峰会，伊曼纽尔市长更极端——例如，根据他促使市议会通过的建议，如果有人拿着未在数月前申请时写明的标语或扩音设备上街游行，就违反了法律。

在新年前夕，奥巴马签署了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使政府有权不经指控就拘捕任何一位美国公民。这是小布什反恐战争开启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继承的对公民自由进行攻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这同一时期，联邦政府支出了340多亿美元用于将地方警察部门改造成小型军队，配备了军用硬件设备。在装备起来应对“恐怖事件”的幌子下，甚至连北达科他州寂静的法戈小镇，也获得了装甲车、攻击步枪与钢盔。德克萨斯的蒙哥马利郡，现在也部署了一架与美军用于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一样的30万美元的无人侦察机。

没人会真的以为法戈镇会是个恐怖袭击的目标，没人能想得通为何那些陷于财政预算危机的城市会花那么多钱来获取与维护这些军火。

答案是社会危机中出现的有力的社会运动就是他们准备对付的“恐怖威胁”。

政客们总是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感谢保卫我们“自由”的“男女军人”。为回应与打击对战争的批评，他们已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花言巧语了？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的海外部署总是伴随着国内的公民自由限制，因为联邦政府准备通过逮捕、渗透与关押“捣乱者”来对付人民动员起来反对他们的战争目的及为军事开支而作的必要预算削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者尤金.V.德布斯由于热情洋溢的反战演说而被投入监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邦政府通过法律，如史密斯法案，目标针对激进分子。在越战期间，FBI对美国反战运动、民权与黑人权力运动进行监视、渗透及挑拨离间。

实际上，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上，独立宣言中许诺的“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从来没有自动提供过，而是勉强交出的。从一开始，“国父们”就害怕“暴民的统治”并因此限定只有男人，和他们有同样财产的男人，才有投票权，那些人才会有良好的判断能力。

在美国革命期间，约翰.亚当斯警告“改变投票人资格的企图一直不会停止，妇女会要求获得投票权，12-21岁间的少年会认为他们也应投票权，每个男人，即使没有一分钱，也会要求在所有国家事务中有发言权。它将混淆、摧毁所有的差别，消除所有等级秩序，使大家处于同一层面。”

另外一位“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有同感，他写道，“所有的社会都分为少数与多数，首先是富人与名门望族，其它的则是普通民众。”汉密尔顿的方案是：由于“狂暴的”资产不多的大众“很少能正确判断、决断”，富人必须“在政府中占据一个明显的、永久的位置。”

美国自我标榜的民主党人对全面民主的厌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普选权对政府的存在是致命的威胁，"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辉格党人麦考利写道，“它与文明的存在是绝对不相容的。”

为什么世界上的民主政府的领导者们会对民主有疑虑呢？毕竟，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家们每时每刻都在谈论的一件事，是民主的集中——至少在他们教导其它国家该如何做时是这样。

为了搞清这种明显的矛盾，有必要去看一下政府的民主形式的演变的历史环境。

在资本主义之前统治着欧洲的封建秩序里，君主的统治权被认为是神授的。但随着贸易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与早期工业的发展，一个日益强大的商人阶级发现他们的经济力量，虽然很实在，但由于缺乏政治影响而受到阻碍。特别是，一块块的封地与王国始终阻碍着货物的自由流通——以税收、当地货币及其它贸易障碍的形式。

但主宰着这些新的商业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在社会中还是少数。为了从阻碍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封建君主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因此动员下层人民和他们一起去与旧秩序作斗争。

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召集工人、农民与小商人，引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战斗口号。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财富来源于对其它人的剥削，因此动员下层人民时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威胁到资产阶级的自身特权。

民主的承诺因此必须服务于团结动员资本家、农民、手工艺人及城市穷人，必须小心地处理好激进的平等、自由方面的建议。

因此，除了限定只有富人才享有承诺的普遍权利外，抽象的平等权利还由财富的巨大不平等的事实来保证——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只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越来越大。

今天，这意味着决定我们经济生活的大量决定——我们工作多长时间、什么样的工作条件、什么样的薪水、什么时候是尽头——全由资本家决定，完全不经过任何民主程序。

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总是更“资产阶级”而不是“民主”。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被践踏者们必须进行大量的英勇斗争——妇女、非裔美国人及穷人——去移除这些不平等。同时，美国资产阶级已改进了他们利用巨量财富来支持选战、游说及收买政客的方法——以确保选举权永远不会从根本上威胁到他们的自身权力与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永远也没钱来改造重建那些破烂的学校或结束饥饿与无家可归，但总有数千亿美元用于救助银行家或资助五角大楼。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同样的政客热情歌颂自由、民主与平等，却对改变法律、用镇压撕碎公民自由一点也不觉得羞耻。当前，这个政治制度的保卫者们正试图否定人们为了要求真正的改变而利用自己的权利。

但无论镇压会多么残酷，人民最终必然会反击——从埃及到威斯康星州到华尔街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城镇。

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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