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顾问如何评价国军的抗战表现?
作为抗战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美国人,打造驻印军的史迪威,和创建飞虎队的陈纳德,对国军都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也都对蒋公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但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纳德名利双收,史迪威黯然去职。那么,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一搜自己的口袋,发现能派到中国的人,还真就只有一个史迪威。
这位老兄亲历过辛亥革命,长期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职,汉语流利、经常到前线观察国军和日军作战情况,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陈纳德的情况却有点区别,作为一个1893年出生的德州红脖子,1937年他退役时,军衔还只是个上尉——44岁的退役上尉,算混得很不如意了。
但由于技术过硬,脑子活络,他1936年6月就成了国府空军的总顾问,堪称是坐了火箭。
按理说,区区上尉,哪懂什么空军建设?但由于国军飞行员的下限太低,还是让陈纳德能基本胜任顾问职责。比如1938年1月,宜昌轰炸机班的学员为了逃避轰炸任务,居然把高价进口的意大利轰炸机全部破坏,被陈纳德抓了个正着。
这类在其他国家简直闻所未闻的事情,似乎还是国军的常态。1939年,陈纳德实在忍无可忍,来了个空军问题大揭秘,估计当时蒋公看了也是倒抽一口凉气:
大多数飞行教官自己的飞行技术都不合格,让他们教学生,等于差生互相抄作业,导致飞行员训练很差,一天到晚出事故,搞得苏联顾问都看不起美国教官,说他们训练出来的飞行员只会起降:
至于射击、投弹等战斗技能,则一窍不通。
成绩差也就罢了,你认真补课嘛!结果,“大多数军官一致反对采用严格飞行训练标准”,外国顾问想严格要求,就遭遇消极抵抗,都1939年了,不少国军飞行员仍然不会夜间飞行、不会俯冲轰炸、不会编队作战,特别是编队作战:
国军直到1941年仍然不会,让崔可夫又重新骂了一通。四年时间,其他国家的青铜都打成王者了,这帮少爷还是原地踏步:
这也就罢了,没想到他们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只要新飞机买回来,还没经过测试呢,少爷们一分钟也不耽误,马上跳出来表示没人比我更懂飞机!我从油漆颜色就能看出这飞机不行!
嘴上占占便宜也就算了,还尽出馊主意。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制霍克75单翼战斗机的遭遇。由于国军飞行员大多没飞过大马力的高速飞机,又不爱学习,单翼的霍克75运回来后,他们就单方面宣布:霍克75不是战斗机,而是轰炸机!结果安逸了,把战斗机按当轰炸机用,然后就是每架霍克75都摔了一次,最后只能把幸存的飞行员从两队缩编为一队,又重新恢复了霍克75的战斗机身份。
后勤供应就更别提了,国府财政部买回来的航空器材、飞机附件,和现有机型完全对不上,钱是花出去不少,结果东西买回来却被陈纳德评价为“对空军无甚效用”。
不懂行,还可以说是能力问题,可他们甚至连工资也发不明白——飞行员收入分为基本工资和飞行津贴两部分,按理说,飞行津贴只能给经常驾驶飞机的人,但国府偏偏要反着来,不飞行的人只发四分之一基本工资,飞行津贴倒是全额发放,实属没有矛盾制造矛盾,被陈纳德评价为“组织不良、对参谋业务不了解”,管理一塌糊涂。
好在1937年至1942年,国统区的天空还有苏联航空志愿队撑着,国军飞官少爷们的压力还不大,可以慢慢折腾。侵华日军从1939年,就开始大幅削减在华的航空兵力,国府进行小规模的防空作战,要不了多少飞机,前有免费的苏联航空志愿队、后有收费的美籍志愿队,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人,还怕糊弄不过去?但地面作战就不同了,总不能连这也让美国陆军来代劳吧?所以,1942年来到中国,负责协助国府指挥陆军的史迪威就倒了大霉。
国府正式对日宣战后,中、美、英成为盟国,蒋公心情的那个畅快,简直按捺不住,一再要求罗斯福给自己派个参谋长来。不过,蒋公要这个参谋长的意思,和美国人派这个参谋长的意思,发生了一点小偏差。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但在国军里,是参谋带了长,放屁也不响,手上没有嫡系实力,一辈子也是主官的师爷而已。基于惯性思维,蒋公也是这个意思,觉得参谋长来了之后,只应该办两件事,一是给自己打杂,二是帮自己找美国爸爸要援助。
可惜,美国人的理解完全不一样,鉴于蒋公没有正确的认识,史迪威于1942年1月2日发函,明确告知蒋公:
首先,有没有一种可能?援华物资是我们美国的,要我交给你才是你的,我不给你,或者答应给你后反悔,都是我的权力。所以我是你爹,至少是你爹的代表,我按美国的利益行事,不是来给你打工的。
而且,鉴于你糟糕的用户记录,我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美国物资被用来打鬼子,而不是被囤积起来、或者被拿去倒卖。
另外,我还得组织、训练和设计军事行动,没空、也没有义务帮你去找我们美国政府要东西。
“本人基本地位为美国陆军之军官,曾宣誓保持美国利益”
最后,我负责指挥中缅印战区的所有美军,在中国听你蒋委座指挥,出了国境,盟军都要听我指挥——瞧瞧,就差没说:就您那水平,让你挂个总司令的名,你还当真了?
直接进行父系宣称,已经够打脸了,然而,在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惨败后,史迪威向蒋公伸出了更加沉重的巴掌。1942年6月4日,他分析了国军在缅甸失败的原因:首先就遇到了传统艺能,他进入缅甸时,蒋公曾经拍胸脯答应,从腊戍囤积的援华物资里,拨给史迪威175辆卡车,但实际只发出了34辆,加上沿路损坏抛弃、雁过拔脑袋,交到史迪威手上时只剩下22辆,而当时腊戍还有850辆卡车停着晒太阳,城市失守后,当然是一并送给了日本人。
同时,国军的士兵棒极了,服从命令、任劳任怨,连、排长一级也很不错,营级、团级军官差一点,但是认真考核,也能选出优秀的。问题出在前三排,关键就在师以上——高级军官要么能力欠缺,要么胆小如鼠,比如55师师长陈勉吾,每天都躲在战线后四十二英里处,明明全师占据着河流的有利地形,遇到日军一个大队的进攻,就逃之夭夭,军长甘丽初更是糊涂蛋,连自己驻地有国军的伤兵医院都不知道。
后勤供应长官也主要供应他们自己:5月2日,远征军从雪港撤退,当地储存的大米多达1600吨,可以作为撤退路上的口粮,史迪威命令远征军兵站总监林向,派卡车把大米运到后方火车站,没想到这位林总监宣称一辆卡车也没有,反过来找史迪威要三节火车。结果也算他点儿背,被美国军官拍到了照片:一辆新式美国卡车上,装载着林总监要带回国的斯蒂庞克,他老人家还大咧咧站在旁边,找史迪威要的那三节火车,也是用来运所谓“个人物件”的,其他大部分高级军官也都在走私,美军经常发现军用卡车上面装的不是军用物资,而且从来不让海关检查——卡车都干这去了,可不是没车了嘛。
不过,虽然史迪威的批评不留情,但也很舍得表扬。他对孙立人和廖耀湘印象都很好,哪怕是跟他不对付的杜聿明,也评价为作战勇敢、不脱离部队——其实,在他的一生中,始终认为中国军队如果好好训练,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军。
他的意见对美国的战略决择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43年8月,武装国军、收复中国领土、然后以中国为基地,封锁和登陆日本本土的“中国方案”,被纳入了美国的彩虹计划中。9月,史迪威正式要求整编国军,具体方案是立刻减少师的数量,把绝大部分严重缺编的师,两个合成一个,同时空运大批美式武器装备,第一期整编30个师,第二期再整编30个师,最终以这60个师进行反攻,收复全部国土。
并且警告蒋公:目前中国负担之重,已经难以承受,没有战斗力、丧失机动性的军队,抽干了国府的财力和粮食供应,必须立刻动大手术,否则只有死亡。
但与此同时,陈纳德却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宣称他只需要500架飞机,就能切断日本本土到中国的海运线路,这样国军就能轻易击败后路已断的日军,无需做重大调整。
很显然,史迪威的陆军改革方案有诸多的困难,需要时间长,但收益也很大,后来驻印军在战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表明,如果史迪威方案能完全落实,国军可以浴火重生,成为一支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也许能够堂堂正正的击败日军,收复国土,并进攻中南半岛、朝鲜半岛、甚至参与对日本本土的登陆行动。这样,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国际地位也就不可同日而语;陈纳德的空中方案简单、轻松,基本靠美国人打仗,蒋公可以开开心心的保存实力。但战争结束时,国府除了一支小型的美式战术空军外,其他就啥也得不到。由于国军已经丢掉了全部海港,这两个方案所需要的物资都只能从驼峰航线获得,蒋公显然只能做选择,不能我全要。
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决策者都会知道,盟友关系不可能千年万岁,趁强国舍得砸银子的机会,快速聚集实力,才是第一选择。但蒋公却有独特的脑回路,几乎立刻选择了陈纳德的方案。不但亲自写信给罗斯福,表示支持对日远程轰炸的方案:
而且还微操到底,要求从1943年5月开始,驼峰空运全部运输空军器材和航油,停运一切陆军武器,全力支持陈纳德从空中打败日本鬼子。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史迪威和马歇尔当时就警告说,国军的战斗力根本保护不了机场,鬼子一旦被打痛了,就会立刻进攻机场,到时候,反而弄巧成拙。应该等滇缅公路打通,把驻印军调回国内,做好机场防御后,再开始对日轰炸。
对此,蒋公表示,你一个美国佬懂什么国军?特别嘱咐小舅子宋子文,向罗斯福拍胸脯:“蒋委员长经缜密考虑,认为所有战时物资需致力于空中攻击”、“蒋委员长声明,敌人如用陆军进攻我航空根据地,阻挠我空中攻击计划,中国陆军力量足资应付”。
委座的保证到底有多少价值,大家现在也很清楚了,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时,处于持续衰竭状态、没有得到任何改良的国军,连一个空军基地也守不住。
国统区的全线崩溃也让罗斯福气急败坏,连续给蒋公发了四封电报,要求把全部国军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总统阁下也明白了,空军不可能完全阻止陆军的行动:
欧洲战场上,德军在英、美空军绝对空中优势的压力下,仍然能防御、反击,发现自己被忽悠了的罗斯福,已经顾不上外交礼节,在电报中对国府的评价低到了极点,什么“濒临绝境”、“严重而迫切的军事危机”、“军事形势危急、必须冒政治风险”、
“必须立即把军队交给史迪威、否则就太迟了”,让国府遭到了最大一次外交羞辱。
当然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老蒋是不可能交出军队指挥权的,特别是史迪威表示,自己已经与八路们取得联系,罗斯福也希望美国直接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后,双方更是爆发了直接的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史迪威去职,美国派魏德迈接替,国军也没有什么改革,就这么糊弄着一直混到了日本投降。
从1943年后美军修订的彩虹计划来看,史迪威的使命就是让国军支楞起来,在美国武器的援助下,击败日本陆军。因此,他对国军的期待和要求都很高,遇到蒋公的拖延手腕,双方自然矛盾重重。而豫湘桂大溃败后,美国彻底放弃了这种希望,转而全力从海路直攻日本本土,只要国府不垮掉就行了。但即便如此,接替史迪威的美军参谋长魏德迈,也不得不在1945年1月郑重警告国府:援华物资分配和使用十分低效,中美高级官员都大量参与了黑市走私。
驻华的美军基层军官和传教士也都认为,国军的糟糕表现简直不配用美国武器,美国援助不能再交给国军。
事实上,从1928年开始,没有任何一任美国顾问对国府有正面的评价,老蒋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后坚决主张停止援助一个“每天都需要和自己的人民作战,才能维持下去的政权”:
解放战争中的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接受国会质询时,也要求停止援蒋,给国府划江而治的美梦画上了句号:
纵观历史,这种走一处黑一处、狗憎人嫌的记录,怕也是独一份了吧。
其实,正如在抗战中被反复证明,也即将在解放战争中被再次证明的那样,无论是陈纳德还是史迪威,法肯豪森还是崔可夫,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外国顾问、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权限……最终,都无法实现对国军的改革,他们提高国军战斗力的任何尝试,最终都播下了龙种、长出了跳蚤。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队也不过是一个社会体制的外在表现而已,而正如史迪威自己在日记里总结的那样,要改革国府这个体制,除了把它打得粉碎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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