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9日～21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基本上集中了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党、政、军、工、农等各方要人的“苏联保卫战”，在短短3天时间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为什么“保卫战”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以失败而告终？值得深思。

一、苏联解体的三个镜头

镜头一：叶利钦抵达了俄罗斯国会建筑——莫斯科白宫，并在8月19日上午9点，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伊万·西拉耶夫以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理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发表声明，声称“一次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发生了”，督促军方不要参与此政变，并呼吁发起总罢工使戈尔巴乔夫能向人民致词。该声明以传单的形式在莫斯科广泛传播。同日下午16时整，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的回应是，宣布莫斯科进入紧急状态。亚纳耶夫在下午17时的记者会上宣布，戈尔巴乔夫在休息，他说：“多年辛劳使他变得非常疲倦并需要时间休息以恢复健康。”亚纳耶夫说，紧急状态委员会有心继续改革。不过亚纳耶夫的手是颤抖的、表情是不安的、姿态是软弱的，这导致他的话语缺乏说服力，不仅不能安定电视机前广大军民的心，反而适得其反，徒增笑柄。

镜头二：8月20日是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天。早晨，群众集会、声势更大了。有的群众发表演讲：“要原谅、宽恕戈尔巴乔夫（因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他提拔起来的，作者注），他是我们的总统。”上午10时，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总理希拉耶夫传达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要求解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求与戈尔巴乔夫见面，要求开放报禁。在加里宁大街路口，群众拦住了一辆冲来的装甲车，向车上扔汽油瓶，坦克车着火了，坦克车手弃车逃走。有5辆坦克车占领了乌克兰饭店，群众用无轨电车组成路障，向装甲车扔石头，把棍棒塞入装甲车履带。有一个由战士母亲组成的包围圈，打着标语：“士兵们，不要向你们的母亲和姐妹们开枪！”下午，天下起了大雨，成千上万的人拥向白楼（俄议会大厦，作者注），准备迎接“8人委”的进攻。群众还给守卫白楼的人免费送饭送水，同时也给坦克手送饭和水。晚上，白楼周围汇集有7万余人，他们手挽手形成人墙，把整个大楼环围了起来，在墙上写上“不要让法西斯主义回来”、“我们要把子弹射进普戈（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作者注）的肥肉里去”等标语。

镜头三：8月21日，冲突已近尾声。早晨，电台公布对莫斯科实行军管，莫斯科的33个区的权力都交给军管会。但实际上，莫斯科已不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所能控制。在普希金广场和附近街道的装甲车都采取了中立立场，坦克车手微笑着让人们拍照。军队在“8·19”事件中无所作为，好像得了痴呆症，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保卫的政权、党、国家、人民被带进了历史的深渊而不知不觉。

二、苏联的轰然倒塌是因为信仰阵地的沦陷

1．领导层信仰的丧失。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灾难的深渊，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执政能力不强或个人素养不足，根本原因是他早已放弃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根本转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思想政治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时，25岁的戈尔巴乔夫刚参加工作不久。赫鲁晓夫提出的错误理论，特别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给正处在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就坦白承认：“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2．各部门、各级官员与工作人员信仰的缺失。如果说领导层信仰的缺失对人民群众来说代表着最终理想的幻灭的话，那么各部门、各级官员与工作人员信仰的缺失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切肤之痛。从赫鲁晓夫时期渐渐褪去共产主义色彩的政权肌体逐渐演化成青面獠牙的怪兽。它损公肥私、欺上瞒下；它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甚至为一己私利不惜草菅人命；它违反党纪国法而不知畏惧；它破坏了党风、社风、民风、国风而不知耻。正因如此，当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文化部部长E．福尔采娃挪用装修大剧院的材料来建造私人别墅，而被当政治局开会批评时，她能够理直气壮地扔给政治局一句话：“没有什么可责备我的，看看你们自己吧。”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宗旨变质为“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为亲朋好友服务、为本部门利益服务”的时候，“鱼水之情”也就变成了“油水之隔”。当丧钟敲响时，这帮和平年代高高在上、而对国家对人民对党都毫无建树“蛀虫”们，只能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3．人民群众信仰的丢失。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整体上的蜕化变质，是苏共整个机体死亡的一个缩影。信仰阵地的沦陷，使苏共的执政方式在和平年代体制僵化、贪污腐败特权横向，而罔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生活与理想。这样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不能勇于承担应尽的职责，却躲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别墅里任事态发展以增加个人待遇的筹码；这样的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却变得畏首畏尾、手指颤抖。这样的领导人、这样的党，在危急关头如何能迅速地凝聚力量？如何会有人为之挺身而出？所谓舍生取义，但义又有在何处？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被人民群众抛弃，也就是被历史所抛弃。

人民群众是弱小的，弱小到他们的每一餐都需要依赖这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当执政党、政权不为他们考虑时，他们就像蝼蚁一样渺小，忍受肆意的践踏。但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是强大的，一方面当有了坚强、正确的领导时，人民群众可以汇集起强大的正义力量建设成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当恶劣的生存环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人民群众也可能被别有用心者鼓动成能够摧毁一切的暴乱力量。而当人民群众把信仰抛弃、丢失了的时候，曾经植根于人民的执政党又会有何作为？

4．人民军队信仰的被剥夺。人民军队的品质是听党指挥的统一号令，是大是大非面前的立场坚定，是艰难险阻中的坚强意志，是保卫国家守卫人民捍卫理想的钢铁长城。而当这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时候，它充其量只是一支雇佣军。长期以来，随着西方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随着苏共丧失领导军队的地位和权力，这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历经无数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经被剥夺了信仰，这对一支人民的军队来说是可悲的，实质上它已被卸除了武装。它已由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泥足巨人”让人惋惜，麻木的“看客”更是可悲，而调转枪口的所谓“自由的捍卫者”更是可怕。

戈尔巴乔夫朝令夕改、好大喜功，从未兑现的经济改革成效已然让人民灰心丧气。投机政客出于求生的欲望跳上装甲车胆怯地、孤注一掷地振臂一挥，就夺得了政权，就迎来了万千民众的响应，军队也倒戈。在求生欲望面前，“信仰”的力量已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真正有信仰的人已经是少数了，而这信仰曾经是支撑整个国家的钢筋铁骨。当信仰从一个民族的肌体里被侵蚀掉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成为看客，甚至是起哄闹事者，有信仰的人只能是孤独的少数。1991年8月24日，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因绝望而自杀，他悲愤地见证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事业的悲剧结尾。可是，又有谁愿意感受他最后时刻内心的悲愤与孤独？

三、前苏联教训给我们的启示及新时期的应对

历史总是无情的，不像儿童玩的积木推倒了可以重来，对当事者来说，它不能重复。但是，历史对后来者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后人可以史为鉴。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螺旋式发展上升，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揭示的就是这一道理。

“8·19”事件是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它集中表现了在信仰阵地沦陷的形势下，一个曾经多么强大的政党、国家顷刻间就能土崩瓦解的事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可仔细一想又是理所当然。信仰的存在是无形的，但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当我们善待它时，它会随时随地迸发出灿烂的光芒，危急时刻它会挺身而出成为刺破黑暗尽头照亮前方道路的那一束光。而当我们亏欠它时，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刻，它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体制不断僵化，社会创新乏力，领导人及官员不思进取，贪污腐化盛行，人民群众生活难有起色，即生产力发展停滞，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尤其是“人”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动摇着共产主义理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点点滴滴地将共产主义理想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剔除。“大风起于青苹之末”，没有信仰支撑、缺少理想指引的政党、国家就像儿童玩的积木，堆得再高再华丽都是脆弱的。信仰虽然是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事情，但它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将信仰建设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来对待，信仰问题是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是关乎存亡的大问题。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用人民群众的语言与人民群众交流，通过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人民群众沟通，让人民群众觉得可亲可近，让人民群众觉得道路可通可行。民生是万民之水。在改革的深水区，在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尤其应当重视民生。先不求其完美，集中精力把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突破解决，以点及面。

2．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毛泽东。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引用当代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成立至今，越来越有味道了。我们应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下一步的工作中，应该进一步扩大人民代表的代表范围，更加充分地保障其权利，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3．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信仰问题。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干部是人民选出来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领导干部如果丧失了信仰造成的破坏将会更大，问题也更严重。对这一点，我们的领导干部既要通过学习、实践，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人生境界，也要求相关监督约束机制的完善和落实。激励与惩罚并用，道德与法律齐行。

4．不断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物质基础。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基础。夯实这一基础意义非凡。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国家发展不平衡，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才能有效加强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发展遇到的难题。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顾名思义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能将公有制经济变成名义上公有实质上是本部门、个人的私有财产，更不能将其私有化。

5．发挥媒体的正能量。当今社会，媒体的辐射面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大，本应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但是一些媒体连现实的责任也不想承担。一些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忘记了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患上了“媒体病”。如“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蔓延，渲染暴力色情、过度猎奇等，使得严肃新闻失去了表达空间，助长了受众无意识的低俗趣味。这终将导致受众、传媒、国家“三输”局面。“媒体病”、媒体上的“牛皮癣”，迎合了一些受众内心的低级趣味，长此以往，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恶劣而深远。它会让个人、集体消极堕落，在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麻木不仁。另有一些媒体更是受国际资本的操控，不惜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彻底丧失了媒体应有的良知和道德。因此，净化媒体风气，发挥媒体的正能量势在必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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