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埃及军方在48小时最后通牒到期后，祭出最强硬一手：宣布总统穆尔西下台，并公布军方设置的“政治路线图”。埃及再次站到十字路口。

　　两年前穆巴拉克倒台宣布了旧时代结束，一年前穆尔西胜选标志着一个新时代来临。但这次军方强行将穆尔西赶下台，又使埃及政治转型回到起点。这种“翻烙饼式”的政治转型，不仅使本就风雨飘摇的埃及政局更加扑朔迷离，也给如火如荼的“阿拉伯之春”当头浇了一瓢凉水。

　　埃及的遭遇并非个案，而是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的缩影。它如同一本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很多朴素而简单的常识性真理。

　　首先，政治变革是国之大事，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和根基稳固，不能“随大流”，更不能“瞎折腾”。民主不是万能灵药。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重大任务，远比“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重要得多。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其政治变革大体经历了经济发展——民族认同和社会公平——最后才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如果颠倒主次，错误地将民主化视为纾缓困境的万能灵药，只会南辕北辙，将问题搞得更加复杂。

　　尤其对埃及来说，当初民众起身造反，主要原因是前政权没有很好地解决民生问题。而民生艰难的根源，又是前政府矢志推行新自由主义和全面私有化，由此导致国内贫富分化加剧，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下游地位。因此，要真正解决和改善民生，必须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打击不事生产的特权阶级。而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而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就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当前埃及政治改革优先的转型路径，反而掩盖了埃及存在的真正难题和解决路径，使该国进行深度变革变得更加困难。换言之，急于民主化，反而使埃及革命变成了“夹生饭”，乃至最终遭遇民众再次反抗政府，爆发“二次革命”的情况。

　　第二，是否有利于国家强大，是衡量政治制度优劣的关键标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改革应遵循两大标准：一是政权和政策是否能体现、代表多数人民意志;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两大标准缺一不可。没有代表性的政治更替，会出现将民主视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封建民主”、“寡头民主”乃至“君主共和制”;而没有有效性的政治更替，就会像战后伊拉克以及当前的埃及那样，空有建设国家的纲领和目标，却因国内权力纷争使政府运行不断空转，制定的政策目标根本没有能力贯彻实施。

　　一般来说，实现良性民主需要满足若干先决条件，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成熟的政党制度、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底线共识的政治文化等等。否则即使实现了民主转型，最终也很难巩固、延续。西方当初确立宪制，花费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在不具备充分条件情况下，埃及过早推行民主化，结果导致具有宗教背景的穆兄会上台，世俗力量不是“愿赌服输”，而是不断掣肘、反对，导致该国政治极化加剧，社会碎片化。正是这种“穷折腾”和“坏民主”，使埃及政局更加动荡、国家更加孱弱。民众非但没有享受到政治参与扩大的任何好处，反而牺牲了原来威权政体时代下政治稳定的好处。在僵局难解的情况下，军人干政这种明显有违现代政治的现象，倒有可能成为拯救埃及的救命稻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愿“二次革命”后的埃及把握方向，一路走好。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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