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

张树华

2016年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25周年。这一事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历史表明，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错误的民主化政策正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

一、政治发展道路:坚持还是改向?

二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将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自由世界”的威胁，并在此后的时间里，除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外，选中了“和平演变”作为与苏联进行政治和思想较量的手段。丘吉尔、杜鲁门、尼克松、里根、布什等许多西方政要都提出，要针对苏联进行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以民主、人权为工具，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在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面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自由”与“平等”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1]。列宁认为，不应当抽象地谈论民主，不要相信什么“普遍民主”或者“绝对的民主”[2]的谎言，不存在什么“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3]。他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4]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领导人在西方“和平演变”的迷雾下逐渐丧失了政治信仰。他们渐渐忘却了列宁的教诲，他们的理想信念已经出现动摇。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5]在下台后自己亲口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戈尔巴乔夫承认，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6]“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7]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他便提出“公开性、民主化、改造[8]”等口号，力图通过在苏联内部的“民主化”配合向西方退让、妥协的外交“新思维”。

对于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最高领导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除上面提到的尼克松之外，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著名的苏联通小杰克·F.马特洛克[9]、美国著名战略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等人早已洞若观火。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写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共产主义就会有瓦解的危险……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10]

改革应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手段，改革不能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弃、主义抛弃”，改革绝不能变成改向。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否定苏共历史，这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讲，无异于是“思想自杀”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改弦易辙，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没有振兴苏共的领导和苏联的国力，反而导致苏共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走上了一条政治自杀的绝路。在短短6年左右的时间里，这股打着“民主、人道”旗号的政治思潮不仅使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着90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中除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社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之后，还不能一下子接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相比，民主社会主义对他们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主要领导人的鼓动与带动，更使这股思潮具有内部性、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

二、苏共领导:坚持还是放弃?

苏维埃国家联盟是苏共一手创建的，苏共是苏维埃政权和政治体系的根本与核心，苏联大厦维系在苏共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短短6年左右的时间里，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削弱——被边缘——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失去了苏共，便就没有了苏联。

1.内部削弱

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苏共在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领导和主导作用。然而，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冲击下，苏共开始逐渐丧失引导改革和国家发展的能力，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把苏共视为改革前进和社会发展的“阻碍机制”。戈尔巴乔夫把1800万各级管理人员都看成“改革的阻力”，放任“自由民主激进派”对苏共领导和政府管理发动干扰与攻击。雷日科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被激进的议员提出6次不信任案。原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反思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11]

苏联政治生活的异动和舆论放任，导致苏共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成为众矢之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多元化的一步步显现，苏共的党内统一已经是徒具形式，苏

共失去了以往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1990年苏共28大上，许多党代表公开表达了对党的高层领导及总书记身边人员的不满情绪。许多人忧虑和不满党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原则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但在戈尔巴乔夫的操纵下，苏共28大最后通过的党的纲领中，苏共党的宗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删去了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原则规定。大会还决定，各个联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拥有无限的独立性。许多党员认为，这实际上把党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俱乐部”，剥夺了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

2.立法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

1988年，苏联社会中的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就提出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随着人民代表选举活动的开展，一些政治势力看到与苏共拉开距离更容易走上政治舞台，于是，在1989年5月俄罗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同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会上，“民主派”代表多次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的前夕，莫斯科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

1990年前后，受到东欧国家剧变的影响，戈尔巴乔夫表示认可多党制。随后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6条的决议，取消了苏联宪法中明确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正是在苏共28大——苏共最后一次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与其他政治组织一起公平竞争。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激进势力的进攻下，许多苏共代表在人民代表资格选举中落败，这实际上意味着苏共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州、市丧失了执政地位。

3.分裂与肢解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迹象，可以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际就已注定。[12]戈尔巴乔夫刚刚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他身边的政治谋士已经准备了从政治和思想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计划。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议。该建议在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曾担任过几位苏共总书记政治顾问的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以这位院士为代表的一些苏联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这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党，其中一个是强大的社会民主派。

苏共的失败是从苏共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持极端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是撕裂苏共的裂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当地苏共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1989年6月，为抵制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不作为，俄罗斯建立了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但后来在叶利钦等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势力的影响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不由自主地汇入瓦解苏联的大潮中。1989年末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而宣布独立，正式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正可谓，一个染上民族分裂主义的党，是一个走向灭亡的党。[13]

苏共思想和组织上的分裂也与地区分离和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苏共28大通过的政治纲领为按民族和地区继续分立留下了空间。这次代表大会规定，除了与苏共保持共同的“纲领性原则”之外，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以后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文件，独立解决政治、组织、干部、宣传和财政问题，在共和国的国家体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领域实行各自的路线，与其他包括国外政党的组织和社会运动单独建立联系”。苏共党内各地民族政治精英人物先后脱党或脱离联盟中央，成为民族和地方分裂势力的急先锋。正如俄罗斯学者兹拉托波里斯基所说:“在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之间建立联邦关系是导致后来苏联被否定和肢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14]。

4.抛弃与葬送

苏共后期，除了在外部面临民主派的竞争与攻击外，苏共实际上已经被戈尔巴乔夫等高层抛弃。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对党已经失去信心。戈尔巴乔夫在向“民主派”做了一系列政治让步之后，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提出设立总统一职。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之后，立即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总统委员会制定决策方案后，或通过总统交给立法机关议决，或由总统发布命令执行，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再无能力影响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制约戈尔巴乔夫的能力越来越小。虽然戈尔巴乔夫仍保留了总书记的职位，但更多的是利用总统权势以摆脱苏共的控制，直到最后完全抛弃苏共。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已经决定彻底放弃苏共。[15]1990年7月苏共28大之后，苏联的国内形势更加危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集会和示威连续不断，此起彼伏。广大党员对党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引发了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其实，这中间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不满和抗议。[16]据苏联《对话》杂志报道，1985年苏共退党4万人，1986年为4.5万人，1987年为4.9万人，1989年为14万人，1990年上半年达到37.1万人，而苏共28大以后七八月间又有31.1万人退党，出现退党高潮。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人。[17]1991年7月，据苏共中央公布，在最近一年间共有420万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党员的队伍减为1500万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据苏联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的比重较大。1990年头5个月，在莫斯科的1.1万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占57.4%。1990年6月15日，全苏矿工代表大会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的同时，声明矿工“不认为目前这种形式的苏共是工人自己的党”。[18]

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到1991年夏天，苏共——这个有着90多年光荣历史和70多年执政经验的大党已经风雨飘摇、危在旦夕。1991年7月，叶利钦签署了其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一道总统令，宣布禁止一切政党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内的活动，蓄意要把共产党的组织机关从政府机关、军队和企业中清除出去。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是拒绝动用总统权力维护苏共的利益，导致苏共解散。[19]

三、政治制度:完善还是拆毁?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部分高层领导决意要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决裂。他们在推行“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等思想政治和外交路线的同时，先后发起了大规模激进的政治改组和宪政改革。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而自1988年开始后的两三年的时间内，戈尔巴乔夫通过激进的政治改组拆毁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基。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积极推动修改苏联宪法，[20]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21];设立独揽大权的总统职位[22]。

1988年开始，在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苏联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纷纷宣布“主权独立”。民族分裂势力与俄罗斯内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激进派遥相呼应[23]，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运动落入陷阱，政治改革也随之走向了绝路。

第一，政治发烧与治理失败。戈尔巴乔夫简单地认定，苏联各级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是官僚体制，而这是苏联落后的“罪魁”，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24]。为此，政治改革的矛头应当转向苏联党和政府的各级权力机构。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民主化和政治变革的大幕。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被唤起的各种势力纷纷投入到政治“改革”热潮。经济改革不见任何成效，人民生活日益恶化，进而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更加严重。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趁机将矛头对准了苏联及其国家制度，[25]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就全面失控。

第二，政治混乱与秩序失控。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化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地下刊物问题又滋生开来，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便犹如雨后春笋、四处蔓延，最后变得不可收拾，酿成大祸。[26]1987年12月苏联非正式组织数量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这些非正式组织多数是有目标、有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西式自由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等。1987年底之后，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

第三，民族冲突与国家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非但没有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保证，反而导致社会经济每况愈下，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部分民族地区的政治精英认为，苏联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27]。

几经试探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三个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随后，一个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主权独立”。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许多民族地区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选择民族主义旗号，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与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反苏共、反中央。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民族冲突愈演愈烈。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民族动乱;1988年2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的地位问题发生了愈演愈烈的冲突，持续多年;1990年1月又发生巴库事件。除土库曼共和国之外，14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过大规模民族冲突。1988年到1991年的4年中，苏联境内共发生175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1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这些民族冲突是由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操纵的，他们同苏共内的激进势力和社会上的政治反对派汇合在一起，对抗苏共中央，制造分裂。[28]

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在处理这些事件时表现得优柔寡断，更加纵容了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苏联国家已经濒临分崩离析的境地。[29]

到1991年8月，苏联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急剧加深。8月19日，部分苏联领导人仓促策划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于缺乏政治意志力和社会支持，这次挽救苏联的绝望的努力不到三天便宣告失败。随后，苏共中央宣布解散。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林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联盟解体。

短短6年的时间，苏共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陪葬品，苏联社会主义被送上“祭坛”。“改造”既没有带来民主，也埋葬了苏联社会主义，相反，却成就了财阀资本主义和寡头政治。苏联改革中的教训极其深刻。

苏共政治改革失败的教训警示后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走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与苏共败亡的悲惨历史相反，有着9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令世界赞叹的答卷。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以全面、科学、包容的政治发展观有效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成功地破解了“民主迷思和自由困局”，展示出国际公认的政治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彰显出中国道路独特的政治优势和理论价值。

（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