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通过展开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过程中各种深层次矛盾的激化、右翼民粹主义政权的危害以及跨国农业综合企业进行全球土地套利所引发的生态和流行病综合灾难的探讨，深刻地揭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失败和急遽衰败，已经演变为一种灾难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促进了西方“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和共产主义话语的重归，西方社会抵抗运动重新“回归激进政治传统”。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一种替代性道路思考。

关键词：灾难资本主义 垄断资本学派 资本主义危机

美国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英坦·苏万迪（Intan Suwandi）2020年发表在《每月评论》杂志上的《新冠肺炎疫情与灾难资本主义——商品链与生态-流行病学-经济危机》一文认为，随着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扩散，我们正目睹灾难资本主义的出现，“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经济大衰退、金融动荡、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商业链到处断裂、生态物种灭绝、传染病大规模跨境传播以及帝国主义地缘政治霸权的历史性衰落，这些现象正在融合为一场完美的全球风暴，被描述为灾难资本主义（Catastrophe Capitalism）。”对灾难资本主义的剖析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现状。

一、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失败的经济根源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成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存在结构性缺陷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方媒体曾报道了美国纽约市西奈山医院的几名护士由于医院缺乏足够的病床、呼吸机等医疗设施，穿着由塑料垃圾袋改造的防护服的惊人消息，随后又爆出美国各州和多家医院从紧张的全球供应链和特朗普政府手中争夺个人防护医疗用品的消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制造业强国为什么却生产不出口罩和防护服呢？这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深刻反思。福斯特和苏万迪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成的全新国际剥削体系构成了21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深层结构，全球劳动力套利所涉及的国际产业链-金融链的中断，有可能在仍以停滞、债务和金融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中引发灾难性的崩溃。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和大规模群众消费刺激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转而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经济全球化、金融化来解决政府债务膨胀、民间投资乏力所引发的经济停滞、萧条问题。一方面，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既要使劳动者处于贫困状态以培育廉价劳动力市场，又要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培育社会购买力不断增长的商品市场的两难困境，通过世界500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生产力布局，即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部门梯度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将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延伸进发展中国家，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剩余价值。例如，西方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劳动力资源总量大、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成功地实现了全球劳动力套利，攫取了巨大的超额垄断利润。资本的母国掌握资本控制权的两头：研发部门与品牌营销部门，于是大量的剩余价值流向母国，供养跨国资本富豪以及“工人贵族”，发达国家就成为富裕的消费国或“高福利国家”。总之，通过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了以霸权国家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同盟、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边缘的世界资本积累的国际剥削体系，实现了大规模转移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财富的“剥夺性积累”。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国际产业链、价值链攫取发展中国家创造的民族财富，这种寄生性资本全球扩张方式却导致其自身基础性能力的衰退——不仅使得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基础制造业急剧衰退，而且也造成全球商品供应链处于一种十分脆弱的风险状态。具体来说，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一个产品的生产各环节分散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每一家企业仅仅是整个生产链条中的一个价值创造节点，由此，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状国际产业链。国际价值链则高度依赖国际产业链，任何一个生产环节的成本、质量和交付时间出现问题，都会干扰国际价值链的稳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多数国家为控制病毒扩散而采取禁飞和边境封锁措施，这就使得国际产业链被阻断。据报道，超过50%的公司遭遇突发性事件导致订单延迟，许多全球品牌还利用采购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拒绝支付制成品或正在生产的商品的费用。生产线及航运网络因工厂停产而无法支付工人工资，导致大量裁员和失业。由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突然断裂，与医疗产品有关的许多出口行业被迫停产，各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供给很快就达到临界点，从而导致最富有的美英国家无法为医护人员生产足够的口罩、个人防护设备以及呼吸机，无法保护其住院病人的生命。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跨国资本建构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结构性弊端。大卫·哈维（David Harrey）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分配、消费、再投资等环节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经济无限扩张和增长的螺旋式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意外事件的出现，阻碍和中断资本流动、中断供应链、生产链，并进一步引起需求和消费萎缩，这导致了资本无休止的螺旋式积累正在从最富裕国家内部崩溃……它正在检验马克思所说的‘过度消费和疯狂消费’，预示着整个体系的可怕的和怪异的崩溃”。

（二）新自由主义对公共福利的攻击造成灾难性后果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评价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020年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植根于“信奉赤裸裸剥削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政府多年来否认了公共卫生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一心只为“公司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最大化目的服务,从而导致“先进”西方国家完全没有做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准备。福斯特和苏万迪指出，在强调经济利润优先于人的生命的指针下，新自由主义政府对公共卫生经费采取紧缩政策，将基本医疗保健私有化或外包，健康预算被大幅度削减。公立医院的等待时间变长，住院病房和重症室变少，医疗保健服务的范围急剧缩小和医疗保健公共物品质量下降，导致当大流行病发生时出现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和未能覆盖弱势群体的严重后果。

政府将公益性质的卫生保健事业转交给私营部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的实施使英国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支出急剧紧缩，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丧失了17000张病床，空缺40000个护士职位。目前，英国的卫生服务系统已成为所有西方国家中人均医生和护士数量最低的国家之一。美国公共卫生系统也是高度私有化的产物，美国的医疗、药物行业为垄断资本集团所支配，该系统将利润摆在人的生命价值之前，不仅医疗资源昂贵，医院一直试图限制病床数量，通过减少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来赚取丰厚的利润。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大规模救助金融巨鳄，向银行大量收购政府、公司的抵押贷款债权，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激增。为降低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在特朗普执政的其中3年里，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公共福利支出减少了近20%。共和党国会抨击全民医保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要求”，大量削减了对穷人至关重要的社会福利开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猛烈袭击，资本追求无限积累的逻辑并无改变，美国政府把金融市场和两党斗争放在生命和科学之上，它更关注企业赢利而不关注个人在危机中的生命权益。那些有无限的资源来“拯救”大企业的政府，却拿不出救助新冠肺炎病人和生产医疗设备的公共资源，从而使西方贫民死亡率达到骇人听闻的数据。据报道，美国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价格一度达到3600美元(约合人民币25054元)，个人需要支付50%(约合人民币12527元)。这样的经济负担让美国近3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不得不放弃检测和治疗，造成疫情大规模的蔓延和惊人的死亡率。印度莫迪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对疫情防控的漠视以及卫生保健私有化政策，使作为“世界药房”的印度缺少疫苗和氧气等基本医疗用品，导致印度疫情急速失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西方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失衡，一边是超级商业巨头的股价高歌猛进，一边是低收入群体饱受疫情带来的失业、饥饿和死亡之苦，然而政府却对贫富两极鸿沟视而不见、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状况置若罔闻。这种资本至上、政府缺位的运作机制必然将积累数十年的社会矛盾推至临界点，引发资本主义价值危机和社会动荡。

二、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失败的政治根源

号称拥有最先进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美国却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由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福斯特在《特朗普在白宫：悲剧与闹剧》一书中指出，权贵阶层深深渗透进美国的政治体系，美国自由民主代议制已经蜕变成亿万富豪阶级用金钱收买选票的政治献金制度，向着寡头民主制蜕变。特别是纽约房地产大亨和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的领袖，导致了新的专制资本主义政权和右翼政策的实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特朗普政权只为金融大垄断资本利益服务，而罔顾穷人、有色人种的生命健康权益，这是美国国家治理在抗击疫情方面失败的深刻制度根源。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政府只关心公司盈利和为亿万富翁谋利，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状况置若罔闻。特朗普本人为大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考虑，导致其三心二意地抗击疫情，并积极推动经济过早地“重新开放”。他的选举团队甚至鼓吹，“可能有数十万美国人被病毒杀死，他们将主要是穷人和少数族裔，主要不是特朗普的选民。让我们继续努力，力争尽快让人群获得群体免疫”。特朗普政府还强调此次病毒攻击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人和具有基础病的弱势群体，普通人没有必要过度担忧，放任甚至鼓动民众自由活动，教堂礼拜、婚宴、球赛、马拉松、总统候选人演讲集会等照旧进行，最终酿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恶果。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愤怒地提出应当任命一个公民法庭来调查、追究唐纳德·特朗普、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等人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所犯下的人道主义罪行。

此次全球重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凸显新自由主义政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治理失败，标志着西方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已进入了一个急剧“衰退期”。西方民主代议制的制度缺陷是：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持续的政局动荡；“三权分立”制度设置常常演变成议会、政府行政和法院权力掣肘、相互拆台、相互攻击，“否决政治”一再上演，使政府不能就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策，甚至出现政府运转失灵。弗朗西斯科·福山（Francisco Fukuyama）剖析了美国政治急剧衰败的表现：第一个失衡是美国的权力制衡制度。对权力的制约本意上是使出现暴政的可能性降低，但也使得政府最日常的决策变得非常困难。但由于第二个失衡，即过去20年出现的高度政治极化和右翼民粹主义政权的崛起，使权力制衡制度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政治极化引发了政治停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屡屡导致政府预算案难以通过，联邦政府近20次被迫关门，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13年。每次联邦政府关门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影响民众正常生活。

福山指出，自2014年以来“美国政治衰退愈演愈烈，美国政府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控制，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曾经的政策分歧已经升级为文化认同的分歧，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分歧，愈加恶化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现状”。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认为，共和党主张放宽管制、恢复经济，民主党主张加强管控、挽救更多弱势群体的生命，两党政策差异的原因只是因为选票来源的不同——共和党的选票主要来自地广人稀的小城镇和乡村,是否管制与感染程度相关性不高；民主党的选票主要来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管控缺失将造成大规模群体感染。在国家危机时刻，特朗普总统不但未能领导联邦政府作出正确的反应，反而利用政治极化和党派偏见，试图否认或通过错误信息分散人们对大流行病的注意力，从而致使是否戴口罩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到2021年，为了掩盖美国政府疫情防控的严重失败，特朗普采用煽动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手段来转移国内矛盾和危机，甩锅推责，企图趁机遏制中国。一年多来，美国持续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严重干扰和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给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困难和障碍。总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走向急剧衰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三、制度性种族主义是西方国家动乱的主要社会根源

福斯特在《特朗普在白宫：悲剧与闹剧》一书中批判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政权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联盟的专制政权，特朗普政权对民主、集体利益和社会契约的憎恨显示了过去法西斯主义的一些特点，如白人至上主义、排外民族主义、强烈的厌女主义、反移民狂热以及对战争暴力文化的痴迷。他执政后积极建立警察国家来暴力镇压国内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穆斯林、美洲原住民、亚裔美国人的反抗。福斯特指出，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特朗普政府只关注大企业的赢利，而工人阶级、有色人种和处于世界生产体系外围的人口在疫情中被金融垄断资本集团视作维持资本积累的必要牺牲品，被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非裔美国人的高死亡率充分显示了美国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残酷现实，并由此引发西方底层民众以“打倒资产阶级统治”“杀死资本主义”为口号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运动。

父权制白人至上主义和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对有色人种劳动力的剥削一直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从17世纪到1960年，欧洲裔美国人（尤其是英裔美国人）在识字、移民、投票权、公民身份、土地征用和刑事诉讼程序方面享有法律特权，而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在美国社会中一直遭受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政策的侵扰。制度性种族主义已经深深渗透到美国的警察、法院和监狱系统，导致不平等判刑、种族歧视性执法、警察暴行、移民驱逐和移民家庭分离——甚至将婴儿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维持白人资产阶级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确保白人在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永久性主导地位。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残酷实质。西方资产阶级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垄断大企业的巨额利润，即便疫情使得物流、医药、互联网企业利润暴涨，也无法阻挡它们实施更残酷的对工人特别是有色人种工人的剥削政策，包括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资、裁员、侵害劳动权益来确保疫情之下垄断企业的盈利能力，并试图将生态环境危机、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身上。美国各州政府将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种族的劳动力视为疫情期间维持利润的“必要条件”。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只有20%的黑人工人能够在家工作，而白人工人和亚洲工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0%和37%。白领专业人士多数从事远程工作，但是在环境服务、食品服务、运输部门和家庭医疗保健领域工作的人则不能在家工作，不得不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外出工作，否则就没有任何收入。政府将这些工人排除在急需的社会保护措施之外，加上储蓄低、住房条件差、营养不足以及与健康不相容的工作模式，这些工人更容易感染严重甚至致命的新冠病毒。有色人种由于慢性健康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脏病和肺病的负担而更容易死于新冠肺炎，黑人的患病住院率大约是美国白人的5倍（拉丁裔美国人的住院率是美国白人的4倍），而死于该疾病的几率是白人的2倍。据媒体报道，在芝加哥，非裔美国人仅占该市人口的1/3，但他们却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数的一半以上，以及高达3/4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县，非裔美国人仅占该县人口的26%，却占该县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70%。拉丁裔/西班牙裔和美洲原住民社区的情况也十分糟糕。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防治上把重点放在本国，而忽视国际团结和医疗援助。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疫苗国际合作方面采取的不合作和自私态度，导致这种流行病在第三世界国家演变成一场重大的社会灾难。第三世界国家尽管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化，但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环境污染和营养不良的情况普遍存在，加上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突然断裂，大规模失业和贫困的发生，导致发展中国家新冠肺炎病人的死亡率飙升。然而，当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高度脆弱的人们焦急地等待接种疫苗时，美英和其他一些富裕国家则实行“疫苗民族主义”，蔑视国际人权义务，努力囤积尽可能多的疫苗，逃避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道义责任。国际疫苗监督机构“人民疫苗联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2020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为“贫穷国家”提供疫苗的努力面临“资源严重不足”的危机，但仅占世界人口14%的富裕国家却购买囤积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新冠疫苗。

四、资本全球土地套利是促发新冠肺炎疫情的生态根源

福斯特和苏万迪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日益严重和更加致命的其他大流行病的威胁，实际上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全球商品链和跨国农业生产引发的生态灾难的连锁反应。因此，不应当将今天世界性的传染病视为偶发性问题或随机的“黑天鹅”事件，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当代历史发展的逻辑表明，人类需要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再生产系统，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福斯特和苏万迪指出，一个多世纪以前，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门生、马克思的密友、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Ray Lankster）在《人类王国》“自然的复仇”这一章中警告过，所有现代流行病都可以追溯到人类改造生态环境。他写道，“人类在田野和牧场中积累了不自然的物种群，在城镇和堡垒中积累了不自然的同类群体”，结果是与寄生虫、病毒和细菌相关的新疾病的增长。流行病学家和谱系学家罗伯·华莱士（Rob Wallace）在其著作《大农场制造大流感》中也指出，新冠病毒和其他新近出现的病毒的起源是农业综合企业对自然系统的更深渗透，在生态系统和物种之间造成裂痕，导致潜在的全球大流行病发生：一是世界资本和金融中心通过跨国农业综合企业进行全球土地套利,形成资本密集型农业生产模式和全球农产品商品链，包括大规模的养猪场和大型家禽养殖场等，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破坏了物种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不同病原体基因的混合体，为新型人畜共患病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为高传染性疾病创造了传播的条件，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病毒（EBoV）、甲型流感病毒（H1N1）、禽流感（H5N1）和新冠肺炎等。二是资本积累破坏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野生物种的活动空间，森林的过度砍伐和种植园作物的大量种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从而导致了病毒向社区的传播；农业用地的过度占用、无休止的城市扩张同样也加快了森林砍伐的速度，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三是资本主义全球商品链及其产生的各种联结成为疾病迅速传播的媒介，使这些病原体利用人类联系和全球化商业链条，从一个地方快速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福斯特和苏万迪借用马克思的原话比喻道，资本与自由市场加剧了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断裂，新冠病毒的肆虐正是从这个裂缝中被召唤出来的恶魔。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可持续发展和地球行星安全，要制止未来出现更多的新流行病，就需要彻底颠覆帝国主义农业综合企业的整个结构。只有通过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创造一个公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同样，前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in）在2021年6月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也称“气候和环境危机本质上是一个阶级问题”。

五、灾难资本主义的替代道路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的软肋同时暴露出来，西方国家政府不仅无力解决由国内的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等所导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且还不断抛出“救市优于救人”“群体免疫”等罔顾人权和生命价值、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应对措施，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失败。灾难资本主义再次激活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民众关于共产主义的想象、开启了共产主义话语的复归，各种反抗警察国家暴力以及寻找新的替代制度的社会抵抗运动“重新回归激进政治传统”，无论是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人们都开始想象和探索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西方左翼社会运动“重新回归激进政治传统”

自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各种反抗资本主义的欧美激进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受突尼斯“阿拉伯之春”运动催化，2011年在美国爆发反对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运动迅速蔓延至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法国等西方国家。2020年5月，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白人警察暴力虐杀非洲裔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至少有140多座城市的抗议者涌向街头高呼“我无法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爆发了反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大规模示威游行。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多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加剧了民众贫困，导致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多国爆发以反紧缩政策为主的抗议运动。2016年法国爆发了“黑夜站立”运动，反对政府颁布的损害劳工权益的劳动法修改草案，2018年爆发抗议法国政府调高燃油税的“黄背心”运动，等等。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广大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一定程度上的觉醒，西方正在步入一个阶级分化日益明朗、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美国共产党在2020年最新党纲中呼吁，“我们的国家、人民和自然环境正在被少数富有的金融垄断大资本集团的贪婪所摧毁……工人阶级想要拥有一个真正人道的社会，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变革，只有通过社会、经济革命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出重要的一步，人们才能抛开对医疗保健和教育、失去生计和尊严的担忧，才能消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不安全感，为每个人提供充分发挥人类潜力的机会”。

2021年7月23日，国外左翼网站“新时代媒体”发布了欧洲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第七届全体会议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并列举了拉丁美洲的马列毛主义政党、巴西革命农民运动，特别是秘鲁、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会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力图推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的欧洲地区共产党人的团结斗争。

新冠肺炎疫情使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被质疑，人们开始思考由国家和公民团体有计划地采取非市场的组织化行动，支持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的公有制替代方案。2021年2月15日，“欧洲共产党倡议”组织（European Communist Initiative）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和垄断性的竞争标准延误了新冠肺炎疫苗的供应，资本主义已成为欧洲和世界人民生命健康的障碍。欧盟和美国等打着免费或廉价疫苗的幌子，向第三世界国家谋取重大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使人民承受沉重的后果；世界上所有人都能接种免费和安全的疫苗这一目标，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化，实行计划经济，人民成为自己财富的主人，摆脱资本主义的利润、竞争和剥削时，才能实现。

总的来看，21世纪的欧美左翼激进社会运动爆发频率高、抗议规模大、辐射范围广，提出实现社会公正、分配正义等诉求，并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意识到通过议会选举来“夺取”国家政权是不现实的,只有在得到工人阶级拥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才有可能颠覆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发展中国家走共同富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在上升，而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使西方社会陷入困境，美欧国家急于向外转嫁国内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排外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各种手段打击所谓“战略对手国”，直接导致了地缘政治冲突升温、文明隔阂加深、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紊乱、国际贸易失序和大国间非理性博弈，严重违背了各国人民对公正与公平、和平与发展、主权与尊严的诉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倡议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针对世界经济长期疲软、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恐怖主义、传染病跨境传播、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愈来愈成为制约世界和平发展的瓶颈，各国都迫切期望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积极探索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的、更加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在尊重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整体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向国际社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建构方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首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中国践行“人民生命至上”而不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中，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将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果断采取隔离措施，迅速调集全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和医疗物资应对疫情，为全球抗击疫情积累了成功经验并树立了典范。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优先考虑经济利益、抗疫不利、最终导致疫情广泛蔓延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中国政府认识到，世界只有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打赢这场与致命传染病的战斗，为此中国政府积极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抗疫，推动构建人类健康生命共同体。与某些西方大国囤积疫苗的自私自利的做法不同，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资金和技术支持，向19个国家派出21支医疗专家组，并已向53个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通过中欧班列畅通粮食、原材料和医疗救护物品通道，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出中国政府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价值旨归。

其次，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丰衣足食，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潮流，也是发展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从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征程上举世瞩目的重大创造。中国实行“人民至上”价值观指导下的共享发展，成功地破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共生的痼疾，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摒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残酷和缺陷，重构世界现代化的版图。特别是中国自2013年起相继提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资金流；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帮助不发达国家融入国际生产分工合作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使发展中国家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走上共同富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总之，中国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为发展中国家走新型现代化建设道路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全新选择，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随着灾难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加深，各国民众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引领21世纪先进制度、先进文化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

作者：吴茜，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小玲，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本文系吴茜主持的202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制度转型”（2072021083）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改教法研究项目“全球抗疫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创新研究”（2020MJY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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