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中的送行

张文录

编者按：杜纯五出身高干子弟，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为09核潜艇工作了24年，送出了6条新的核潜艇。在1991年交船试航期间，他的胃病已经相当严重，同年6月检查是胃癌晚期，开刀化疗。1992年4月27日病逝，4月29日下葬。1992年5月2日，张文录于办公室记录了这件事。2018年5月2日于北京整理这篇文章。杜纯五践行了他们共同的誓言“把一生献给09核潜艇事业”。为了赓续红色基因，弘扬核潜艇精神，张文录修改了该文。

夏玉亭、王金城、杜纯五于大连合影(夏玉亭提供)。

一、探望危在旦夕的父亲

1992年4月24日清晨，我领着一个叫晓光的男孩儿，去厂医院看望他的父亲，一个刚刚从北京归来的胃癌患者。晓光车祸未了，腿还有点瘸，走得很慢，我没有催他，沿着一条贴近楼边的小路，慢慢地向前走着，走着……

站在危在旦夕的父亲面前，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所表现出的大概只有垂泪了。杜纯五缓缓侧过脸腮，透过厚厚的镜片，深情地看了一眼儿子，声音极其微弱地说：“病了。”晓光的泪珠儿扑簌簌落下来。我唯恐杜纯五看出晓光的腿疾，走上前说：“晓光很不简单，你们一走几个月，也难为孩子了。”杜纯五闭上眼睛，眉头团在一起，说：“他能力差，身体又不好……”我让晓光退到后面，坐到对面床上，杜纯五好像猛然想起了什么，努力支撑起身体，声音稍大了一些问：“腿好了吗?”我这才清楚，杜纯五已经知道晓光出车祸的事了。晓光站起来回答说：“没事儿，只破了点皮儿。”杜纯五摆摆手，示意他坐下。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杜纯五已不是昔日的杜纯五了，脸色灰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牙齿生了一层黑釉，整个身体只剩下了一把骨头。这时，杜纯五向妻子要了一个浸过水的棉球，捏在右手上，指着嘴唇说：“这地方很难受，总觉得干。”我弯下腰，几乎把脸贴在他的嘴上，才听到杜纯五细如游丝地向我说道：“我目前最大的障碍是进食，能吃些东西或许好些，不知道能不能闯过这道关了?我回来就想看看大家，能和几个老同志说说话也好，我没做什么工作，工厂和同志们对得起我，北京也去了，最好的医院也住过了。”

我怕他言多耗神，便止住他说：“大伙也很想你，盼你早点好，相信你会度过这一关的。”杜纯五听后苦笑了一下。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他的生命完全靠输液维持，生还的希望几乎没有了。十几分钟之后，王金城到了，他是从青岛试验现场追到北京，又赶到厂里，没进家门，就直接赶到医院来了。

杜纯五见到王金城，见到与他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伤心地哭了，左面眼角出现了一道细细的泪痕。他们同为1966年清华大学毕业生。杜纯五伸出右手，灰黑色的手背有数不清的针眼儿。王金城连忙握住了杜纯五的手臂，他们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注视着对方。我看后心里很难受，就提醒王金城说：“晓光也在这里。”俩人这才松开手。9点钟光景，杜纯五妻子给他热了一杯鲜奶，我便把晓光带回家去了。

二、回忆一起工作的时光

4月26日晚上，我专程拜会了杜纯五另一个清华同学夏玉亭。夏玉亭与我长谈了近三个小时。我们共同回忆了工厂草创时期的艰苦岁月：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住在渔民村简易的房子里，自己劈柴，自己烧炕，化雪水濯足。从驻地到工厂，要经过一道山口，山口两侧是一码平川的海面，大风起时，石头都立不住脚跟，风雪交加，只能匍匐着爬行;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赖以裹腹的似乎永远是大饼子，白菜汤，白菜汤，大饼子……没有油，没有肉，没有零食……就生活而言，真是苦到家了。但没有逃兵，没有怨言，“核潜艇”三个字，把大伙儿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夏玉亭说时也很动感情：“老杜与我同龄，是当年六机部向国家计委要来的清华四个学子之一，他是清华自控系602班66届毕业生。68年春到厂后我们才相识，共同分配到电工车间工作，因为专业原因我们同在一个班组，从事反应堆电气控制工作。杜纯五出身高干家庭，但他没有一点迹象显露，跟大家一样共同度过了艰难岁月。最令我敬佩的是他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踏实肯干的作风。从一件工作场景就可以洞见一般，夏天在控制室调试设备，他光着膀子近乎趴在地板上(因出汗没法再戴近视眼镜)观看仪表、记录数据，汗流浃背。我们同甘共苦地为09 一起工作了24年，送出了6条新的核潜艇。就在1991年交船试航期间，他的胃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仍坚持只是吃一点胃药解痛，不肯耽误工作去检查治疗，直到交船后回到葫芦岛。

同年6月在我催促、陪同下去了厂医院透视检查，当时医生建议去锦州上级医院复查，第二天我陪同他和家属去了锦州，确诊胃癌晚期，当即留院，准备手术，术后住院治疗，出院后回厂治疗，后转去北京肿瘤医院放化疗，治疗无效。在1992年4月我和交船队一位领导去北京接他，当时见他已经奄奄一息，无力回天了，经询问得知还没有准备后事衣物，我与队领导一同在北京南郊大街上转悠很久，终于在黄昏时买到了常人穿的衣服鞋帽。在医院、铁路的协作下乘火车卧铺回到了葫芦岛……”

尤其说到杜纯五36岁结婚，将近40得子。因为长工资、住房的困难时，夏玉亭泪水潸然而下……“我们能不能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呢?当然能，但我们总是觉得国家培养了我们那么多年，自己又积累了一些经验，工作上又确实需要，于是就这样留下来了。”夏玉亭擦擦眼镜说道。

1970年4月，工厂组织了一个小分队，赴四川909工地学习，那里有一座核潜艇模拟反应堆。我是小分队成员之一。行前，军代表特意嘱咐我说：“与你同行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搀沙子，你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你可要站稳脚跟啊!”我刚进工厂，两眼一抹黑，唯一的出路是听组织的。经过几个月的朝夕相处，我心里的那堵墙，很快就坍塌了。我发现，我身边的几个“臭老九”都很敬业，都很和气，对工人都很尊重，杜纯五就曾建议我，买几本专业书，有系统地学学，大有好处。我照办了，果然受益不浅。回厂之后，我们同为交船队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2年，参与了4条核潜艇的系泊试验与航海试验。我对他们的人品学识景仰有加，尤其敬重杜纯五与夏玉亭这两个人。

第一艘核潜艇1701号(401艇前身)

403艇出港倩影

在工厂的花名册上，杜纯五与夏玉亭是高级工程师。但在大伙的眼里，他俩是高级工人。他们屁股底下是硬板凳，胸前是长条桌，手上是电阻，电容，松香，焊锡，电烙铁，螺丝刀，克斯钳，活扳手……船上施工，空间狭小，障碍物很多，他们的眼镜经常是用一根细绳拴着。杜纯五个子高，夏玉亭身体胖，为了克服困难，他们也像所有施工者一样，冬天作业，不能穿棉衣，身体紧贴在铁板上，如卧冰雪。夏天，则必须把袖口、裤管扎紧，空气不能流通，热气和汗水全部积于体内，浸湿的衣服可拧出水来。工具包由帆布的换成皮革的，安全帽由柳条的换成塑料的，风里雨里，船上船下，他俩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直至杜纯五病倒。

三、为老杜选墓址和吊唁

4月27日，我照例去上班，刚上楼，夏玉亭匆匆赶来，告诉我和徐勇：“凌晨4点，杜纯五走了。”我那时，已由交船队调到生产处，徐勇是我的领导，我们几人，都来自电工车间，与杜纯五是多年的朋友。夏玉亭责成我打电话通知清华校友，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家，其余都在北京开会。我于是骑车赶到杜纯五家，杜纯五的清华同学冀维新说：“此地有个讲究，要用红布带儿把死人的双腿绑住，一是不让他乱走，二是好抬。”杜纯五妻子便翻找红布，结果在一只塑料口袋里找到一块紫红色的布袋，扯下一条，交给冀维新。

我在晓光的陪同下，走进医院的太平间。太平间的里间是杜纯五的灵堂，死者平放在水泥台上。杜纯五身上覆盖着有图案的全黄色的缎布，脸被布蒙着，我走到死者脚后，轻轻揭开盖布，见死者穿一双布鞋，红布带已经捆上。我沉重地叹口气，把布轻轻盖上，退回到灵前，为杜纯五焚香烧纸。灵前有香蕉、桔子、蛋糕、苹果等四样供品。一盞长明灯，灯光如豆。

是日晚，我随徐勇来到杜家，屋里已聚集许多人，大部分是中年知识分子，王金城，夏玉亭，冀维新，范思齐，盛进华，肖同福等都在，交船队工会主席朱明银也在那里。主要的议题是如何办理丧事。大伙的意见是由朱明银主持，朱明银的意见由清华校友主持，但清华校友大部分人不在身边，我于是向大伙推荐了徐勇。徐勇也是中年知识分子，与杜纯五是多年的朋友，且有官身，办起事来方便。徐勇没有推辞，让朱明银拿出纸笔，梳理具体事宜。徐勇当即拍板，埋完之后，统一到工厂食堂用餐。晚10点左右议事结束。

4月28日勘选墓址，看了几处都不遂心。忽然有人提醒，清华的学兄刘欣农已为老杜选好了墓址。正说着，刘欣农从山下走来，带着我们来到一处高坡。据刘欣农说，他为工厂电视台选址时，曾不止一次路过这里，觉得是一块风水宝地，背山面水，居高临下。我看了一下，北面是一座小山，山上遍植松柏，郁郁葱葱。东南面是大海，海岸上便是我们的工厂，可以看到高跨、船坞，如果赶上核潜艇下水，还能清楚地看到船身。墓址选定，大伙叫晓光动土。因土质太硬，晓光只铲掉一点干皮。我和大家弯腰拣了不少石块，围了大概有锅口那么大一个圆圈儿。

经过讨论，我们选择出殡前吊唁。28日下午5时30分为吊唁时间，5时20分左右我随徐勇到了太平间，那里已经聚起许多人，大家的脸色都很沉重。厂领导，军代表领导，逝者家属，以及各方代表共120多人，向杜纯五作最后的告别。当吊唁者的目光落在晓光身上时，几乎都掉下了眼泪。杜纯五穿一身灰色中山装，一顶前进帽，一架黑框眼镜，人显得极小，身体已撑不起衣服。6点10分，估计再无吊唁者，便把音乐停了。几个女同志把杜纯五的大姐搀进车里。大姐一边哭，一边念叨，她所挂念的是杜纯五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次子晓辉寄住在北京爷爷家，没到现场。

四、把一生献给09核潜艇事业

4月29日是安葬杜纯五的日子。太平房已有星星散散几个人。我抬眼看看天空，天空上布满了乌云，很低，似乎就在树梢儿上。几个戴白手套的工友，站在门口，准备起灵了，工友们把杜纯五的遗体抬出太平房，放进棺材里。晓光已在门外做好了准备，得到里边通知，朱明银大声喊道：“起!”，晓光举起一个花盆，使劲摔在一方石块上，花盆登时化为碎片。

棺材抬出来了，上了板箱，大伙帮着向车上推棺，我也伸出了手。棺材上了车，又把几只花圈抬到车上，盖在棺材上边。除去晓光，灵车上还有夏玉亭、王金城、乔万林、曹印红、张宝生等几个同学和工友。车队缓缓出发，出了宅区，车速越来越快，但未遇红灯，一路顺利到达火葬场。

经研究，我和夏玉亭先回去，找几件有意义的陪葬品，然后直接去墓地。在回家的路上，夏玉亭和我谈了不少事。夏玉亭很伤心。杜纯五是读书人，在杂乱的遗物中，我们选了一只黑框眼镜，一只蓝色眼镜盒儿，两本书，一本半导体手册，一本高等数学。在路上，夏玉亭说，半导体手册是他们一起在天津买的，高等数学很深，他也看不懂了。书中夹着一张纸，是杜纯五作的笔记，字体秀丽工整。夏玉亭说是化学笔记，不知写于何年?我们又原样放进书里。

走上山坡，透过松枝，我们看到一群人正在打坑。单位领导高鲁军站在坑边指挥，工友姜明远操作。墓穴已垒好，正在立碑，碑是由砖砌成的，外面挂上了一层水泥，显得很憨，与杜纯五清秀的风格不甚相符。写字时，夏玉亭特别提醒大伙，是纯粹的纯，一二三四五的五，不要写错了。高鲁军用一根铁钉，在刚刚凝固的水泥上慢慢地划着。中间是大字，即“杜纯五之墓”。右上角是生卒年月——1941至1992。左下角是籍贯——河北武邑。字体清丽，布局疏朗。

背面碑文夏玉亭让我想几句，我于是把想好的内容念给他听：“这里安葬着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他把一生献给了一项尚不能公开的事业，他的一生很短，只有五十二岁，若干年后，那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全部公开了，他的名子依然属于自己，生无所图，死没奢望，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夏玉亭听罢，觉得挺好，但嫌太长，想了一下说：“就写‘把一生献给09事业’吧，简单明了。”09是核潜艇的代号。大家觉得，这样写也很好。遂由曹印红执笔，分两行完成。曹印红也用一根铁钉当笔，字与高鲁军难分上下，他俩是单位公认的板书高手，他们的字经常见诸参展的黑板报上。

曹印红写了一半儿，听见有汽车响动，就加快了速度。车队已缓缓开了过来，双排座在前，小客车随后，晓光从哪辆车上下来的，我没有看清。只见他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慢慢走过来。骨灰盒被一块红布包裹着，其余的人跟在后面。这时，天上落下了毛毛细雨，只比大雾重点，没人打伞。曹印红的字还没有写完，晓光只好站在墓侧等候，有人撑起一把伞，罩在晓光的头顶上。我抬眼环视一圈儿，除去晓光，现场只有杜纯五一个亲人——他大姐。

大姐突然哭起来，哭见不到弟弟了，哭杜纯五的孩子还小。

祭品和随葬品放完了，开始盖水泥板，水泥板有些小，姜明远拣了几块砖掩上，转眼间封好。夏玉亭一屁股坐在杜纯五墓后，摘下眼镜，捂着脸，呜呜地哭，是现场哭得最历害的一个人。我也动了感情，鼻子发酸发紧，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徐勇、王金城等都哭了。见夏玉亭哭得历害，大伙把他扶到松树后面，坐在地上，哭声依旧。姜明远一声令下，开始填土，先由晓光填，再由大姐填，每人三铲。接着是同学和工友填，浮土很快填光，大伙又从附近取来一些土，不一会儿，一座规模可观的坟头就形成了。

雨停了，雾散了，大伙在杜纯五墓前默立几分钟，纷纷下山。肖同福站在杜纯五墓前说：“老杜，我们走了，你安息吧，我再给你鞠三个躬。”大姐则依依不舍地说：“纯五，我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

杜纯五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他践行了我们共同的誓言“把一生献给09事业”。下山时，我倚着车窗，回望着那片山坡，那片松林，那座没有一丝杂质的新坟，眼眶又一次被泪水浸湿……

2024年8月26日于北京

(作者系原辽宁葫芦岛渤海造船厂军品处建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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