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对航天事业发展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卫星发射中心、会见航天员和航天工作者，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就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对航天事业的关心和重视。

2020年4月，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到来之际，孙家栋、王希季等11位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顾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表达了对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坚定信心。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们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快航天强国建设向广大航天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孙家栋、王希季等老同志们：你们好！来信收悉。作为‘东方红一号’任务的参与者，你们青春年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耄耋之年仍心系祖国航天未来，让我深受感动。”

1970年4月24日，经过广大参研参试人员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作为“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拉开了中华民族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为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经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6年起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能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成功发射“两弹一星”，一直令外国人很困惑。特别是“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研制道路相当曲折，它诞生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刚开了一个头就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原因被人下马了。1965年再出发，又遇到“文革”运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老科学家中，有潘厚任院士，他当时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他在1990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尽管在研制的“关键时刻”遭遇“文革”，“但还是按照1965年论证会上确定的发射时间，及‘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的主要目标上天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来华访问的美国航天界专家，曾当面向孙家栋抛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当时经济那么落后，条件那么艰苦，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创造了这个奇迹？”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院士脱口而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他后来对媒体说，“（外宾问的）这个问题出乎意料，但我的答案则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两弹一星”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但其中有一个人居功至伟——这就是被誉为“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中科院院士梁思礼说过：“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

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1956年2月17日就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要发展导弹技术。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由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建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震动世界。特别是美国，决定奋起追赶。尽管当时中国经济还相当落后，但着眼国家长远利益，也要研制这个“世界之最”。

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最初是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1958年，中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拟制人造地球卫星发展规划。在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陆元九等专家参与下，提出了中国人造地球卫星“三步走”设想∶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一二百公斤重的卫星；第三步，发射几千公斤重的卫星。

这项发展计划被中国科学院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中国科学院“581”小组。钱学森任组长。

这个诞生于“大跃进”年代的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计划，充满着科学工作者的激情和理想。1958年8月28日下午，在毛主席听取原子能和导弹工作汇报时，钱学森汇报说：“关于卫星问题，（毛）主席发出号召后，我们虽然条件有限，但全国上下都动起来了。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东西。”

1959年1月，正值自然灾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指示，“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于是卫星研制工作下马，由钱学森负责集中力量先研制探空火箭。

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钱学森于1965年1月，向中央写了一份建议报告。报告说：“建议国家早日制定我国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促进这项重大的国防科技技术发展。”此时中科院根据赵九章等科学家的建议，也向中央提出类似建议。经过充分论证，1965年4月，国防科委正式向中央报告，建议启动人造卫星工程，计划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中央批准了报告。由于钱学森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这个工程就命名为“651工程”。

不久“文革”开始。尽管“两弹一星”研制受到冲击，但在毛主席、周总理来的高度重视下，采取了重要措施，任命钱学森全面负责。在钱学森的直接指挥下，广大科技人员克服困难，所有项目都基本上按计划进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卫星发射，钱学森在关键时刻大胆起用了年轻的孙家栋。

1967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国防科委负责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并委托钱学森全面负责组建工作。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参与制订国家航天发展计划，负责航天器的技术指标论证，负责各类航天器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负责运载火箭、发射场和地面测控系统之间的技术协调。

钱学森临危受命。他将原来分散在中国科学院、七机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空间研究机构集中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以保证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程按计划进行。

为了加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力量，钱学森大胆起用新人。他推荐当时年仅38岁的孙家栋，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

孙家栋1929年4月8日出生于辽宁省盖县，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50年，加入新中国空军。1951年，赴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主攻发动机专业；1958年归国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钱学森领导下从事新中国导弹事业的开创工作。他的学识和才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被慧眼卓识的钱学森发现和欣赏。

孙家栋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钱学森的指示，以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为主，再从搞导弹的技术队伍里抽调了一批优秀人才，组建了卫星总体设计部。钱学森告诉孙家栋：“总体建立不好，卫星就搞不起来。”

卫星总体设计部的工作，得到了钱学森的大力支持。当有人对这些年轻人求全责备时，钱学森总站出来维护。他经常说：“对待任何人，对待任何事，都不要绝对化，不能苛求十全十美。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事业怎样发展，社会怎样前进？”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列入军队编制序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归属国防科委领导。钱学森兼任院长。这样，完全确保了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按部就班进行。

第五研究院旧址

王希季是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1947年留学美国。1949年，他获得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获硕士学位不久，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两张照片，感动得不得了。一张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不进老百姓的家。第二张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况的。他后来回忆：“我是在军阀间互相打仗，国家被蚕食、被分治的状态下长大的，有生以来首次看到真为老百姓的军队和祖国大陆的统一，我为此而欢呼。决心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和孙家栋不同的是，王希季比孙家栋年长8岁。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人造卫星的研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道：

“1958年，新中国处于‘大跃进’时期，全国均处于高兴奋状态，科技界意气风发开始了向高新技术进军的新的长征。”“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以他宏亮的声音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了进军的号令：‘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就在1958年的11月份，上海市委人事部门告诉我，市委决定调我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工作，担任技术负责人，仍兼任上海交大工程力学系副主任，那年我37岁。”

“那时，在中国科学院钱学森先生、赵九章先生等发起一个叫作‘上天、下海、人地’的代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倡议。其中‘上天’，就是要发射人造卫星。为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建立了1001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院，1002控制系统设计院和1003卫星有效载荷设计院等3个设计院。为了利用上海相对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经中国科学院领导与上海市委商量，将1001设计院从北京迁到上海，更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实行中科院和上海市委共同领导。”

在卫星工程下马期间，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大协作精神，在研制“两弹”的同时，“一星”研制实际上也在进行中，因为研制“两弹一星”的许多技术实际上是交叉的。各行各业都按照中央的计划安排进行，各行各业的技术交流通畅，学术民主热烈，大大加快了“两弹一星”工程的整体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卫星工程1965年能够顺利重启并提前完成任务的主要因素之一。王希季从事的运载火箭，既是“两弹一星”导弹（“两弹”是导弹和原子弹氢弹）的运载工具，也是“一星”的运载工具，还可以用在其它民用科技项目上。当时王希季这位“洋硕士”并没有搞过火箭，他们从各大学调进了几百名在读的学生更搞不清。但这支非常年青的队伍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精神日以继夜地工作。几经失败，“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要研制一个运载火箭，不能只考虑运载火箭本身。运载火箭只是卫星进入太空的大工程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发射人造卫星，除了运载火箭，还得有发射场，测控站网，对返回式卫星还要有回收场等。另外，我们研制的是中国制造的运载火箭，一切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王希季的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两件事使他记忆尤深。

一次是当他们在野外试车时，时任副总理聂荣臻和钱学森站在一个废弃的碉堡外，在寒风细雨中，观看发动机的点火和试车。当时，“已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是全国性的，机电设计院人也不例外，生活十分艰苦。尽管条件如此简陋，生活如此艰苦，他们的工作热情却十分高涨，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就在这个无遮无掩的废碉堡里，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判读分析数据，查资料，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学了就干，不懂再学。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子劲儿，要尽快把中国的探空火箭搞上去!”

不久，他们研制成功了“T-7M”火箭。“研制‘T-7M’火箭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在中国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制，必须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了解此项技术和产品所处的社会和工程环境，准确定位。在此基础上，所选择和采用的技术途径才会符合国情。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条件都现成才能把事业干起来。我们是在做一个从来没做过的工程，只要目标和技术途径合乎国情，与环境相容，条件总是可以创出来的。合理而有效地运用条件，掌握技术，既完成了任务又锻炼培养了自己。‘T-7M’首次发射成功4个月后，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里，毛泽东主席一走进大厅，就径自朝探空火箭模型走去。他在询问了研制情况、科技人员生活现状后，拿起产品说明书翻了一下，指着火箭问道：‘这家伙能飞多高’‘8公里！’讲解员回答。毛主席轻轻哦了一声，仿佛有点遗憾，但他很快便笑了，挥了挥手中的产品说明书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毛主席的话使我们倍感欣慰和鼓舞。”

王希季在总结在那个特殊时期，“任务仍能按计划完成”的原因时写道：

“就是在这种受到阻碍和不断干扰的情况下，这些立志要响应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号召的人，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国防科委的领导下，运用1958年以来学习积累起来的知识和认识到的规律，选择了正确的技术途径，提出了合乎中国国情的、可行的技术方案，细致周到地做了一切必须要做的生产和试验工作，做出了‘长征一号’首次发射成功的业绩，实现了‘上天’愿望。”

习近平总书记到文昌航天发射场视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孙家栋、王希季和潘厚任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复信中指出：“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信中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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