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七十多年历史上，大规模的饥荒有三次，即1922-1923年、1932-1933年、1946-1947年饥荒。其中最有争议的是1932-1933年饥荒。这不仅是因为这次饥荒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还因为在有关饥荒发生的原因问题的争议中，涉及到对斯大林的评价，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政策、民族政策乃至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西方学界与政界就这次饥荒的起因问题大体分成两个“阵营”：西方国家或乌克兰侨民以及当今的一些乌克兰学者及政治家认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有计划地安排和组织了饥荒，其目的是利用饥荒对乌克兰人民实施“种族灭绝”，斯大林是制造饥荒的“主谋”，是杀人恶魔、刽子手。(注：如Мейс Дж. Комунiзм i дiлемi нацiонального визволення: нацiональний комунiзм в Радянської Українi, 1918 - 1933. Гарвард і Кембридж (Массачусетс). 1983; Conquest R.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Edmonton. 1986;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 - 1939 гг. Док. и мат. Т. 3. Конец 1930 - 1933. М. 2001; Данилов В. П., Зеленин И. Е.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 5. С. 97-111;Станислав Кульчицкий.… о голоде в Украине 1932-1933 годов. 载于"День", 20 октября 2005 .等等)他们用“乌克兰大饥荒”、“大饥荒”来指代苏联1932-1933年饥荒，强调乌克兰人是饥荒的主要受害者，饥荒是乌克兰全民族的灾难。(注：在俄语中，“饥荒”与“大饥荒”是两个词(“голод”、“голодомор”)， 在乌克兰，“голодомор”被作为专用术语，指代苏联1932-1933年饥荒。)俄罗斯学者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反驳，认为斯大林并没有组织和谋划饥荒，更没有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饥荒的发生有其主客观原因。(注：Андрей Марчуков.Голод 1932-1933 гг. или "геноцид украинцев"?载于http://addpost.ru/2006/11/30/andrej-marchukov- golod-1932-1933-gg-ili-genocid.html;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Зачем Сталин «устроил голод». 载于《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Москва “ЯУЗА” “ЭКСМО”，2007; Виктор Кондрашин.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в деревнях Поволжья.载于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но6. 1991.等等。)那么，斯大林到底有没有故意制造饥荒?如果没有，应该怎样看待斯大林对饥荒的发生应负有的责任?结合各方主要观点，本文拟作粗浅分析。

　　一、饥荒的发生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随后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就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过程中，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开始出现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饥荒发生在苏联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共和国、伏尔加河中下游、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乌拉尔、西伯利亚一部分，还有哈萨克斯坦(当时属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域)。饥荒大约覆盖5000万人，受灾者主要是农业人口。

　　1932—1933年饥荒饿死者人数是一个一直不十分清楚的问题。在乌克兰的教科书、广播、电视以及信息网站上，乌克兰人在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被说成7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注：参见Андрей Марчуков.Голод 1932-1933 гг. или "геноцид украинцев"?载于http://addpost.ru/2006/11/30/andrej- marchukov-golod-1932-1933-gg-ili-genocid.html.)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在公开讲话中甚至宣布，饥荒时期乌克兰失去了1/4的居民。(注：见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ИА) REGNUM. 载于http://www.regnum.ru/news/711020.htm. 根据苏联官方统计，1935年乌克兰登记人口为3190万，照1/4计算，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应在700-800万。苏联官方统计数字参见顾志红：《非常邻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页。)近年来，随着有关饥荒的档案材料的公布，俄罗斯乌克兰学界对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估算越来越客观。目前，关于饥荒死亡人数的一般说法在300—800万之间，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约占1/3，具体数字约为100—300万人。(注：这是笔者根据俄罗斯与中国研究者的统计数据而得出的饥荒死亡人数的大致范围，具体情况参见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Москва“ЯУЗА”“ЭКСМО”,2007.с.201; А.С.Орлов, В.А.Георгиев, Н.Г.Георгиева, Т.А.Сивохина.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учебник. Москва, ТК Велби.2007.с 369;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Н.Сахаров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ⅩⅩ век. Москва.《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2. с 162;Елена Лория."Люди у нас такие голодные, что даже едят дохлую конину"——"Известия" публикуют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ФСБ о жертвах голодомора 1930-х годов в СССР.载于Известия.24 ноября 2006.顾志红：《非常邻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2-99页等等。)

　　由于最初提出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是流亡北美的乌克兰侨民，故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也主要围绕饥荒在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农村发生的情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这个问题的宏观研究视野。多年来，从对饥荒的规模、范围以及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的研究情况看，乌克兰上层社会和一些学者不遗余力地强调乌克兰遭灾范围之大，死亡人数之多，以此证明那一场饥荒就是针对乌克兰人而来的。实际情况是，1932—1933年饥荒中乌克兰确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饥荒不仅仅是乌克兰人的灾难，俄罗斯、哈萨克、北高加索等地方也遭受了很大损失，饥荒几乎遍及苏联所有产粮区。因此，在当时的苏联，饥荒的发生只是在产粮区和非产粮区，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居民之间有区别，却“没有民族界限，也没有政治学说之分”(注：Алексей Бабурин.Голод в Украине 1932-1933гг.кто виноват?载于HTTP://WWW.KOMUNIST.COM.UA/ARTICLE/ 18/635.HTM.)。乌克兰历来是俄国主要产粮地区，农业人口多，损失相对也就大一些，但“乌克兰共和国遭灾特别重不是因为那里生活着乌克兰人，而只是因为，那里是苏联的主要产粮地区。”(注：Андрей Марчуков.Голод 1932-1933 гг. или "геноцид украинцев"?载于http://addpost.ru/2006/11/30/andrej-marchukov- golod-1932-1933-gg-ili-genocid.html.)因此，为蛊惑民众，煽起对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仇恨，夸大乌克兰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和规模，甚至把饥荒说成只是在乌克兰发生，就是为了灭绝乌克兰人，这种态度明显带有意识形态以及乌克兰民族主义色彩，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真相的了解。

　　二、饥荒发生的原因

　　造成饥荒的原因是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西方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在早期，站在不同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饥荒原因的分析似乎只有两种观点：或是天灾，或是人祸，并且，出于不同政治立场，这两者又互不相容：承认天灾，就是在为斯大林辩护;肯定人祸，就是在批判斯大林，批判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肯定苏联政府利用饥荒来灭绝乌克兰人。事实上，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有着多种因素，判断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标准只能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探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发生的原因时，应该根据历史事实，从多方面多角度理性思考，而不应该带着政治立场去“估计”“判断”式地下结论。归结起来，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有：

　　天灾：1931—1932年的粮食歉收。

　　从历史上看，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对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一直处于农业国地位。农业生产率低下，“靠天吃饭”基本上是俄国农业的写照。根据当今俄罗斯学者的统计，沙皇时代，每隔十年左右，在俄罗斯农村就要出现一次饥荒。(注：见В.Д.Пихорович. О причинах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голода 1932-33 гг. на Украине.载于http://marx-journal.communist.ru /no24/Pihorovich.html.)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苏联的粮食总产量比十年前的1921年提高了三倍多。不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而言，当时的苏联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并且在1931、1932两年粮食产量有较大下降(见下图)，发生旱灾是粮食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由于苏联地域广大，各地发生旱灾的程度也不一样。2003年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彼得·西蒙宁科在国会发言称，1932—1933年乌克兰饥荒的首要原因是干旱。(注：参见Кульчицкий. … о голоде в Украине 1932-1933 годов. 载于"День", 20 октября 2005 .)还有学者用数字证实，1932—1933年，在乌克兰旱灾导致的粮食歉收比1931年严重得多，1932年乌克兰谷物收获量仅是1930年的35.8 % 强。也就是说，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饥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灾。(注：参见АлексейБабурин. Голод в Укране 1932-1933гг.Кто виноват?载于HTTP://WWW.KOMUNIST.COM.UA /ARTICLE/18/635.HTM.)因此，无论是出于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粮食歉收在这两年是确实存在的。

　　图示 苏联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注: 这里的粮食作物包括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玉米、马铃薯、甜菜几类。) (百万吨)

　　资料来源：根据〔英〕B. R. 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 1750—1993》，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整理。

　　“人祸”之一：集体化中的冒进招致农民反抗，富农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苏联加速建设工业社会的同时，落后的农业成为工业化建设的阻碍。还在1927年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肯定工业化计划已经取得的成果后，就提出了农业生产落后的问题，并指出摆脱这种落后局面的出路：“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51-152页。)据此，苏联在20年代末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集体化过程中，剥夺富农财产，“消灭富农”，对富农进行强制搬迁，引起富农的不满，一些中农也不愿意将私有财产交到集体农庄中。于是，以富农为代表的农民开始宰杀牲畜，藏匿粮食。波兰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在集体化的头几个月中，他们(农民)屠宰的牝牛和牡牛有1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约4000万只，猪700万只、马400万匹。全国牲畜减少了一多半。”“最早屠宰牲畜的是富农，……为了不让集体化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牲口赶到公共的牲口圈中，他们宰杀了牲畜，把自己的仓房装满肉，以便饿死自己的敌人。”(注：见[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为阻止富农“糟蹋”粮食，苏联政府加快了集体化的步伐，1930年春开始实行全盘集体化，同时对富农进行惩罚。一些富农被枪决，多数被举家流放。被流放的富农成了“特殊移民”，他们有的死在流放的路上，有的因不适应流放地的气候而客死他乡。“特殊移民”的死亡成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死亡者的一部分。(注：有关苏联30年代富农死亡情况，可见谭继军：“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载于《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顾志红：《非常邻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2-99页。)而那些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也没有完全顺从，在放弃单干的同时，为给新建立的集体农庄以打击，他们“无度地挥霍”自己的财产，大量宰杀牲畜，藏匿粮食，“消极怠工”，用这些方式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无声的较量”。农民与政府对抗的结果，是农民面临“……长期可怕的饥饿：集体农庄没有马匹，没有种子。乌克兰和俄国欧洲部分的集体农庄庄员跑到中亚去购买马匹，但空手而归，只好把所剩无几的牝牛、牡牛套上犁杖。1931—1932年间，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荒着，饿殍遍野。”(注：见[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客观地说，农业集体化作为苏联政府的一项农业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的强制行为，甚至是粗暴地对待农民，从而招致农民的反抗，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在政府决策以及贯彻实施中的一个严重失误，这场苏维埃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抗是导致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

　　“人祸”之二：政府为出口粮食而收走农民手中所有余粮。

　　从1931年起，苏联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与粮食产量就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政府的粮食征收计划却没有减少，反倒有所增加。据统计，1932—1933年同1929—1930年比，在莫斯科州粮食储备增加了45.3%，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增加了46.1%，在北高加索增加了56.3%，在尼日戈罗德边区增加了122.6%，在乌克兰增加了36.7%。(注：Ивницкий Н. Хлебозаготовка 1932-33 годов и голод 1933 года //Голод-геноцид 1933 року в України: iсторико-полiтологiчний аналiз соцiально-демографiчних та морально-псiхологiчних наслiдкiв. Київ; Нью-Йорк. 2000. С. 86-88.转引自Андрей Марчуков.Голод 1932-1933 гг. или "геноцид украинцев"?载于http://addpost.ru/2006/11/30/andrej-marchukov-golod-1932-1933-gg-ili-genocid.html.)1932年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预先制定的计划要交出大约4亿普特粮食，因粮食歉收，这个计划一再降低，及至1933年2月把粮食全收光了，仅完成2.61亿普特。(注：Кульчицький С. Україна мiж двома вiйнами (1921 - 1939). Київ. 1999. С. 172, 176.)而即使这些粮食也是用粗暴的手段征收来的：政府派出的工作队在农民家里搜出被藏起来的粮食(以及其它产品)，因农民不主动上交而处以罚金。集体农庄主席，甚至地方政权领导都可能因不能完成计划而遭到镇压。

　　农民手中所有的粮食都被收走了，没有食物，很多农民被饿死。据统计，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农村居民减少了30.9%(尽管这不仅仅是因饥荒死亡)，在伏尔加河流域减少了23%，在乌克兰减少了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注：Данилов В. П., Зеленин И. Е.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 5. С. 109.)并且，不仅仅是普通农民，“许多党员当时几乎也快饿死了。”(注：[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415页。)对于苏联政府的粮食征购计划，以及地方政府在征收粮食过程中的粗暴行为给农民带来的损害，奔萨国立师范大学祖国史教研室主任、史学博士、教授维克多·康德拉辛用数字证实，“1933年运到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这些谷物如果拿来给人们吃，即使不节省，也够690万人吃。刚好饥荒饿死了这么多人。”(注：见Елена Лория."Люди у нас такие голодные, что даже едят дохлую конину"——"Известия" публикуют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ФСБ о жертвах голодомора 1930-х годов в СССР.载于Известия.24 ноября 2006.)这个统计数字，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不过，可以想见，1931—1932年苏联粮食收获量确有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达到饿死几百万人的程度，政府过度的粮食征购计划和地方政府征收粮食过程中的错误做法，加剧了饥荒，导致农民因为缺乏粮食而被饿死。

　　其它主客观因素。

　　除上述几个主要原因外，城市人口的增加，饥荒发生后苏联政府对饥民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饥荒程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许多农民流入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具体情况是：“1922年，全国(苏联)人口中只有16%生活在城市里。随着苏联工业化的进展，城市迅速地扩展，六千多万乡村居民涌入城市。进入城市的乡村居民人数，等于1926年至1960年全国人口增长的总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来了一个城市生活的‘乡村化’。”(注：见[法]巴齐尔·凯布莱：《当代苏联社会》，钱慰曾、金还珠、郭安定、杨祖功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6页。)急剧扩大的城市需要大量粮食，而苏联农业生产又十分落后，2500—2600万户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养活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城市几乎总是处在饥饿的威胁之中，而农民粮食生产的负担不断加重。

　　一些农业地区发生饥荒后，人们纷纷外出讨饭。(注：早期大规模的农民外出讨饭出现在库班和乌克兰，他们向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河流域，莫斯科州，西部各州以及白俄罗斯流动。)当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全苏农业人民委员会将这种人口流动视为被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干涉者鼓动起来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命令各地对此采取行政手段和镇压手段，其中包括在交通运输方面采取措施制止农民的大规模外流。俄罗斯安全部最近公布的一份1933年1月的中央文件中，就提到要求北高加索边疆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布)、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会、莫斯科州、中央黑土区、西部州等不放过大规模外流的农民，在铁路运输方面要采取措施，阻止农民私自外流。(注：见Елена Лория."Люди у нас такие голодные, что даже едят дохлую конину"——"Известия" публикуют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ФСБ о жертвах голодомора 1930-х годов в СССР载于Известия.24 ноября 2006.)在公路上也到处站着边防哨兵，检查哨遍布各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封锁消息，事实上，在这些措施实施时，大规模移民已经开始了，因此，有关饥荒的消息已经传播出去。那些准备逃离饥荒地区的人们，除一部分带头的“反革命分子”被惩处外，多数人被遣返回去。不过，还是有人避开政府，偷偷地离开，只是这种迁移有时不顾气候条件以及地理环境，一些人在迁移路上冻饿而死，这又加剧了饥荒死亡程度。后来，在统计饥荒死亡人数时，国家政治联合管理局以及户籍登记处对于因饥荒而迁移人数的统计出现了不同意见。(注：比如，在哈萨克斯坦，户籍登记的死亡者数量包括了迁移走的人数，而实际情况则是，有的人在寒冷的冬季迁移路上冻饿而死，有人在路上的打斗中死亡，也有人找到新的居住地。其中死亡者和移居者的具体数字就很难搞清。这样的数字拿来作为根据，就不一定可信了。参见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Москва“ЯУЗА”“ЭКСМО”，2007.с.200-201.)不过，总体看，政府限制饥荒地区饥民外出的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饥荒而言，其作用可谓雪上加霜。

　　总之，随着档案材料的公开，依据各种文献资料，不难得出结论，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发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旱灾导致的粮食歉收;由于加速工业化政策以及集体化过程中的“冒进”、“四处出击”，招致富农甚至中农的不满与破坏;在粮食收获量降低的情况下，国家既没有降低粮食出口计划，也没有减少粮食储备，集体农庄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收走了，这些因素导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饥荒”。(注：这是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舒宾的说法，参见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 Москва “ЯУЗА” “ЭКСМО”, 2007, с. 191-194.)就主要原因而言，饥荒的发生确实是由于“人祸”。

　　三 、理性客观地对待历史事实：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

　　作为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领袖，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针的制定者，斯大林对饥荒的发生负有很大责任。如国家计划制订过程中的失误，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冒进，集体化运动中操之过急，惩治富农，过度的粮食储备计划，饥荒发生后对饥民外出的限制等等。不过，这里需要明确两个问题：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斯大林有没有谋划并制造饥荒，以达到“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或者其它少数民族的目的?

　　首先，就目的和效果来看，斯大林以及苏联政府的一些决策是由苏维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

　　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在面临世界战争的情况下加紧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要把有限的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中来。工业化建设要求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而这一切仅仅依靠国内力量很难实现。正如斯大林所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的机器设备，那就很难依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注：《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7页。)苏联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改造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这就必须引进外国设备。当时适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和摆脱危机，加强了关税保护，实行关税壁垒，竭力限制进口。特别是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实行划拨清算，使国际结算关系急剧恶化，给苏联的对外支付能力带来很大困难。为克服困难，保证大批机器设备的进口，苏联政府只得千方百计地组织粮食、石油、贵金属和木材等产品出口。1929—1932年间，苏联的粮食出口达到非常大的规模，1928年苏联出口粮食480万吨，1931年上升为520万吨，获得外汇收入44，450万卢布。(注：参见杨家荣、张森、刘国平、王永嘉、李允华:《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58页。)为了保证粮食产量和出口量，苏联政府加速集体化，加紧收购粮食。在地方，为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当局不惜采用行政和暴力手段，把农民手里所有的粮食全部收走，从而导致了饥荒。

　　为保证工业化的进行而实行的集体化运动，在地方上出现了粗暴过火行为。正是这些粗暴行为招致农民的不满与反抗，导致农民与政府的对抗。因此，在很多西方学者以及政论家的论述中，集体化政策便成为饥荒出现的直接导因。对此，二战后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比较客观地总结道：“只要稍微具有历史眼光就很容易看出，假如苏联事先没有紧张地实行工业化，假如它的大批农庄没有机械化，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多半会灭亡。”(注：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3页。)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者，哲学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更直截了当：“没有它(指集体化)，我们的国家就可能瓦解。”(注：[美]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北、刘振前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1页。关于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曹英伟等著文“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历史的必要选择”中，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历史背景、特点，以及实行集体化的必要性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认为集体化是保证工业化，最根本的是保证苏联的存在，故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必要选择。见曹英伟，李萍：“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历史的必要选择”，载于《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2期。)事实上，斯大林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页。)只不过，斯大林最初的预期是，利用资本主义危机之际，加紧出口粮食，换回机器设备，加速实现工业化。这种做法适逢苏联农业遇到干旱，粮食减产，还有富农分子与苏维埃政权作对，在此情况下，农村加速集体化运动，把农民所有的粮食都收缴上来，从而在农业地区造成了饥荒。但就全部过程来看，“这场突如其来的饥荒根本不是领导人事先能够设计好的，农村中的‘冒进’也不是斯大林等一手制造的”。(注：参见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Москва“ЯУЗА”“ЭКСМО”，2007.с.191-194.)换言之，在帝国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之下，苏维埃政权必须选择加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也就不可避免，饥荒便成为在国家不完全具备条件时加速工业化与实行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其次，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制造饥荒，实行种族灭绝。

　　不可否认，对于因国家政策、尤其是集体化政策失当导致的饥荒，斯大林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也有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大元帅斯大林》的作者卡尔波夫认为，在集体化计划之初，斯大林并没有想要采取粗暴的方式对待农民，他还曾在一些文章中批评地方的过激行为。那么，是谁造成集体化运动出现了偏差?卡尔波夫指出，是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分子，因为“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编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胡说。说集体农庄中的一切都是公共的，连妻子也要凭证或凭卡临时享用;集体农庄庄员睡觉要合盖一条被子;连家禽和小牲口也实行集体化等等。这一切使人反感，使人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而这正是反对派分子想要达到的目的”。正因为托洛茨基分子在行动中采取了超革命的过火行为，制造不信任情绪，导致了集体化运动中的混乱。卡尔波夫还总结道：“今天人们习惯于把集体化时期的一切过火行为和高压手段都说成是斯大林搞的，但是文件和事实并没有证明这一点”。(注：[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何宏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7页。)近年来，随着各种档案材料的公布，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抛开个人感情的好恶，根据历史事实对斯大林在饥荒中的责任作出评价。有学者用实例说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仅没有专门组织杀害乌克兰人，饥荒发生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饥荒损失。(注：如，特卡钦科在文章中指出，苏联政府在饥荒发生后，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减少饥荒的危害，拯救民众。参见Г.С.ткаченко.Миф о голодоморе изобретение манипуляторов сознанием 载于http://www.km.ru/magazin/view.asp?id= 4540BABB20FE466ABA5B71470340C062. 25.декабрь.2006.)也有研究者承认斯大林对饥荒的发生负有责任，但否定斯大林有意杀害农民，并强调他本人对斯大林“一点都不喜欢，也根本没想捍卫他”。(注：见Елена Лория."Люди у нас такие голодные, что даже едят дохлую конину"——"Известия" публикуют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ФСБ о жертвах голодомора 1930-х годов в СССР. 载于Известия.24 ноября 2006.)

　　“斯大林谋划并制造了饥荒”——在西方或者乌克兰的一些学者、政治家中，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但是，直到目前，也没有人能为这个论断举出确凿根据。于是，有乌克兰学者提出：“克里姆林宫的可怕罪恶要执行是需要有指令的，这些指令就保存在档案中。但斯大林不可能给任何人留下证据，来证明他为什么采取饥荒恐怖。”(注：这是乌克兰学者库里奇茨基的说法，参见Станислав Кульчицкий. … о голоде в Украине 1932-1933 годов. 载于"День", 20 октября 2005 .)显然，这仅仅是一个判断。对于这种判断的可信度，可以借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评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存在那种可以肯定把乌克兰人作为一个种族，用饥荒来消灭乌克兰人的预谋和计划的文件，因此，作出这种推断(指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过程，包含了推测、假说和暗示。”(注：Андрей Марчуков.Голод 1932-1933 гг. или "геноцид украинцев"?载于http://addpost.ru/2006/11/30/andrej- marchukov-golod-1932-1933-gg-ili-genocid.html.)因此，要为斯大林定下“种族灭绝”的罪名，从眼下看，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方面结论：第一，苏联在1932—1933年间确实发生过大规模饥荒，“人祸”是饥荒出现的主要原因，无论从国家政策角度还是在地方政府具体实施的角度看，饥荒的发生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第二，在分析饥荒出现的原因时，对于斯大林时期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甚至错误，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分析，并且，不应该将失误与过错归咎于斯大林一人;第三，至少到目前为止，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并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制造饥荒，以达到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或别的民族的目的。

　　英国自由主义新闻记者斯科特曾说过一句话：“事实是神圣的，解释是自由的。”(注：[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1页。)对于斯大林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责任问题，从上个世纪中期至今，西方学界与乌克兰学界、政界，还有俄罗斯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说法的多样确实体现了“解释的自由”。不过，尊重历史事实应该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本分。用“神圣的事实”来说话，才能真正具有说服力。斯大林谋杀乌克兰人没有证据，但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强国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正因此，在经历了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以及苏联解体后一段时间内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否定后，在俄罗斯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社会思潮。(注：有关俄国重评斯大林的思潮，可参见吴恩远文“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载于《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俄罗斯重评斯大林”及“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续”，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2004年第1期;“再谈俄罗斯反思历史、重评斯大林思潮”，载于《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武卉昕：“试析俄罗斯对斯大林主义的重新评价”，载于《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10月等等。)当今的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怀念斯大林时代，把斯大林视为大国领袖，维护国家权益的象征。近一两年来，经俄罗斯教育部审定的俄罗斯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提出，斯大林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他是一位面临战争的大国领袖。(注：参见文章“俄教科书重新评价斯大林，曾作出‘正确历史选择’”以及“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时代”，载于《环球时报》2008年8月26日，9月1日。)这种观点既反映了当今俄罗斯需要强国领袖这一社会思潮，同时也体现出俄罗斯史学思想走向理性。而理性地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用事实说话，而不是掩盖历史，歪曲历史事实，才是对待自己国家历史的科学态度。

　　(本文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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