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拉美经济状况近期急剧恶化，中国对于拉美经济的托举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而这使得中拉合作的远景规划，也变得比以往更具现实性。

　　2014年，拉美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国际原油价格和大宗产品价格持续下滑;(2)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3)美联储频繁释放加息信号，大量资本撤出新兴市场。这导致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依靠原材料出口为主的拉美国家出现了“滞胀”局面，出口萎缩、货币贬值、通胀高企，增长乏力。2014年，委内瑞拉通胀率达到64%之巨，其次是阿根廷，达到23.9%，而巴西也达到了6.41%，为2011年来最高水平。而从增长率上来说，经合组织公布的《2015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报告称去年拉美经济增长率低于1.5%，今年不会有明显提高。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的中央银行预测今年本国经济将面临零增长。在“滞胀”局面下，保增长和治通胀目标相互冲突，宏观经济调控面临两难。

　　在这一背景之下，近期中拉之间经济交流频繁。新年伊始，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论坛(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对未来五年的中拉合作做出规划。1月30日，第三届拉共体首脑会议通过的《贝伦政治声明》重申了中拉论坛“北京会议”的成果，强调要立即贯彻执行。2月初，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坐着轮椅访华，与中国签署了大量的投资协议;自从2007年以来，中国已向阿根廷贷款140亿元。一个月之内，从中国获得利好的还有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前者获得了75亿美元新增贷款，使其所欠中国债务累计超过100亿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感谢中国向委内瑞拉投资200亿美元的承诺;自2007年以来，中国对委的贷款和投资累计总额可能逾50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拉美的借贷极少附加政治条件，只是要求拉美国家在房地产建筑，铁路和其它基础建设项目上与中国企业多加合作，或者以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来偿还。

　　至此，中拉合作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思及近年来中拉关系的高开高走，2014年7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所提出的“1+3+6”的合作新框架，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指针作用，折射新世纪的“南南合作”正在谱写新章。

　　“一个规划”的地缘政治含义

　　“围魏救赵”凸显“拉美再平衡”

　　大国之道，要在谋势。出于对“修昔底德陷阱”的习惯性思维和对“离岸平衡”战略近乎迷信的尊奉，近年来美国将相当大的实力资源投入到欧亚大陆以应对中国崛起，其中尤以“亚太再平衡”为烈。针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中国迅速提出了构想更为宏大的“一路一带”：“一路”旨在整合欧亚大陆，瓦解原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一带”则总揽东南亚，辐射中东、欧洲和非洲，并以拉美为其进一步延伸，从海路打破“亚太再平衡”。在耐心经营周边的同时，中国落子拉美，在向来被认为是美“自家后院”的地区进行“反包围”，实乃“围魏救赵”、攻敌之所必救，缓解美国对华战略压力。因此所谓“一个规划”，即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其战略意义绝不局限于中拉之间，而应从中国整体地缘战略运筹布局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来考虑。

　　中拉合作不仅仅是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和资源能源进口，刺激双方贸易增长，更有推动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题中之义。从拉美自身的角度看，作为拉共体轮值主席国的哥斯达黎加总统里韦拉在2015年1月6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中拉论坛的成立恰逢其时，以全球化为标志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拉丁美洲现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推动国际合作的同时也积极捍卫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其实，拉共体的运作本身就说明了全球化和地域性的矛盾。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本地区国家交往成本，增强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各个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兴起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开启了区域集团化的道路，东盟、北美共同体、欧盟等即为耳熟能详的明证。拉共体之成立，能够使拉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集中抱团，对冲美国的政治经济压力，而与中国之合作，更有远交近攻，平衡美国的意味。中国充裕的资金投入、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建设，都有助于拉美经济的内生性增长，从而摆脱对美国的单向依赖。

　　“三大引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贸易、投资、金融三管齐下

　　提及拉美的政治经济，“依附论”和“进口替代”往往会第一时间映入眼帘。二者固然都指向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格局的不公正因而要求与发达国家“脱钩”、自主发展经济，但工业基础过于薄弱、国内市场狭小，加上政局动荡种种因素则往往导致越“脱钩”越“落后”，而一旦“接轨”，则造成被剥削受压制，仅得到以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剪刀差”为代价的一时繁荣。如今，不少拉美国家大多严重依赖大宗初级产品出口，本土所需的众多工业制成品乃至农产品等方面完全无法自给，像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出现了严重匮乏，而由于出口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不在手里，拉美各国的经济只能被动受制于国际形势。就拉美各主要国家而言，缺乏石油定价权的委内瑞拉在油价上升阶段并未培育起活跃的制造业，油价大跌之际，其经济体系显示出低效和僵化的特征，发展乏力;巴西经济过早的“去工业化”导致国家失去竞争力，而过分依靠初级产品部门的贸易结构也无法经受得住风吹草动;阿根廷过于保守的贸易政策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则导致其国民经济发展后劲显著不足;而墨西哥作为工业制成品输出国，其对北美南美的出口往往面临着中国同类商品的竞争，且国内就业、腐败和管理落后等问题突出，只能算作“潜力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把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作为中拉关系的三大引擎，就值得玩味了。

　　拉美增强对华贸易毫无疑问有利于其国家利益：扩大出口则分散风险，降低美国和欧盟传统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扩大进口则有助于抑制通胀，为国民提供更多廉价消费品的选择。中国增强对拉美投资，一则得益于国内产业升级的客观要求，推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二则提高拉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切实改善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从而优化中拉经济合作模式，实现“包容性增长”，这些都是美国对拉贸易所难以达到的。而在当前背景下推动中拉金融合作，则反映出中国布局全球，试图逐渐摆脱“美元绑架”的努力。有创始国包括巴西在内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先，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后，中国规避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而另起炉灶、整合相关区域的战略措施日益铺展开来，此前对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数目不菲的金融借贷，已经为我们在相关领域的运作积累了经验。向拉美国家提供巨额贷款，以换取对方未来供应大宗商品或与中国企业签订合同，从采矿、农业到食品、建筑，形成一个越来越大、为贸易路线和大宗商品供应提供保障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可以想见，在中国金融杠杆的助力下，拉美经济无疑又增加了一份雄厚的经济担保，其可持续性将获得实质性提升。正如《华盛顿邮报》2月4日的文章称，如果拉美国家用从中国得到的贷款促进可持续增长并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持续提供贷款对“南南合作”而言可能是好事。

　　“六大领域”夯实基础

　　产业对接打造命运共同体

　　天下事必作于细。中拉经贸的互补并不意味着两者不存在矛盾。据统计，在当前的中拉贸易中，拉美对中国出口产品80%属于原材料，而中国商品几乎全部为工业制成品;而越来越多的廉价、常通过走私而来的中国产品定价过低，使拉美国家当地的生产商无法与之竞争，从而令大批工人失业。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等中拉贸易合作大国不惜频频发动反倾销。目前为止，最易遭受反倾销措施波及的是钢铁、纺织、家电、鞋、轮胎、陶瓷、玩具、餐具、零配件等中国的优势制造业门类。因而，减少大宗商品出口依赖并改变现有失衡的贸易结构，以及重新启动“再工业化”，努力提升拉美本土的制造业竞争力成为了实现拉美内生性发展的关键。因此，在中拉合作的六大领域——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中，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基建、制造、技术创新等门类与拉美相关产业的对接。2015年1月21日，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专门指出，美国的制造业管理者正在并应积极把工作机会从中国引回国内。这表明，美国将会在制造业等领域重新发力，尤其在生命、材料科学、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出于对“后院”的再关注，美国重振实体经济的追求，将带动增加在贸易、投资领域对拉美的投入。我国应尽早谋划，更加细致地做好工作，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拉美市场，打造国际品牌。而在农业、畜牧、能源等传统合作领域，须深挖其加工价值，以期尽可能地提高早传统领域的合作层次。

　　尽管同庞大的美拉贸易相比(8500亿美元，其中约5000亿是同墨西哥的贸易)，但中拉经贸互补性强、可持续性大，“授之以渔”而非“剪刀差”的贸易理念更使中拉关系行能致远。从根本上说，中国秉持“政者正也”“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原则，以“国家驾驭资本”，则雄厚资本为政治服务，推动我国和他国利益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发展(即“包容性增长”);美国秉持“自由放任”“守夜人政府”的原则，以“资本驾驭国家”，则华尔街大鳄依然我行我素，迫使政府停摆，践行合作亦必须处处“对我有利”，进一步捆绑他国(TPP落实后即便盟国日本的农业亦将受到严重冲击)。如果说美国深刻地影响了拉美的过去和现在，那么中国更有可能是拉美梦想的承载者与合伙人，届时长期被世界政治舞台忽视的拉美也将因中国这种“再平衡”而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而这，则足以为新时期的“南南合作”和“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树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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