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马里维和官兵在哨位防卫。(资料图片)

【新闻链接】新华社内罗毕6月1日电 “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6月1日通过网络发布消息，宣称制造了针对联合国驻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马里稳定团）的两起袭击事件。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其中，中国维和人员1人牺牲、4人受伤。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Maghreb,AQIM)是活跃于西非和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组织。多年来，它针对政府机构与平民进行了多次袭击，影响波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乍得和布基纳法索等国，产生了巨大破坏力。2015年11月，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制造的马里酒店爆炸事件甚至牵涉到中国，导致3名中国公民丧生。作为非洲恐怖主义动荡弧最西边的一个环节，其未来走向关系到马格里布、萨赫勒乃至西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作为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中的重要一员，它的发展与恐怖主义势力的盛衰关系密切。本文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缘起、组织发展演进及影响等问题。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兴起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在2007年成立的。不过，如果我们考察其产生背景，就会发现：该组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阿尔及利亚过去50多年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日益积累与激化的结果。

(一)政治文化因素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缘起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文化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阿尔及利亚人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兴起，伊斯兰主义作为建构民族认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开始被广泛传播，并促进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的爆发。在战争中，伊斯兰主义成为阿尔及利亚“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后改称为“民族解放阵线”)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之一。

1962年，阿尔及利亚实现国家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选择了世俗化的发展道路，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本·贝拉(Mohammad Ahmad Ben Bella)政府逐渐与伊斯兰主义者拉开了距离。1965年，政变上台的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在阿尔及利亚确立了一党制并直接干涉宗教事务，进一步将伊斯兰主义者排挤出权力中心。1966年，阿尔及利亚政府成立了隶属于宗教事务部的高级伊斯兰理事会，用以指导伊斯兰教活动。世俗主义最终支配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乃至官方宗教事务，甚至对伊斯兰教义都进行了符合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建设要义的修正。面对伊斯兰教被边缘化的局面，伊斯兰活动家谢赫·艾哈迈德·萨赫(Sheikh Ahmad Sahnoun)与穆罕默德·海德尔(Muhammad Khider)在1964年成立了“伊斯兰价值协会”，主张重建伊斯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并批评外来文化使伊斯兰社会道德沦丧。1966年，他们因持有强烈的反世俗和反政府思想而遭到政府打压。次年，海德尔被暗杀。1970年，阿尔及利亚政府正式宣布伊斯兰价值协会为非法组织。20世纪70年代末，伊斯兰主义思潮在对抗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的背景下再次兴起，随之产生了诸如“伊斯兰召唤联盟”和“伊斯兰武装运动”等宗教组织。其中，前者首次明确了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而后者则率先提出武装推翻现政权的设想，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付诸行动。这两个组织的理念为后来阿尔及利亚各个伊斯兰武装所继承，并影响了此后30多年伊斯兰主义者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权力斗争格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产生正是这一长期权力斗争的延续，彰显该国宗教政治文化的特点。

(二)社会与经济因素

20世纪80年代，阿尔及利亚经济的两极分化及随之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滋生的社会、经济因素。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以建立国有经济为抓手，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严格管控。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孵化出一个经济官僚集团，并最终导致经济体制的僵化与发展受挫。从分配结构上看，作为阿尔及利亚财政支柱的石油出口收入大多为精英集团所侵吞，标榜公平的“社会主义”实验未能保障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存在的高失业率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沙德利·本杰迪(ChadliBendjedid)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举措又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经济形势。阿尔及利亚民众对国家经济状况与自身处境的不满情绪日益积聚，1986年，该国爆发全国性骚乱，并不断蔓延，逐渐发展成波及全国20多个省的全国性街头抗议运动。而阿尔及利亚全国的清真寺为抗议者与失业者提供了庇护，赢取了民众同情。由此，大量新的清真寺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吸纳对政府不满的人员加入，并趁势灌输反政府的伊斯兰极端思想。此后，伊斯兰性质的反政府武装纷纷涌现，并不断发展嬗变，其中就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三)外部环境因素

20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的演变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契机。首先，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在伊斯兰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百名阿尔及利亚青年志愿者前往阿富汗参与该国的反苏圣战，他们在此期间接受了严格的武装训练，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忠实信徒。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批人员陆续返回阿尔及利亚，被国内民众称为“阿富汗人”。他们构成了日后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内的众多伊斯兰武装组织的骨干力量。其次，1985年以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思想也被传播到阿尔及利亚。本杰迪政府在这一国际变局下于1986年1月通过了新版《国民宪章》，淡化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1987年7月，政府通过了《结社法》，为自由结社打开方便之门。1989年2月，阿尔及利亚修宪，删除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的表述，废除一党制，并增加了“保障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内容。一批伊斯兰主义性质的政党随之成立，其中一些激进派组织发展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上述内外因素体现了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中教俗矛盾复杂化与长期化的特点，而1990年以来阿尔及利亚民主化进程的中断最终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直接诱因。经历席卷非洲大陆的多党制浪潮的洗礼，阿尔及利亚第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救国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于1989年正式成立，并在1991年第一轮立法会议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安全局势日趋恶化。“阿富汗人”中的激进派组成了数支武装团体，将街头抗议活动发展为暴力武装冲突。

面对伊斯兰主义者的议会与武装斗争，阿尔及利亚军方一方面抵制“伊斯兰救国阵线”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可能前景，另一方面也严厉镇压一切伊斯兰暴力反抗运动。军方中断民主化进程的行动激怒了“阿富汗人”及其他伊斯兰激进派，并将一批伊斯兰温和人士推向了激进派的怀抱。他们对政治和解与议会民主感到绝望，发誓要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政权。1992年以后，数支伊斯兰性质的反政府武装成立，其中就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前身“伊斯兰武装集团”(Groupe Islamique Armé,GIA)。

从“伊斯兰武装集团”到最终定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实际上是阿尔及利亚国内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分化重组的结果。1992年12月，数支“阿富汗人”组成的小型武装集团整合为伊斯兰武装集团。1993年以后，伊斯兰武装集团多次发动针对政府与平民的攻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关注。

旷日持久的冲突与人员伤亡使阿尔及利亚国内民众逐渐倾向于支持伊斯兰温和派的主张，赞同与政府和解，恢复和平，伊斯兰武装集团陷入孤立。在政府军的集中打击下，该组织位于卡比利亚(Kabylia)地区的领导人哈桑·哈达卜(Hassan Hattab)于1998年5月宣布独立，另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Groupe Salafi ste pour la Prédication et le Combat,GSPC)。哈达卜在汲取伊斯兰武装集团四面树敌的教训基础上，对外宣称该组织是一个仅与腐败政府为敌的组织，袭击目标也只限定于政府机构与军事设施，承诺保障平民安全。这样的理念与组织定位吸引了一大批既不愿向政府军投降、又不愿意滥杀无辜的伊斯兰温和派武装分子。到2002年初，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已发展为一个拥有超过4 000名战斗人员的强大武装。

随着“九·一一”事件后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的扩张以及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中以阿卜杜勒·德罗克戴尔(AbdelmalekDroukdel)为首的激进派开始倡导参与“基地”组织领导的“全球圣战”。2003年8月，激进派夺取了组织领导权，开始致力于通过全球范围的恐怖袭击发展伊斯兰圣战运动，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化则沦为这一运动中的“斗争环节之一”。该组织积极介入伊拉克事务，与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领导的伊拉克恐怖主义集团携手对抗欧美“入侵”，积极向伊拉克输入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据统计，在2005年，伊拉克每4名自杀式袭击者中就有一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由此扩大了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的国际影响，并得到大量的外部援助。至此，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进入了发展的巅峰期。

2005年初，阿尔及利亚政府颁布《和平与国家和解宪章》(Charter for Peace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加大了赦免力度，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内部不少成员因此“叛离组织”。另外，随着国际反恐战争的不断深入，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军与欧美反恐力量的联合打击下，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不得不将活动主战场从阿尔及尔暂时撤至南部沙漠山区。

为了扭转该组织面临的不利局面、获取更多的外部支援，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领导人德罗克戴尔与“基地”组织方面展开了多次秘密谈判，商讨双方结盟的问题。2006年9月，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正式向外界宣布加入“基地”组织的消息，并于2007年1月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至此，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正式成立。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发展特点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立后，其发展经历了5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在2007年成立之初，它致力于在阿尔及利亚境内进行恐怖袭击，主要针对总理办公室等政府要害部门，以及联合国驻阿尔及利亚办公室等国际目标，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阶段，随着政府反恐力度的加大，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2008～2011年间不得不暂时将主力转移至阿尔及利亚南部与马里、尼日尔接壤的萨赫勒地区，利用这里的“治安真空”赢得喘息之机。期间，该组织为了获取资金越来越多地介入绑架人质、走私武器与毒品的“生意”，并因分赃不均而屡屡内讧;而“圣战袭击”的次数却大大减少，“严重玷污了其作为圣战者的形象”。第三阶段，受到始自2010年底中东变局引发的地区动荡影响，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趁机进行了短暂扩张。一方面，它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袭击力度较之前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它也加强了与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索马里、也门等国恐怖组织的联系，成为从萨赫勒到非洲之角“恐怖主义动荡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尤为重要的是，它借马里内战之机，与“信仰捍卫者”(Ansar Dine)、“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MUJAO)协同行动，一度控制了占据国土面积2/3的马里北部地区。第四阶段，即2013~2015年11月，在法国出兵马里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势力从马里收缩，组织发展的重心再次转回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地区，并逐渐介入利比亚内战。而萨赫勒地区的这一“真空”则由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分离并重组的“血盟旅”(al-Mulathamun Battalion)所填补。第五阶段则始于2015年11月，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血盟旅”协同行动，对马里首都酒店进行袭击。12月，前者宣布收编“血盟旅”，这标志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再次将势力渗入西非。而它于2016年1月和3月分别在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制造的恐怖袭击，则显示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该地区扩大影响的决心。

纵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以下4个主要特征：

第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理念诉求在全球伊斯兰圣战与阿尔及利亚国内圣战两端间摇摆，多次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以保持组织的统一性。自2007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立以来，萨拉菲主义(Salafism)就占据了该组织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它要求实行严格的沙里亚法(al-Shari ‘ah law)和清教徒式的伊斯兰教义，具有反世俗、反西方、反民主、反多元化的特征，主张通过“圣战”复兴伊斯兰教并净化社会。不过，究竟是以阿尔及利亚国内圣战还是全球圣战作为奋斗目标，成为长期困扰其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该组织奉行全球伊斯兰圣战的理念，宣扬要对抗全世界的“犹太人、十字军与他们的叛教者政权”，并将阿尔及利亚国内斗争视作这一全球范围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且服从于前者。基于这样的理念诉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发展定位便不再局限于阿尔及利亚，而是积极向周边国家扩展影响力，特别是萨赫勒地区南部的国家。这样的战略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增强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但消耗了它本身有限的资源。因此，该组织内部斗争目标扩大化与斗争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则日益凸显。

2008年后，随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活动重心转向萨赫勒地区，以穆赫塔尔·贝尔莫克塔尔(Mokhtar Belmokhtar)为代表的萨赫勒分支势力逐渐壮大，并最终衍生出一种新的“泛萨赫勒主义”。他们认为应把萨赫勒地区作为发动圣战的重点区域，并试图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由于与德罗克戴尔“全球圣战”理念间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贝尔莫克塔尔于2012年底决定脱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立了新的圣战组织“血盟旅”。贝尔莫克塔尔的分离，也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精锐部队“蒙面旅”(el Moulathamoune)带走，削弱了该组织的实力。从2013年5月，“血盟旅”与“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开始联合行动。8月，两个组织进一步合并，组成新的、统一的“血盟旅”，一度取代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影响。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内部的保守派虽在2007年后一度蛰伏，但一直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伺机反击。随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斗争在萨赫勒地区遭遇挫折，保守派指出，“国内圣战”乃是组织的立足之本，将阿尔及利亚改造为纯正的伊斯兰国家才是斗争的终极目标。2013年以后，德罗克戴尔在组织内部保守派的压力与贝尔莫克塔尔制造的分裂面前，改弦更张，决定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活动重心转回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地区，并优先扩展在突尼斯、利比亚的影响。它一方面将位于萨赫勒的武装力量调往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边界，以强化在突尼斯的活动能力;另一方面，它与突尼斯伊斯兰极端组织“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h)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它还积极配合基地组织在利比亚的行动，向东扩张势力。如此，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暂时实现了全球圣战派与本土圣战派之间的微妙平衡。

2015年以后，两个因素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内部的全球圣战派势力重新占据上风。其一，“伊斯兰国”在西非和北非的扩张已威胁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利益，后者为了与“伊斯兰国”对抗也强化了在这两个地区的活动与影响。其二，2015年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府加大了反恐力度，国内的安全局势显著好转，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无机可乘，反恐力量较为薄弱的西非再次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关注。因而，在“伊斯兰国”扩张与阿尔及利亚反恐的双重压力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血盟旅”的利益重新趋向一致，并导致2015年底两者的合并。

第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制度建设上致力于实现在对外依附与独立发展、对内集权与分治之间的平衡，试图以此来协调各方关系。2007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立之初，就对外宣称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其目的在于援引外部力量帮助自身渡过困境。但在经历最初的危机之后，如何处理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在加入“基地”组织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学习、吸收了“基地”组织的许多战斗经验，并仿照“基地”组织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基于“基地”组织的模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设立中央最高权力机构首领委员会(the Council of Headmen)，由各战区最高指挥官组成，负责推选组织最高领导人“埃米尔”并确定发展战略。“埃米尔”拥有一定的财权与人事权，主持中央工作，并由咨询委员会(the Advisory Council)向其提供决策建议。该委员会则是由首领委员会、各技术委员会(通信、立法、军事、对外关系)的负责人及相关地区的代表组成。该组织还将其主要活动区域划分为中央区(阿尔及尔、卡比利亚及北部沿海)、东部区(阿尔及利亚东部与突尼斯)、西部区(阿尔及利亚西部)与南部区(萨赫勒地区)4个战区，并分别配备一名战区指挥员以方便管理。各个战区及其下属的各基层武装部队“旅”(katibas)都有较大自主权。

此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又与“基地”组织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虽然处处效仿“基地”组织，并从“基地”组织吸收资金，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战略制订、制度决策、人员任免等方面，都排除了“基地”组织的可能干预，保持了相对独立。一直以来，“基地”组织都要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欧洲境内发动恐怖袭击，并服从它的全球战略，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力量不足为由拒绝了，仍将活动范围局限在阿尔及利亚及周边，从而避免了与欧美国家的正面对抗。具体到中东地区，“基地”组织要求其组织配合阿富汗、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分支，着重在西亚地区扩展影响，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则将发展战略转向萨赫勒地区。另则，“基地”组织也无法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内部安插人手。因而，“基地”组织在恼怒之余，只好在利比亚发展一个新的“北非分支”，以执行其命令，并牵制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行动。

在协调与“基地”组织关系的同时，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面临着内部运作机制的定位问题。为了执行宏观发展战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机制上有集权的特性，但考虑到组织活动范围广、行动时效性等问题，又需要适当给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行动自主权。因此，集权与自治的平衡考验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能力。2008年以后，该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袭击行动十分有效，且影响巨大，这得益于贝尔莫克塔尔等萨赫勒分支指挥官的自主决策力。在毛里塔尼亚、马里等国，当地分支自主策划了对西方国家相关目标的攻击，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随着分支影响力的扩大，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中央领导层则越来越“感到指挥失灵”。德罗克戴尔担任“埃米尔”后，派出亲信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布·扎伊德(Abdelhamid Abu Zeid)担任萨赫勒地区塔里·伊本·齐亚德旅(TareghIbn Ziyad)的指挥官，对贝尔莫克塔尔加以牵制。不过，相互牵制导致了行动无效率，并一度迫使贝尔莫克塔尔脱离组织。虽然目前“血盟旅”重新加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但资源、权力的分配等问题能否顺利解决，仍需进一步观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如何宣扬宗教圣战的神圣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无法摆脱世俗权力斗争的影响因素，其组织建设则充分体现出对内外权力平衡的考量，尽管这一制度设计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取得成功。

第三，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人员构成上，形成以阿尔及利亚人为主体、兼顾人员本土化的思路，试图在既保持阿尔及利亚人领导地位的同时，又拓展组织的地区影响。尽管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规模与人员构成缺乏精确的统计数据，不过，综合多方面材料仍可勾勒出一个基本情况。首先，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组织一直将阿尔及利亚作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迄今为止，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约1 000名战斗人员中，阿尔及利亚人仍占据了多数。其次，2008年以后，随着向西非萨赫勒地区扩张，该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吸收一些西非本土黑人族裔成员，以此建立与当地部落的联系，并不断减少阿尔及利亚人在国外分支机构中的比例。例如，在贝尔莫克塔尔领导的“蒙面旅”中，毛里塔尼亚人占到1/3的人数，马里人、尼日利亚人所占比例也不小。截至2011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分支的成员中，有一半来自毛里塔尼亚和马里。再次，2013~2015年，随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向北非地中海沿线收缩势力，它一方面加强了在阿尔及利亚的人员招募，另一方面也积极吸收来自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新鲜血液”。最后，2015年底以来，随着“血盟旅”的加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内部西非各族群成员的人数都将会有显著增加。

纵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人员构成变化，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其一，该组织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阿尔及利亚人手中。从第一任领导哈达卜到现任的德罗克戴尔，以及“血盟旅”的实际掌权人贝尔莫克塔尔，均为阿尔及利亚籍，其下属的各分支领导人也多委派阿尔及利亚人司职。这表明该组织仍具有强烈的国别属性，远非一个泛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其二，该组织致力于向阿尔及利亚周边地区拓展影响，因而在邻国执行了一条人员本土化的策略。不过，它虽然吸收了大量外国成员，但由于语言、宗教信仰、族群认同等因素，多将他们安置于基层组织，非本土成员在组织内部的“晋升”难度较大。

第四，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行动兼有政治性动机与经济性目的，显示了其作为恐怖主义组织与武装犯罪集团的双重性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自2007年成立之初，便积极效仿“基地”组织的“恐怖暴力范式”，学习其自杀式袭击、同步攻击的做法，并大幅提升炸弹在袭击中的使用比例，加强了袭击的致命性与震慑性。此举不仅引起广泛的社会恐慌，而且给阿尔及利亚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2006年，该组织前身制造的炸弹袭击仅为7次，2009年增至21次;袭击平均伤亡人数也由2006年的6人次增至2008年的15人次。在袭击目标的选择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继续攻击阿尔及利亚政府机构的同时，还加大了对西、北非地区来自西方国家机构或亲西方目标的袭击力度。在该组织前身制造的袭击中，仅有12%是指向西方目标，而2007年以来，这一比例上升到88%其中2007年12月在毛里塔尼亚制造的多起袭击直接导致当年达喀尔国际汽车拉力赛(Paris-DakarRally)被迫取消。它对联合国驻阿尔及利亚办公室及对以色列驻毛里塔尼亚使馆的袭击更是在国际上造成巨大影响。此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借鉴“基地”组织的经验，频繁利用网络媒体扩大自身影响。2006年，它在网络上发布的声明仅有21条，2009年已增至40条。同时，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积极发展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先后与“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LIFG)、“教法支持者”(Ansaral-Shariah)以及“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等建立了合作关系。恐怖袭击、网络宣传与国际合作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实现其政治目标的3种主要行动方式。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积极介入萨赫勒地区的违禁品走私与绑架“生意”之中。2008～2011年间，它从毒品走私中获利5 000万欧元，并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建立了合作关系，充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向欧洲的毒品中转站。该组织萨赫勒分支的头目贝尔莫克塔尔也因广泛参与烟草、毒品走私而成为西方媒体眼中富有的“万宝路先生”(Mr.Marlboro);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也一度成为“最富裕的基地组织分支”。同时，与“基地”组织将绑架西方人质作为“圣战手段”不同的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通过绑架西方人质勒索赎金。2009年5月，它绑架一名英国记者，为了获取赎金而对“基地”组织要求其处决人质的命令一拖再拖。同年，中国新疆“七·五”事件后，虽然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也响应“基地”组织的号召，发出对中国的报复威胁，但迄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行动。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而言，经济目的甚至超过政治目标，走私、绑架变成组织的“赢利手段”，其所得也不再支持政治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恐怖主义活动反而沦为该组织非法赢利活动的掩护。

由此可见，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政治行动使其具有恐怖主义组织的性质，而其经济动机则更彰显了它作为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特征。这样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显示出该组织的策略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组织内部的矛盾。一批主张发动“纯洁”圣战的成员，对该组织进行的走私活动严重不满，这也是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中分裂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走私分赃不均所导致的内部火拼也“严重玷污了其作为圣战组织的声誉”。

2014年以来，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的迅猛崛起，引发全球伊斯兰极端组织势力格局的剧变。在非洲萨赫勒地区，2015年3月，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博科圣地”宣誓效忠“伊斯兰国”;4月底，“博科圣地”又改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进一步加强了与“伊斯兰国”的联系。“血盟旅”的一名领导人也曾在2015年5月的一段录音中誓言效忠“伊斯兰国”。同年9月，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位于阿尔及利亚中部的分支“安萨尔营”(Al AnsarBattalion)的部分成员也加入“伊斯兰国”。青年党的前精神领袖谢赫·阿布杜卡迪尔·穆米(Sheikh Abdulqadir Mumi)也在2015年10月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各个组织尽相“倒戈”，势必会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下一步行动方向产生影响。而早在2014年年中，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网络上的一个视频声明中就表达了与“伊斯兰国”合作的意愿，并委婉批评了“基地”组织。不过，未来一段时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无论是继续追随“基地”组织，还是改弦更张转投“伊斯兰国”，都不会成为组织发展的重大拐点。首先，这种组织上的从属关系决定了其宣传意图大于其他目的，“伊斯兰国”派人接管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将其纳入自己管辖的可能性不大。其次，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基地”组织之间仅是一种资源与人员的相互支援与利用关系。就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未来发展而言，更具意义的因素将是组织自身战略定位的转换，即能否从全球圣战中脱身，回归阿尔及利亚国内的斗争目标上来。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影响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自成立以来，所制造的袭击、绑架事件已导致超过2 000人伤亡，间接伤亡数目更大。据不完全统计，它还造成了至少上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境外恐怖主义组织相互协调、跨境行动，至今仍无彻底解决的希望。而为了防控该组织的威胁，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军事开支居高不下，影响了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至今，阿尔及利亚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10%以上，全国20%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这在客观上阻碍了阿尔及利亚国家的整合与经济发展。其影响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作为一个活跃在马格里布与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对西、北非乃至地中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首先，它加剧了周边国家的族群矛盾，造成政治动荡的连锁反应。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积极为萨赫勒地区图阿雷格人(Tuareg)反叛组织提供资金与武器资助，鼓励其从事分离主义活动，激化了马里国内业已存在的族群矛盾，诱发了2013年的马里内战。它还资助利比亚境内的柏柏尔人(Berber)武装集团，致使利比亚族群冲突持续至今。其次，它与其他恐怖主义组织遥相呼应，使其恶劣影响呈几何级数倍增。一方面，由于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活动地区处于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通道、非洲与欧洲的纽结点上，使其影响因地缘位置而放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联系，形成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张金平：前引文，第130页。产生了“蝴蝶效应”式的后果。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同萨赫勒地区的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教法支持者”以及“索马里青年党”等均形成合作或竞争关系，客观上形成了一条从萨赫勒到非洲之角的“恐怖主义动荡弧”。目前，随着也门胡塞武装(Houthis)的异军突起，这一动荡弧已从非洲之角延伸至阿拉伯半岛。若将其置于这一背景下来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呈强势反弹态势，其影响不可低估。“伊斯兰国”已成为国际反恐联合打击的重点，它迫切需要打破现有封锁，开辟新战场。目前看来，萨赫勒与也门将是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两个可能的突破口，而突破的目的地则是非洲之角与西、北非地区。2015年3月，突尼斯博物馆爆炸事件可以被视作“伊斯兰国”转战北非、开辟新“圣战战场”的一个重要标志。据统计，“伊斯兰国”派往北非的成员已超过1 000人。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正处于这一前沿地带，一旦恐怖袭击的影响出现叠加效应，将产生更大的威胁。

阿尔及利亚政府面对此危局，已将自身塑造为“反恐前沿”与欧洲安全门户，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重视。2005年，欧盟出台了《欧洲-地中海反恐行为守则》(Euro-Mediterranean Antiterrorism Code of Conduct)，宣布将阿尔及利亚纳入欧洲反恐范围之中，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2007年，美国提出“泛撒哈拉反恐伙伴计划”(TSCTP)，为阿尔及利亚提供资金、武器装备与军事培训。阿尔及利亚政府多年的反恐努力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成为欧美反恐的重要伙伴国家，并借此获得大笔外援资金。如今，相对于混乱的埃及、利比亚与地处边缘的突尼斯、摩洛哥而言，阿尔及利亚已成为整个北非地区反恐的中心国家。

面对共同的威胁，马格里布与萨赫勒地区的国家也已在地缘政治安全与反恐问题上逐步开展安全合作。2009年5月，阿尔及利亚与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的联合军事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大大压缩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活动空间。同年9月，四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就恐怖主义问题协调行动。2010年4月，阿尔及利亚倡导召开了萨赫勒国家军事首脑峰会，并邀请布基纳法索、利比亚等国参与。此后，萨赫勒地区国家间的情报共享计划顺利开展，以政治、军事合作为基础的地区合作已经开启。

第二，从地缘经济影响方面考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阻滞了其活动区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首先，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活动区域横亘撒哈拉沙漠，从自然环境来看，西非与北非就是两个性质差异很大的地缘经济区，二者在历史上的联系多属于跨区域性质，缺乏地区经济整合的基础。该地区尚未建立能够囊括该地区所有国家并有能力推进西、北非经济一体化的组织，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该地区所从事的毒品、武器走私，绑架活动，甚至于垄断某些商品的物流，已使自身成为一种体制外的利益集团，扮演了流动军阀性质的经济实体角色，破坏了西、北非地区地缘经济整合的可能性。其次，这一地区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均比较低下，在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较差，本就缺乏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加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的活跃，迫使各国政府将有限的资源从发展领域转移到安全领域，延误了发展的步伐。例如，理应作为萨赫勒地区经济一体化支柱的萨赫勒-撒哈拉共同体(Community of Sahel-Saharan States)自1998年成立后便因恐怖主义问题等因素陷入困境，近年来已几乎停止运转。而在地缘经济整合乏力的情况下，地缘政治领域的合作也很难向纵深推进。

第三，从地缘文化角度看，与伊斯兰文明世界内部极端组织所处环境不同的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地处欧洲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与非洲黑人文明的交汇地，这一地区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真空带，而且也是各大文明区的边界，缺乏主导性的文化整合力量，难以塑造一种对抗恐怖主义势力的统一文化认同，这无疑增加了化解冲突、实现和平发展的难度。阿尔及利亚是一个二元文化特征显著的国度，其北方地中海区域已较好地实现了欧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融会，而南方现在还处于黑人文化、伊斯兰文化博弈的局面中，并受到萨赫勒地区黑白种族文化冲突的波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用这种文化上的对立，并挑动新的部落间对抗，积极向南方地区渗透，扩大势力范围，严重割裂了阿尔及利亚南北关系，损害了统一国家文化的建构进程。总之，无论基于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我们都不难发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用该地区地缘文化的差异乃至对立性特征以寻求自身的发展机会，同时它还顺势强化了这些特征，在不同族群、不同伊斯兰教派的成员间实施差别化待遇，严重撕裂了本已矛盾重重的萨赫勒地区社会，制造了文化对立的鸿沟，使图阿雷格人、柏柏尔人、班巴拉人(Bambara)和马林凯人(Malinke)等族群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也加剧了萨赫勒地区苏菲派信徒与萨拉菲主义信徒、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隔阂。

综上所述，作为地缘变量角色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它深刻影响了该地区地缘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就地区安全模式而言，由于西非和北非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联系滞后，这一地区的安全体系呈现孤立、断裂的特征。每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互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多是以国内问题为出发点;在地区层面上，则缺乏一个能建构出有效保障整个地区安全系统的强有力的国家，因而缺乏建构地区复合安全互动体系的能力，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影响力的拓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就地区安全议题的层次而论，西非和北非地区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晰的权力层次分配。因而，无论是在军事、政治安全等领域，还是在文化、社会等领域，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都释放出巨大的影响力，扮演了地区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结  论

通过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分析，我们似可以得出几点基本认识：第一，具有宗教背景的一些反政府武装或极端组织在产生之初，为了得到广泛支持，常常打着宗教的旗号，迎合一些民众的诉求，满足一定人群的利益。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这些组织由于基本理念所致，其中的大多数无法完成它们所预期的由破坏者向建设者转型的使命，渐渐与社会变革大潮脱节，逐步丧失民众支持，甚至沦为“为反对而反对”的暴力犯罪集团。事实上，这类极端组织所秉持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严重曲解了宗教教义，滥用教法。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目前的状况印证了这一点。第二，反政府武装或极端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常常会经历分化与重组的裂变，形成一个由原班人马中的激进派组成的新组织，在“改名换姓”后继续运作，其中的变量因素值得关注。非洲许多武装组织都经过这样的发展过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就曾有多个前身，其成立后也陆续分化出一些新的、更为极端的组织，如“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血盟旅”等。刚果(金)的“三月二十三日运动”(M23)在重组后走上绝境，被政府军收编，乌干达的“圣灵抵抗军”(LRA)在几次分化重组后顽抗至今。不过，无论这类组织如何演变，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社会各阶层的分化、政府政策失误及治理能力不足、外部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等情况，都是我们研究这些反政府武装走向极端化甚至发展为恐怖组织的重要关注点。第三，随着恐怖主义组织的全球网络化趋势愈发明显，各个组织间合流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是作为单纯的反政府武装不曾有过的新情况。事实上恐怖主义组织在发展受挫时，往往通过依附一些更具影响力的组织以摆脱困境、获取新资源，从而寻求出路。2007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成立，正是依附于“基地”组织的结果。从后果来看，这突破了恐怖主义组织间联盟的层次，造就了拥有众多分支的“巨无霸型”恐怖主义组织。这样的发展究竟是会壮大恐怖主义的声势、助成恐怖主义发展的新高潮，抑或因其对不同组织的整合以及“建国”功能的凸显而降低行动效率与灵活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若要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组织，我们需要从其宗旨诉求、组织结构、国际联系等方面找寻反恐突破点。这是因为，宗旨诉求涉及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族群、宗教关系的再协调问题，这是这类组织产生的重要“土壤”;组织结构与国际联系则关乎各国政府制订合乎时宜的政策，因此我们需要考量国内与国际反恐因素，把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与对各个组织的分化瓦解结合起来，依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唯有如此，才能标本兼治解决反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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