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自述：苏联是怎么解体的

八月政变

预定于8月20日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本能够也应当成为整个国家历史上的新里程碑。仅仅是签字行为本身就能给社会和世界发出可信的信号：大部分领导人—9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领导人——已经决定共同工作来稳定国家的局势。《条约》还将为确保苏联的国家统一提供法律框架。其目的是通过发展联邦关系而实现民主的更新。《条约》将在共和国与中央之间创建真正和合理的利益平衡，同时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留下空间。在8月14日的一次电话通话中，叶利钦抱怨说他受到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做了简洁的回答：“你被批评为‘帝国的捍卫者’，而我被批评为它的毁灭者！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

仅仅三天之后，我面对面地遇到了新《条约》的其他敌人。一伙政府和党的高级官员切断了苏联总统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将我、我的家人和助手隔离在福罗斯的疗养地，递给了我一份最后通牒：我必须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或者辞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有要求，告诉他们只有在得到人民代表大会或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能在我国成立，任何其他的做法都是鲁莽的犯罪行为，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我用通常所说的“俄罗斯行为方式”把这些来访者踢出去。说句实话，我希望我的断然拒绝能够让这些阴谋者清醒过来，迫使他们放弃企图。

由于未能得到同意，反而被我严词拒绝，阴谋者派来的信使慌慌张张地退了出去。但是，通讯联系仍然被切断了，连接我别墅的路也被封锁了，隔离措施被加强，这些都表明他们的阴谋计划还在继续推进中，而且囚禁总统和夺取权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政变者提供了以下（牵强和虚假的）政变借口：苏联总统因身患重病不能再行使职责。这一点，很快就能得到医学证明书的确认。不难想象这个已经夺取紧急权力的“强势政权”将如何“确认”这一点。据事后泄露出来的消息，克格勃主席亲自下命令，要求医生开出苏联总统患有重病和失去工作能力的“证明书”。医生们没有屈从。由于我们医疗队伍的正直，所有人都没有向压力屈服。

在发生政变的日日夜夜里，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上了莫斯科街头。对于我国的公民、新的民主制度和全部的改革思想，政变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刻。

改革作为社会和政治进程，其目标和方式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途径实现国家的复兴和民主化，是要弥合人民与政权之间的鸿沟，而政变却在破坏和诬蔑改革。这就是政变使社会大幅度倒退到改革前时代的原因。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在克里米亚和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其真正的企图和计划。人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能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或其他任何城市或加盟共和国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恰恰相反，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莫斯科市政府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采取了值得称赞的政治立场。在苏联总统拒绝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要求之后，其成员试图与叶利钦合作，但叶利钦予以公开拒绝。

1991年8月22日，八月政变发生后，戈尔巴乔夫结束“休假”回到莫斯科。

我拒绝与阴谋者合作的行动剥夺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使他们陷入了混乱、纷争和难堪的境地。遭遇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和许多军队指挥官拒绝参加攻打白宫（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译者注）之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走向失败，8月21日终于彻底崩溃。改革和民主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政变损害了苏联政府的权威，也极大地损害了苏联总统的地位。其原因在于，总统“内圈”的最高级国家和党内官员谋反，企图颠覆《宪法》、法律和民主秩序。这些人中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此时他竭尽所能来洗刷他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对他这些天行动的掌握，假如不是他采取反叛立场的话，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就不敢参与政变。

由更新的中央政府与正在成为主权国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建立互相理解和采取共同行动的进程、在建立真正的联邦关系基础之上开展合作的进程，现在都毁于一旦。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政变之前就迅速宣布独立，给国家权威投上新的阴影。国家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事实上，苏联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我将详述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的情况，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我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人了……

我对于这次背叛深感震惊，因为我以为很理解这些背叛我的人，但他们却背着我谋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辜负了我的信任，欺骗和背叛我，事实上也是我欺骗了自己，我自信满满地过高估计了这些人的道德和政治素质。可以说，就在改革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在改革克服困难，开辟新的地平线的时候，我提拔的人却在阴险地背叛民主目标和理想，而这些目标和理想构成了国家和社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他们选择了武力和恐吓加欺骗的政策，更不用说滥用权力的犯罪行为。一种令人惊愕的短视占了上风。

许多中央书记没有反对这些阴谋者，甚至还支持他们，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许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建议自行解散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我坚决否认数百万共产党员与党内官僚犯下的罪行和恶行有染，也坚决反对那些对苏联共产党全部历史和行动的诬蔑之词。不幸的是，党内官员长时间大权在握，已经完全沾染上了与过时的行政命令体制相关的官僚主义及其负面品质。八月政变之前和期间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我的看法。

我必须指出叶利钦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斗争中的不妥协作用。假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举措取得成功，那么国家将会倒退，产生无法预料的消极后果。但是，硬币也有另外的一面：在对那些企图让国家开倒车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采取了强硬的举措之后，叶利钦无法停止他的狂热举止，转而与苏联对着干，他将苏联视为对俄罗斯主权的主要威胁。

政变期间及之后，当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叶利钦跨越了宪法界限，签署了多项法令，将苏联政府机关置于俄罗斯政府机关的从属地位上。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代表被派驻到苏联政府机关中去，负责指导、取消或修改所发出的指令。我发布了一项法令（上文已提及）批准俄罗斯总统在政变期间采取的行动，但命令叶利钦停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们所做的就是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俄罗斯急忙将在其领土上的苏联公司和机构“私有化”。

无论如何，叶利钦继续以篡权者的方式行事，启动了摧毁苏联的使命。

拯救苏联的最后努力

我想到并且认为有必要积极推动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此时需要将已发生的变化和新的权力平衡考虑在内。我回到克里姆林宫工作的第一天，就与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开会。我在会上强调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持有一致的立场：签署新《联盟条约》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表示愿意共同为之努力。叶利钦表达了相同的立场，至少在会场上是这样。

9月2日，在紧急召开的苏联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宣读了由苏联总统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起草的声明。声明宣布国家根据法律选举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即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需要由“自愿加入的各共和国起草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每一个共和国均有权独立确定其加入联盟的方式”。所提出的主张是建立一个经济联盟、一个由各共和国人民代表组成的代表委员会、一个苏联国家委员会和一个共和国间经济委员会。《过渡时期国家权力和政府组织法》这部苏联法律获得通过。

在我的指导下，新《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重新开始进行。虽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起草工作在逐步推进中。为了共同的事业，我设法与所有参与方达成相互谅解，形成共同立场。首先，我与纳扎尔巴耶夫做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但是，叶利钦是主要障碍。虽然从来没有公开拒绝参与新《联盟条约》，但他总是延搁和阻止，不停地要求对已经达成一致的条款进行修改。他的目的是要在条约草案中删除有关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关键条款，用界定不清的“国家联盟”的概念来取代“苏联国家”的概念。

激进民主派将政变的失败看作是彻底废除苏联国家机构，使他们自己摆脱苏联及对苏联承担责任的大好机会。在1991年9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他们试图说服叶利钦继续大力推进这个行动，当时叶利钦离开了莫斯科的事务纷扰，去索契休养。这些人十分惊恐地看到戈尔巴乔夫能够继续进行有关新《联盟条约》的工作，新的苏联架构正在恢复活力，起草经济协定的工作也在亚夫林斯基的指导下积极地开展。

10月15日，在国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宣布在启动改革之前要“彻底地摧毁”中央政府，他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将关闭所有苏联部长的账户，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他们的服务。”

10月18日，苏联总统和8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除外）的领导人根据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尽管如此，叶利钦立即发表声明说：“现在的任务是铲除单一帝国架构的残余，建立流动的和商业形态的共和国间的架构。”他确认“俄罗斯已经停止向苏联各部提供款项，只有国防部、铁道部和原子能工业部除外”。

10月底，叶利钦宣布将把苏联国家银行变为俄罗斯银行，将苏联外交部的人员编制削减90%（“俄罗斯不需要这样的外交部”），裁撤80个苏联部级机构等。在对中央政府实施这些新的打击的同时，叶利钦大声许诺要在1992年春实现财政稳定，在那一年之后开始实现经济恢复。当时，阿巴尔金院士对这些疯狂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的预测是通货膨胀将会大幅度加剧，而且经济危机和社会分化将会加深。

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宣誓就任苏联总统。

叶利钦的宣布令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感到震惊。1991年秋，苏联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西方恢复正常的金融和经济关系。这方面的关系由于经济危机而受到了削弱，由于政变而受到了损害和阻碍。我们的西方伙伴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急于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帮助，宁愿在一旁等待。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整个秋天，从9月到11月，一直敦促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原因。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与外国领导人联系，其中包括约翰·梅杰、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乔治·布什、朱利奥·安德雷奥蒂、费利佩·冈萨雷斯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反应最积极的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方面。

当时担任七国集团协调人的梅杰首先于9月来到莫斯科，讨论伦敦协议的落实问题。他告诉我七国集团和欧洲共同体已经同意在11月提供1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注：叶利钦和盖达尔在叙述这个时期时很省心地“遗忘”了这件事。）。已经达成的一项协议同意接纳苏联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系国，不久之后接纳为正式成员国。11月20日，我在莫斯科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讨论了该组织帮助苏联促进经济改革的问题。

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在担任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赢得了很高的声望。11月23日，他向我汇报说起草有关《经济共同体条约》主要领域及其落实问题的特别协定和争取各加盟共和国批准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

亚夫林斯基认为《经济共同体条约》于1991年内生效极为重要，而剩余的问题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但经过最后的分析，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签署新《联盟条约》之上。

按照政变后起草的条约草案，这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将拥有共同的民选机构—议会和总统；拥有共同的军队和货币体系；实行双重国籍制度：公民拥有所在共和国的国籍和联盟国籍。中央政府负责制订战略层面的内政外交政策，负责国际条约的有关问题……所有出席11月4日国家委员会会议的领导人都在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条约草案，但有某些保留。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同意一旦他们的有关意见被列入条约草案，他们就会在所在加盟共和国推动该草案的批准工作。

直到那个时候，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都是叶利钦的一个积极合作伙伴，但愿他不是叶利钦的犯罪伙伴，叶利钦正在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搞垮苏联。克拉夫丘克不仅反对新《联盟条约》，而且宣布如果《经济共同体条约》包含任何设立中央机构的内容，乌克兰就不会予以批准。此外，任何将各加盟共和国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中央政府都绝不能存在……

这个在当时恰巧处于事件中心位置的人的态度，成为了叶利钦的某种救生圈。叶利钦清楚地知道，单方面公开摈弃苏联是不得体和有风险的行动。这就像是说：嗨，我不反对联盟的主张，但你看，克拉夫丘克和乌克兰不想加入进来，离开了他们，联盟怎能建立呢？结果，在11月14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叶利钦参加了对于新《联盟条约》的讨论，根据加盟共和国提出的意见做了修改，但他坚决反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关于建立联盟国家的建议。

会后，有记者问：“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我请叶利钦来回答这个问题。叶利钦说：“我们同意这是一个联盟—一个民主联邦国家。”

但是，克拉夫丘克没有出席11月25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叶利钦在会议开始时就声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同意“一个民主联邦国家式的联盟”这样的国家形式。叶利钦还提出了另一个反对意见：“没有乌克兰，什么样的条约都是不可能的。不会有什么联盟，我们还是等一下乌克兰。”

我用我的观点加以反驳：不应当跟随分离主义者的脚印走入死胡同，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将他们拉出死胡同。我建议将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条约文本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叶利钦说他不能将目前的条约文本提交上去……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都像叶利钦那样拒绝提交条约草案。我对这种不讲诚信的行为感到愤怒。由于穷尽一切方法都不能使叶利钦同意他先前已经同意的文本，我说：“我已经受够了，我不会参与摧毁苏联的行动。你们可以自己待在这里做出决定，你们将要对此负全部责任。”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会议参加者晾在那里。

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三届大会。

过了一会儿，叶利钦和舒什科维奇来到我这里。他们带来了一份草案，包含11月14日会议同意的关键词语：“主权国家联盟—一个民主联邦国家”。我对国家委员会决议的文本做了一些修改，叶利钦和舒什科维奇都表示同意。然后，我们回到会议厅，继续开完这次会议。11月25日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签署了根据国家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形成的一份联合声明，同意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一个民主联邦国家》草案提交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这份条约草案于1991年11月27日公开发表。

对于新《联盟条约》草案中关键的国家形式问题，叶利钦极其虚伪地耍弄手腕。11月30日，在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的前一天，叶利钦打电话给乔治·布什总统。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求布什保守这次谈话的秘密，直到乌克兰公民投票结果公布为止。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通知美国总统，他们将与叶利钦在白俄罗斯会面。

顺便说一句，叶利钦就苏联问题与布什总统有过其他的秘密联系。叶利钦一直在重复他将在新条约的基础上保留苏联的存在。

乌克兰的全民公投并没有提出乌克兰是否离开苏联的问题（根据苏联法律的规定，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程序中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提出是否要终止苏联存在的问题，而且1991年8月24日的《乌克兰独立宣言法案》也没有提及以上问题。乌克兰独立宣言在原则上并没有排除加入一个新联盟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加入采用联邦体制的新联盟。将这次公投说成是一次支持脱离苏联或终结苏联的投票，温和地说是不公平的。而事实上，这是造假和欺骗。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随处可见激进的民族主义标语：“俄罗斯正在偷我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与俄罗斯分开，将过得比法国还好；乌克兰将在两三年内经历经济奇迹”等等。

12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同一天，我呼吁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支持正提交给他们审议的新《联盟条约》草案。“这样随着这份文件的签署，国家也许能够最终缓过气来，站稳脚跟，共同前进。”这个讲话反映了1991年3月全国公投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别拉韦日会议的前夜。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辞去总统职务。

摧毁苏联的秘密行动

1991年12月，叶利钦向我简要通报了即将到来的明斯克之行。他隐瞒了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加上白俄罗斯议会主席舒什科维奇秘密准备签署一份文件：宣布取消苏联存在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以此作为终结苏联的借口。

这次高度机密的会议在别拉韦日密林内的韦斯库里政府宾馆里举行，有特种安全部队提供警戒保护。这里离波兰边境不远，叶利钦后来回忆道：“我们不间断地连续工作，心情激动而兴奋，会议的紧张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他在习惯性地制造紧张气氛—他是这方面的老手。）布尔布利斯、盖达尔、科济列夫、沙赫赖为俄罗斯总统提供咨询服务。他们拼命地通宵苦干：“很清楚，所有的协议都必须在那里签署，决不能拖延。”

这些文件声称：“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共和国与苏联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客观进程已经成为现实。”但是，这距11月15日苏联7个加盟共和国将条约草案呈交所在国立法机关审议仅仅过去了几个星期而已。即使是他们突然走入了死胡同，为什么不在莫斯科的苏联国家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些话？国家委员会的会议是按照新奥加廖沃协议的精神召开的，并建立在这个精神的基础之上。答案很清楚：因为在莫斯科，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代表，首先是哈萨克斯坦的代表，直到最后时刻都支持建立“联邦式联盟国家”，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白日梦。

尽管别拉韦日阴谋者散布了希望人们相信的那一套说辞，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共和国都离开了苏联。是谁编造了这个“事实”，又是如何编造的？是谁授权“三驾马车”发表这个声明？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现在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更没有基于法律的回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从来没有宣布他们与苏联分离。虽然别拉韦日的分离分子宣称这是事实，但加盟共和国在政变之后宣布独立这件事本身，并不能排除法律和事实上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即这些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苏联之内和建立一个联邦式联盟国家。而且对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来说，建立这样的国家在客观上是有利的，在精神上是可以接受的。

《别拉韦日协议》“发现”：“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的苏联已经停止存在。”这是发生在苏联人民在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投中投票赞成保留国家之后。

借用医学方面的术语，别拉韦日密林以匆忙、秘密和欺骗方式干的勾当，其实就是将一个身受重伤但仍然活着的生物进行肢解。俄罗斯总统是施行这次手术的主刀。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当时相信：“如果不是俄罗斯的话，别拉韦日文件就不会出台；如果不是俄罗斯的话，苏联就不会解体。”（《独立报》，1992年5月6日）

根据亚夫林斯基提供的证言（叶利钦抛弃了亚夫林斯基的团队，选择了盖达尔的团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名字。—译者注 ）和他的内圈持有某些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主张，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予以实施。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想在政治上，而且想在经济上肢解苏联，一举取消所有现存经济协调机构，包括那些财政、信贷和货币方面的机构（我要说的是这些都发生在一天之内）。他们还要使俄罗斯完全与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脱离，包括那些在当时不愿意这样做的共和国，如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是政治命令。”（《文学报》，1992年第44号）肢解和终结苏联的命令来自叶利钦和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极左翼，他们被全能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蒙住了双眼，急于将它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

这里还有一个证据：早在1990年，民主俄罗斯运动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要实现“将权力从目前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转移”到“平行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将能够“挤走”苏联现任领导层，为未来的共同体奠定基础。

然而，这件事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克拉夫丘克承认在别拉韦日密林，他“没有经过任何讨论或协调，仅用一个晚上就很快签署了文件”（基辅《工人报》，1991年12月11日）。克拉夫丘克还承认他们不能肯定“公众是否能够妥当地理解我们的决定，文件是否看上去具有合法性”。“但是，我们认为所采纳的文件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对此，很难存有争议。《别拉韦日协议》及其达成的程序和所做的大肆宣传，都经不起合法性的推敲。但是，对权力的渴望、个人的政治和其他日程设置，压倒了法律问题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