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朗普频“退群”，不能仅限于道德批判

——再谈协议期待与契约迷信

宪  之

特朗普上台后频频退群，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新常态。对此，从道德角度指责美国的不守信义与虚假民主，这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下面就此再议论一下。

一

从特朗普频频退群，我们还要看到霸权帝国虚弱衰退的一面，及其反动的一面。

苏东崩溃，历史终结，在满头满脑宠美畏美的中国公知眼里，美帝支配世界的千年王国降临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只有“跟着”，激进者更主张心甘情愿当孙子，才能“三百年殖民地现代化”。岂料历史并未终结，有压迫就有反抗，资本世界的固有矛盾不是奴才们百般美化就能长期遮蔽的。三十年河东河西，美国主子及其奴才的终结美梦到特朗普当政，靠他们原先制定的一套规则继续维持“全球化”的统治，已经力不从心了，再也不能从容淡定了。于是就不由自主的露出恶霸相和流氓相，横行霸道，想整谁就整谁，包括他的欧洲盟友。国际盟约、政治承诺，反复无常，想改就改，不行就退，包括他控制世界的北约，都能放出要退的口风——这不是衰退是什么？

历史上，反动势力越到衰退没落之际往往越反动，越露骨，越法西斯，这是普世的。打伊拉克和制裁朝鲜，还要袋洗衣粉道具，搞个安理会决议。如今整委内瑞拉和伊朗，什么也不要，只靠航母导弹，赤裸裸。面对美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和企图发动战争的冒险，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二

于是，在理论上就得出个结论：我们主张诚信，但不能迷信盟约。

（一）国际契约，无不是力量平衡的产物。力量对比改变了，盟约迟早也会改变。

资本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争霸狗咬狗，一时平衡签订过许多条约，平衡改变后，条约随时改变，贯串了西方文明的契约史。一战后“凡尔赛和约”，德国崛起了就要改变。二战性质复杂，战争刚一结束，美国即以苏和共为敌，立即着手扶植日本，颠倒敌我，违反“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

即使是平等互利的盟约，一旦兄弟一方有变，海誓山盟也会动摇。依傍“国际分工”，朝鲜也曾高速发展，令南部难望项背，后来苏联一转型，马上陷入困境。这方面，在精英公知掌控话语生态下长成的一代人，对此神话一无所知，脑子里只有毛泽东“闭关锁国”的罪状。

不讲条约背后的斗争和利益基础，散布契约迷信，是中国公知精英愚弄大众的一个策略。他们虚无历史，指责建国后一边倒，散布中美合作共创辉煌的迷信，不是痴人说梦就是别有用心。几十年国际风云，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凡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的，无不遭遇过美国中情局毒手。新中国如果不放弃包括“中美商约”在内的不平等条约，坚持国家民族利益独立自主，能够与美国平等建交吗？无论是二战期间的罗斯福，还是战后的杜鲁门，也厌弃腐败的国民党，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为什么？不就是国民党能够代表美国的在华殖民利益吗？

（二）条约签订要斗争，签订后依然要斗争。正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条约不过是斗争的暂时平衡和新斗争的起点。不能迷信帝国主义的霸权承诺，平安无事无所作为，放弃警惕和斗争，要吃大亏。

条约的改变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不满足于不平等条约的既得利益，变本加厉。南京条约之后，又有北京条约、辛丑和约、马关条约、中美商约，没有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早被列强瓜分了。

一种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必须通过斗争维护和我发展。抗战胜利后领事裁判权废除，是中国人民斗争的结果，但也不过是名义上。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斗争并未结束，近些年随着买办势力的崛起，为不平等条约翻案的声音此起彼伏，时奏强音，它在近年的香港就得到集中的表现，而且更高八度。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做梦都想卷土重来，中国买办精英公知的嚣张，就是明证。在乌克兰、利比亚等地，他们则已经卷土重来，北约东扩也是。

因此，随着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条约也随之波动或重签。

北约和华约是对抗和暂时平衡的产物，后来苏联转型主动解散华约向西方示好，结果是换来了北约不断东扩。这“北大西洋”能扩到哪里，不取决于地缘，而是取决于斗争，普京好样的，不然“北大西洋”早越过中亚扩到太平洋了。

新中国能不能站起来，朝鲜战争是最大的考试，中国胜了，举世刮目相看，与“联合国军”抗衡不再是大逆不道，而且美国人从此再也不敢越过三八线和越南十七度线。后来炸馆，不过是美国人对后毛时代的一次战略性试探。

不能迷信条约，应该把立足点放在壮大自己上。

旧中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固然应废除，新中国时代，对通过斗争争取到的条约协议，我们也不能简单信守，应该把立足点放在加强自己力量上，也不能迷信对手的诚信，指望靠普世正义维护。

中美公报动摇不动摇，取决于力量对比，不能用宋襄公的头脑思维。把台湾当做牵制和搞乱中国的一个战略棋子，美国人什么时候都不想放弃。信守不信守，不是仅靠“契约精神”和我们“互利双赢”的提醒，而是看我们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意志和决心。“落后”不“落后”不是根本，精神意志才是根本——抗美援朝援越年代，不是更“落后”吗？美苏两霸实力也曾旗鼓相当，但后来一方不光“挨打”，而且活生生被人肢解了。不错，“落后就要挨打”，但如果理解成“落后”只有挨打，只能当孙子，那就等于解除了被压迫者的思想武装甘做奴隶，因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较之帝国主义，总是“落后”的。

中国加入WTO条件是否平等互利，不好妄议，但我们自己一直信守则毫无疑义，多年来重要战略物资稀土一直卖白菜价，人家动不动还指责中国并要制裁——所好至今见到转机。

知识产权问题，也是美国人制裁中国的借口之一，只见我们恭谨解释，信誓旦旦；如今人家要置华为于死地了，待到华为“依法”主张自己知识产权时，人家并不当回事，美国参议员则提出要立法取消华为的知识产权，算是给我们上了一堂契约课。

……

在签订和“信守”协议问题上，我们与西方经常处于不对称状态，需要反思之处不少。

特朗普是位难得的反面教员，上台后对待盟约协议反复无常的做法，虽不足为训，但却促使我们反省，这得谢谢。

（三）关于香港的“一国两制”

“反修例”动乱，给我们上了一课。

1，当年承诺反思。

为保持香港稳定发展并为台湾和统数个榜样，一国两制可以，但如何“两治”，则大有讲究。

香港不同于台湾，国民党盘踞多年拥有相当武力且有美国支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可以免除武统不可避免的代价，减少两岸人民的损失。香港不同，弹丸之地英国没有可以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本钱，建国前夕和1974年，英国人都曾准备主动归还。所以香港回归，与台湾和平统一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

回头看当日的承诺，原封不动地维持香港殖民时代一套，而且是眼睁睁看着彭定康下蛆，连司法权都交由洋人至今不变，弄得23条至今无法落实，明明是主导权在我，偏偏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弄得自己处处被动，无所作为无法作为，二十年后回头看，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改变局面，不能回避反思。

2，香港建国后是突破美国封锁的通道，回归后却变成了敌对势力祸乱中国的桥头堡。

留下香港，为新中国突破穷凶极恶封锁保留一个通道，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的一步大棋。到76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美国总统都主动跑到北京朝圣！

港英殖民时代，主动权一直在共产党手里，英国人得看我们的脸色。

回归了，无论姓社姓资，香港问题本来更该我们说算了；事实却相反，这颗明珠却变成了帝国主义祸乱中国的桥头堡，弄得我们十分被动。

西藏，是“金珠玛米亚克西”；这里，是“我听见国歌就要呕”，是殖民时代万岁。

自缚手足，不作为，后人难于作为，越来越被动。

西藏和平解放，实际上也是“一国两制”。当年毛泽东主席是怎样处理“变”与“不变”的呢？

《十七条协议》维持西藏现有制度不变，但除了解放军进入，还有“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条款，有“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条款，第十一条中明确：“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毛主席还承诺十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允许旧制度“十年不变”。除了中央代表和驻军，还派驻了工委，由工委领导在西藏的党务和群众工作。随着解放军的进驻和各级干部进入基层，他们帮助西藏人民群众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修筑了川藏、青藏等公路加强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使西藏人民深切感受到全国各地在新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有后来的“金珠玛米亚克西”和“共产党亚克西”。

十七条协议对西藏地方政府来说，是过渡和缓冲期，对共产党来说，同样是一个为下一步的民主改革准备条件的时期。直到1956年，中央政府还表示“六年不改”。毛泽东当时说，“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1959年3月，西藏上层全面撕毁十七条协议公开组织叛乱。中央政府坚决平息叛乱，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单方面撕毁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自然也就无须再受协议约束。后来有人否定民主改革，试图把“港人治港”一套搬过来，几乎酿成不可收拾的大乱。

毛主席虽然承诺“十年不变”，但从未说十年之后“不用变”，也未打算在内地“再造几个西藏”。

香港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为何？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

在精英公知的心目中，香港什么如何定位的？

“闭关锁国”、“崩溃边缘”、“耽误二十年”、“跟美国的都富了”、“三百年殖民地现代化”、“再给洋人打工二十年”……曾经支配过朝野多数的头脑。深圳是“窗口”，香港更是展示现代与发达的的样板。

“四小龙”图腾高悬年代，香港曾经是反衬毛泽东“闭关锁国”“贫穷社会主义”的鲜明对照。

作为自由港，香港是新自由主义成功与辉煌的榜样，开放成功的铁证。

自由派精英仇视“集权主义”“专制主义”，自由港是他们无限神往的西天雷音寺。长期以来，公知精英诟病体制腐败，都是把香港廉政公署作为正面参照。

港台明星文化，曾经是冲破坚冰、解冻社会主义文化、启动“新启蒙”的滔天洪水，春节晚会，如果没有港台明星出场，就会黯然失色。……

“待到港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神州大地都像香港一样了。

22年过去了，蓦然回首，问题不那么简单。

一百年太久，先谈剩下的28年吧。我们坚持“不变”，可人家不让，要回归民主自由的殖民时代。

自缚手足，前人不作为，后人难作为。

一个二十三条就很无奈，“修例”搁置了，坐看敌对势力逍遥法外无可奈何，洋人执掌法条维稳警察判刑，董建华初试新刀卷刃而罢，民生的小小改善碰触了房地产寡头利益，就被“民主法治”打得丢盔卸甲……寡头世袭“港人治港”，殖民模式一切照旧，一条“爱国爱港”的前提都不让你保留，街头“民主”尝够甜头，整个西方媒体为后盾，动不动给脸色看……作为委实不易。待到委内瑞拉化了，“全民公投”了，中央政府只好动用紧急状态法了。

港人治港的香港，不是自由民主圣地，而是不折不扣的地产金融寡头世袭王国。倚洋自重，养独自重，是其生命线。貌合神离，首鼠两端，注定是常态。听之任之，渐行渐远；改弦更张，无从着手。

二十年后，香港寡头垄断模式，已失去魅力，再难普世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阴影笼罩下，香港早失去了往昔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