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实际上表明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共领袖人选的态度。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而放弃了曾经一度看好的王明呢？

首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王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因而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和认识，而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锤炼出来的领袖，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您应当告诉大家，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就不要再争了！”的指示已经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几年中，甚至在接受斯大林垂询的时候，王明由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缺乏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的了解和认识，因而时常对一些问题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比如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即将返回中国的王明、康生以及在同年7月初抵达莫斯科的王稼祥的时候，询问王稼祥现在中共领导的红军究竟有多少人，王稼祥回答说在陕北大约有3万人，当时王明插话说是30万人。斯大林听了这两个不同的数字后，显然更相信亲自参加了长征并来自陕北的红军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所说的数字。斯大林表示：重要的是红军的每个战士都应当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只是会吃粮的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见，他在其当天的日记中所记的内容也明确地表明了他相信王稼祥所说的数字：“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

尽管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王明却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为地夸大事实，甚至编造材料，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非常清楚，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档案文件证明了这一点。该档案馆收藏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该报告指出：“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以及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领导人提供了虚假情况汇报等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该档案馆收藏的另一份档案文件表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李立三曾说过：“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其他场合夸大过数据和事实……王明认为，为了宣传，需要夸大数据和事实。”该馆还有一份档案文件记载着：“为了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造成一种中国革命正处于激烈的高潮的假象，王明曾指示他的秘书歪曲事实炮制材料。”

其次，王明最初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激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猜忌和愤怒。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和主张是欢欣鼓舞并主张将蒋介石交予人民公审，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当时，不仅国内有不少人主张将蒋介石杀掉，而且远在国外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曾主张杀掉蒋介石，他在获悉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后也非常激动，叫喊着要给国内发电报让国人杀掉蒋介石。他的这一态度立刻被知情者汇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听了汇报之后非常震怒，于12月14日深夜12点钟给季米特洛夫打来电话，质问道：“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奸细？他居然要发电报毙了蒋介石！”季米特洛夫回答说他对此丝毫不知情。斯大林摔了电话：“我把电报找给你！”

斯大林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和愤怒，是因为当时他迫切需要一个各派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中国，需要一个能有效牵制、抵抗、消耗日军从而使日军无力入侵苏联，确保苏联安全的“挡箭牌”的中国，因而，主张杀掉蒋介石，自然就会激起斯大林的不满、猜忌乃至愤怒。

最后，陈云、任弼时、刘亚楼等人向共产国际客观地反映、汇报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有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从而促使莫斯科决定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遵义会议之后，为了让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同遵义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对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所作的重大调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派遣了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前往莫斯科汇报相关情况。陈云于同年9月抵达莫斯科，通过陈云的汇报及其带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莫斯科了解了一度失去联系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真实情况，并且对遵义会议及其所作出的决议和领导班子的变动情况表示了肯定。

1938年3月底，任弼时抵达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还向任弼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和情况，任弼时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王明向中央争权、跟延安分庭抗礼的种种行径。任弼时所反映的情况有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从而避免了他们听信王明的一面之词。

1938年4月，刘亚楼也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中共党的历史和现状，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季米特洛夫转呈给斯大林。

毋庸置疑，上述这些同志到莫斯科实事求是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实际情况，对于共产国际作出支持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的指示起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解密档案表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继续给予支持。1939年底—1940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组织问题准备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跟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病疗伤的周恩来探讨了相关问题，并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告知了周恩来，请周恩来在回国之后转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940年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一封发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周恩来将会将一切情况转告您本人，我们就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切并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最终决议。假如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尽快告知我们。”

共产国际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意见和建议，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呈交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这份书面报告指出：“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老干部中，王明没有什么威望。无论怎样，王明都算不上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享有威望的领导人……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等人的交谈情况，完成了对26名中共领导干部的评述鉴定（鉴定附后），这26人应当在党的七大上提到党的领导机构中。他们主要是曾经从事过严酷的地下工作、经历过国内战争并且现在正从事着党务、军队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工作。这26名同志中特别杰出的是：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肖克、徐向前、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这些同志作为八路军的领导人和指挥员不仅闻名于党内，而且闻名于全中国。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毛泽民、高岗、徐特立、陈毅等人都是久经考验而值得信赖、经验丰富的党务工作者……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

这份档案文件表明，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莫斯科继续给予毛泽东肯定和支持，这对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