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

侯玮红

　　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1917年11月7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爆发的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30年代末，在苏联官方历史文献中正式确定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用语。然而近百年来，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出于不同的立场与观点，这场由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政治运动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今天，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全面而客观地研究它对于俄罗斯政治经济、民族意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转折性影响显得格外迫切。具体到文学界，回顾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文学的变化，梳理社会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以及认识文学在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发掘文学在社会变迁中的成长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扩展，更多历史与文学档案资料浮出水面，也都为重新审视和探讨十月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所谓革命，都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旧到新的巨大跨越，而社会革命所带来的根本性的、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其他任何一个领域的革命所无法企及的。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同时在精神层面上也被视为一场全新的文化革命，是新的文学历程的开端。原来的文学版图重新划分，旧有的文学流派被激发出新质——十月革命改写了其后的俄罗斯文学史，尤其是改变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

一、19-20世纪之交俄国现实主义文学遭遇危机

　　列夫·托尔斯泰在1905年的文章《世纪末》中写道：“在福音书里世纪和世纪末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纪的开始和结束，而是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和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方式的结束，接着是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信仰和另一种交流方式的开始。”1如果说19世纪的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时代的日常意识基础之上，那么20世纪则拥有完全不同的日常意识，以及别样的非实证主义的世界图景。哲学和物理学的新发现、时间和空间的新概念、人文学科的发展、弗洛伊德理论等都证明，世界图景远比实证主义观念所认为的复杂得多，并不是单一意义和直线式发展的，人的世界观和个体命运并不总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过去人们头脑中深信不疑的关于世界的规律性、持久性、稳固性的观念发生动摇，现实主义美学能否担当起解释世界与人之丰富性的重任遭遇质疑，按照因果关系进行心理描写和社会生活描写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挑战。俄国宗教哲学家、象征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德米特里·梅列什科夫斯基宣称古典现实主义只属于19世纪，而不会属于20世纪。文学批评家尤里·埃亨瓦尔特指出现实主义文学的不足之处：“难道心灵能够纳入一定的因果轨道吗?现在和过去一样，将来和现在一样，心灵都是、也永远是不可理解的……心灵的规律是不可成文的，因之也不是艺术所能书写的。”2苏联杰出的文学研究家利季娅·金兹伯格认为，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建立对个体意识产生影响的因果联系为己任，赋予任何一种心灵经验乃至非理性的经验以因果联系，“它好像组织起现实并使其所有参数都合为一体。它所谓人的概念是夹杂了历史、社会和生理等决定因素的人，由此使因果关系成为美学主体。”在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读者得到的关于环境和性格的描述好像是为艺术结论所准备的材料”3。这样做的结果是人物被各种不同的环境所解释，艺术家就研究它们之间的奇妙联系。于是，古典现实主义的“环境刺激理论”被认为是生硬的现实决定论，现实主义面临重新评价个性与环境的关系并寻找新的描绘个性与世界的方式的任务。

　　旧的世界观失去权威，到宗教中寻求真理同样茫然若失，站在新世纪门槛上的人们被一种悲观情绪所笼罩。东正教神甫、诗人巴维尔·弗洛连斯基写道：“天然的宗教意识受到损害，明显减弱。它已无力对抗那些恶意的怀疑和平庸的不信任。贫乏的思想每分钟都能摧毁一切，但是生命依然如圣像前颤动的长明灯一般发出微弱的光芒，吹拂着濒死的宗教生活中的灵魂……四周是浓浓的黑暗……冬天即将到来……一切都陷入到暗淡无华的沙漠中去了——一片纯粹的虚无主义的荒漠。”4旧有的一切价值都被重新评价甚至推翻，表面上看人似乎获得了无比的自由，实际上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获得了“自由馈赠”的“不幸的存在”，不知怎样去摆脱这份自由，又能把这份自由交托于谁。20世纪初的人面对的是存在和个人心灵的形而上的深渊，是无边的孤独，在极端的有力与无力间徘徊。

　　在彷徨与迷茫之际，俄罗斯文学及文化开始了和欧洲思想的密集交流，甚至它自认为是“欧洲最高文明的中心之一”。索洛维约夫就预言，“俄罗斯的形容词之后应该加上一个名词——欧洲人。我们是俄罗斯的欧洲人，就像英国的欧洲人，法国的欧洲人，德国的欧洲人一样。”5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与哲学、文化及其他各种艺术形式密切相关，成为包罗万象的多元对话舞台，而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思想也在此时的俄国深入人心。苏联文化学家亚历山大·艾特金特认为尼采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实践的基础。在很多文学家如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谢尔盖·安德烈耶夫等的创作中都能发现与尼采哲学息息相关的人物形象。当代俄罗斯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士瓦莲京娜·扎曼斯卡娅断言：“尼采之后世界变得不同(难说变好还是变坏了)——变成了20世纪的世界。”6

　　在混乱和复杂的世界图景中，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以展示人的多面性，以综合运用各种艺术手法为主要特征。以因果体系、环境决定论和叙事的逻辑性为基础的小说诗学发生动摇，取而代之的是人物命运的断裂性、转折的偶然性、小说画面与情景的片段性以及叙事的非逻辑性。

　　人的多面性是新世纪文学意识到并着力揭示的最主要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就说，人是“斑驳的，好的和坏的都有”。高尔基也说，“人的自然状态是——五彩斑斓。俄罗斯人尤其五彩斑斓，这是他和其他民族的本质区别。”环境决定论的逻辑理性被否定，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和人对事件的内在自由反应机制和非逻辑性得到确认。托尔斯泰呈现了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和多层次性，高尔基则更进一步，发现了另一种理解人的可能性：承认人物在同一时刻具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极端的性质。在同一种情形下，在同一个瞬间，人物可能会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他称之为“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纵跃”。这种人性的复杂性在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中已有反映，更在其后一生的创作中都彰显出来。

　　在反映新的社会状况、颠覆上帝和重估一切价值方面，习以为常的思维与体裁、风格与方法表现得力不从心。于是，与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不同，20世纪初出现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学流派，在诗歌中以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为代表，在小说中则以印象派和表现主义最为突出。19世纪90年代象征主义在俄国的出现使俄罗斯文学迅速融入欧洲的文化进程中。文学史上通常把此后直至1910年代的时期称为“白银时代”。“白银时代”的批评家尼·明斯基，宗教文化批评家弗·索洛维约夫和瓦·罗扎诺夫，以及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亚历山大·勃洛克等作家明确提出了反现实主义的口号，倡导个性张扬和艺术至上。这一时期的创作以诗歌为盛。吉皮乌斯、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巴尔蒙特、布留索夫、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赫列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等大批诗人，不再以俄罗斯文学传统上的教化和社会功能为重，而是强调个人价值的追求，宣扬自由和独立是艺术家创作的必要条件，推崇对爱情、孤独、死亡、神秘等个人体验的展现;在诗歌语言上也大胆实验，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造成极大的冲击。

二、十月革命前现实主义文学的探求

　　有人说过：如果形容一滴晨露，法国作家会从中看到女人的美、情欲的火焰、爱情的悲剧;德国作家会从中看到整个世界;而俄罗斯作家所描写的露珠，我们甚至穿着靴子都能感觉到它的凉爽和引力!这段话形象道出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其实，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之美不仅在于它真实地描绘现实生活，更在于它富有穿透力的对心灵的审视和对人性的感知，在于它担当社会道义、探寻人的存在意义和人类自由道路的博大胸怀和不懈追求。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到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19世纪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从不回避现实，而是揭露现实，批判现实，反对沙皇统治，反对农奴制，提出“谁之罪”、“怎么办”等经典问题，塑造多余人、小人物、新人等经典形象，迎来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强劲发展，文学研究家马尔克·斯洛尼姆和格列布·司徒卢威直言现实主义的衰落和艺术坐标的根本变化。但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消亡，而是默默汲取营养，积蓄力量，在危机中孕育着新的生机。

　　19世纪末，列夫·托尔斯泰在晚期创作中更多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人的道德完善的途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是其世界观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其中提出了关于死亡的世界性哲学问题，主人公伊万对死亡的思索蕴含着存在主义思想。作家本人也如伊万一样，感到周遭的生活不仅令人厌烦，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20世纪初，托尔斯泰在一系列道德哲学著作中，阐述了人的自我完善的思想，说明生活只有在人自己改变、而不是在外部条件改变时才得以改变。文明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技术革新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取决于人受控于哪种力量。他认为人们都不珍惜幸福，出路只有一个——带着爱去生活，停止欺骗自己和欺骗别人。长篇小说《复活》、戏剧《活尸》、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揭示了道德的谎言、政治和国家机器的黑暗，深化了作家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俄苏文学研究家符谢沃洛特·凯尔迪什认为，托尔斯泰在揭示当代社会危机的同时表现出了积极的变革思想，这使“晚期托尔斯泰与年轻的同时代人的创作在20世纪最初十年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7。

　　19-20世纪之交，契诃夫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图景的混乱和危机，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试图寻找突破的方法。他把握现实的方式与托尔斯泰不同，没有专注地跟踪某种宏大的社会现象，而是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捕捉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故中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残酷性及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理解的深层原因。他不动声色地描写那些因循守旧、沉闷压抑的生活，描写底层人物的悲哀与不幸。小说《套中人》反映了农奴主阶级的没落，《樱桃园》《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等戏剧作品表达了热爱自由的人们对光明未来的向往。然而，光明在哪里?怎样才能创造光明的未来?契诃夫没有找到答案。

　　因此，一方面，现实主义吸纳各派艺术精华、苦苦追寻俄国的出路，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则宣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自我。当此之际，俄国文坛上一缕新的即将改写人类历史和俄罗斯文学史的曙光正在升起。19世纪8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传播，也在文学批评领域逐步深化并引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走上了新的航道。

　　列宁不仅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一直关注文学问题。他发表于1905年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号召作家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与人民、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公开提出了建立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问题。这些论述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人民性以及未来发展都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很多重要作家的评论为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六篇文章论述了托尔斯泰创作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论断，是新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

　　作为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创作迥然不同。高尔基的早期创作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他1895-1901年的散文《鹰之歌》、史诗小说《人》都充满了对自由精神的赞颂和对人的激情礼赞。他的小说《切尔卡什》、剧本《小市民》《在底层》《消夏客》等通过对城市贫民的热烈关注体现了他的人民性思想。他创作于1906-1907年的长篇小说《母亲》被视为俄罗斯文学中工人和革命题材的开端，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预示了无产阶级事业必胜的前景，至今仍被视作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高尔基在揭露旧社会的同时预见了新社会的到来，看到了人的希望和力量，表达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之后他以自己全部的创作实践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并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成为新型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

三、十月革命后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面貌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很多作家对新的政权盛情赞美并寄予厚望。高尔基认为俄罗斯人民从此带上了自由的桂冠，他相信在这个肉体和精神上都饱受痛苦的国家里，从新的联盟中将诞生新的强大的人民。但是也有一些作家则对革命表达了怀疑和抵触情绪。面对流派纷呈、团体众多、思想复杂的文学形势，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积极的干预措施，不断完善文艺政策，这些措施和政策，对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奠定了基础。

　　革命胜利伊始，人民教育委员、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就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了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呼吁。列宁作为革命后新文化建设的组织者，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新的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制定工作，同时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着他的文艺思想。他确立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权，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指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方向，对作家提出了要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深处、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参加者的要求。

　　经过十月革命后长达四五年的国内战争，苏联迎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现实主义文学在继承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型现实主义的引领下，顺应时代要求，更加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真实再现了错综复杂的国内战争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塑造了大量正面的人民英雄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使文学真正成为走向生活、走向人民大众、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学。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的主人公是为个体的生存、尊严和理想而斗争，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主人公就是奋起捍卫新的理想和生活的人民的代表。这些人物中既有领袖和英雄，也有普通人民群众，他们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历史。

　　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小说以国内战争为背景，反映了在残酷激烈的战争中党的坚定领导、人民的觉醒和红军指战员在战斗中成长的经历。以费多尔·革拉特珂夫发表于1925年的长篇小说《水泥》为肇始，“生产小说”正式登上文坛，并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列昂诺夫的《索溪》、卡达耶夫的《时间啊，前进!》、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爱伦堡的《一气干到底》、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等小说以厂矿、建筑工地为背景，同步讲述新兴的苏联工业建设与改革进程，歌颂劳动，歌颂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树立有理想、有信念、有干劲、有力量的时代先锋——工人及领导者、工程师、科技工作者等形象，一度成为苏联文学的名片。乡村题材在这一时期同样得到了很大拓展。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长篇小说全面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春草国》也描写了农村的巨大变化。

　　在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方面，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两部长篇小说表现出全新的特点，成为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从一个底层劳动者脱胎换骨为一个有着坚定理想和信念的革命者和建设者，是俄苏文学史上标志性的新人形象。与19世纪文学中的新人相比，他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他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投入到火热生活中的激情，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惜付出青春与生命的行动力，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背景经纬交织。他那振聋发聩的人生格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曾经成为多少人的座右铭，而“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又激励过多少人生道路上的徘徊者。把个人的生命投入到为建立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而奋斗的伟大事业中去，把个人生活的幸福融入到集体主义的共同追求中去，这样的人物实现了托尔斯泰所苦苦求索的复活与重生，又比高尔基《母亲》中的革命者走得更远，承担得更多，成为社会主义新社会要树立的人物标杆。

　　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史诗性现实主义传统的又一位伟大作家。他生长于顿河哥萨克地区，亲眼目睹了家乡在20世纪初那些动荡的年代里经历的苦难和战争，以此为背景创作出《静静的顿河》这部宏伟巨著。主人公格利高里有一颗哥萨克人崇尚自由的勇敢的心。他不愿受制于僵死的传统势力和为垂死的生活方式服务的道德规范;他与阿克西尼娅的爱情冲破旧的世俗枷锁，是对所有顽固旧势力的挑战。他们为共同幸福所进行的斗争谱写了一曲自由的颂歌。然而，在现存社会关系中，他们既无力维护自己的爱情，也不能确保自己的尊严。社会变革的复杂和残酷也投影在格利高里的内心生活上。他在对白军和红军的选择上痛苦矛盾的内心斗争，是每个面临重大社会变革时的人必然遇到的。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主人公无法把握个人的命运，无论是个人追求，还是爱情生活。肖洛霍夫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主人公个人命运的轨迹并行描写，反映了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沉浮和成长。肖洛霍夫曾说：“现实主义包含着革新生活、改造生活、使之造福于人的思想。自然，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所表现的世界观，与消极旁观、脱离现实互不相容，但却号召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并且提供一种可能性，以便达到切合千百万人心愿的目标，为他们照亮斗争的道路。”8

　　在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里，明确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基本方法。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对引导人民走向光明、鼓舞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人是复杂的，社会生活是丰富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文学艺术创作受到钳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日益走向公式化、刻板和僵化，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针对苏联解体后掀起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热潮，既要肯定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源于它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其他文学艺术流派的不断借鉴与吸收;也不能如一些西方学者或者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家那样，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否认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划时代意义，而应该给历史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说。

　　注释：

　　1   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全集——科学院纪念版》第36卷，第231页，国家文艺出版社，1958年。

　　2   尤里·埃亨瓦尔特：《俄罗斯作家剪影》，第7页，同志世界出版社，1914年。

　　3   利季娅·金兹伯格：《寻找现实性中的文学》，第32页，苏联作家出版社，1987年。

　　4   《巴维尔·弗洛连斯基全集》第1卷，第696页，思想出版社，1994年。

　　5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我们是俄罗斯人，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埃克斯莫出版社，2011年。

　　6   瓦莲京娜·扎曼斯卡娅：《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传统——世纪之交的对话》，第11页，弗林塔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2年。

　　7   符谢沃洛特·凯尔迪什：《20世纪初的俄罗斯现实主义》，第22-23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8   毛信德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第49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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