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亏欠飞虎队吗?
近些年来,拜影视剧等宣传手段所赐,抗战时期的“飞虎队”这个名号渐渐深入人心。其实,至少曾有三支武装力量,被民间俗称为“飞虎队”。但历史上名气最大、近年来最受追捧的,无疑是1941年8月至1942年7月,由国民政府航空顾问陈纳德组建并实际控制的那支“飞虎队”。
(图为由迪士尼创始人沃尔特·迪士尼亲自操刀设计的“飞虎队”队徽)
虽然这支队伍如今在中国是大名鼎鼎,但很多国人对当年的“飞虎队”还只能说是一知半解。
有的人错误地将这支“飞虎队”与后来在中缅印战区作战的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划上了等号,将其与抗战后期出现的“中美空军混合团”混为一谈,以至于近年来闹出了“大陆最后一个飞虎队员”、“飞虎队的中方队员”这等毫无历史常识的笑话。
还有一些人对“飞虎队”怀揣特殊的崇敬和感激之情,认为他们是因对中国抗战同情而不远万里来华的“国际主义战士”,因此中国应对美国“感恩”。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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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飞虎队”的确为中国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上,这支存在时间不满1年的“飞虎队”,主要作战行动是围绕保卫滇缅公路进行的。
到1941年,中国沿海已被封锁,在日军已经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切断了滇越铁路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着抗战战局的国民政府,可资依靠的外来物资输入通道只剩下西南的滇缅公路,这是支撑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生命线”。深谙这一点的日本军部之所以发动缅甸战役,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切断外界对华“输血”的最后一条“血管”,用经济窒息的手段迫使国民政府乞降。
陈纳德组建的这支“飞虎队”,人员物资均从缅甸登陆,再辗转奔赴中国云南。因为日军对滇缅公路的威胁日益显现,应国民政府要求,成立之初的“飞虎队”实际上一分为二,大部分力量布置在缅甸境内,负责保卫滇缅公路安全,以及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期间,与英国皇家空军协同保卫缅甸的天空;“飞虎队”另一部部署在昆明,主要任务其实也是保护滇缅公路在中国的部分。
1941年12月20日,驻昆明的“飞虎队”战机升空,打了从越南河内起飞前来空袭昆明的日本陆航独立第21中队10架川崎99式双发轻型轰炸机一个措手不及。除当场击落3架,其余的7架轰炸机全部被打成重伤,最终只有1架返回河内机场,其余的全部在途中坠毁或者迫降。这场久违了的空战胜利,极大鼓舞了自1940年“零战”出现在中国战场后被压抑许久的中国军民士气。
【注:“零战”,即二战时期日军著名的零式战斗机。】
(图为战斗机上的“飞虎”标志)
此后长达1年时间内,昆明市区再也没有被日军飞机轰炸。日军轰炸机慑于“飞虎队”的存在,顶多偷偷飞到昆明附近,胡乱扔下炸弹后,就飞快地逃回去交差。这相当于“飞虎队”仅用一场空战胜利,就保证了昆明市区1年的安全。
1941年12月23日,日军出动54架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12架中岛97式战斗机、8架中岛一式战斗机空袭仰光,企图一举荡平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部署在仰光的“飞虎队”第3中队以损失4架P-40、阵亡2名飞行员的代价,一举击落6架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击伤另外8架。在12月25日的空战中,又以损失2架P-40的代价,击落5架重型轰炸机、2架中岛一式战斗机、3架中岛97式战斗机。
此后,缅甸战局虽每况愈下,但“飞虎队”战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仍主动出击。虽然他们并不能力挽狂澜,但如果没有其存在,缅甸战局的崩盘可能会更快。从这一点来说,“飞虎队”对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是巨大的。
但是,对任何事物的褒奖一旦过度,就难免变得越来越失真。陈纳德及其领导的“飞虎队”,在近年来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获得了远远超出当年的名声和地位。一些网友甚至认为,“飞虎队”和白求恩、柯棣华等人一样,都是不远万里漂洋过海,真心诚意、不求回报来帮助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国际主义战士。甚至还有人一提及“飞虎队”,崇敬和感激之情便由然而生;不但自己对“飞虎队”感激涕零,而且还四处“教导”别人,说中国对美国欠下了天大的“人情”,中国人理应对美国“感恩”云云。他们可能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历史上真实的“飞虎队”,与他们的描述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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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20倍于中国飞行员,一听要降薪全跑了
在谈陈纳德及其“飞虎队”之前,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顾客去饭店吃完饭,会对厨师、服务生和大堂经理感激涕零,认为他们于你有“大恩”吗?也许很多人也许会礼节性地表示感谢,但恐怕没人会认为“有恩”之类的。相反,如果饭菜或服务质量不如预期,投诉或抗议也不稀奇。为什么呢?因为上饭店吃饭,是自己掏钱购买服务,于双方都是对等可接受的交易而已。
“飞虎队”为中国效力,其实就是这样一场“买卖”。这支“飞虎队”的真正番号,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这里所谓“志愿”,就是招募,用钱雇佣。陈纳德及其“飞虎队”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之间,其实就是纯粹的雇佣关系,而且还是高价的、不对等的的雇佣关系。
陈纳德于1937年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前,军衔不过是上尉,军饷标准为每月110美元。而他受聘为国民政府航空顾问时,中方给他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是1000美元。除此之外,还包吃、包住,出差外出提供汽车和飞机,还给他配翻译。这些全由国民政府买单,并不从陈纳德的顾问工资里扣。
而“飞虎队”组建时那100架P-40战斗机,都是国民政府掏钱买的,标准的中国政府资产。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签署第5987号命令,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时,陈纳德声称招募到了110名飞行员、150名地勤机械师和29名后勤人员。国民政府支付给普通飞行员的月薪是600美元,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每击落一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
(图为“飞虎队”队员合影,他们拿着令人难以想像的高薪)
这个薪酬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以1937年前尚未贬值的法币折算,“飞虎队”每个普通飞行员的月薪约合法币2000元。当时中国空军军衔最高的上校飞行员,月薪也只合法币600元,普通的少尉飞行员的月薪只合法币100元。如果以1941年已经大为贬值的法币计算,中美飞行员同工不同酬的差距则更夸张。
如果说中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好同比的话,那么来看看当时美国国内的收入情况。
据统计,1935年,美国的家庭或单身个人,有39%平均年收入1500美元(月均125美元),30%平均年收入在780美元(月均65美元)以上,12%在2500美元(月均208美元)以上,3%在5000美元(月均416美元)以上,1%在1万美元(月均833美元)以上。
查询1935至1941年间的经济数据,美国经济增长率及通胀率均保持平稳,币值及国民收入波动均不明显,期间数据基本可作横向比较。这就是说,“飞虎队”飞行员的月收入,均可跻身美国国内前3%收入的群体(中队长很可能排入前2%以内),这绝对是高收入富裕阶层的水准。
1942年7月3日,成立不到一年的“飞虎队”宣告解散。原“飞虎队”成员可自愿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新成立的“美国陆军航空队驻华特遣队第23大队”,但薪金改为按美军标准发放。
结果怎样呢?
除陈纳德本人外,没有一名飞行员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只有少数地勤人员留下来转入美军服役。
(图为陈纳德,“飞虎队”解散后,他重回美军现役,升任将军)
原因很简单——同国民政府雇佣他们的价码比起来,美军军饷显得太低了。
二战时期,美国陆军航空队地勤人员的军饷标准是每月30美元,一般飞行员月薪才150美元。1942年美国陆军航空队在前线的飞行员中,月薪最高的一位,将各种战地补贴、出勤补贴加在一起,每月也只有347美元。
所以,“飞虎队”队员们来华助战,并非出于什么“国际主义精神”、“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或者“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说白了就是来淘金的。一旦收入不及预期,他们便立即回国,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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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无实战经验、没摸过战斗机的飞行员们
高价雇佣,似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多吹捧“飞虎队”的人士就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商品质量好”:“飞虎队”成员技术精湛,而且富有实战经验,因此花大价钱雇佣绝对“物有所值”。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严守“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正式参战。那么,在1941年7月被陈纳德搜罗到中国的“飞虎队”飞行员,是在哪里积累的实战经验呢?
要说所有美国飞行员在战争初期都毫无实战经验,那也是冤枉了他们。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曾有244名美国人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参加对德作战。这个历史桥段,也出现在前些年好莱坞出品的电影《珍珠港》中。
(图为电影《珍珠港》中本·阿弗莱克饰演的男主角雷夫,片中他就是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效力的美国飞行员之一)
不过,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二战结束前一直留在英国皇家空军中。而从陈纳德的个人回忆录,到国民政府档案,再到诸多当事人回忆录,都从未提及曾有参加过英德空战的飞行员加入“飞虎队”。
“富有实战经验”无从谈起,那么“技术精湛”呢?
从1941年7月开始,“飞虎队”在云南昆明展开飞行训练,短时间内就摔掉了3架P-40C战斗机(前后总共摔掉了10架)。要知道,这些战斗机,是节衣缩食的中国军民,以4.5万美元1架的高价买来的。未战即摔,着实心痛。
(图为部分“飞虎队”队员在战机前合影)
训练中失事,可能是飞行员水平问题,也可能是地勤维护不善导致的。但在昆明训练中飞机失事的锅,怎么都不该由“恶劣天气”等客观条件来背。
P-40战斗机从1938年进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到1941年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新锐机型”按理说不该出现那么多飞行事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答案就在陈纳德自己的回忆录里。
他毫不隐讳地说,“飞虎队”组建之初,顶多只有十余人能胜任P-40的驾驶。其他飞行员此前只飞过高空大型轰炸机、鱼雷轰炸机、运输机或水上巡逻飞机。大多数人此前根本就没开过战斗机,更没见过P-40。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43岁,最小的21岁。大部分人年龄超过25岁。当时美国空军认为,飞行员最适合的年龄是20到24岁,因为此时体力和脑力最强,能够适应高强度的空战。而这些人中凤毛麟角的几个战斗机飞行员,也是美军里不受待见的讨厌鬼、惹祸精,与“精英”二字根本不搭边。
(图为编队飞行的“飞虎队”P-40战斗机,这种编队方式其实是不符合二战时期空战要求的)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陈纳德在退出美军来中国淘金前,在军中也不受待见,人缘很差。他组建“飞虎队”虽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许和暗中相助,但哪支美军部队的指挥官会欢迎他来挖墙角?真正的精英飞行员,美军会不想留,或是留不住?所以,哪怕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招来的也往往只能是二、三流水准。
美国当时的政策,对飞行员外流也有着严厉的限制。二战初期美国保持“中立”,宣布美国人参战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者有丧失美国国籍的危险。只有一些“冒险家”才会不惜代价闯一闯。因此,在前面说到的英国皇家空军秘密招募美军飞行员时,就碰到了类似“飞虎队”的情况。英国人招募到的,是一个富有美国特色的乌合之众。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不足16岁,最大的年近40,绝大多数没有军事经验,没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都是想来冒险、寻刺激,还有人是为躲债或家庭纠纷。这些背景各异的美国人,大多自称飞行高手,但英国人后来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前只开过轻型民用飞机,谎报机型和飞行小时数是常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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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伺候的“大爷”
为了组建、维持这样一支“飞虎队”,当时的国民政府付出了极高的代价。除了前述高昂薪酬和天价奖金,以及耗资450万美元购买100架P-40C战斗机(有1架在运输途中坠海损失,实际到货99架。其中有一些被调拨给在缅作战的美英军队,“飞虎队”实际装备了70架左右),陈纳德还开口向国民政府明确要求:
“应给每个飞行员提供单人房……给全体人员提供分隔、独立的浴室及厕所……给每五十个人提供游戏娱乐房。这些房间应该有打牌桌、游戏桌或乒乓球桌。”
(图为陈纳德和蒋介石夫妇在一起)
曾经的“飞虎队”队员R.M.史密斯在《飞虎队日记:与陈纳德在一起》中回忆:当他抵达昆明时,“房子又新又干净。餐桌上有白布……以及很不错的美式火腿、鸡蛋、咖啡。招待所里买得到骆驼牌香烟。浴室有淋浴和热水……二楼还有真正的酒吧……这里的生活太不费力……我把脏衣服扔在地上,服务员把它拿走,洗干净后再拿来,放在适当的衣柜里。我吃午饭或早饭时,两、三个中国佣人在给我洗车”。
在伙食标准方面,国民政府给“飞虎队”每人每日提供肉类(牛、猪或鸡)550克、鸡蛋4个、蔬菜620克、土豆310克、干菜60克、面粉380克、猪油60克、糖180克、盐15克、水果340克、花生30克、茶叶12克以及其他香料。为了制作地道的西餐,国民政府还特意花外汇购买西菜灶、面包灶等设备。
这样的待遇,莫说放在积弱积贫的民国时期、民生艰难的抗战期间,一般国人想都不敢想;就算是放在当下,也都不寒碜!
据事后统计,存在不到一年的“飞虎队”,前后花费了国民政府约800万美元。
这,还仅仅是有形的代价,还有些无法用金钱衡量,容易被人忽略但其实更加关乎重大的代价!
(图为宋美龄视察“飞虎队”)
名义上,“飞虎队”作为中国政府出资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理应接受中国军方的管理和指挥。但实际上,关于“飞虎队”的一切事务,中方基本都无权过问,更难以插手。就连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副会长周至柔、航空委员会副秘书长黄仁霖,都只能反过来听从差遣,满足美方要求。
这种状况,无论在哪个国度,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是件很光彩的事。
1942年初,蒋介石夫妇到昆明“飞虎队”驻地视察慰问时,居然不止一位“飞虎队”成员粗鲁地打断蒋介石的讲话,甚至当着宋美龄的面高声向中方索要性贿赂,否则就不作战。除陈纳德本人外,其他在场的美国人也大都纷纷起哄叫好。
再怎么说,宋美龄是当时的中国第一夫人。由中国政府雇佣的这些人员,居然公然冲着一位地位如此尊贵的女性高喊不堪入耳的要求,这就不仅是在侮辱人格,更是不折不扣地侮辱国格了。
(图为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夫妇)
当时的场面相当难堪,虽然陈纳德令人将带头闹事者架出场外,以“喝醉酒”为由给宋美龄打圆场;但这到底是偶发事件还是必然事件,是个别人素质低还是普遍如此?想分辨这些,光听外交辞令显然是不够的,得看事件前后当事双方的行动。
如果真是个别事件,陈纳德事后应当对当事者进行惩戒,关禁闭也好,罚薪也罢,哪怕只是训斥一番,终归是个态度。
但遗憾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像此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而国民政府一方,不仅没有计较此事,甚至真的为“飞虎队”四处张罗失足妇女,千方百计满足其要求。陈纳德本人不仅不反对,反而对队员们享受这种“福利”公开表示支持和鼓励。
实际上,“飞虎队”内部纪律相当松弛,打架斗殴、偷盗、骚扰驻地附近妇女更是家常便饭。到“飞虎队”解散时,竟然有一半人因为患上了性病而丧失了战斗力!
1941年11月,美国军事代表团来“飞虎队”驻地考察后,也认为这就是“一群毫无军纪的暴民”,“这些暴民见到陈纳德甚至都不需要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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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战绩却是一笔糊涂账
有种意见认为,不管如何“高薪低能”、恣意妄为,“飞虎队”在战场取得了骄人的实际战绩,这就足够了。
然而说到战绩,存在诸多截然不同的说法。
(图为反映“飞虎队”战斗场面的美术作品)
有一种说法称:在“飞虎队”参与的31次空战中,“飞虎队”队员以“5至20架可用”的P-40C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
另一种说法则是:“飞虎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飞虎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飞虎队”战时曾宣称:从1941年11月至1942年5月,共消灭日机297架,其中空中击落171架。
黄仁霖在“飞虎队”解散告别晚宴上,称:
“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
在国民政府的战时宣传中,“飞虎队”击毁敌机的数量从268架至299架不等,而实际支付了击落296架敌机的奖金。
(图为“飞虎队”成员为飞机装弹)
战后,有航空史研究学者经过考证,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进行比对,认为“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日机,其中可能还包括英国人的战果,而自身则损失了80架战斗机。
而航空史专家Ana更是坚称,根据中美日三方资料,“飞虎队”能确认的战果仅有31架,包括14架轰炸机、14架Ki-27(97式)战斗机和3架Ki-43“隼”式战斗机。
究竟相信谁的呢?
前面已经分析了,“飞虎队”来华前谈不上有战斗经验,人员素质也不算很高;而日本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已经在中国上空征战了4年之久。P-40和日本战斗机相比,性能上也各有千秋,并无碾压优势。
“飞虎队”队员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当他们第一次碰上日本飞机时,什么战术都忘了,遭遇战打成了混战,没有打中自己人纯粹是因为运气,直到着陆好长时间,所有飞行员还激动不已。在这种情况下,就算“飞虎队”刚开始能凭出敌不意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但双方战损比也不至于悬殊过大。
此外,从1941年12月20的昆明空战到1942年7月3日解散,在超过半年的时间里,“飞虎队”战斗出动102次,包括空战26次、轰炸23次、掩护轰炸4次、空中拦截10次,这些数据史学界及当事人并无异议。而以“飞虎队”的规模来衡量,这个作战强度偏低;想要取得前面所说那样巨大的战果,需要惊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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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评价
热衷于褒奖“飞虎队”的人们,对抗战时另一支外来的飞行队——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往往是另外一种态度。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政府累计总共派遣3665人来华支援中国军民抗战,其中前后共有1091名苏联飞行员加入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该航空队先后共计装备了561架战斗机、222架轰炸机以及100架教练机。这些飞机,没让国民政府花一分钱。飞行员及地勤人员的工资,都由苏联政府支付,同样也没让中国人破费。该航空队的飞行员及地勤不仅参加对日作战,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理厂,并在乌鲁木齐、兰州等地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手把手培训出近万名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图为中国士兵守护着“飞虎队”的战机,它们都是国民政府财产,中国人民的血汗)
在纪律方面,哪怕是国民政府中的亲美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苏联人的纪律比美国人严明得多。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非常质朴,待人谦逊诚恳,绝无颐指气使。”当然,害群之马哪儿都有。但苏联政府对违纪人员,一律立即遣送回国接受惩罚。
在作战上,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听从中国航空委员会调遣,先后参加了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甚至西部边陲昆仑关等重大会战。可以说,该志愿航空队出现在了1941年之前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仅1939年10月3日,苏联援华航空队12架轰炸机奇袭汉口机场,就炸毁日军机60架左右,炸伤日机近百架。仅佐级军官就炸死4人,其中包括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基地司令官冢原二四三重伤截肢。日军哀叹这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并将机场指挥官军法从事。当天在汉口机场侥幸逃生的坂井三郎,是二战结束日军幸存的头号空战王牌,他将那一天称为“罪恶的厄日”,直言此役为“皇军的大败笔”。
据统计,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总计牺牲了211人。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仅1938年的武汉空战,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就牺牲了100多人。当时的国民政府把能够收集到的烈士骸骨,都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
(图为库里申科,牺牲时年仅36岁)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其规模之大、战功之伟、牺牲之巨,是“飞虎队”难以比拟的。
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的根本出发点,是为维护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但他们客观上对于中国抗日有着莫大的助益,这同样毫无疑问。
作为得到帮助的一方,我们也应表示感谢。同理,尽管是为了淘金,尽管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飞虎队”来华客观上仍然是有助于中国抗战的。不论其战绩究竟为何,但他们的确在抗战最艰难时期鼓舞了国内民心士气,让当时的国民党精英阶层看到了美国直接参战的希望。所以,他们的客观历史功绩,是要肯定的。
(图为抗战期间来华助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I-16战斗机)
总之,绝对化地去看待历史人物与事件,往往会出现偏差。对所有帮助过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士,包括“飞虎队”在内,中国人民都应予以感谢,但无需过头,真正客观、全面、深入地了解和看待,才是对抗战那段艰苦卓绝历史的尊重。
参考资料:
《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 【美】克莱尔·李·陈纳德 著 李平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1941-1942年》 【美】丹尼尔·福特 著 叶蔚然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8月出版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飞虎队”态度的演变》 徐飞 著 《安徽大学学报》2014 年第2期
《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纪实》 冯玉荣 著 《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 徐康明 著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云南驿机场与美国援华“飞虎队”》 江从延. 著 《大理文化》2014年第9期
《抗战十大谣言之“飞虎队”神话》 《观察者网》2014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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