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大国都在非洲之角的小国吉布提有驻军
位于吉布提的法国军事基地。 视觉中国 资料
马克思曾经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军事基地是大国投送军事力量的重要手段。
从古希腊开始,海外军事基地在安全战略方面就扮演重要角色。15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占领北非和埃及沿海地区后,利用希腊岛屿作为海外军事基地,骚扰欧洲过往商船。殖民时代,无论是开创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还是造就了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以及法国,海外军事基地均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权政策,出现在各条主要航线上。随着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国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实力日薄西山的英法等老牌殖民强国在全球收缩势力,海外军事基地数量迅速下降,而美苏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扩展海外军事基地。
什么是海外军事基地?一般而言,军事基地包括国内军事基地与海外军事基地两类,后者是国内军事基地在地域上的延伸,是指一国在海外领地、属地、海外省、海外托管地以及在他国土地上驻扎一定武装力量、进行特定军事活动、建有相应组织机构和设施的地区。
西方大国如何获取海外军事基地
海外军事基地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在主权管辖范围内的海外领地上,如法国在印度洋留尼旺群岛的军事基地。大国虽对海外领地拥有主权,但海外领地一般具有较高的自治权,如荷兰曾在加勒比拥有领地,西班牙曾在摩洛哥拥有两处领地,丹麦拥有格陵兰领地,美国在加勒比和太平洋拥有领地,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拥有领地,法国在加勒比、太平洋和印度洋拥有领地等等。
二是在主权管辖范围外的军事基地,如美国在卡塔尔的军事基地,法国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印度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等。
按照不同划分标准,海外军事基地可分为不同类型。如按军事基地的大小,可将其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军事基地;按时间长短,可将其分为永久性与临时性军事基地;按照功能,可将其分为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军港)、后勤补给基地、通讯基地、军火储备基地等。
如果按照任务不同,可将其分为主要行动基地、前沿行动场所与合作安全基地三类。主要行动基地包括永久驻扎的战斗部队和健全的基础设施、指挥和控制体系、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设施,如美国在德国的拉姆斯坦空军基地、在日本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和在韩国的韩福瑞斯营区;前沿行动场所拥有有限的军事力量,其寻求预防危机的爆发而不是永久驻扎部队,主要承担双边和多边军事训练任务,如美国在新加坡的三巴旺港口设施和洪都拉斯的索托卡诺空军基地;合作安全基地指平时很少有驻军、只有危机爆发后才租用的基地,东道国为使用国提供后勤和承包服务,并为未来的驻军提供安全保障。
军事基地的获取主要依靠四种手段。一是殖民统治的延续,如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法国在吉布提、加蓬、喀麦隆、塞内加尔、中非和马达加斯加等地的军事基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殖民统治的延续;
二是通过军事占领获取军事基地,如二战后美国在日本和德国的军事基地,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获取的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基地;
三是以提供安全保护为手段获取军事基地,如二战后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
四是以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为交换租借军事基地,如1903年根据租借协定,美国在古巴建立了海军基地,又如1940年9月,美英两国元首以交换便条的方式达成租借协定,美国向英国提供50艘驱逐舰,作为交换,英国将军事基地租借给美国,包括后来的百慕大。
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需具备一系列内外部条件。从内部条件来看,部署军事基地的大国一般强调“境外防御”,以增强对外干预能力;使用国必须在军事技术上具备远程投射能力,使海外与国内军事基地实现功能整合;使用国还必须拥有足够的财力,用于支持海外军事基地的建设和维护。
从外部条件来看,部署军事基地的大国在海外存在重要利益,且面临巨大威胁;必须征得驻在国的同意,并与之签订驻军协定;建立军事基地还需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如驻在国不能是国际条约规定的中立国。
根据美国国防部《基地结构报告》披露,2010年美国军事基地共有53.9万座设施,分布在5000处,比2009年减少了580处,共占地2800万英亩,其中97%在美国本土与海外领地上,3%在其他国家。2010年美美国军事基地分布在包括美国的50个州、7个领地和38个国外领土上。美国在国外领土上公开的军事基地,共有662处,其中陆军基地276处,海军基地116处,空军基地245处,海军陆战队基地25处,而驻扎在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基地占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大部分(德国218处,日本115处,韩国86处)。
美国调整海湾地区军事基地的新思路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是其全球军事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以来,除在伊拉克保存5万人军队和50处大型军事基地外,美国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沙特、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和巴林也有1万多驻军。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海湾安全战略重点由维护伊拉克稳定转向遏制伊朗和打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势力,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调整,体现了分散化、小型化、前沿化、机动化和网络化五大特点。
第一,分散化。这里的分散化有两层含义,一是军事基地的分布呈分散化,二是军事人员的分布呈分散化。
“9·11”前,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主要分布在沙特。“9·11”后,美国在海湾六国土地上均建立了军事基地,2002年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从沙特迁往卡塔尔,卡塔尔乌代德基地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军事基地之一;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及母港,在首都麦纳麦拥有60英亩的军事基地。海湾战争期间,巴林为美军提供了重要基地支持。美国在海湾的第五舰队下辖1个航母编队(包括1艘航母、6艘水面作战舰只)、1艘攻击型核潜艇、3艘两栖舰和4艘反水雷舰艇。“9·11”后,美国在阿曼也积极寻求建立军事基地,两国续签了1979年的共同防御协定。根据此协定,阿曼允许美军使用三个空军基地,即锡卜、马西拉和塞迈里特。美国还在阿联酋建立了军事基地。2010年2月1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向阿联酋出售包括80架F-16战机、爱国者导弹和先进的远程反弹道导弹等装备。
美国驻海湾军事人员也呈分散化趋势。“9·11”前,美国在海湾的军事人员主要集中在沙特,一度达33.4万人;“9·11”后,美国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撤出约200架军用飞机以及其他支援部队,只剩下500名美军协助训练沙特武装部队。美国将大批军事力量从沙特调往其他海湾国家,特别是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
第二,小型化。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相比,美国负责海湾安全的中央司令部规模较小,且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在中东地区。2008年美国成立非洲司令部后,东北非地区如埃及、索马里、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等划为非洲司令部的责任区,中央司令部仅负责西亚(土耳其除外)、中亚和巴基斯坦地区,中央司令部管辖的海湾军事基地也日趋小型化。2008年以来,美国在海合会成员国驻军仅为1.1万人,在阿曼只有几十人。
第三,前沿化。虽然海湾的美军人数相对较少,但其军事基地设备不断更新,且新的军事基地处于遏制伊朗的最前沿——卡塔尔、巴林、阿联酋和科威特。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的埃斯萨利亚营地,是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军需库;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在美国海湾军事基地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遏制伊朗的桥头堡。乌代德空军基地修建了中东地区最长的飞机跑道(14760英尺),耗资14亿美元,还拥有能够停放120架战机的坚实混凝土掩体,配有先进的电子设备。2010年,美国在乌代德空军基地共有34个重点建设项目,所有工程约在2011年12月21日完成。届时,乌代德空军基地在遏制伊朗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卡塔尔还在扩建多哈港口,以期今后容纳美国的航母。美国在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军事基地也不断更新,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意在阻止伊朗挑战美国的霸权。
第四,机动化。奥巴马执政以来,挑战美国海湾霸权的不稳定因素呈多元化趋势,其军事基地部署也更加灵活机动,旨在危机爆发后扩大或征用东道国的军事基地。例如,2008年以来,在沙特和阿联酋留下的美军只有数百人,但一旦爆发危机,美国可根据合作安全协定使用其军事基地,迅速扩大军事存在,平日既节约了运营成本,使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部署更加灵活和机动,以根据变化的安全形势不断调整海湾军事基地的数量和人数,又避免了政治风险。
第五,网络化。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加强了海湾军事基地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了这些基地在功能上的整合,使之呈网络化趋势,以预防未来海湾新危机,特别是伊朗核危机。从地区安全看,目前美国的军事基地以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为主,以沙特、阿联酋和阿曼为辅,且在上述六国的军事基地形成网状分布,既分工明确,又相互联动,对伊朗形成了弧形包围圈;从大中东地区来看,美国在海湾军事基地与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遥相呼应,使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西亚、中亚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进一步整合,以支持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反恐行动,遏制大中东反美势力,同时呼应美国非洲司令部的责任区——埃及、苏丹和东非地区,特别是呼应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
俄罗斯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可上溯到苏联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把海军战略从过去的“近海防御”改变为“远洋进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远洋进攻”的全球海军战略最终形成,变成一支以核潜艇、远程航空兵、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及航空母舰为主力的“远洋进攻”力量。此后苏联用于建造军舰的费用,比美国多50%左右。
俄罗斯军事基地缩回中亚
苏联拥有四个舰队: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此外,苏联在里海常设区舰队,在列宁格勒设有独立的海军基地,还有常驻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两支分舰队。然而,除北方舰队外,苏联的其他三个舰队出海口都很狭窄,很容易在出现重大危机时成为瓮中之鳖。为解决此问题,苏联相继在古巴的哈瓦那、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马里亚瑙建立了海空军基地;在利比亚的阿克巴本纳菲、的黎波里、班加西、托布鲁克取得基地的使用权;1976年,苏联同越南达成协议,开始使用金兰湾作为苏联海军基地,1979年3月,苏联又进入了越南另一个天然良港和战略基地岘港。1991年解体前,苏联在中东欧、蒙古国、也门、埃及、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古巴、越南等国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大国。
苏联解体后,因经济困难,被迫关闭在古巴、越南和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其海外军事基地几乎全部退缩到前加盟共和国土地上。近年来,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9个国家维持和新建了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
在上述9个独联体国家中,中亚是俄罗斯关注的重点地区之一。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减弱,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下降,中亚同时出现了政治权力真空和意识形态真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将该真空地带称之为“黑洞”。此后,以伊朗、土耳其和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伊斯兰大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以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均希望在中亚地区新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和北约以反恐为由,积极介入中亚安全事务,并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建立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在政治上有瓦解新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之嫌。
随着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中亚地区被俄视为“传统势力范围”和国家安全的“后院”。因国际油价持续十年的上涨和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俄通过与中亚国家签订军事盟约《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努力将中亚的独联体国家纳入到自己的发展轨道,重新确立俄在中亚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军事存在主要是1955年苏联建成使用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1994年俄哈两国签订协议,规定俄可在随后20年里租用这些设施,发射国防、经济、科技和商业航天器。为保护这些航空航天设备,俄至今仍在哈萨克斯坦部署有军事力量。
其次,吉尔吉斯斯坦是世界上唯一允许两个潜在竞争性大国同时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于2003年10月在该国的坎特建立空军基地,每年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约20亿美元的援助作为补偿。目前该军事基地驻军约5000人,主要是俄罗斯第五航空兵,它也是俄罗斯与部分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快速反应部队的中坚力量。该基地是俄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境外重新建立的首个军事基地,也是俄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它位于吉首都比什凯克以东20公里,靠近美军的玛纳斯空军基地。该基地不仅增强了俄在中亚和巴基斯坦地区的军事投射力,而且为俄在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颜色革命”后维护侨民利益、干预阿富汗事务、打击中亚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桥头堡”。
最后,俄罗斯同塔吉克斯坦于2005年签署关于俄在塔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协议。塔吉克斯坦是中亚最贫穷的国家,是苏联时期第201摩步师驻地。目前,俄军在塔首都杜尚别近郊的阿伊尼基地部署了7680人的边防部队,控制着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其隶属俄第37航空兵和第201摩步师,其中第201摩步师已经从塔吉克斯坦境内撤出部分兵力,余下军队主要集中在穆米拉克训练场和首都杜尚别,成为俄军在中亚的桥头堡之一。
法国海外基地的开放性
近代以来,法国成为全球性大国,部分是因为其拥有遍及四大洲的海外军事基地从加勒比到南美洲,从中南半岛到大洋洲,从太平洋到非洲大陆。冷战后法国在海外军事人员约5万人,其海外军事存在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法国在联合国框架内执行维和行动,如在黎巴嫩;第二类是在北约的框架下执行军事作战与维和行动,如在阿富汗;第三类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法国主权管辖内的海外省、海外领地和托管地的军事基地,如在瓜德罗普、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以及留尼旺等四个海外省,以及法属波利尼西亚、马约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新喀里多尼亚等领地和其他托管地等,这些海外省和海外领地为法国提供了天然的军事基地,使法国具备全球投射能力。法国在这里的军事基地扩大了法语区的范围,还使法国获得了可观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与核试验场所。第二种是在他国主权管辖范围内部署的军事基地,如法国在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吉布提、塞内加尔、加蓬等国的军事基地。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基地旨在维护法国五个层面的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价值观利益、侨民利益和军事利益。
在战后非洲殖民地独立前夕,法国在非洲驻有90多个军团,总兵力约6万人。1960年代后,法国为恢复战前的大国地位,有步骤地恢复了在非洲的军事基地,并重新确立在非洲的主导地位,从而有计划地建立起与法国本土军事基地相连、以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为中心、包括一系列陆、海、空军事基地、结构严密的“十字形”战略体系。
“十字形”军事基地体系的“横轴”是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附近的军事基地;纵轴是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军事基地。后来由于非洲局势动荡,法国在布拉柴维尔的军事基地移至加蓬首都利伯维尔,恩贾梅纳军事基地移至中非布瓦尔,马达加斯加港口迭戈苏瓦雷斯的海军军事基地移至吉布提和马达加斯加岛附近的留尼旺,但“十字形”军事基地总体布局未发生根本变化,法国在非洲军事基地驻扎有8万人左右军队,与24个国家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以确保法国军队能够在危机爆发后24小时内向非洲任何事发地点投射力量。
冷战后,法国与23个非洲法语区国家续签军事合作协定,但仅在6国拥有永久性军事基地喀麦隆10人、吉布提3500人、加蓬610人、科特迪瓦580人、中非1500人、塞内加尔1300人,另外在1国拥有临时性军事基地乍得850人。
自2007年5月右翼领导人萨科齐当选总统以来,法国在非洲军事基地部署出现了新变化。萨科齐执政前,法国在非洲主要有7处大型永久性军事基地,分布在吉布提、塞内加尔、加蓬和科特迪瓦4国;在乍得拥有1处临时军事基地,在中非共和国和乍得靠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拥有2处临时军事基地,总共约1万人,每年的军事预算为7.6亿欧元。2011年初,法国在非洲永久性军事基地只剩下2处吉布提和加蓬,法国在塞内加尔、科特迪瓦、乍得、中非等国仅保留了临时性军事基地。萨科齐对法国在非军事基地的调整主要体现了以下特点。
第一是“机动化”。以往法国在非洲主要是静态的永久性军事基地;新时期法国更强调根据形势需要启动临时性军事基地,驻军人数也根据具体任务不同而灵活调整。例如,法国在科特迪瓦军事基地的驻军人数曾经从2400人下降至1150人,2007年以来因科特迪瓦局势动荡,法国在该国临时驻军人数又增至3550人。
第二是“欧盟化”。萨科齐放弃了以往坚守法语国家阵地的做法,对欧盟等其他国家在法语国家扩大军事影响力持欢迎态度。近年来,法国在乍得仅有1000-1200名士兵参与维和行动,其余约2500人军队分别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2011年3月19日,法国带头干预利比亚局势、参与“奥德赛黎明行动”时,也积极拉拢英国、丹麦、意大利、比利时、挪威等欧盟成员国。
第三是“地方化”。法国驻非洲军事基地还积极培养非洲当地的维和力量,强化军事培训功能。法国利用多边舞台,开展同非洲的多边军事合作,通过培养非洲集体安全组织,减轻驻非法国军事基地的负担,如非洲联盟、西非经济共同体、中非经济共同体、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等,使非洲军队在功能上和战术上依靠法国,也使法国在非洲执行干预行动时更容易得到当地军事力量的协调与支持。
第四是“公共化”。冷战时期,法国长期将海外军事基地视为自己的“私有产品”,认为它们是法国地位和实力的象征,不许其他国家染指。萨科齐执政后强调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基地可以成为西方世界推广民主和价值观、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全球治理的平台,是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公共产品”。基于这一思想,法国欢迎美国和日本介入非洲事务,分担安全责任。例如,美国在“非洲之角联合作战力量”的框架下,使用法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部署了1500名左右战斗人员。
第五是“集中化”。法国为减少在非洲的军费开支,缩小在非洲军事基地的规模,直至关闭部分军事基地,只保留几处关键的军事基地。2008年法国《国防白皮书》强调:法国在非洲的军事战略资源严重分散,基地也在地缘上太分散,缺乏重心。为此,法国必须调整其结构,实现军事指挥与战斗人员的专业化,重新整合军事基地。
日本在东非建基地的“醉翁之意”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其1947年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武装只有自卫权,禁止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尽管不情愿卷入中东的安全事务,但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不得不承担130亿美元的多国部队军费开支。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后,日本以立法的形式允许自卫队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提供后勤支持与安全保障,同时允许日本自卫队离开本土,前往国外承担人道主义任务。如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日本的运输机在巴基斯坦执行任务,日本的海军舰艇到印度洋执行任务,向战后伊拉克派驻军事人员。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除出于自卫目的,日本军队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但是,冷战后日本政要以临时法案的形式,为日本自卫队“借船出海”亮了绿灯。日本不仅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框架内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而且追随美国,突破联合国的框架,参与各种军事行动。2001年10月,日本政府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反恐法》),为自卫队协助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奠定了法律基础。2003年7月,日本再次通过《伊拉克人道主义与重建特别措施法》,为日本自卫队在伊拉克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8年开始,索马里附近海域海盗猖獗,对过往船只构成了威胁。美国因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不稳,无力向红海-亚丁湾地区派出大规模军事力量,因此鼓励日本在非洲之角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日本声称,在打击索马里海盗过程中,日本政府急需一处军事基地,为P-3C巡逻机执行安全任务提供场所。此后,日本派出军事专家小组,先后访问也门、阿曼、肯尼亚和吉布提讨论建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日本最终选择吉布提,主要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吉布提的地理位置优越,正好处于曼德海峡与亚丁湾之间,连接亚洲的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角,成为海上交通的咽喉;第二,与也门、肯尼亚和阿曼相比,吉布提国小人稀,面积仅2.3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90万,政策灵活性强,政局相对稳定;第三,吉布提国内大部分是荒芜的沙漠,适合于军事演练;第四,尽管吉布提属于阿拉伯国家,也属于伊斯兰国家,但是国内反西方意识较弱,自近代以来一直拥有法国的军事基地(现驻军2900人),美国近年来也在吉布提建立了其在非洲的首个军事基地(现驻军1500人),美、日、法在吉布提保持较好的军事交流关系;第五,吉布提经济落后,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西方大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为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基地租金占该国总收入的20%左右。
2009年3月,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宣布,日本海上自卫队自14日起将派遣两艘驱逐舰赴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执行任务的是来自于日本广岛海军基地的特别警卫队,专门打击海盗。两个月后,日本又增派两架P-3C巡逻机参与护航任务。2009年索马里海盗猖獗,日本为打击海盗,于当年6月通过了《海盗对策法》,当年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也强调海权在日本未来安全战略中的关键作用。尽管日本在野党反对,但自民党政府最终突破日本和平宪法的束缚,为日本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9年,日本和非洲之角的小国——吉布提签订协议,在这个红海和亚丁湾交汇处建立了军事基地。该海军基地的主要建设项目已于2011年5月竣工,建设费用为4000万美元。负责协调这项部署行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上校北川敬三指出,此军事基地不仅是日本在非洲唯一的军事基地,也是日本二战结束以来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基地。他解释说:“日本在这里部署基地,是为了打击海盗,也是为了自卫。日本是个海洋国家,亚丁湾海盗日益猖獗令人担忧。每年有两万艘船只经过这个海湾。经过亚丁湾的船只当中有10%来自日本,日本出口有90%依赖这个重要的航道,而这个航道在两年前几乎完全被海盗所控制。”日本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今后恐将引发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在红海和波斯湾地区的安全竞争,诱使美、欧、俄罗斯、印度、伊朗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2009年5月萨科齐宣布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就是其中的一个信号。
中国需要“柔性”海外军事存在
目前,美国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土耳其、吉布提和阿富汗等大约部署了5万人、数十处军事基地,军事影响力处于第一层级;英法分别在塞浦路斯、阿联酋和吉布提部署了3000人左右、数处军事基地,军事影响力处于第二层级;俄、日分别在叙利亚和吉布提部署了200人左右、各1处军事基地,军事影响力处于第三层级;中、印、韩尚未在中东建立军事基地,但向中东派驻维和部队并向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编队,军事影响力处于第四层级。
西方在审视中东的战略地位时,往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以国家安全威胁来界定国家利益,尤其从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独裁、支持盟友、阻止其他大国在中东谋求主导权的“零和博弈”出发,关注其他大国在地区的军事平衡和本国的相对位置,而不是从现实的经贸或能源利益保护出发制定外交战略。
中、印、韩等奉行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认为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更紧迫,因而必须通过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即“软控制”,为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赢得时间。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的实施,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扩大海外投资、能源、贸易等经济存在,通过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内稳定,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地缘经济主导型国家以发展利益为诉求,海外利益具有单一性。
冷战结束至今,中国海外贸易线没有遭受直接威胁,奉行地缘经济主导型战略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基石。2013年以来,我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基本上基于地缘经济发展的逻辑而提出来的;2014年6月,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我们又提出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这也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出发的。
新时期中国在中东柔性军事存在是军事外交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海外利益的支撑点,其主要形式包括:
其一,在亚丁湾进行的护航编队。
其二,在中东的临时海军停靠站和后勤补给基地,其可分为三类:一是平时舰船油料、物资补给点;二是相对固定的舰船补给停泊、固定翼侦察机起降与人员休整点;三是较为完善的补给、休整与大型舰船武器装备修理中心。
其三,在中东的维和部队。
其四,在中东国家的武官处、军事培训和援助项目等。
中国在海外的柔性军事存在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东地区是西方大国传统势力范围,美、英、法等在中东拥有重要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应通过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往来扩大在中东的经济存在,并辅以柔性军事存在加以保护。中国在中东柔性军事存在的部署地点应围绕我国海外利益相对集中的地区。例如:在沙特,目前70家中资企业雇用了1.6万名中国工人从事经贸活动;在迪拜“中国中东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占地15万平方米,有3000家中资企业设有代表处;中国在迪拜共有20万侨民,成为海外最大的非永久居留华人社区。
第二,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的护航编队和其他柔性军事存在,应在预防突发事件、救灾、撤侨等层面发挥“桥头堡”作用,维护从南海到海湾地区长达5000公里的海上贸易运输线安全和在中东地区的侨民安全和投资工程项目安全。中东不仅关系到我国与中东各国贸易关系,也影响到向非洲和欧洲拓展业务、扩大贸易往来,扩大在欧洲和非洲经济存在的中转站。
第三,中国在中东建立柔性军事存在,既与传统外交原则——不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相兼容,又是我国对中东现实利益保护的实际需要,更是新时期我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21世纪,美、欧、日本组成了“传统核心区”,中国、印度、巴西等形成了“新核心区”,这两大核心区均具有较高程度的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发展的两大引擎。相比之下,中东、中亚和非洲地区则是边缘地带,对核心区构成了威胁和挑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地区。美、英、法以军事基地为依托,在中东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中、印、韩以柔性军事存在为依托,在中东谋求地缘经济利益。西方军事强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权力中心与亚洲经济强国主导的地缘经济权力中心使两大力量板块错位竞争,形成中东的二元权力结构。实现东西方大国、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在中东的战略协调,对我国经济发展、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海外利益保护和构建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在亚太地区,中国在经济、贸易领域占据优势,即地缘经济优势;美国在军事、政治和安全领域占据优势,即地缘政治优势。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亚太地区已经建立起可观的经济存在并开始在泰国、柬埔寨等地建立柔性军事存在,而美国通过双边联盟体系在日、韩、澳、菲律宾、新加坡等建立了军事基地。中美在亚太地区同在中东地区一样,分别依靠自己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的优势错位竞争,有望建立亚太“双领导体制”。
第五,随着海外利益的内涵不断丰富,中国保护海外利益的柔性军事存在的形式也应多元化。新时期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大国,国内面临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艰巨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在亚太还是在中东地区,地缘经济而不是地缘政治利益将长期成为首要海外利益,以经济财富的增长提升综合国力,进而促进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权力的和平转移,仍然是新时期中国奉行的基本战略。中国在海外依靠柔性军事存在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本文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冷战后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课题组撰稿,课题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孙德刚研究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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