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也好，战争也罢，总会有记者不顾生命危险前往战地“见证历史”的。但美国自越战经验后，只准“嵌入记者”（嵌入式新闻（embedded journalism）是新闻记者被嵌入军队单位，成为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不能自由活动）；有的国家如以色列，根本禁止战地记者。叙利亚也一样。不同的是，没有任何外国记者敢“偷进”加沙地带“见证历史”。

英国《独立报》著名专栏作家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的文章篇篇必看，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也不仅仅惊讶他的历史知识、个人经验和分析能力，他的宏微观点、人文情怀、反思反省更令我敬佩不已。

他在3月3日《独立报》发表的一篇正是如此。他的题目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英雄式的神话和战地报道真相的不安》（"The heroic myth and the uncomfortable truth of war reporting"）。与其他战地记者一样，他一生冒着生命危险，“见证历史”。但接近40年后，他对自己的专业感到矛盾感到不安。

这次叙利亚内乱，美国记者玛丽·科尔文和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克利克22日在反政府武装势力重点霍姆斯市（Homs）遭炮袭身亡，另有3名记者受伤。他们的牺牲、他们的报道，暴露了战争的恐怖、战争的残忍，但反映了叙利亚内乱的真相吗？这也是菲斯克的矛盾与不安吧？（刘伯松）

菲斯克：《英雄式的神话和战地报道真相的不安》

能够进入霍姆斯市是需要很多勇气的；天空新闻、BBC和几个勇敢的男女都进去向全球报道这个城市的苦难，其中最少两次，他们遭遇灾难了。然而，我只能反映这一周，我们能辨认拼搏且受伤的英国摄影师孔恩洛（Paul Conroy）的名字，但对拯救他而被狙击手击毙和在炮火中丧生了的13名叙利亚志愿者的名字却一无所知。当然，这是与孔恩洛无关。但我只想一下，有哪些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或我们是否有意要找出他们的名字？

这一切隐隐约约地显示出殖民主义色彩。我们从小就受到电影中那些不拍生死的战地记者的影响，他们莫名其妙地成为比他们所报道的人更重要。比如，据说海明威解放了巴黎，但有那个读者记得任何一个解放巴黎而牺牲的法国人的名字？我记得在2003年被美军杀死的无所畏惧的电视同事洛德（Terry Lloyd），但除了萨达姆以外，又有谁记得美军侵占伊拉克时死去的25-50万任何一个伊拉克人的名字？同年，美国空袭巴格达时炸死半岛电视台记者。有哪几个还记得他的名字？答案：阿尤布（Tareq Ayoub）。他是巴勒斯坦人。他被炸死的那一天，我们曾在一起。

防弹衣现在已几乎成为每个电视台战地记者的象征。我没有反对防弹衣。其实，我在波斯尼亚也曾穿过一次。但看到那些穿着蓝色的太空装，在毫无防御的战争受害者间来回走着，并问这问那，越来越深感狼狈。我知道，保险公司坚持记者与工作人员穿这些东西。但在街上，却出现不同的印象：西方记者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比那些在他们周围遭遇灾难的“外国”平民更珍贵、更值得，更有价值。几年前，在贝鲁特枪战中，一个穿着12磅重的钢包的记者要我穿上防弹背心作一次电视采访。我谢绝了。采访也告吹了。

15年前，一个类似的、同样令人不舒服的现象出现。记者怎么“应付”战争？他们经过如此可怕的经验，是否应该接受“辅导”？他们应该寻求“终止”吧？《新闻公报》给我电话要求评论。我拒绝了。随后的文章对记者遭受的创伤说个没完没了，然后建议那些拒绝心理“帮助”的记者都是酗酒的。可怕的真相是，我们顶不住时，可以飞回家。那些他们留下的穷人、没有防弹衣的人——没有国家会接受的护照、没有外国的签证、拼命试图防止他们脆弱家庭的家破人亡——才真正需要“帮助”呢。1991年海湾战争序幕，与“战地”记者的浪漫主义已经十分明显了。各种外国记者穿着军装在沙特阿拉伯出现。其中一位美国记者甚至还穿上画着树叶的靴子——其实只要看一看真正的沙漠，根本一棵树木都没有。奇怪的是，我发现，在真正沙漠的孤独中，许多真正的士兵，尤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们都在写战争经验日记，甚至提供给我出版。记者，现在看来，想成为士兵，而士兵们却希望成为记者。

当“战地记者”谈及他们的“作战经验”时，这种奇怪的共生体实在太明显了。3年前，在美国一所大学，当一名记者使用这个可怕的短语时，我听到美国3名受伤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拆了他的台。“对不起，先生，”其中一个很有礼貌地说。“你没有‘作战经验’。你有的是‘作战曝光’。这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位退伍军人了解安静蔑视的权力。他没了双腿。

又有谁能够忘记以色列《国土报》驻被占领西岸的记者哈斯（Amira Haas）的话，我经常引用的。她在耶路撒冷对我说，外国记者的工作不是“第一个见证历史者”（这是我自己可怜的定义），而是“监察权力的中心”，特别是当他们正要开战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打算以谎言为基石的时候。

是的，我们应该向那些在霍姆斯报道的记者致敬。但这里有一个想法：当以色列人在2008年和2009年对加沙发动了残酷的轰炸时，他们禁止所有战地记者进入，就像叙利亚人在霍姆斯试图那样。于是，以色列人非常成功地防止我们西方人看到血洗后的加沙地带。哈马斯势力和在霍姆斯“自由叙利亚军队”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两者皆是伊斯兰主义者、面临着无限的火力、战斗失败——但只留下巴勒斯坦记者报道自己同胞的苦难。他们表现得很好。有趣的是，伦敦和华盛顿的编辑部并没有像进入霍姆斯那样的热情进入加沙。仅仅是一个想法。一个令人十分难过的想法。（刘伯松择译）

小结

战地记者为了一个故事，为了一张照片，在烽火连天，出生入死，心惊胆跳在战火当中拼搏，的的确确充满着罗曼蒂克的，而他们的行动、作为和表现更应该值得大家肯定和敬仰的。问题是，在过去10年来，布什总统“创造”了所谓“嵌入式新闻”后，战地记者突然变成了随军记者，而战地报道也成为了团队报道。我们再也看不到战争的恐怖、战争的残忍了。这是一点。

另一点是，在报道一个国家内乱或内战时，战地记者几乎都站在反政府一方，在过去的波斯尼亚如此，不久前的利比亚也如此，今天的叙利亚更如此。翻开报纸，扭开电视，不只是“积极分子说这积极分子说那”的吗？几乎听不到叙利亚政府的声音。不过，菲斯克问得好：为什么在以色列攻击和封锁加沙地带时，他们不那么热情地纷纷进入加沙地带报道真相呢？

深一层看，战地记者在前线的报道不会全是谎话，但也不会全是事实，有意或无意，很多时候仅是反映一方的期望和看法，因而有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之说。

他们曾在利比亚，尤其在班加西制造了英雄式的神话，今天的利比亚怎么样啦？他们现在又想在叙利亚霍姆斯市制造另一个班加西，巴萨尔·阿萨德不是卡达菲，“自由叙利亚军”撤退了，“根据地”也没了，只是英雄式的神话仍在继续编造中，叙利亚战地报道真相的确令人不安的。（201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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