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与当代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访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政治活动家大卫·希尔

一、“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工党的蜕变

○(赵丁琪，下同)您自1961年以来一直是英国工党党员，并长期作为工党党员参与政治活动和议会选举。但您在2004年脱离了工党，原因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及其“第三条道路”?

●(大卫·希尔，下同)是的，从1961年我16岁生日起，我就是工党党员，一直到2004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工党在民众和媒体中被广泛视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一个为社会正义和财富再分配而奋斗的政党。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

我来自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工厂工人，从事裁缝工作，我的两个哥哥是木匠。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我妈妈独自抚养我们三个十几岁的男孩，我们家因此成为一个贫穷的单亲家庭。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投票模式与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因此，在英国，大多数(但并非所有)工人阶级家庭都投票给工党。作为一名工党活动家，我从16岁开始就以工党党员身份参加了多次选举，其中包括两次全国议会选举、一次欧洲议会选举和多次市议会选举。至于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轨迹，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是社会民主党左派，即“论坛报派”(“Tribunite”)，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并受其影响，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受当地工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和环境的影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80年代初，地方工党几乎被“激进派”所控制)，以及撒切尔夫人及其明确的(亲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和政策(大规模私有化、削弱工会权利)，我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工党内的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工党内任何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进入派”团体的成员。正如我所说，工党是英国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

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东苏塞克斯郡议会19名工党议员的领袖。在议会工党议员团中，有两名同志多次坚定地站出来为工人阶级说话，他们就是激进派的成员。虽然我从未加入过激进派组织，但我阅读其出版的报纸《激进派》长达50年之久。我与他们共事，钦佩他们具有阶级意识的政策，例如“工人的议员拿相当于工人的工资”，事实上，这正是我参加2010年和2015年议会选举的基础。而且我非常支持激进派的企业国有化政策，即只有在证明有需要的情况下才支付国有化的补偿。富裕的企业主、私有化产业的大股东们已经“榨干”了这些前国营产业，并在长期榨取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这是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我非常赞同只根据“经证实的需要”支付补偿的征用政策。

再回到两位激进派议员同志身上，我钦佩他们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例如，在1984年—1985年的矿工大罢工中，激进派成员在支持煤矿工人方面表现突出。他们为“矿工支持基金”募集资金，让肖勒姆发电站的煤矿工人纠察队员在他们位于布莱顿的家中过夜或住宿。

在1982年和之后的几年里，“激进派”被工党开除。4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与这些被工党开除或停职的同志一起从事政治工作。我们在“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盟”(Trade Unionist and Socialist Coalition)中一起工作，推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候选人在市级和全国的议会选举中的竞选。事实上，我曾于2010年和2015年在家乡布莱顿和霍夫市代表“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盟”参加议会选举，并多次参加地方和市议会选举，最近一次是2023年。

目前，我正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左派聚集到“统一战线”的选举组织中来。顺便提一下，我还参与了希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虽然参与不多。我经常在希腊工作，并在那里为工会等政治及学术团体举办讲座。

那么，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离开工党呢?问得好!

1994年，右翼分子(工党意义上的)、亲美派托尼·布莱尔当选工党领袖，并被贴上了“新工党”的标签，工党显然越来越向右转。当然，工党一直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即一个致力于管理资本主义而非取代资本主义的政党。而工党领导层和大多数工党议员一直都是亲北约和亲美国的。虽然工党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参加的政党，虽然工党中始终有一些社会主义议员，但它终归是一个渐进主义的、费边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繁荣时会给工人施舍一些恩惠，而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则会剥夺这些恩惠。

我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伊拉克战争，以及托尼·布莱尔和他的新闻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在伊拉克问题上所撒的谎，他们声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在这场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惨遭大规模屠杀——大约有8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在撤退中被地毯式轰炸的伊拉克军队。2003年2月，200万人在伦敦举行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这是伦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布莱尔在个人关系及政治上与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亲密关系”令人反感，尤其是考虑到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恐怖后果。不仅限于伊拉克，英国还参与了对塞尔维亚和阿富汗的战争——与美国步调一致。

英国政府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奴隶般的追随者和参与者。只有一件事情例外，工党籍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在越南战争期间拒绝向越南派遣英国军队，尽管他在越南问题上向美国提供了其他支持。20世纪60年代，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呼声非常高，声势浩大，就像2023年—2024年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声一样。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由美国提供资金和武器，由英国、德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提供武器。自2023年秋季以来，伦敦和其他城市定期举行大规模支持停火、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尽管约70%的英国公众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呼吁停火，但与美国一样，英国两大政党都大力支持以色列政府及其对加沙发动的战争。

我对工党全盘接受美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行为，以及布莱尔的“新工党”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感到厌恶。他默许了撒切尔的工会改革和私有化，事实上，他还通过“私人融资计划”深化了私有化政策。布莱尔实际掌握着政府权力，他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扭转撒切尔主义，扭转私有化政策，废除撒切尔的反工会立法，但他没有这么做。撒切尔夫人将工党转变为“新工党”视为自己最大的成就之一，这真是言之有理。

我一直是工党的左派，在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学生时就已经如此。16岁时，我就组织了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抗议/示威活动——那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后。

至于“新工党”及其理论依据“第三条道路”，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在拥抱资本主义方面走得太远了。“第三条道路”显然是对工党将推动英国走向社会主义(重复一遍，社会主义一词在英国是用来描述资产阶级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一想法的否定。布莱尔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导致国民医疗服务被私有化，对地方政府支出的限制导致了“私人融资计划”(即PFI)，该计划鼓励私营公司建造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并从公共财政中获取巨额利润。

托尼·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删除工党党章中的“第4条”，即“要确保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享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我的工党党员证上一直印着这一条，直到1995年托尼·布莱尔将其删除。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工党不再对“社会主义”作出任何承诺。

关于工党，我想就罗莎·卢森堡1900年那本著名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提出我的一个理论观点。对罗莎·卢森堡来说，改良和革命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它们相辅相成。但她强调，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必须是超越现有的社会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如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吁共产党人不仅要为“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而战，还要为未来(即共产主义)而战。

我想在此强调，社会民主党及其政治家都是改良主义者，这也适用于宣称支持“社会主义”的“左翼”社会民主党。

他们不想超越改良主义、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西班牙的“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激进左翼联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团”、德国的“左翼党”、英国的前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 和大多数工党党员、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 Cortez)、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和“不屈法国”等，都是如此。他们从未思考过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只是想更好地管理资本主义、规范资本主义、改革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更好地运作，实现更多的“社会正义”以及列宁所说的“经济主义”要求，增加社会工资、工人的个人工资和集体工资，“更好地管理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更公平地分配剩余价值。

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斗争的焦点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列宁在《怎么办》中将其描述为经济斗争(工会斗争)。对于共产党人，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广泛的斗争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争夺。这是一个关键点。

因此，在我看来，无论是布莱尔式的新工党还是目前的斯塔默基尔式的工党，还是杰里米·科尔宾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工党，都是改良主义者，他们都反对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2015年，66岁的杰里米·科尔宾击败其他三位候选人，赢得近60%的选票，当选为工党党魁。科尔宾当选工党领袖后，您选择重返工党。在您看来，当时科尔宾当选的原因是什么?您当时为什么选择重返工党?

●就大多数工党议员而言，杰里米·科尔宾当选工党领袖是个意外，是个错误。工党议员们(他们可以提名一名议员担任党魁候选人)假定左派党魁候选人会在党员投票时被击败。他们大错特错了，所以他们惊恐万分!

在2015年工党领袖选举中，当杰里米·科尔宾成为工党领袖正式提名候选人后，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工党，或者(就我而言)重新加入了工党。当时，只有工党议员才能拥有资格提名，然后由广大党员从议员正式提名的候选人中投票选举出党魁。这是一项新举措。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工党领袖一直仅由工党议员选举产生。

随着科尔宾成为工党新任领袖，工党党员数从2015年5月的19万跃升至2016年7月的51.5万。它成为欧洲最大的政党。带着如此狂热的激情和近乎谵妄的希望，科尔宾在数以百计的会议和示威中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他被当作摇滚明星，或者更贴切地说，被当作救世主——社会主义希望的救世主(再强调一遍，英国大多数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科尔宾长期批评北约和美国，是“反战联盟”(Stop the War Coalition)的主要演说人。他十分清廉(他的议会开支申请是议会中最低的)，长期从事反种族主义活动。在某些方面，他几乎是一个圣人般的人物——有原则、廉洁，在平等、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方面具有远见卓识。他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典型。但我要重申的是，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他是约200名工党议员中的32名左派议员之一，是“社会主义运动议员小组”的成员。我要补充的是，这些“社会主义”议员不会把自己说成是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其中只有几个人是例外。

布莱尔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激怒了许多人，在对其失望透顶之后，有一位“左派”候选人竞选党魁几乎就像是“天降甘露”。左翼活动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动力”(Momentum)(不管它后来在杰里米·科尔宾被解职一事上扮演了什么可疑角色)。在科尔宾于2015年当选工党领袖后，“动力”作为党内的一个左翼的、社会主义的压力团体成立了。它的成员很快就达到了4万人。

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左翼活动分子会议，甚至还有“教育会议”。我(和成千上万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成为“动力”的成员，参加了“动力”在我所在城市(布莱顿和霍夫市)举行的会议。会议上挤满了年轻人……他们不顾一切地学习、讨论各种问题，包括捍卫工人权利、发展“自下而上”的民主政党、“拯救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批判资本主义媒体的邪恶作用，等等。

实际上，我们参加了“动力”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为工党内的同志服务。在选区一级(一个典型的选区约有6000名选民)，工党会议的出席率大幅提高。我所在的选区——科尔宾担任领袖时我是那里的政治教育负责人——有多达50名成员参加会议。在科尔宾之前，出席会议的人数通常只有这个数字的1/3。有一段时间，科尔宾支持者——即“科尔宾主义者”——和工党老右翼在会议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全国上下都是如此，派系斗争十分激烈。

对左派而言，布莱尔主义和 “第三条道路”令人失望，新的“西装革履”的布莱尔派议员以及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党内官僚也令人绝望。在此之后，大量新的年轻工人和学生涌入，拥有数十年经验的老一辈社会主义同志回归——这令人激动，令人兴奋。与布莱尔派不同的是，工党左派从来不会[引用布莱尔最亲密助手之一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的话]“极度舒适地对待那些肮脏的富人”。工党左派相信再分配和良好的公共服务，相信“监管资本主义”。我再重复一遍“监管资本主义”，而不是取代资本主义!

○科尔宾当选工党领袖后，工党内外的右翼势力对科尔宾进行了哪些攻击?您在工党内开展了哪些政治活动?

●工党右翼们“目瞪口呆”——大多数工党议员都是工党右翼。2017年大选结果出来的那个晚上，当科尔宾的工党以左翼政策纲领险些赢得2017年大选时，电视上捕捉到的画面绝对是惊恐万状、目瞪口呆。他们震惊，难以置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认为左翼政策，尤其是作为这些政策化身的杰里米·科尔宾，是不受欢迎的、已死的、过去时代的遗物。科尔宾的2017年大选宣言比1945 年以来的任何工党大选宣言都更加左翼，甚至比1983年的宣言更加左翼。它呼吁对铁路、天然气、水、电等行业重新国有化，增加工会权利，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取消学生学费、恢复大学学费全免的政策。

指责科尔宾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 “哈马斯和爱尔兰共和军之友”，或捷克特勤局特工，显然无法抹黑他。于是，英国开始了现代最可耻、最不诚实的媒体宣传——将科尔宾塑造成反犹主义者。当然，针对左翼，针对任何威胁到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媒体谎言和运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20世纪70年代到1981年，针对工党内左翼议员领袖托尼·本(Tony Benn)的运动，以及从1980年到1983年针对工党左翼领袖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的运动，都是非常无情的。那些亿万富翁控制着媒体!

大众媒体、右翼、议会中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工党议员——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污蔑科尔宾是反犹主义者。 他们还污蔑他的支持者。这场声势浩大的诋毁运动针对的是杰里米·科尔宾，但也针对工党中的社会主义成员，奇怪的是，还包括许多犹太裔工党成员。社会主义者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同志及活动家被指责为极端分子，是“内部敌人”。针对亲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同志的驱逐和迫害仍在继续。这确实是一场麦卡锡主义的系统性运动，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些抹黑以及媒体对科尔宾的日常攻击足以让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在2019年英国大选中失去选票。这足以让英国不再拥有一位左翼首相——顺便说一句，在这位首相的领导下，英国脱欧将会更加温和，与欧盟的对抗也会减少。

媒体造谣的另一个例子是，科尔宾2017年的选举结果被说成是工党的选举灾难……事实上，工党在那次选举中的选票比2015年大选结果增加了10%正如罗杰·西尔弗曼(Roger Silverman)所言：“直到今天，媒体仍然在兜售科尔宾的政策不受欢迎的谎言。相反地，2005年工党仅以950万的选票赢得了选举;2010年这一数字已缩减至850万，2015年仍然只有950万。2017年在科尔宾的领导下，其选票飙升至近1300万!即使在2019年当工党因其混乱的脱欧政策而遭受严重挫折时，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仍然赢得了比2015年米利班德、2010年布朗甚至2005年布莱尔领导下工党获胜时多得多的选票!民意调查显示，科尔宾将能源公司、铁路、水务、邮政和电信公司重新国有化的政策仍然非常受欢迎。”。

至于我自己2016年至2019年期间在工党的地方活动，我参加了竞选活动、发放传单、在罢工和其他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参加了许多会议和示威活动，并加入了“工党反猎巫”组织——一个旨在反对工党内对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士进行迫害的组织。

当工党的右翼官僚机构开始暂停许多地方选区工党的活动(停止它们的运作，或遴选选举候选人)，并对数千名反对迫害科尔宾的党员进行调查、停职和开除时，一些同志成立了“流亡工党网络”(LIEN)，我也加入了该网络。它们后来合并为“社会主义劳工网络”(SLN)。

在地方一级，在我所在的工党支部的十几名社会主义(左翼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成员中，除了四人外，其他人都已被工党停职、开除或退党。在全国范围内，一些工党议员也被工党停职。最近，凯特·奥萨莫尔(Kate Osamor)就因发表有关以色列的言论，指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是种族灭绝，于2024 年1月被工党议会党团停职。以色列政府在5个月内屠杀了加沙3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将其称为种族灭绝很难不让人同意。

她关于加沙正遭受种族灭绝的说法招致强烈批评，英国主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发表声明称，“毫无保留地谴责凯特·奥萨莫尔将大屠杀与加沙当前局势联系起来的企图”。犹太劳工运动也谴责了这一“不恰当和冒犯性”的言论。这两个组织，连同“工党以色列之友”，在媒体和两大政党内部都拥有绝对巨大的影响力。这些组织带头攻击被他们指责为反犹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学者、学生和演员。他们经常劝说一些场所不要举办支持巴勒斯坦、要求停火的会议。这些事情经常发生。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媒体和工党中取得的最大成功之一，就是让国际大屠杀纪念协会(IHRA)所定义的反犹主义被广泛采纳。该定义似乎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对以色列的批评混为一谈。

请注意，我在这里批评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犹太人。我的许多同志都是犹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是十九世纪末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著作中的一个新创造。它是一种种族主义的、种族—宗教至上主义的信条。

二、新自由主义冲击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教育问题

○英国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之一。自撒切尔夫人以来，英国资产阶级政党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有何影响?

●我曾就此撰写了大量文章，例如，我为国际劳工组织协调撰写了一份对10个国家情况的分析和评论，并通过合作写作将其扩展为4本书。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一直是我写作的重点之一，也是我编辑的学术期刊《批判性教育政策研究》的关注重点。

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主义以来，政府的紧缩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使数百万人陷入困境和贫穷。我已经对这种贫困化发表过评论。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撒切尔主义对个人的影响，还有对公共空间及设施的影响，公共服务或市政服务的退化，图书馆、市政游泳池、残疾人服务、青年俱乐部、市政公园的维护经费被削减。

地方政府对预算的削减并不少见——在过去的12年里，紧缩政策使市政厅的开支缩减了约40%。十多年的预算削减，削弱了地方政府处理从儿童保护到老龄化社会等关键性长期问题的能力。地方政府的服务，如儿童保护社会工作、精神健康支持、儿童之家、成人社会关怀(市政厅老年人日间中心、老人之家)、青年俱乐部、“市政公房”维修、新建“市政公房”、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所……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

削减、紧缩也适用于被称为英国最接近宗教的机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过去几年中，国民健康服务明显恶化。例如，英国每7个人中就有1人在等待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治疗。

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工党已经接受并采纳了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基尔·斯塔默刚刚当选为首相，但人们对他或工党的热情并不高。他承诺的东西很少，老实说，他甚至没有提出一个中左翼的、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计划或愿景——工党现在显然是资本的另一个替代政党，是另一个保守党。我们左派都很鄙视斯塔默，认为他是阶级叛徒，是资本的走狗，是英国和美国所组成的“秘密国家”的顺从工具。

我参与了霍夫市“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盟”(TUSC)的运动，反对布莱顿和霍夫市议会削减2024年4月至2025年4月3000万英镑预算的计划。在政府逐年削减地方政府资金的基础上，今年霍夫市的执政党又提出了这项预算削减计划。

在布莱顿执政的是哪个党?是工党!工党忠实地执行着资本的指令，尽管他们愁眉苦脸，扭扭捏捏——他们说自己的手被“捆住”了。

现在，我想从政治和理论角度谈谈资本主义、阶级和不平等问题。

当我在罢工者的纠察线和示威游行中发表演讲时，我会将公共服务的直接削减或对工人权利的攻击置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背景之下。大多数在这些集会上发言的人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从改良主义的角度发言，没有将眼前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联系起来。有些人这样做，但为数不多。大多数发言者都来自自由主义或左翼社会民主主义阵营，除了通过资本主义媒体的歪曲视角外，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即便许多左派发言人，也只是一味谴责最新的削减措施、提出更合理的替代方案或阐述不应削减的理由。

但他们——资产阶级听不进去!

当然，许多发言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如英国共产党(SPB)、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及其分化出来的组织，如“反火”(Counterfire)、“革命社会主义21”(Revolutionary Socialism21)，或社会主义党(SP)及其分化出来的组织，如“社会主义选择”(Socialist Alternative)、“国际主义立场”(International Standpoint)，以及其他较小的组织。有时在他们的演讲中也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主义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为示威游行带来的随处可见的报纸中一直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报纸在大大小小的政治集会和会议上都会出现。

但在许多集会上，如反对紧缩、声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中，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没有表达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因此，尽管很多人对这些事情的愤怒情绪非常强烈，但他们的政治、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水平并不高。

我认为，我以及我的同志们的政治任务，就是发展阶级意识。在这种阶级意识中，工人意识到并理解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长期斗争。

这当然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发展了葛兰西所说的“良好意识”，而不是 “常识”，使工人能够从客观的阶级立场发展为主观的阶级意识。而共产党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推动、引导这种阶级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革命能动性的形成。因为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地改造世界。

○您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长期以来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在您看来，当前西方教育体系存在哪些问题?新自由主义对西方教育体系产生了哪些影响?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影响英国的学校制度的呢?美国和英格兰、威尔士，甚至全球的教育政策都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是全球性的。与之相伴随的保守化也是如此。

在英格兰，撒切尔夫人的政策(1979年—1990 年)由其保守党继任者约翰·梅杰(John Major)(1990年—1997年)继续推行，并由布莱尔(1997年—2007年)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新工党”政府(2007年—2010 年)以及2010年以来的保守党政府(2010年—2015年)所强化。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能力、“阶级混合”阶级混合(mixed social class)，即学校的学生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包括不同经济背景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学生。的公立综合学校体系(尽管本已漏洞百出)。

从我的童年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格兰和威尔士93%的学校都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这些学校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教育当局管理和控制。公立学校系统与私立学校系统并存，私立学校满足了7%的人口的需求。由于私立学校必须付费，所以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些人或者是资本家，或者是工人阶级中收入较高的管理阶层和专业阶层。这些私立学校价格不菲。非住宿生、非寄宿生的一般费用约为每年12,000英镑。阿尔佩什·迈苏里亚(Alpesh Maisuria)的研究表明，伊顿公学(英国最著名的私立学校)每年的学费为7.6万英镑。这甚至超过了我作为一名正教授一年的收入，是英国最低工资标准的4倍。

随后，撒切尔、梅杰这些人来了，他们的政策摧毁了学校的左翼和自由民主思想(以学生为中心)，摧毁了学校的相对自主权。英国1988年以前没有全国性的课程，我们教师(我曾在1967年至1973年期间担任过学校教师)可以设计自己的课程和课时。随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竞争、半私有化的到来，他们加紧了对学校、教师和大学的控制。他们试图为等级分明、报酬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打造一支顺从的劳动力大军。

接下来，我将从六个方面来阐述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第一，社会阶级的再生产。西方教育体系在社会阶级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英格兰和威尔士现在的教育差距比1988年《教育改革法》出台之前更加明显。顺便提一下，工党并没有扭转或修改这种压迫性的教育改革!

在英格兰学校教育的市场竞争体系中，学校根据已公布的学业能力倾向测验(SAT)和16岁以上考试(GCSE，即中等教育普通证书)成绩的“排行榜”进行排名，“富裕”的学校变得更加富裕，而所谓的“下沉学校”则进一步下沉。成绩好的学校变得更加“中产阶级”化，而成绩差的学校则更加“工人阶级”。私立贵族学校的班级规模较小，总体设施较好，因此考试通过率较高，但在阶级隔离制度下，这些学校一直是富人的天下。

英国的学业成绩地图(SAT和GCSE考试成绩)是一面反映英国社会阶级分化的镜子。例如，我作为学生时领取“免费学校膳食”的学生比例的地图，就是一幅英国的社会贫困地图。领取“免费学校膳食”的学生比例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育片区各不相同，有的几乎为零，而有的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因为贫困而享有领取“免费学校膳食”的资格。

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有助于再生产现有的社会阶级不平等，并为分等级、分报酬的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在“罗素集团大学”，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4所精英大学中，只有4%的学生申请免费校餐，但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近1/4的儿童申请免费校餐。这就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当然，并不是所有上层阶级的儿女都能上大学，然后从事社会地位高、权力大、收入高的工作。但大部分情况就是这样。在经济和社会生产关系中，他们是佼佼者。他们赢了。他们赢得金钱，赢得权力。其他人，即大部分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非熟练、半熟练阶层，则输得一败涂地。

第二，私有化、半私有化。大部分公立学校教育已经半私有化，不受民主监督或控制，谁控制或“拥有”学校?“学院”学院(Academy)是英国教育体制中的一种学校类型。它们是由政府资助的自主管理学校，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以区别于传统的地方教育管理机构(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所管理的学校。学院不受地方管理机构的直接控制，而是由独立的赞助机构、非营利组织或信托基金管理。是一种在招生、课程、教师工资、学校劳动力技能组合和预算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学校。这些学校由纳税人资助，但不受民主选举和负责任的地方教育当局的控制。在美国，相当于“学院”的是特许学校。

这简直令人发指!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公立学校，被交给企业、二手车商、地毯生产商、宗教组织、保守党捐赠者来经营、管理和控制!这不仅仅是少数学校的问题。英格兰的大部分中学(学生年龄在11岁至16岁或18岁之间)和许多“小学”(5岁至11岁的学生就读的学校)都交给了这些商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给自己发工资。校长、连锁学院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有些人的工资甚至比首相还高。这些公款本应用于教师、后勤人员、教学设备和学校旅行。

第三，资金问题。公立学校和其他教育部门与所有公共部门的服务一样，资金更加短缺，工人的工资被削减，书本费用、教学助理等辅助人员的经费也被削减，公立学校的学生人均经费也被削减。

第四，课程。公立学校的课程变得狭窄、缺乏创造性，而且越来越民族主义和保守。关于学校课程的保守化、去激进化和规训化，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讲述了在讨论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时，撒切尔夫人是如何亲自参与新的全国课程的设计的。例如，她亲自编辑、修改和删除了科学课程和地理课程的部分内容。撒切尔和随后的梅杰保守党政府也对师范教育课程进行了严格控制，几乎将社会学、政治学从师范教育课程中剔除。顺便说一句，他们以“冗员”为由将这些学科的激进讲师赶走了，比如我。

第五，监视。学校教师和大学教师受到更大程度的监视和控制，还有诋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关于教育的论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的一个特点是，成绩差、考试通过率低、旷课等问题都被归咎于教师，而不是因为高风险考试、竞争性教育制度本身及其对工人阶级和一些少数族裔的结构性歧视。

第六，管控主义。管理控制制度已成为新公共管理主义，更强调独裁而非合作讨论。私人管理风格被引入公共部门(如学校、学院和大学)之后，这些地方的管理风格现在绝大多数是专制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校长和大学校长的工资和权力远远超过了撒切尔时代所谓的改革之前我当教师和大学教师时的情况。

这是一份相当长的问题清单，主要讨论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情况。但更大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教育的影响实际上波及了整个西方世界。这些问题和影响包括：教师的工资水平低，生活水平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职业倦怠，一些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州对“激进”或“社会主义”书籍进行审查(或销毁)，学校设施和校舍质量差，学生对“基础教育”(针对工薪阶层儿童)的反感，等等。教师工会(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国教育工会)以及各种杂志、报纸、社会主义网站和学术期刊经常讨论这些问题。对于在校学生(当然那不是精英私立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被要求不断集中精力应对考试、“基础课程”被压缩，学习艺术、音乐、戏剧和体育的学生越来越少。

三、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与英国工人阶级的未来

○英国“脱欧”是震惊世界的“黑天鹅事件”。英国左翼如何评价“脱欧”?它对英国的经济、社会和工人阶级有何影响?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在脱欧投票中出现了分裂。我确实投票支持了脱欧，但我是从左翼立场出发的“左翼脱欧”(Lexit) ，即不带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的脱欧，而不是想要恢复“大英帝国光辉历史”的脱欧，这是保守党的愿景，也是脱欧党的愿景——一个在工人权利、健康、食品标准和人权方面不受欧盟监管机制影响的英国，这似乎又回到了“不列颠统治”的民族主义世界。不，相反，我们左翼脱欧派之所以希望英国脱欧，是因为欧盟本质上是一个专制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

看看欧盟对待希腊的方式。三驾马车，即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希腊公投“背叛”欧盟之后，他们对希腊实施了可怕的紧缩政策。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也在参与希腊政治(尽管参与程度很低)，我去那里做学术演讲，但也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和工会团体发表演讲，包括2014年“希腊中学(高中)教师工会”的全国年会。我参与了一个我认为是革命前夕的运动，在2011年炎热的夏天，我与“希腊共产主义者国际组织”“希腊共产主义者国际组织”(Organis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ts of Greece)，是一个致力于推动共产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组织。该组织在希腊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积极参与左翼政治和工人运动。斯巴达克斯支部和“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同志们一起在雅典的宪法广场抗议紧缩政策时，遭到了希腊防暴警察的催泪弹袭击。我在那里有一套公寓，春季学期在那里的主要大学任教。

因此，左翼脱欧派得到了英国许多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支持。2009年，我作为左翼脱欧派候选人参加了英格兰东南部的“不要欧盟，要民主”运动，该运动得到了英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党以及“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人全国工会”的支持。

英国脱欧的影响是什么?英国脱欧使大多数人变得更加贫穷。现在，人们普遍对脱欧感到失望。许多人认为，他们被支持脱欧的宣传活动所愚弄，被愚弄到相信脱欧将为国民医疗服务带来更多资金。而对于那些曾经反对移民的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被“脱欧将导致移民减少”的说法愚弄了。然而，人们的境况并没有变好，反而更糟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正在崩溃，移民数量不减反增。

因此，在2024年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英国脱欧是一个错误。对于那些出于种族主义和反移民原因(这是脱欧党脱欧竞选活动的主要部分，并被许多右翼媒体放大)而投票脱欧的人来说，脱欧结果甚至没有导致合法或非法移民的减少。

○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等。英国是否存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或政治力量?他们开展了哪些政治活动?

●英格兰不需要一个新的仇外、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移民的极右政党。我们已经有一个了，它叫保守党。2024 年，该党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专制主义更加明显的“改革党”越来越接近，后者实际上是英国独立党(UKIP)和英国脱欧党(Brexit Party)的继承者。“改革党”与整个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以及特朗普都有密切联系。但是，保守党的主要议员，如前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和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以及其他许多保守党的主要议员，显然对这种仇外、“文化战争”“反觉醒主义”(即在社会和性问题上反自由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言论非常满意。例如，曾在2022年和2023年担任内政大臣(即内政部长)的苏埃拉·布拉沃曼(Suella Braverman)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抨击，并声称在英国，伊斯兰教徒、极端分子和反犹主义者正在掌权。

除了对选举的承诺(甚至在选举中，保守党政府也在通过坚持要求选民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增加实际投票的难度)之外，当今保守党的政策和言论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国民阵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近，保守党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及其议会和媒体支持者关于“阻止船只”(即从法国北部运送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向卢旺达运送非法移民的煽动性言论，以及对英国穆斯林的批评，仅仅是过去十年中政府暴力言论和政策的最新表现。

关于工会权利和工人权利，保守党政府通过立法要求工会即使在罢工期间也必须提供“最低水平的服务”，从而在撒切尔时代对工会的限制基础上进一步削弱了罢工权利。法律规定，当某些行业的工人合法投票决定罢工时，他们可能会被强迫要求上班——如果不服从，就会被解雇。这就失去了罢工的意义!这项新的反工会法影响到1/5的工人。

有一个更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现在被称为“改革党”，该党最著名的人物是英国电视节目的常客和(右翼)媒体的宠儿——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他是英国脱欧党的前领导人、特朗普的朋友和崇拜者。改革党以及法拉奇，与大多数保守党议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改革党与保守党的区别在于，保守党在议会中有大约100名被媒体称为“中间派”的所谓“国家”议员。媒体不断报道法拉奇重新加入保守党并成为下一任党魁的消息。事实上，最近保守党副主席李·安德森(Lee Anderson)已投奔改革党。他希望其他保守党议员也能加入他的行列。

全球范围内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势力正在走向主流政治舞台，并在一些国家执政。比如现任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和前任巴西总统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他们上台后迅速瓦解了社会，破坏了生态环境、劳动保护政策和法规。而在英国，这种情况发生的时间更长。英国脱欧一直是他们的梦想。脱离欧盟，废除所有欧盟法规，包括所有来自欧盟的环境、健康、社会、劳工、司法法规。而这一点，即废除所有欧盟法规，仍然是保守党内比现任首相瑞希·苏纳克更右翼的人的梦想——这些人包括前首相利兹·特拉斯、保守党未来的领袖凯米·巴德诺克，以及保守党右翼所谓的“五大家族”。最近，他们加入了由利兹·特拉斯领导的保守党内的小团体——人民保守主义(PopCons)。

在目前的348名保守党议员中，这些坚持右翼观点，主张“小政府”“减税”(主要针对富人)、“削减福利”的议员总共约有100人。

保守党当然不受欢迎。例如，保守党在议会补选中损失了大量选票。2024年2月，保守党在威灵伯勒议会补选中失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地区第二次倒向工党。2023年2月，保守党和工党在竞争工党以前的议席时，都遭遇了惨败，输给了乔治·加洛韦(George Galloway)，一个既反对里希·苏纳克又反对基尔·斯塔默，亲加沙并且自称亲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截至2024年春季，保守党的民意调查支持率约为20%，为50年来最低。保守党支持率的低下，并不意味着对工党的热情在上涨。英国民众对两个主要政党都抱有敌意。

○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如何?他们面临哪些困难和阻力?

●在英国，自保守党于2019年重新执政以来(他们还赢得了2010年、2015年和 2017年的大选)，大规模罢工行动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重新兴起。医生、护士、通信工人/邮政服务人员、教师、铁路工人等许多群体都参加了罢工。罢工浪潮、工人行动浪潮是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对于数千万英国人来说，他们面临着“生活成本危机”——能源、食品价格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工人收入的增长。英国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英国目前有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约有100万儿童生活贫困，他们的家庭无力负担他们的衣食住行或取暖费用。还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困境中，他们每天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消费能力的丧失和生活水平的下降。生活贫困的定义是，无法负担以下一项或几项——足够的食物、足够的暖气、足够的衣物。赤贫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被我们称为“社会反革命”，它降低了数百万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大量财富从工人阶级向富人转移。

这确实让我非常愤怒。我以为我少年时所经历的贫困已经减少了。就我自己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在学校吃免费餐，用市政券买背心和内裤，很少有新衣服，从来没有一双自己的足球鞋(我的足球踢得还不错，每周我都要去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借一双足球鞋，每周都不同，有时合脚，有时不合脚)。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37岁担任中学教师时，我敲开一名12岁学生的家门，想知道她为什么没来上学，她的母亲走到门口说：“啊，希尔先生。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不过没关系，琳达下周就要来学校了。我们周五收到了社会福利支票，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她买一双帆布鞋”。

我以为那些贫困的日子，比如孩子们没有鞋穿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又卷土重来了。这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政府的蓄意政策——让穷人为危机买单。

资产阶级及其保守党代表——保守党政府和国会议员，生活在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权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通过税收减免、财政政策、腐败等手段中饱私囊。在腐败方面，他们用荣誉、爵位、上议院成员资格、勋章来奖赏他们的朋友和保守党的捐助者。

富人在其政府代表的帮助下，把自己的腰包塞得满满的，而他们却掏空了穷人的腰包——不只是“同时”掏空了穷人的口袋，而是“通过”掏空穷人的口袋塞满自己的腰包。我认为，那些暴发户、那些“鲨鱼”、那些“有权有势”的敲诈勒索者应该接受审判。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应该受到惩罚，被关进监狱。因为欺诈、腐败，因为“掏空穷人的腰包”。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名言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在理论上，资本主义国家是马克思所说的“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点在20世纪并不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黄金三十年”，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政府，向民众发放“福利金”，加强保护工人的监管，并进行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工人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的增强，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组织的劳工发挥了作用。改良并非“恩赐”。它们是争取来的，特别是由工会、工会运动争取来的。

保守党以及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府都或多或少地犯有恩格斯所说的“社会谋杀罪”，即有意识地残酷对待、惩罚穷人，长期削减各种社会福利。这场危机充分证明，推动经济发展的是工人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夸夸其谈的资本家和工业“巨头”，没有工人，他们什么都不是。正如法国1968年革命中的一幅海报所说“老板需要你们。你们不需要老板”。

在工党内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被粉碎了。他们面临的阻力是被代表领导层的党的官僚机构驱逐出党。正如我之前所说，成千上万的左派(社会民主党左派即科尔宾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离开了工党。

但是，在社会层面，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越来越像一个火药桶——即将被点燃和引爆。群众的愤怒、游行示威，尤其是对保守党和政府的大规模反感，这些厌恶和愤怒情绪会被抑制吗?它会被新的镇压性法律所控制吗?它会不会只带来一小部分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被动参与?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对即将上台的工党政府可能产生的失望和愤怒会激怒广大人民群众吗?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什么，我们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现在，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计划都是创建一个新的群众性工人政党，将工会和有组织的工会成员、社会运动的激进支持者(如亲巴勒斯坦运动、环保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聚集在一个统一战线中，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为共产主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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