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陷阱与颜色革命

  戍天九思

今年8月29日，乱港头目在香港多个聚集点组织播放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纪录片。这是英美情报机构联手炮制的美化颜色革命的片子，还拿了所谓的2015年国际电影节单位奖和2016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奖。但是，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乌克兰现状的人就知道其中的勾当，奇葩的是被洗脑的香港人还被电影感动得痛哭流涕，一个香港姑娘边擦眼泪边说，希望香港可以有乌克兰这样的美好结局。

▲可悲的香港妹，用大拇指想一想再哭也不迟！

乌克兰“颜色革命”结出的是“动乱之果”

事实上，经历过两次颜色革命的乌克兰，不仅是欧洲最穷的国家，还是国际最著名的代孕中心和欧洲最大红灯区，也是我们观察颜色革命后国家命运的样本。

2004年11月，乌克兰亲西方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以乌克兰总统选举存在舞弊现象为由，发动“橙色革命”，推翻了亲俄的政府。新政府为了讨好在街头暴动中支持自己的选民，宣布将2005年政府预算的80%用于提高全民的工资和退休金。可惜好景不长，不懂经济而又与俄罗斯翻脸的新政府上台一年就给玩垮了，乌克兰的经济增速由2004年的12.11%暴跌为2005年的3%，失业潮爆发，选民严重不满。新政府不得不采用包括色情和代孕产业等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深陷经济泥潭的乌克兰女性被迫一步步成为牺牲品。

2011年，由于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乌克兰亲俄派政客亚努科维奇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他以“橙色革命”终结者的角色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准备实现乌克兰的由乱入治。2013年底，努科维奇决定暂停加入欧盟，准备全面倒向俄罗斯，这引起了西方的震怒，因为失去乌克兰西方就失去了钳制俄罗斯的棋子。

于是，在西方的支持下，乌克兰国内反对派立刻走上街头暴动，发动了第二次橙色革命。2014年2月22日，反对派领导人图尔奇诺夫成功当选新议长后，立即宣布废黜亚努科维奇总统，因担心清算报复，亚努科维奇逃到俄罗斯避难，乌克兰第二次颜色革命成功。上一次颜色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大发红包，搞垮了乌克兰经济，这次新政府为了安抚颜色革命中上街闹事的铁杆“支持者”，决定让乌克兰“金雕”特种警察部队给公众下跪道歉，通过侮辱特警来增强新政府上台的合法性。

▲乌克兰新政府让“金雕”特种警察部队给公众下跪道歉，后果很严重。

金雕特种部队由于失望又担心被清算，于是，集体逃到同情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地区，并赶走了当地的乌克兰政府武装力量。3月17日，克里米亚举行了加入俄罗斯的公投，后经普京批准，克里米亚重新回到俄罗斯的怀抱。

由于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而与俄罗斯彻底翻脸，兄弟反目成仇互掐，乌克兰不仅经济上长期停滞、国内动荡，而且还需要拿出大量军费维持俄乌边境安全，乌东部地区长期战乱不断，目前乌克兰已彻底沦为西方遏制俄罗斯的棋子和毫无希望的三流国家。

1988年，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人均GDP是1449美元，此时中国人均GDP是283美元，乌克兰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2018年，乌克兰人均GDP是3095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是9770美元，中国人均GDP反超是乌克兰的3倍。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乌克兰硬生生地把俄罗斯这个兄弟和邻居逼成了仇人，关键是这个兄弟还又强又狠，这种不顾国家安危、一根筋式选择令人吃惊，由此引发的俄乌对立后果可能需要几代人来承担！

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就这样毁在少数政治投机分子手中，几代人的命运就这样被廉价出卖了！这就是某些被洗脑的香港人羡慕的乌克兰颜色革命的真相！也是那些不愿当主人而甘愿当棋子的可悲下场！

为何号称“小美利坚”的利比里亚成了民主弃儿？

非洲的利比里亚号称“小美利坚”，完全是美国人按照美国模式创建的。原来美国废奴运动后出现了大批的自由黑人，很多白人承认黑人是自由的，但是看黑人又不顺眼。怎么办？把黑奴们送回非洲老家去，美国为此专门成立殖民协会，还在非洲西部圈了一片地，1824年2月美国殖民协会依照拉丁文“Liber”（自由）一词，把这块殖民地正式命名为利比里亚（Liberia）。

利比里亚建国后，从星条旗到宪法，一切全都效仿美国，还有美国大量援助，只不过星条旗只保留了一颗星星，代表黑人团结，宪法除了把50个州给改了，其他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利比里亚也被称为“小美利坚”。结果怎么样呢？现在，利比里亚这个470万人口、国土面积11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不仅是非洲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因为全国可耕地开垦不到13%，连粮食都不能自给。

▲利比里亚国旗

不只是利比里亚，移植美国制度的国家还有很多，近有墨西哥，远的有菲律宾，但是国家治理没有一个能接近美国的水平。为什么美式民主制度无法复制？其实，一套好制度的本质，不是制度设计本身，而是维持这个制度有效运转的共识。美国的“民主之花”在其它国家往往结出的是“动乱之果”，原因是有民主之壳而无民主之实，缺乏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共识土壤。

社会共识不仅是好的国家制度的土壤，也是国家力量的源泉。国家力量从哪里来？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真正的力量来源是人和人的组合。可以说，人和人的力量，以什么方式、多大规模、多大力度组合，决定国家的力量格局。而决定国家力量组合的是观念，是所有人的共同想象，是大家愿意相信的东西。

当所有欧洲人都觉得，要为宗教信仰献身之时，手无缚鸡之力的教皇一声令下，就会调集欧洲人前后200年，先后9次到东方耶路撒冷去搞什么“十字军东征”。当所有人都觉得，民族国家才是我们值得献身的追求之时，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会有那么惨烈的厮杀。

毛泽东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说明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力量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敌人和朋友的划分不就是力量的聚合方式吗？因此，没有的共识制度不可能是好制度，也不可能成就一个有力量的国家，美式民主嫁接到利比里亚成了毒瘤。

美国如何走出“美式民主”的泥潭？

美国民主政治基础源于北美殖民时代形成的三大共识，这远比三权分立的美国民主制度更为重要。

一是以《五月花号公约》为种子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共识。1620年11月11日，第二波次闯美洲的移民小帆船“五月花号”到达美洲，船上41个成年清教徒男人签署了一份文件，后来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虽然全文不到200字，但却确立了人们在自愿基础上有权自治和法治的原则。这就是美国的“出生证明”，也是后来美国独立合法性的源头，还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算法。

二是以上帝之名建设“山巅之城”的宗教共识。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很重的国家，宗教传统源于基督教，总统就职时一定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国会开会前议长一定要带头读一段《圣经》，其他西方国家可不这样。而且，美国人信教比例远高于欧洲，有本书就叫《宗教的美国人，世俗的欧洲人》，在美国宗教实际上是在帮助政府管社会，政府够不着的地方宗教替他管了。而宗教在其它国家往往成了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

美国这种宗教传统，一方面，源于《五月花号公约》清教徒来北美建设心目中美好世界的信仰，公约开头第一句就是“以上帝之名，阿门”，很像一篇宗教布道词；另一方面，十年后又有一批移民中的领袖——温斯罗普在船靠岸前做了一次布道，其历史影响仅次于《五月花号公约》。他说：我们来美洲，不是一般性地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是要建设一个让全世界都注目、都景仰的“山巅之城”。后来，这既是美国人共同的信仰，也是美国向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的动力。

三是以英国文化传统“阿尔比恩的种子”为共同底色的联邦共识。当时，英国移民先后分头在北美建了13块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美国的13个州，虽然其经济文化差异大、独立性强，但是都有英国移民和殖民地的共同底色，这就让这13块殖民地实现了多样性的统一，成为美国联邦制的源头。联邦制为美国的移民社会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不同背景的移民可以选择不同的州，这是美国既能吸纳不同地区的移民，又能保持国家完整和统一的秘密。

总之，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一方面来自于殖民地时代的这三大共识，另一方面来自于立国过程中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那些开国元勋的精心设计，更重要的是移民在美洲大陆拓殖过程中，内部不断融合，外部不断塑造，最后才形成美利坚民族的自治边界、宗教边界和联邦边界的共识。

当然，“美式民主”形成这三大共识，也付出了两次独立战争、一次南北战争的巨大代价。特别是因关税和州权之争的美国南北战争，最终以75万人死亡、40万人伤残的代价，维护了国家统一，拯救了联邦，形成了把州权关进联邦制笼子的共识，虽然这个代价远比美国后来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还要大，但却是美国走向国家一体化和现代国家的起点。可见，美国在反对分裂、维护联邦统一问题上，不仅底线分明，而且不惜血本，毫不手软。

当美国从“美式民主”的泥潭中走出来，尤其是美国获得全球霸权之后，就开始对世界各国进行降维打击，引诱世界各国走上“美式民主”的独木桥，以便在你过桥时下套，让你万劫不复，这才是美国“颜色革命”的本质。

西方民主政治的三大陷阱和美国五大分裂

有人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西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更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许多顽疾。笔者归纳起来，可以称之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三大陷阱。

民主决策的陷阱——公地悲剧。为何西方“民主之花”在其它国家总是结出“动乱之果”，根本原因还是“公地悲剧”。这是英国哈丁教授于1968年提出的理论模型，讲的是公地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如果每个牧羊者都有使用权但又无权利阻止他人使用，大家都在追求收益最大化，就会造成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比如，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和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等，都是“公地悲剧”的例子。

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卡普兰作了进一步研究，对于“民主制度下为什么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作了更为深刻的解释：由于人们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对经济问题存在着排外偏见、职位偏见、反市场偏见和悲观偏见等四大偏见。因此，当人们在面对不需要自己直接承担责任的选择时，他们就会选择放纵自己的无知、感情和偏见，从而持续产生不良的经济政策。

因为人们只有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才会变得理性，而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感情和偏见。

民主决策就是这样，如果既不能阻止别人滥用民主又不需要对其后果负责，就会酿成民主决策的“公地悲剧”。英国脱欧公投，既是政治家怕担责任而把问题推给民众的闹剧，也是普通民众对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的情绪发泄，以致出现公投脱欧后又集体反悔，让英国整个国家面临极端对立、国家分裂的脱欧困境。香港骚乱问题就是极少数乱港分子，假民主之手不计后果地搞乱香港，然后一走了之，而民主“公地悲剧”的后果，却要绝大多数普通香港人来承担。

其实，避免公地悲剧的办法也不少。比方：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场上的牧民就形成了一个规矩：当一个地方的草吃到一定程度时就必须换地方，从而保证草场每年都能够长出来。可见，从表面上看避免公地悲剧似乎并不难，但是，真正难的是形成共识共为，既要有共同的规矩，还要有共同的行为。公地悲剧往往是颜色革命后许多国家动乱的根源，缺乏社会共识约束的民主必定是脱缰野马。

民主选举的陷阱——阿罗不可能定律。阿罗是美国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罗不可能定律所讲的原理，是早在18世纪就由两位法国数学家提出的，但是，直到1950年阿罗才用严谨的数学方式把这个思想给证明了，因此后人就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律”。讲的是：在人们有多种不同选择的情况下，选举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意愿。选举还会出现议而不决、循环不已的情况，而要阻止这种情况，要么是由议程决定人决定会议的程序，要么把毫无区别的“选票”改成能够反映赞同程度的“钞票”。

实际上，西方民主选举，选出来的都是会忽悠、会操控舆论、会投机窃取人心的政客，而不可能是真正的选贤任能，希特勒和特朗普都是煽情、忽悠的顶尖高手。

民主财政的陷阱——政府赤字。1977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与瓦格纳合作出版了《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书中预言：在民主体制下政客会欺软怕硬，选择采用增大赤字的办法来讨好他们的选民，让自己赢得选举。当时该书争议很大，现在书中预言基本上成了事实。现在，当我们看到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看到那些不怪自己而怪别人的选民，看到那些不谈怎么样还债，还谈怎么样继续借钱的政客，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两位学者的先见之明。

事实上，过去100多年来，民主国家的政府财政赤字都有大幅增长的趋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主制度。政客为了赢得选举，往往要采用避重就轻的办法讨好选民，把好处留到今天，把负担推到明天，从而加剧子吃卯粮困局。民主伴随着赤字，这是由民主制度决定的，游戏规则当初这么定下来的时候，结局也已经定下来了。目前，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已高达2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去年的20.5万亿美元GDP。

在美国，随着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扩张，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分裂现象越来越突出，美国社会正面临五大分化：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上下矛盾，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左右矛盾，白人至上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种族矛盾，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经济矛盾，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发展矛盾。

这些矛盾的激化使今天不同的美国人爱的是不同的美国，导致美国民主政治基础——社会共识的动摇。而且这种分化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还在不断加剧，美国建国初期白人比例是95%，现在不到60%，其中靠近墨西哥的加州和得州白人不到50%，预计到2050年美国白人人口将不足一半。这是特朗普为什么要修美墨边境墙、限制外来移民的原因，也是美国深层次危机的根源，美国也正在再次掉入美式民主的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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