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克里米亚公投后迅速入俄，乌克兰发展走势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表面看，当前乌克兰乱局主要是西方与俄罗斯大国角力所致。但外因通过内因才起作用。正是由于乌克兰政坛乱象丛生，才为外部势力插手干预提供契机。更具体地说，乌克兰当前乱象的祸根，始于1991年独立时移植的西方政治制度。正是由于西式民主“水土不服”，才使乌克兰陷入“民主化陷阱”。

　　乌克兰原来是前苏联非常富裕发达的加盟共和国，工业体系完备，矿藏资源丰富，交通设施发达，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独立二十多年来，经济水平始终没有恢复到独立前水平。

　　既然很多人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何这种西式民主制度移植到乌克兰，却成为“坏民主”的典型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好民主”本来就是奢侈品，它的正常运行需要若干条件(如较高的经济水平、庞大的中产阶级、成熟的政党制度、具有共识的政治文化等)。除此之外，还需要国家完整、国族整合，民众具有共同的国族认同。否则民主化只会加剧民众间种族、教派对立。乌克兰恰恰缺乏这些条件。

　　在历史上，乌克兰从未作为独立国家存在过，乌克兰东部(第聂伯河以东)从1654年起就被俄罗斯统治，拥有全国70%的工业，人口以俄罗斯族为主，主要信仰东正教。西乌克兰地区从l4世纪直到l939年都属于波兰等国管辖，当前主要以农业为主，居民主要是乌克兰族，信仰天主教。克里米亚地区是l954年为庆祝俄乌合并300周年，赫鲁晓夫将其并入乌克兰的。这种独特的历史经历和地域隔阂，使乌克兰东西部居民政治态度迥然不同：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居民天生亲俄;西部居民则亲近波兰和欧洲，将自己视为欧洲一部分。

　　按正常情况，民主政治多元竞争以及政党力量组合的标准应该是基于观点、利益等后天性分歧，而不是先天性的教派、种族或地域差别。但乌克兰人的种族、地域认同强于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启动民主化进程，反而将东西部潜在的种族、地域差异日趋激活。例如，l994年总统选举中，克拉夫丘克获得西部l3个州多数选票，其政治对手库奇马则赢得东部各州支持。2010年选举中，中西部民众大多支持亲西方政治家季莫申科，东部选民则支持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来自不同地区的领导人政治主张各异，而且互不妥协，使国家内讧不断，内外政策左右摇摆，难以在重大问题上（如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面对俄罗斯出兵等）形成统一意志，由此会导致政治动荡乃至国家分裂的危险。

　　独立二十余年，乌克兰国内裂痕非但没有消融，反而越发扩大。民调显示，乌克兰独立17年后的2008年，仍有l2.5%乌克兰公民没有将乌克兰视为祖国，31.5%居民不以乌克兰公民身份为荣。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域(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地区)，这一比例更高。有学者干脆将2014年乌克兰东西部对立称作“文明的冲突”。

　　这种因民主化而导致族群分裂的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共性问题。例如，伊拉克在美国“民主改造”后，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三大力量矛盾加剧，利比亚在卡扎菲倒台后出现部族间群雄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

　　由此说明一个简单道理，政治变革事关国家兴衰和根基稳固，不能“随大流”，更不能“瞎折腾”。衡量政治制度优劣的关键，主要是看这种制度是否实现富国强民，增强综合国力，而不是实现所谓“民主化”。因此政治制度选择一定要结合国情、民情、社情，而生搬硬套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使国家深陷“民主化陷阱”。习近平主席曾说过，“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种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远比西方抽象的“普世价值”更适合第三世界国家。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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