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首艘核潜艇

程文兆 口述 纪墨 编辑

2017年5月28日下午，在岛城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区内，一座被称为“沁园”的茶室，纪墨采访了被誉为“中国核潜艇第一兵”的程文兆。

纪墨采访程文兆的留影。

程文兆来自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乡——福建闽侯。我国组建核潜艇部队时，从海军各个舰队挑选出来的36名艇员——“36棵青松”之一。在核潜艇部队服役近30年，是海军第一个从主机兵生长为指挥干部的水兵;在副艇长岗位上一干就是12年，是我国核潜艇部队副艇长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最终成长为核潜艇部队后勤部部长。参与了中国核潜艇从陆上反应堆、试验试航、长航实验等的全过程，被誉为“中国核潜艇第一兵”。

程文兆在海军某潜艇基地官兵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留影。

千挑万选进“〇九”

1969年，我在东海舰队潜艇某支队132艇当轮机兵，当时艇长是马建新(后任青岛基地司令员)，艇政委是王兆顺。6月16日，王政委通知我，说我被海军选中参加“〇九工程”建设了。那时我当兵还不到一年。我们艇选了我和张友清2人。政委说，我在艇上肯吃苦，表现好，家庭出身也好，根正苗红，因此被选中。我们是轮机兵，在艇上是最苦的岗位，每天衣服都是脏兮兮的。我当时在艇上参加过“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讲用会”，会上我发言，讲自己向麦贤得学习的故事。我在小学念书时没当兵之前就学习麦贤得。当兵后和麦贤得一样当了轮机兵。麦贤得在海战中受了重伤还坚守岗位战斗，对我很是鼓舞。在会上发言时，虽然我口才不好，口音也很重，但带着真情实感，写好了稿子照着念，也很有战斗力!

当时只告诉我们是参加“〇九工程”，并不知道是核潜艇，但去参加这样的任务，我们都感到很光荣!当时东海舰队机关在上海水电路，我们连夜坐火车去上海，直接到舰队军务部门办手续，之后再去青岛的北海舰队报到。

到青岛后我们暂时住在馆陶路13号，对外称“潜水小分队”，由北海舰队常规潜艇部队代管。我们到了后，就有几位领导来看我们。一位是海军装备部部长侯向之，是个老红军;还有一位李秉桥，是“〇九办”参谋。这个时候，才正式告诉我们，“〇九工程”就是搞核潜艇。同时，侯部长还告诉我们，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工程：“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这个指示需要你们来完成。

馆陶路13号院内礼堂。

我们在馆陶路13号住了大约半个月，就搬到常规潜艇部队去了。当时正好有一艘常规潜艇去上海修艇，我们就住进了他们空出来的宿舍。这时候，来自旅顺的艇长杨玺、来自青岛的政委崔桂江陆续抵达，人都到齐了。我们来自三大舰队的四个常规潜艇支队和一个护卫舰支队，共36名官兵，组成了第一支核潜艇接艇队。崔桂江爱唱京剧，当时，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正红遍华夏，剧中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有一句唱词：18个伤病员就像18棵松。后来，核潜艇人就把我们这36位首批艇员称为“36棵青松”，赞扬这36人思想红，技术好，有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是冲锋陷阵的英雄。

HJF-178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47周年暨首艇参试艇员集结纪念封

那时，潜艇兵相比较其他兵种文化程度算是高的了，大部分都是初中生，是一个颇有优越感的兵种，被其他兵称呼为少爷兵。上课之初，首先教育我们打破“骄、娇二气”：骄傲自满和娇生惯养。怎么打破?就是让我们先去劳动锻炼，到正在建设中的核潜艇基地挖山洞。核潜艇基地由新成立的北海舰队第一工区兴建，工区主任是戚桂峰。由于当时要求工程建成的时间紧，广大官兵日夜奋战，不分领导和战士，都坚持战斗在施工一线。最后建成的主洞库，可容纳相当于12层的大楼。这样的施工量，在海军工程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那时的核潜艇基地，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海湾。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生活是如何的艰苦，如果没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无法完成如此宏大的工程的。后来有个数据：直接牺牲在施工现场的烈士就有32人。我们在这里上了“干〇九”的第一课。

到了七八月份，我们就去位于渤海湾的船厂了。刚去先接触核潜艇模型，是用木头制作的1:1模型。千余名设计人员和工人，经过两年多时间，用廉价的木料、金属、塑料管和硬纸板等材料，于1969年建造了一个逼真的1:1全尺寸核潜艇木模型。这个“木潜艇”不仅只有外壳，内部还装着千百台与实际设备一样大小的木制设备模型和纵横交错的“电缆管路”。我们每天进到里面熟悉和适应，大约也有十来天时间。我们面对的都是从未接触过的新式装备，在组建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核潜艇为何物?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乏管理使用核潜艇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年代，高等院校停课“闹革命”，无法进院校学习。我们第一批36人稍加集训后，便按照各自专业奔向全国有关研究部门和工厂实习。鱼雷的到昆明，操舵的到九江，惯导的去天津。我们核动力部门的29人(后又调来了20多人)，分成一迴路、二迴路、电工、剂量和空调5个专业，由杨玺和崔桂江带领，进入四川乐山夹江县的九〇九基地。

当年的“西南水电研究所”

第一代核潜艇研制的陆上模式堆。

现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〇九”精神的重要场所(网络图片)。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内竖立的“〇九精神 自强自立 求真务实 创新协同 拼搏奉献”石碑(陈晋南 摄)。

水电所里忙“充电”

1969年10月，我们动力部门的20多人奉命来到位于四川峨眉山麓的夹江县核潜艇陆上模式反应堆进行培训，开始了我们激情燃烧的日子。

根据当时中央建设国防工程后方基地的方针：靠山、分散、隐蔽，核潜艇动力装置的陆上实验基地选在了四川的大山里。这里对外称“西南水电研究所”，我们被称之为“发电人员”，20多人编为西南水电所第12室。我们在当地老百姓眼里是一支神秘的队伍。我们不穿军装，都穿工作服。大都沉默寡言，既不游山玩水，也不主动和当地人交往，而是每天拼命学习，因为我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但我们水电研究所的那个从不冒烟的高大烟囱，还是令当地人大惑不解。这个大烟囱120米高，里面很大，可以跑汽车，功能是用于通风排气的。

实验室和住房大都是平房，散落在山沟里，地势低，环境非常潮湿。我们20多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连一张学习的课桌都没有，教科书和辅导材料都是刻蜡板油印的。但我们学习的劲头很足，谁也不甘落后。那时，上级为保证艇员的身体，让我们单独开个“小灶”。当时伙房建好了，锅碗瓢盆都准备了。但考虑到自己采买，自己做饭，这样势必就牵扯精力，影响学习。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关闭“小灶”，到水电研究所饭堂和工人师傅一起吃粗粮。

1985年11月，在403号核潜艇执行90昼夜长航任务期间，杨玺(左)与副艇长程文兆在舰桥上。

从1970年初开始，参加培训的除了我们第一批的20多人外，还有陆续到来的一些新战士，加起来共有四五十人。为了掌握核潜艇，我们要学习有关的核物理、高等数学、流体力学、化学、电子学等30多门学科和上万种设备，就是好多名词都没听说过，像“核裂变”“铀235”“铀238”“元素”。对于我们来说，面对的绝对可以称之为“一座科学技术的高峰”。

我们艇长杨玺参军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政委崔桂江，抗美援朝战场上刺刀见红的二级战斗英雄，回国后参加速成识字班。其他战友也大都是初高中文化程度。我档案是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实际初中只上了一年，初一都没念完，只能算是小学文化程度。

所以，我们当时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我们立下誓言：起点低，但干现代化志气不能低，再难也要闯过去。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一定要学好操纵核潜艇的本领。我们查资料、爬机舱、摸管路、钻反应堆舱，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熟悉，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掌握，一步一步地熟悉、驾驭和驯服被称为“钢铁巨鲸”的核潜艇。

那时我们的教员都是国家的一流专家，这里云集着国内顶尖核专家和科研人员，像彭士禄、李宜传等国内专家和二机部的技术人员等。但面对着我们，讲课却有些“不在行”。每天讲授核物理、热工水力、高等数学、化学、电子学、辐射防护等几十门学科，课后再实操、模拟演练。他们要费很大劲把深奥的理论知识通俗地讲给我们听才行。他们急得出汗，我们听不懂也急得出汗。

什么叫“核裂变”?大家听得直摇头，教员更着急，便说：原子核就像看电影时许多人坐在一起，“裂变”就像散场后人从影院一涌而出四分五裂。这课讲得很形象吧!教员还要求，每次学完，学员要再讲给教员听，以检验我们是否掌握。我们就笨鸟先飞，晚上加班学。不到一年时间，我就记了16本笔记。

当年在船厂的核潜艇模型是1:1的，这里的陆上反应堆也是1:1，除了1、2舱没有以外，3、4、5、6、7舱，也是按照1:1建造的。为我们后来到真正的核潜艇中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们先学理论，学了三个月，之后参与了安装、调试、运行等各个环节的学习，正好一年时间。最后经专家考核，笔试口试、实际操作，我们全部及格，无一人掉队。多数人的体重都掉了一二十斤。我是打篮球的，身体是很好的，但最后也掉了十几斤,体重从60公斤降到50公斤。主要是压力太大。杨艇长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几个饭量大的，都让吃双份饭。杨艇长有时还掐掐我的脸，说你又瘦了，要多吃啊!

我们首任政委崔桂江曾感慨地说：“第一批艇员队的同志是背负着民族的期望攻克文化和科学上的拦路虎的，高等数学、反应堆理论是靠神圣的使命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战胜的!”

在四川大山里的一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杨艇长、崔政委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跟班，一起跑步，一起到清依江游泳。这些经过了革命战争考验的老首长不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实际是毛主席发出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号召，把我们紧紧连在了一起，成为我们忘我工作的巨大动力，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四川期间，我和龚徐州还去哈尔滨汽轮机厂出差一次。1969年，哈尔滨汽轮机厂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核潜艇用动力装置——两台汽轮机，一台用于四川的陆上实验，一台安装在401核潜艇上。

天安门上当“贵宾”

我们1969年10月由船厂去四川，到1970年10月返回船厂，整整用了一年时间。返回途中经过北京，享受了一把贵宾待遇。当时正好是国庆观礼预演，海军萧劲光司令员批准的，让我们观看。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别人，只有我们40多人，绝对的专场。当时我们住在崇内旅馆，离天安门不远，看完预演后，第二天又去天安门广场合影。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第一批核动力专业艇员1970年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前排左起：杨玺(艇长)、徐宜松(电工)、乔本才(空调)、王继义(反应堆)、蔡祥(反应堆)、高绪论(电工)、王春茂(主机)、刘启龙(反应堆)、杨志伟(电工)、孙占生(空调)、郝继生(二回路)、孙家宝(反应堆)、韦永昌(二回路)、郝富广(机电长);第二排左起：杨培富(剂量)、姜英全(电工)、宫本成(电工)、张友发(电工)、王于珩(厨师)、于富友(二回路)、刘桐才(副政委)、尹广太(电工)、肖家财(厨师)、刘明顺(电工)、丁大华(电工)、马俊宏(主机)、蔡培军(二回路);后排左起：张盛钦(动力长)、陆思洪(电工)、王伟荣(反应堆)、程文兆(主机)、田世毅(二回路)、周景凯(电工)、赵清林(电工)、刘广元(空调)、苏德洪(电工)、李传洪(电工)、刘国顺(反应堆)、宋宗仁(电工)、徐继平(反应堆)、李永德(剂量)、樊建新(主机)、袁启根(主机)、阮振友(主机)、王金福(电工)。

这次合影还是我提议的，现在成了最珍贵的纪念。遗憾的是，我们第一批36人当年从船厂分开去各地学习时没有合影，缺少一张“36棵青松”的全家福。崇内旅馆的所长是一个老八路，和我们杨艇长原来是一个部队的，对我们非常照顾，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期间还参观了北京地铁。

首艇下水当“标兵”

1970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77周岁生日这一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了。船厂的工人们高举“毛主席语录”欢呼，艇首扎着一簇巨大的红花，艇首水平舵上，八面红旗一字排开，象征着“八一”，毛泽东的画像高悬在潜艇指挥台正上方，画像下面横拉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巨幅标语。船坞的四周，挤满了激动兴奋的科研人员和造船工人，高举着“红宝书”振臂高呼。毛主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大家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核潜艇下水分三步走：第一步，先从我们俗称“大跨”的大厂房里，将坐落在几十台小车上的核潜艇沿铁轨慢慢运到船台;第二步，从船台运到船坞的特大浮箱上;第三步，往浮箱中灌满水使其沉下去，核潜艇就浮在水面上了。这个时候艇里面只有很少的人。我当时作为“标兵”站在外面的下水轨道两边。

1971年4月1日，我们开始上艇，进入系泊实验阶段。系泊实验就是潜艇在码头或船坞系泊状态下，对轮机、电气、船舶设备及系统等按规定要求作一系列实验。分为单机单系统和联合调试两步进行，我们简称为单调、联调。因为我们有陆上实验的经历，所以熟悉起来并不难。周总理对核潜艇实验非常重视，再三提出“实验要先码头、水面、浅水，然后再深水......”8月16日，历时四个半月的系泊实验圆满结束，完成了码头实验任务。

HJF-216海军首艘核潜艇下水50周年纪念封

1971年8月23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出海，开始进行航行实验。因为处于试验阶段，这艘核潜艇还属于国防科委的科研成品，没有授予舷号，要试验合格以后才能交付海军，因此被暂时命名为“1701号”核潜艇。这是中国在没有外援情况下独立设计建造的，所有零部件均为国产。保密起见，每个仪器都有编号。

核潜艇共7个舱室。一舱是鱼雷舱，二舱是指挥舱，三舱是负责应急动力的前辅机舱，四舱是禁止入内的反应堆舱，五舱是控制舱即后辅机舱，六舱是主机舱，七舱是尾舱。“1701号”当时有编制108人，即108个岗位。艇员、科研人员、造船厂工人等共计400余人参与试航。其中，艇员配备了“甲艇”和“乙艇”两套人马，考虑到试航任务的繁重性和连续性，试航任务基本上由“甲艇”人员完成。

接艇仪式当“代表”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入列海军，在船厂举行隆重的交艇命名大会。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满了各级领导;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悬挂在主席台上方;会场周围彩旗招展，锣鼓喧天。近万人聚集在码头空地上，脸上都是喜悦的心情。

首先海军萧劲光司令员代表中央军委宣布《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的命令：“......将该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我们的首任艇长杨玺，从海军副司令员高振家手中接过军旗。随后，在码头边的核潜艇上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从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人民海军进入了核海军的行列。

在海军博物馆正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印刻着人民海军发展大事记，其中有关核潜艇的就有3条：1974年8月1日中国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入列;1986年2月18日创造核潜艇长航90昼夜世界纪录;2007年3月26日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首艇入列。

2005年5月，海军原副政委李俊琏中将到家中看望杨玺(左)留影(纪墨 摄)。

2012年11月29日，在O九精神高层论坛会期间，程文兆(左)与中国核潜艇第二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合影。

2017年12月26日，老兵们齐聚海军博物馆，隆重纪念中国首艘核潜艇下水47周年留影，左起：韦永昌、龚徐州、张盛钦、石松山、刘洁清、程文兆、何万国、王继坤、刘广元、姜英全、王继义。

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领导很多，我只记住了有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等，还有工人、科技人员等发言。我荣幸的作为海军战士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发言稿中的一句话我一直牢记着：我们要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把核潜艇管好，爱护核潜艇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虽然我的家乡口音很重，但那天我念的很好，没卡壳。八一厂还拍了纪录片。

我还记着钱学森的讲话，他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们没用一万年，没用一千年，也没用一百年，只用了13年就造出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在党的领导下，自己赶上历史机遇，投身中国前所未有的核潜艇事业，感到非常光荣!也是我一生的自豪!

时任“长征三号”核潜艇副艇长程文兆。

程文兆在海军某潜艇基地官兵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上留影。

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伟大的核潜艇事业孕育了感天动地的核潜艇精神，它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在国防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核潜艇精神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核潜艇研制使用中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是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的宝贵结晶。

为赓续红色血脉，弘扬核潜艇精神，海邮文化工作室和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各制作了一款纪念封，均为纪墨设计。2024年8月1日分别盖销辽宁葫芦岛岛里邮局和山东崂山沙子口邮局的邮戳。用核潜艇精神感动中国，使之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茫，是时代的需要。期待中国核潜艇的精神成果尽早充实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尽快纳入国民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

海邮文化工作室制作。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制作。

2024年8月15日

(作者简介：纪墨1969年2月出生，1987年11月入伍，2008年3月转业地方工作。曾服役于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和北海舰队司令部。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海邮文化》主编。研究领域为民国海军史、人民海军史。多年来致力于海军集邮文化传播，坚持实地考察、发掘、整理中国边海防要塞文化，以集邮的独特视角为世人展现不一样的海疆故事。长期精心创意开发的一系列海邮文化作品，集中反映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辉煌历程，尽情讴歌海军将士矢志强军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现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光辉航迹，忠实记录海军将士续写荣光的铿锵步伐，为海军文化发展、海邮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