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俱乐部”：权力核心的默契

郑若麟

作者按：法国“世纪俱乐部”的“世纪晚宴”，即使是在法国人中间，也鲜有人知。一个普通人不知，只是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不了解而已;若一个记者、一个政治观察员、一个法国政治家，不知道这个俱乐部和“世纪晚宴”的话，还是趁早回家烤红薯去吧……

从撮合了法国总统萨科齐与歌星布鲁妮婚姻的塞盖拉家的晚宴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法国当代风俗画。这幅画将资本(财团)—政权—媒体组成的一种新型三权鼎立结构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结构才是西方社会长期稳定的保证。如果说塞盖拉家宴还只是这一权力结构的“缩影”，那么“世纪晚宴”则是真正处于法国社会金字塔顶尖上的权力的“象征”。

“世纪晚宴”是指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在法国协和广场边上著名的“克利翁大饭店”(Hôtel de Crillon)内“汽车俱乐部”举行的晚宴。参加的人数不多，大致在280人左右，但都是法国社会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法国的精英阶层，从政府部长、左右翼政党领袖、参众两院议员、大企业或大财团的老板、文化界名流……一直到大媒体的主要角色(包括报刊社长、媒体总编、重要节目主持人、晚间新闻主播等)，还包括很多秘密社团的头领，均会出现在这一晚宴上。晚宴是由一个不为法国公众所知晓的“世纪俱乐部”组织的。很多(如果不是几乎所有的话)研究法国政体和政治的中国学者对“世纪俱乐部”非常陌生，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并不能怪他们。因为就是在法国，直到20世纪初，包括相当一部分学者、记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对此亦漠然无知。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与法国电视三台著名记者克里斯蒂昂·马拉(Christian Malar)谈起法国政体结构。当我问他“是否参加过世纪晚宴”时，这位曾经采访过法国几乎所有政要(包括密特朗和希拉克两任总统)的记者，居然瞠目结舌，不知“世纪俱乐部”为何物。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该俱乐部确实做得很隐秘，以至于连这位著名记者都不知晓;另外更有可能的则是他不愿意在一个外国记者面前谈论这个权势极大的俱乐部。这一点是我非常钦佩法国人的地方：不在外国人面前非议自己的祖国。

此后我就留了一个心眼，在与法国朋友喝咖啡时，常常不经意地探寻他们对“世纪俱乐部”的了解程度。但一直到21世纪初，除了少数以外，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其存在，更遑论星期三的“世纪晚宴”了。90年代时互联网还不是那么发达，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只要主流媒体不报道，特别是只要电视新闻对此只字不提，公众就基本无从知晓。当时只有法国共产党对这个俱乐部有所察觉。1977年11月6日法共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披露，存在着一些令人吃惊的“政治晚宴”，并指责“左翼激进运动”主席罗贝尔·法布尔(Robert Fabre)居然与右翼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的代表一起用餐。《人道报》指的就是“世纪俱乐部”的“世纪晚宴”。但当时没有人相信。其他媒体都纷纷发文讽刺挖苦法共和《人道报》。同为左翼的媒体《解放报》(Libération)特意发文称之为“共产主义被迫害妄想”(“parano” communiste)……在这种氛围下，左右翼政党领袖、高级行政官员和企业大老板们共属于同一个“世纪俱乐部”的消息，没有任何主流媒体正式报道，更不用说影响受众更广的音像媒体了。

众所周知，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还禁止出版了不少左翼思潮的书籍、报刊。如存在主义作家、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积极参与并支持的报纸《人民事业》(La Cause du peuple)就被当局所禁。顺便提一句，萨特是一位非常支持中国革命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法国思想界的影响相当大，曾支持法国的“毛派”运动。《人民事业》上就印有毛泽东像。1955年他曾来华访问，并与他的生活伴侣、思想同志、尽管没有结婚但终身厮守，以《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一书驰名世界的知识分子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一起，应邀在北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六周年庆典……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当局因无法像今天这样做到将不符合主流思潮的言论边缘化使之毫无影响，所以需要通过行政甚至司法手段来钳制言论自由。于是很多左翼思想刊物就被严禁。到70年代，法国的思想控制已经成熟，非主流媒体开始被边缘化。原来缤纷多彩的信息，逐渐被一律化。这一趋势到90年代达到巅峰：只要主流媒体不报道的事，基本上就从大众视线中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时，行政和法律禁止就已经不再需要了。我到法国担任常驻记者后发现，在法国，只要主流媒体故意“忽略”，不论是一件事、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就可以在现实中、在历史中“被”销声匿迹……只要能做到这一点，“禁止”这个词就可以束之高阁了。这就是西方“新闻自由”的秘密。“世纪俱乐部”就属于故意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话题。因而即使在法国，当时也鲜有人知道。

但到了21世纪初，由于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过去被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掩盖的事实，又重新通过网络出现在“虚拟世界”中。已经有好几年，法国和美国一些网站新闻对“世纪俱乐部”和“世纪晚宴”进行了大量文字和影像报道，使得“世纪俱乐部”这个名词逐渐为网友所熟悉。最后逼得主流媒体无法再“忽略”下去而不得不做出一些回应。

左翼新闻周刊《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主编洛朗·若弗兰(Laurent Joffrin)在2011年5月承认他“和其他媒体负责人一样”经常出入“世纪俱乐部”。他轻描淡写地表示，这个与“共济会”颇为相似的俱乐部只是一个“普通的”聚会场所而已。他写道：

这是一个“世纪”昔日之子的坦白：“世纪”指的不是20世纪，而是一个集中了领导阶层的封闭的俱乐部，我本人也和其他报刊负责人一样经常出入其间。“世纪俱乐部”每个月在协和广场的汽车俱乐部聚会。自第四共和国以来，其仪式就是一成不变的：在一个俯瞰广场方尖碑的大厅里喝一杯香槟酒，然后就是在一间可以容纳200人的饭厅里，围着圆桌品尝一顿平庸的晚餐。每桌有一位“桌长”主持谈话。有的主持令人不胜其烦地滔滔不绝，就像给人上一堂政治学院的课一样;有的主持则比较自由，透露些谣言或隐私来为晚餐话题加点佐料。鲜有女性，更罕见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少数族裔”，就是一群可亲、低调的白人，大多是胖乎乎的秃子，在他们手中，掌握着法国社会的未来。极左翼从中看到的是反人民之阴谋的秘密龙潭、法国自由主义经济的大本营。然而实际上晚宴上不做任何确切的事，除了一件：强人之间的相互结交，对这一权力的承认，和对形成涉及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力的私下确认。记者总是对所有神秘场所兴趣盎然，所以也到这里来寻找新闻。强人和精英们在这里以非正式的方式讨论一些日常事务，这更多的是一个时髦名流云集的社团成员聚会的场所，而非阶级斗争的总指挥部。到夜里11点，所有人都带着一份出席者名单散席离去，这份名单上有出席者的直线电话，这是“芝麻开门”的秘语，可以用此编织一个社会关系网。这是“世纪俱乐部”真正实用的职能。

通过这段描述，实际上敏感的读者就已经能够嗅出这个“世纪俱乐部”的非凡之处。

首先是出席人员的组成。“世纪俱乐部”几乎囊括了法国社会统治阶层的所有精英;而这些精英并非偶然聚在一起。他们排斥“非白人”的少数族裔(法国社会里少数族裔只有犹太人已经成为白人中的一员，这里所说的“少数族裔”显然是指黑人与阿拉伯人;华裔因为人数更少而基本不会被提及);维持的是“强人之间”的联系;出席者相互之间唯一的关系，就是“对这一权力的承认和对形成涉及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力的私下确认”。在这里，“私下确认”显然就意味着双方属于同一阵营。“世纪俱乐部”大约15%—30%的成员同时也是“共济会”的成员。但与“共济会”最大的区别，就是要想进入“世纪俱乐部”，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权力，其成员不到一千名。

其次是形式。在晚宴上，成员们会对社会热门话题进行沟通(显然还有协调，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对于这批绝顶聪明又大权在握的人而言，一个话题只需适当沟通，即可形成协调或妥协，这种默契是外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

我们对于阴谋论或权力的理解往往会比较刻板，好像必须是一小撮人躲进一间密室，鬼鬼祟祟地进行交易或商谈。其实今天现代意义上利益集团的做法与之大相径庭。美国电影《生死狙击》(Shooter)中有一句台词似乎是专门为当今社会的“阴谋论”做出的现代注释——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其中某人背叛了积累金钱和权力的原则的话，其他人也会背叛他。所以，无论是“阴谋论”还是“权力核心”，都不可能被当场抓住把柄。没有把柄，“罪名就不成立”!当然，有些底线是不可逾越的。比如“世纪晚宴”的底线就是，参加者不是“世纪俱乐部”的正式成员，就是其特邀嘉宾，绝无例外。任何一个局外人都不可能混迹其中。

这便形成了一个“世纪圈子”(出席者名单和直线电话就是一种证明)。“世纪俱乐部”与“共济会”等秘密组织一样，其成员是保密的。只要他本人不承认，谁也无法证实其身份。而“世纪晚宴”就是一个彼此认知的机会。在法国，你如果能有一位权贵人士的直线电话，那么你就是“圈子里”的一位人物。这种为人处世的风格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法国人的名片上很少印有手机号码。在某个公共场合你与一位名流邂逅，也许你会殷勤地递上一张你的名片，上面人名、头衔、地址、电话、邮箱等等一应俱全;而最重要的当然是你的手机号码。此时对方不相应回你一张名片显然就是非常不懂礼貌也不合时宜的。于是，名流也笑盈盈地回赠你一张名片。这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名片上有没有对方的手机号码。有，就意味着他真的接纳你进入他的圈子。但通常是没有的。你打座机电话过去，应酬你的角色将是名流的秘书……当然，今天很多法国名流手头会有两部甚至更多手机，一部留给私密朋友，另一部则用于工作关系。

你一定会觉得这并不奇怪。事实上，世界上有钱人有很多共通之处，而穷人则各有各的“穷活法”。说到这一点，我总会想起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即“无产者是无国界的”。马克思认为，无产者因“无产”而无私利，所以各国无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在法国的20多年生活却给了我另一种感受：全球化进程清楚地表明，一个富裕国家的“无产者”早已蜕变成发展中或落后国家中真正无产者的“剥削者”;全球化使有产者对剩余价值的盘剥，从一个国家内部转移到国际上，形成一国对另一国的盘剥;阶级斗争也同样全球化了。今天的世界除了阶级划分，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分野。在全球化利益分化面前，社会不仅仅继续存在阶级的分野，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分野。我们看到的是，阶级分野中的极左翼与极右翼，今天在反对全球化的分野中令人吃惊地站到了同一阵线上……展现出无国界属性的是“资本”!因为“资本”唯一追逐的对象是利润，而利润显然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性别、不分宗教……因而也就是绝对“无国界”的。

由此可见，当“世纪俱乐部”组织的“世纪晚宴”构成一个彼此相连的圈子时，这个圈子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利益一致。因此“世纪晚宴”绝非一个没有任何新闻性的“名流私下聚餐”，而是一个真正的“权力核心”之间的碰头会。否则，被俱乐部控制的媒体为什么对这一晚宴如此讳莫如深、绝口不提呢?一半的政府成员出席，几乎全部媒体名流到场，再加上左右翼各大政党党魁、国会议员，还有法国最重要的企业老板，以及司法界名流，等等。这里面难道真的没有新闻可挖掘?至少应该报道一下吧?甚至当“世纪晚宴”遭到极左翼人士的抗议，数以百计的警察包围现场，并与抗议人士发生冲突，主流媒体也依然对此只字不提。这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2011年3月，一家美国网站拿到了2010年出席晚宴的百人名单，并将之在网上公布出来。分析一下名单即可发现，法国真正的权力构成确实就在晚宴上。其核心成员恰恰也来自三大支柱：其一为财团即资本，包括军工、通信、航空航天、娱乐、出版等各大企业老板，以及银行家;其二为国家权力机构，包括政府部长、国际机构成员、议会议员，以及警察和司法机构部门的领导层人员，还有反对派左翼社会党议员等;其三为媒体，包括电台、电视、报刊、出版社、电影制片公司等主要大众传媒与纸质媒体负责人。

这三大权力相互之间当然也存在着冲突和斗争，但更多的是协调和协力。即便我们相信如若弗兰在其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在晚宴上，代表着这三大权力的人们并没有说什么“机密话”，但仅仅晚宴之后每个人都拿到的那份名单，包括每个人的职位和直接联系方式，就已经构成一种真正的“核心”。每个俱乐部成员都非常清楚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这种默契关系是何等重要。在表面没有任何机密的形式下，所有真正不想让公众知悉的事件，都将通过这份名单在俱乐部成员之间直接进行私下交流。

前面已经提及，很多“阴谋论”者以为，阴谋就是关起门来讨论一些不能为人所知的事。如果那么行事，阴谋早晚会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实际上，真正的阴谋是在利益和权益相等者之间所达成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永远是无形的，也就永远不可能暴露……“世纪俱乐部”成员通过不透明的、相互默契、相互协力的方式，形成了一种与民主机制相并行，且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的权力机构。这才是使法国国家真正处于稳定、平衡状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即使法国如比利时一样“失去政府”(由于持弗拉芒语的北部比利时人与持法语的南部比利时人强烈对立，谁也无法形成多数，以至于比利时曾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法组成一个政府)，社会也照样可以继续运作，只要这个俱乐部和类似的机构仍然存在即可。

我是在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买到了一本名为《权力核心：对法国最强大的俱乐部的调查》的书，才首次了解到这一事实。而若弗兰之所以会在2011年写出一篇“坦白”，是因为这本由记者埃马纽埃尔·拉捷撰写的书再版了。但此书在主流媒体上没有一篇书评，在主流书店里，也没有销售。因此绝大多数法国人对此书的存在仍然是——不知。对其象征的法国权力当然也是——茫然不知。事实上，“世纪俱乐部”只是呈现出法国资本(财团)—政权—媒体三权鼎立结构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在法国，由于这三种权力中只有政权是民选的，因此其他两大权力就需要一种“超稳定结构”来维持。组成各种半公开或半秘密的社团(如“共济会”)、俱乐部(如“世纪俱乐部”)、游说集团(如法国犹太人协会理事会、黑人联合会组织)等等，就是其最终法宝……

到了今天，“世纪俱乐部”已经处于半公开状态。其766名成员究竟是何许人也，亦大致已经被人所知。至于晚宴的讨论主题，一说是交流对时事的各种观点，融合相异甚至对立的看法;另一说则是讨论总结出媒体上“可谈”和“不可谈”的优先话题。这是否属于某种“政治正确”的隐匿底线?我就不得而知了。

本来，说完“世纪晚宴”就应该结束此章节了。但突然想到，谈“世纪晚宴”不谈“Dîner du Crif”(即法国犹太人协会理事会晚宴)是不应该的。因为两者一样重要，甚至后者更为重要。Crif是“法国犹太人协会理事会”(Conseil Représentatif des Institutions Juives de France)的简称。这是法国的又一大权力中心，是模仿“美国犹太人联合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而于1943年成立的一个法国犹太人机构。法国犹太人虽然不多，但势力很大。他们组织了各种协会，Crif则是所有协会联合组成的一个总协会。这一著名晚宴创立于1985年，名义上是为法国犹太族裔捐款的慈善晚宴，一年只举办一次。应邀参加者除了政治家，还有媒体高层和演艺界人士。晚宴以往一般都会邀请法国总理参加，自2007年萨科齐出席后，共和国总统赴宴也成了惯例。由此可窥该晚宴之重要性。晚宴谈什么呢?用法国一位著名犹太哲学家、法兰西院士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为政府官员面对社团审判员而举行的晚宴评判会”。另一名拒绝参加晚宴的犹太裔政治家菲利普·卡尔桑蒂(Philippe Karsenty)也认为，这已经不是“犹太裔代表面对政治家的晚宴，而是政治家面对犹太裔的晚宴”，意为评判、助求的主次角色已经被颠覆。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顺便提一句，法国极右翼政治家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与其接班人、其女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以及极左翼政治家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过“世纪晚宴”。两个极右翼、一个极左翼，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他们之间唯一的相同立场，就是他们都竭尽全力反对“全球化”。所以，今天的世界，借用法国大作家雨果的一句句式“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来形容，就是在“绝对正确的阶级斗争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全球化’划分”。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还会详谈。

(本文节选自郑若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的《法兰西的选票 真实经验中的西方政治观察》一书，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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