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敌人”情结

刘晓秋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美国很快熟悉了如何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历史任务和使命理解为：维护“正义”，反对“邪恶”。

冷战高度强化了美国的敌人概念，差不多半个世纪，他们（美苏）的眼睛盯着彼此，他们的武器瞄着对方。1987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告诫美国人说：“我们正在做一件对你们来说真正可怕的事情——我们正在让你们失去敌人。”他们真做了，40年间，美国充当了所谓“自由世界”反对“邪恶帝国”的领袖。随着苏联的不复存在，美国不再面临传统意义上国家层面安全的威胁。“邪恶帝国”没有了，美国怎样给自己下定义呢？或者，如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所说：“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的意义何在呢？”美国著名媒体人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冷战结束时说：“国家是需要敌人的。一个敌人没有了，会再找一个。”

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患上了“敌人饥饿症”。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有以新经济为特征的强大经济实力，还有无法估量的软实力，美国自得而失落，没有任何国家能挑战它，这种状态甚至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独孤求败”。失去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后，美国仍然增加军备、发动战争，扩展其影响力和控制力。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在海外保持有30余万驻军。“只有在美国，人们才能够听到世界需要美国领导的说法。”一位英国外交官如是说，“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听到的是美国的骄横与单边主义。”美国在世界各地搜寻敌人，并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从海湾战争、波黑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如今在国际社会中，传统的均势效应并没有形成，没有谁能制约美国的权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面前，连法德这两个自二战以来就以“大西洋价值”强化认同而亦步亦趋于美国的“盟友”“伙伴”也沦为他敲打的对象。

而作为美国的敌人来源是复杂的，既来源于现实，也来源于想象。比如恐怖分子本·拉登以及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还有被美国打上标签的“邪恶”或“无赖国家”，再就是它认为的潜在的挑战国。尤其是后者，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这其中似乎中国作为敌人是令人可信的。实际上，美国不仅以一种简单逻辑来寻找敌人，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哈丁所说：“美国的典型做法一直是为一个复杂的，常常是谜一般的国家绘制一幅简单、夸张、感情用事的形象。人们所熟悉的中国的漫画形象不是盟友就是敌人，不是心甘情愿的学生就是意识形态的对手。”

中国毫无疑问是不同于苏联的，它乐意采取合作的态度，愿意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由此出现了中美战略对话中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反恐和防止核扩散，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正是因为美国敌人的复杂性给了中国以较大的回旋余地，中美关系之前的稳定得益于此。然而，时过境迁，在2018年美国国防报告中，美国毫不掩饰自己已将中国视为“眼中钉”。报告中声称：“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是当今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它使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恫吓邻国，并对南海进行军事化。俄罗斯侵犯了周边国家的边境，并力争对邻国在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所作的决定行使否决权。此外，尽管遭到联合国的谴责和制裁，朝鲜的非法行为和鲁莽言论仍然存在。伊朗继续散播暴力，仍然是中东稳定的最大挑战。”这是一份明明白白的美国的“敌人清单”。

政治学中有一句名言：你把谁当敌人，谁就会成为你的敌人。美国明明有丰厚的软实力资源，却硬要以硬实力来达到目的。把竞争对手搞成“敌人”进行遏制打压，把盟友伙伴搞成“跟班”而颐指气使，使国际局势陡然紧张，国际秩序危机重重。只是我们都知道，权力是把双刃剑，在美国以“贸易战”为石子，惊起一片鸥鹭的同时，自身能否承担权力使用上“任性”带来的后果？不妨拭目以待。

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外部环境的考验只是诸多考验之一。中国既有决心和能力，也有战略纵深，以及无限潜力。只要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就一定能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如果美国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应让它见识到这一点。

（作者为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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