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和海伦，是在“延安时期”的初始阶段到访的。而斯特朗1946年访问延安，已经是“延安时期”行将结束的前夕了。尽管如此，但她访问的意义和同毛泽东的交往，比她的先行者们毫不逊色。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同斯特朗谈话时提出的。斯特朗将毛泽东的论断传到国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精神力量。后来，斯特朗还专门写了《毛泽东思想》一文，发表于美国的《美亚》杂志。这是首次向世界宣传和介绍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同情革命的女记者

美国著名女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费伦德城一个牧师家庭。父母都是美国第一批移民的后代，生活优裕，很有教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斯特朗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0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受家庭影响，她早年就投身于社会改革和儿童福利运动。1918年，斯特朗担任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罢工——西雅图总罢工工会的报纸《西雅图工会纪事报》特写编辑，她写的笔锋犀利的社论和署名“安妮丝”的大量诗歌，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1年，斯特朗来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此后，她以苏联为家，在那里居住了30年，写了大量介绍、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著作。对许多国家的读者来说，她是报道苏联事态发展的有倾向性的“红色记者”，业界称她为“同情革命的女记者”。

年轻时的斯特朗。

除苏联，在斯特朗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另一个国家是中国。1925年，斯特朗首次来华。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心地带广州，亲眼看到了中国大革命的开场，报道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来华，曾深入湖南农村，赞扬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在武汉她目睹和经历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根据这两次来华搜集到的材料，她写成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革命的真相。1937年至1938年，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访问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军事领导人，并同周恩来夫妇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她写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颂扬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940年底，斯特朗第四次来华。在重庆，她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向她介绍了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她回到美国后，及时在报刊上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引起很大反响。这对避免当时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面破裂，起了一定的作用。纵观斯特朗的新闻生涯，“同情革命”贯穿始终，不曾丝毫动摇过。

关于“纸老虎”的谈话

斯特朗对延安的访问，是她第五次来华期间进行的。

1946年初，斯特朗从旧金山来到上海，后转到北平。7月31日，她乘坐军调部的飞机前往延安访问。从1946年8月到1947年2月，除了短时前往东北和各解放区访问外，斯特朗在延安居住了近半年的时间。其间，她同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高级领导人，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对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

8月6日下午3时，延安下了几天的大雨终于停了。毛泽东与斯特朗因雨延后的会见，迎着骄阳在杨家岭进行。陪同她前往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兼任临时翻译；另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毛泽东的朋友马海德。毛泽东听到斯特朗来了，赶紧走出窑洞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一件稍好些的蓝布衣服。他们来到窑洞前的苹果树下，围坐在小石桌旁，娓娓交谈。斯特朗这样描述她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

“他身穿一件普通的深蓝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下午慢慢地过去了，落日给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李讷）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来访者，好奇心终于战胜了羞涩。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笑谈纸老虎——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油画 1973年作。

毛泽东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调查研究的机会。他先向斯特朗问了一些美国国内的情况。这时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许多事，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斯特朗首先就国共两党之间达成政治解决国内问题的前景，请毛泽东发表意见。毛泽东回答说：这需要美国政府来决定。如果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再过半年或一年，蒋介石就会不得不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国共之间的问题。他强调说：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都不愿意打；但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在谈到国际问题——美苏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时，毛泽东指出：关于美苏战争，主要是反动派施放的一种烟雾，是用来掩盖许多更为直接的矛盾的。有关战争的议论以及煽动反苏的恐惧心理，都对美国的垄断资本有利。因为这样就给了它一个借口，来控制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部分民主权利；也给了它一种武器，去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毛泽东认为，现时美国要进攻苏联还有许多“障碍”。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笑着把桌上的茶杯、酒盅、香烟和火柴盒排列起来，代表不同的国家，以表明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不但有美国人民的“障碍”，还要压服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并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拖入战争。而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是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的。“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当斯特朗问及美国是否会使用原子弹进攻苏联时，毛泽东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在说到“纸老虎”时，担任翻译的陆定一把它译成“稻草人”。毛泽东听了解释后，认为“稻草人”这个词未能表示出“纸老虎”的真正含意。他说，“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一块死东西，它吓唬的不是乌鸦而是孩子。人们把它做得像只危险的猛兽，但实际上它是用纸扎出来的，一遇潮就软了。毛泽东接着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完了。毛泽东列举俄国的沙皇、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他们表面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还笑着用英文说：“蒋介石——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进步作家、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们还谈到了原子弹。这是会见的地点和刊载这次谈话的《美亚》杂志。

记者是敏感的。斯特朗马上问，她是否能够报道说毛泽东称蒋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微笑着慢悠悠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并向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他就是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掉。”

毛泽东接着谈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前景，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他进一步说：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不觉悟的时候。主要问题是人民的觉悟，而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对于这些人还有待教育，共产党人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能够唤醒人民的觉悟。

晚饭后，毛泽东和斯特朗继续交谈，一直进行到深夜。这个谈话被编入《毛泽东选集》中，名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建国后，毛泽东至少有4次对外宾谈到“纸老虎”。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的论断，经斯特朗的报道立即传遍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精神力量。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中深情地回忆这次谈话，说：“毛主席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名言了。” “毛泽东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在同毛泽东谈话后，斯特朗对延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刘少奇向她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亚洲形态”，并希望她将此向外部世界宣传。这给斯特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解放日报社讲课

《解放日报》是1941年党在延安创办的一张大型日报，社长初为博古，总编辑先后为杨松、陆定一、余光生。当时的编辑和记者，大多是因为工作需要转行来办报的，没有经过系统的新闻专业训练，只能“在干中学”。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来到延安后，报社抓住这一良机，请她来清凉山为编采人员作《新闻写作》专题讲座。斯特朗是个爽快的人，她满口答应。

清凉山地处延河之滨，山上有个硕大的凿开岩石而成的“万佛洞”，以及一些窑洞和平房，错落在山上。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中央新闻出版局都驻在山上，因此被人们称作“新闻山”。1946年8月的一天下午，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斯特朗，身着一件绿底白花的连衣裙，精神抖擞地登上山来。当时山上没有大的会议厅，会场设在作为印刷厂的万佛洞前的平地上，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的业务人员手拿笔记本，整齐地席地而坐。当总编辑余光生陪同斯特朗到来时，大家起立鼓掌欢迎。斯特朗用英语作报告，沈建图担任翻译。沈是南洋华侨，抗战后回国参加抗日，英语水平很高。但中文讲得不标准，大家听不懂，总编辑余光生临阵出马，担任沈的翻译。

斯特朗从怎样拟“标题”讲起。她说：新闻标题是一篇新闻的眼睛，是吸引读者的第一个要素，所以拟标题是新闻学中一门重要的学问。标题好不好，决定读者是否读这篇新闻。一定要把标题拟得新颖独特，简洁明晰，有吸引力。接着，她讲“新闻导语”。斯特朗说：导语是一篇新闻的精华和概括，把一篇新闻中最主要的内容，用最精练的文字写在导语中。有时导语本身就可以成为一条独立的短新闻。最后，她讲新闻的“新”：要在文字上下功夫。文字必须生动，吸引人，词汇要新颖，经常变化，就像一个人，不能老穿一件衣服。因此，记者的脑子里要储存大量词汇，要它们随时“上阵”。她风趣地说：有的词汇用得多了，就让它休息一下。

斯特朗讲的这些基本问题，对于新闻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再简单不过了,但对于当时的许多新闻工作者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一课。当时听过斯特朗讲课的高向明回忆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课，为我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基础。”

讲课之后，报社领导邀请斯特朗参观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电讯收发室、编辑部、排版室、印刷车间，一路听取她的意见。她伸着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太伟大了！这里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报社，却办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报纸。我要向全世界同行们介绍你们这个‘山头报社’，介绍你们伟大的事业！”

“记者要做人民的代言人”

大约是在9月初，斯特朗离开延安去其它解放区访问之前，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自从他们上一次谈话以后，美国又给了蒋介石近10亿美元的军事物资。斯特朗首先问及毛泽东对此的看法。毛泽东回答说：在你到延安的这一个月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近14个旅的兵力……美国援助蒋介石，就像是一种输血。但最后还要从蒋介石那里输到我们这儿来……蒋介石的士兵今天被俘虏缴械了，明天他们和我们一起战斗，这就是辩证法。

斯特朗问，现在共产党有可能被打败吗？她本以为会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毛泽东的答复使她吃了一惊。他说：这取决于我们对土地问题解决得如何。如果千百万农民分到土地，并积极保卫他们的土地的话，那我们就会胜利；如果我们土地问题解决不好的话，我们可能失去承德、哈尔滨、山东的海港城市，甚至失去张家口。但关键还在于土地问题解决得如何。

斯特朗将她同毛泽东的两次谈话的记录做了整理，送给陆定一审查，请对记录的“政治准确性方面”把关、核对。当她前往东北路经北平时，这些“记录”通过电讯传回美国，很快出现在《人民世界》、《圣路易斯邮报》等10余家报刊上。

朱德、康克清与斯特朗在延安枣园。

10月底，斯特朗从外地返回延安。在以后的日子里，斯特朗一面忙于建立延安同美国沟通联系的工作，并为写毛泽东的一部传记而搜集资料；另一方面，她不放过任何一次集会的机会，借以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她参加朱德的生日宴会，同周恩来等一起打桥牌，在每星期六举行的舞会上，同所有的领导人跳舞……显然，中共领导人的舞姿与史沫特莱在延安时期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斯特朗用诗歌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毛泽东的跳舞做过这样的描述：

周动作优美，无与伦比，

刘舞步精确，带着辩证哲理，

朱德仿佛在人类长征途中，

轻松而有节奏，不知疲倦地

在历史长廊中继续行进。

可是，当毛也开始起舞，

这使乐队改变了节奏。

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王家坪会见外国记者，与他们谈当前战争形势和国际形势，斯特朗参加会见。毛泽东在回答所谓美国人完全支持蒋介石，是因为中共排外的缘故时说：共产党不排外。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斯特朗这样的美国人，我们都欢迎。不光是这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看看，只要做出一些公道的报道，就对我们有好处。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

依依惜别延安城

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又同斯特朗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时，国民党已开始向延安进逼，党中央撤离延安的计划正在拟定中。在谈话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用数字向斯特朗介绍了目前解放战争的形势。他说：中共同意恢复同国民党的谈判，条件是：双方恢复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时的控制区域；取消1946年11月“国大”通过的“宪法”，恢复一年前各党派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现在，蒋介石开始狗急跳墙了，所以他攻占张家口和烟台，现在又准备进攻延安，他一定要把军队开进这座空城。这里不是战略要地，也不是经济中心，他要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这样就可以向全国宣布：“共产党完蛋了”，这样他就觉得放心了。但是即使我们撤出延安，战斗还是照常进行。如果你问，保住延安或是撤出延安哪个好？那还是保住好。但是如果撤离了，那也没有什么。人民战争的目的是谋求生存和民族独立，它不取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很快，撤离延安的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斯特朗不愿意回北平，要求随部队一起走。这一方面，是她不愿意离开自己同情的中共；一方面，是她想体验一下战争的滋味，为以后写报道做准备。但这一要求被中央拒绝，她难受地哭了。朱德尽力安慰她。周恩来告诉斯特朗，毛泽东要交给她一些重要材料，让她带给外面的世界，只有她才能成功地发表这些材料。斯特朗理解了，接受了。

周恩来与斯特朗在延安留影。

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晚上，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看完戏后，毛泽东、周恩来同斯特朗作了离别谈话。周恩来给了她一份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这个决议是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它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了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接着毛泽东又给了她一本《边区经济和财政报告》，其中列举了边区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和取得的成就。毛泽东要斯特朗将这两个文件给各国的共产党看，特别嘱咐要让美国和东欧党的领导人看看。

毛泽东还就如何对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问题，请斯特朗注意几点：你离开延安以后，一定会听到敌人散布的许多关于我们的所谓“暴行”的谣言。不过你一定记得你在许多地方看到的我们部队的实际情形。要尽可能使人们相信，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之一。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事件，但往往是被某些报道者夸大了。毛泽东特别强调，斯特朗应该告诉各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可以打败的。他强调说：这点很重要。许多人以为我们打不赢，说仗将长期打下去，谁也无法取胜，这是不对的。如果你对其他国家共产党谈起，就说中共一定会胜利，这是毛泽东说的；如果对其他人讲，就用你自己的话说这个意思。

毛泽东在谈到要告诉各国人民不要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时，又一次提到原子弹。他说：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世界上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使用原子弹了。在日本的爆炸，毁掉了原子弹本身，因为全世界都起来反抗它。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当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能量将为人民所利用。归根到底，原子弹不会毁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毁灭原子弹。

斯特朗后来回忆道：“在我离开延安之前的那天晚上，我被邀请去向毛泽东告别。”“那天我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要我到杨家岭的礼堂去看戏。”“戏演完了以后，周恩来带着我进入山边一个窑洞，那里已经摆好了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还有茶和花生，这是为我饯行。我在那里最后一次和毛主席谈话。他肯定我不能同共产党一起到山里去，并说，我已经知道外界需要知道的关于他们所有地区的情况，我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当我们在同外界取得联系时，——他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我可以再回来。他说，我特别应该把这些情况带到美国去。”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美国著名女作家斯特朗和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右）。

1947年2月14日，斯特朗离开延安。2月20日，周恩来用英文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亲爱的斯特朗同志：

你如此迅速地离开，使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在离开我们的许多朋友中，你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位真正的朋友，我们对你最为想念。对于你在这儿对我们的帮助以及昨天收到的你送给我们的礼物，非常感谢。从北平刚回延安的我们的人中，知道你在那里一切都很好。我们感到你好像还是和我们在一起。

虽然你已经离开延安，但我们仍能密切地在一起工作，如你在这里工作一样。我相信，通过你的影响和著作，你对中国人民将做许多有益的工作，正如毛主席所说，你在欧洲旅行时，将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人民的宣传家”。这是我们的外国朋友所能做的最美好的事情。

今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与你保持联系。黄华同志可能是最后离开北平的人，你的信件可通过他或者我们乘最后一次来延安的飞机的任何人交给我们。董必武同志在南京，陈家康在上海，龚澎在香港，你如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做，他们都可以为你服务。据告，有一架友谊野战医院的飞机将离开上海，你的信件也可通过该机送给我们。

我与夫人向你表示良好的祝愿。

周恩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于延安

定居中国安度晚年

1947年10月，斯特朗由上海前往苏联。随后，又前往北朝鲜和东欧国家，完成她所承担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使命。1948年1月，斯特朗返回美国。她举行演讲会，报告她的延安之行，并在美共内部，宣传中共关于“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要适应各国的具体情况”的主张。她还把她的延安之行写成《中国的黎明》一书，在印度、美国和法国出版，同时又写了《毛泽东的思想》一文，发表于美国的《美亚》杂志。这是首次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58年，她第六次来华，并定居在北京。她在人生最后的12年间，三次与毛泽东会见、畅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第三次会见是在1965年11月24日，这天是斯特朗80岁生日。

毛泽东特别选择这一天请她从北京飞到上海会见，使她“感到非常惊讶”。斯特朗喜出望外，打心眼里感谢毛泽东的祝寿情意。她的座位紧挨着毛泽东，马海德陪同会见。谈话进行了两小时，充满幽默、友情，轻松愉快。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李敦白（左一）、爱泼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

斯特朗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是第一个客观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访问根据地时，与战士们一样住窑洞、吃小米。定居中国后，她走遍中国的大地，包括海南岛、西藏等，报道中国的建设成就。她写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的书：如《人类的五分之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中国的黎明》《中国人征服中国人》《斯大林时代》《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时来到中国》等，赞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1962年后，她在中国编辑《中国通讯》，向国外读者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她一生差不多1/3的时光在美国，1/3的时光在苏联，1/3的时光在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她总是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同情支持者，赢得中国人民的极大尊敬。她认为，中国是她“理想的归宿地”。

1985年，邮电部发行“中国人民之友”邮票。

1970年3月30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特朗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她长眠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的：“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墓”。她和斯诺、史沫特莱在中国被并称为“三S”。1985年，邮电部发行“中国人民之友”邮票3枚，其中第二枚20分的邮票就是斯特朗。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