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近两万八千名16至20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告别首都的繁华，发扬前辈“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革命精神，乘坐 “知青专列”奔赴圣地延安，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贫瘠又富有的黄土地上。

半个世纪后，从青年走到暮年，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圣地情结，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矗立着一座精神丰碑，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流淌着爱党爱国的红色血脉。

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华魂网”特別推出“北京知青延安情”专栏，让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中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上山下乡”前的动员会

1969年1月19日，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而对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讲，这一天却是我们走向社会的开始。早上八点半，我们在学校操场上集合，按已排好的下乡村队序列，分乘大客车去北京站，搭乘“知青专列”去延安插队。

此时的北京站已是人山人海。广播喇叭里，在革命歌曲的伴奏下，反复播放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青专列”停在第一站台上，车窗前站满了送行的人群。火车开动了，人们挥动着双手，依依不舍地告別。此时的火车站台上和车厢里，哭泣声和呼喊声汇成一片。

我在窗前看见前来为我送行的妈妈和已在內蒙古插队回家来探亲的姐姐。她们伫立在站台旁，看着渐渐远去的列车，不断地向我挥手。那天，恰好是我过完17岁生日后的第10天。

列车徐徐出站，车窗外掠过北京城的街区，车厢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此时的同学们仍沉浸在与亲人和北京告别的不舍中。

保定、石家庄逐一经过，窗外的华北平原一派冬色。列车员沿着过道推来送饭车，将一只只装着“盖浇饭”的铝饭盒送到每位同学手上。这时，同学们纷纷把带来的食物拿出来“入伙”：香肠、小肚、广柑、苹果、梨，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美食堆起一大堆。

车过郑州，天色已晚，火车驶入陇海线，沿途景色隐在黑暗中。入夜，列车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昏暗的灯光映照在同学们的脸上。忽然，车厢里传来《山楂树》的口琴声和低声的吟唱，空灵清澈的《山楂树》令人感动。

天快亮时，火车终于进陕西啦！我下车花了六毛钱买了一罐标着“潼关酱菜”字样的竹篾子外包装的酱菜，准备带回村里享用。此时，车厢中活跃了起来。车窗的左边是秦岭，右边是关中平原，而引起大家关注和议论最多的则是山上的窑洞和半边盖的“厦子”。

北京知青到达陕北受到热烈欢迎

中午时分，火车开进西安站，凭窗望去，站台上有欢迎知青的横幅。列车尚未停稳，忽然音乐声起，火车在停稳之后，音乐声又戛然而止。这时，只见人们簇拥着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走上前来，他代表陕西省革委会，对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北京知青表示欢迎，并讲了一番热情鼓励的话。

火车停站15分钟后又开始西行，不久到了咸阳再次停车。停留了大概几分钟之后，火车又开始北进。从车窗向外看，只见黄土高原特有的“塬”连绵不断，望不到尽头。窗外景色越发单调、凝重，山里存留的残雪泛着白光，偶尔可见一缕炊烟从散落在崖畔上的窑洞顶上升起。

经过庄里、富平、三原、耀县，这些后来被我们所熟悉的地名之后，于傍晚时分，火车到达终点。这里虽然也有欢迎的人群，但显然比西安少了许多。

我们正准备下车，忽然听到有人操着北京腔在问：“哥们儿！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同学们循声望去，只见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仰着头在和车上的同学搭讪。

得知这两位是前几天就到达这里的知青，众人便迫不及待地向他俩打听当地的情况。那男生抬手向山顶一指说：“打个比方说，你住在这里。”然后，他又向沟底一指说：“而吃水要从这儿去挑。”他的一席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嗨！敢情这两位是要搭便车打道回府的。

在欢迎的锣鼓声和口号声的伴随下，我们列队走进知青中转站——铜川市二中。大家按村队，被分配到铺有麦草的教室里。大伙铺开行李，取出碗筷，到学校搭建的临时食堂去吃饭。当天晚饭是凭票领取的大肉、羊肉和全素的烩菜，外加四两一个的杠子白馍。

1月20日，天还未亮，催促起床的吆喝声响了起来。我一骨碌爬起，赶紧收拾行李，准备开路。外边黑沉沉的，院内十几辆蒙着帆布篷的军用解放卡车已被发动，车轮上挂着防滑链，解放军司机在灯影中进进出出地忙碌着。伙房那边灯火通明，鼓风机伴随着人声发出巨大噪音。简单地吃过早饭后，同学们按照编号，依次上了车。

北京知青转乘汽车去陕北

车队缓慢地行驶着。两天没睡好觉的同学们偎依在行李上，随着车厢的摇晃渐人梦乡。这时，天已渐明，黑色的柏油路不知何时变成土黄色的砂石路。走了好长时间，大伙似乎感到了旅途的寂寞，不由探着头向车窗外跳望。

突然，“纸坊”两个大字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纸坊到了，离茶坊也该不远了。这时，有人用力拍着驾驶室，副驾驶探身一问，原来，大伙提出要解手。车队便临时停在两边都很陡的一个山脊上。

“男生向左走，女生向右走，解决完就上车。”解放军一声令下，同学们赶快下车解决内急。这时，我抽出空闲在宜君梁上跳望，只见山河大地、千山万壑，尽收眼底。

又上路了，许多同学嫌车篷太憋闷，执意要把车蓬拆掉。大家站在车厢中，刺骨的寒风裹携着车轮卷起的尘土，迎面袭来。车队驶进一个镇子，空气中弥漫着烧柴火的气味，欢迎知青的横幅横挂在公路的上方。

公路两旁，土坯垒成的“厦子”、房舍和远处的窑洞连成一片；早起拾粪的黑衣老汉和几个揣着手、背书包的小孩，在路旁愣愣地望着过往的车队。转弯处，一处上着门板的店铺上写着“宜君县哭泉”的字样。哭泉！这就是传说中“孟姜女哭长城”的那个“哭泉”吗？

行进中的车队卷起巨大的黄尘，远远望去像一条蠕动在崎岖山路上的“黄龙”。人群、街道、房舍、窑洞，逐一在我们的眼前呈现，瞬间又被抛在身后。

车队开始下坡，急转弯使人感到眩晕。这时，眼前呈现出一片绿色。这长满翠柏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桥山，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之地就在这里。黄陵到了，富县应该不远了！

车队绕过黄陵县城后，公路沿着一条名为沮水的小河转向东北，路的右侧是水塘和稻田，左侧的崖畔上，零散稀疏的茅草和酸枣枝在寒风中摇晃。

车到龙首再次停车休息，众人下车之后，蜂拥奔进厕所方便。这里的景色吸引了我：小河从一片树林中穿过，阳光下的冰面上泛着金光，这使我不禁联想起臆想中的苏联歌曲所表现出的场景。

近午时，车队经过洛川县城。那一天正好逢集。集市上，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但当我们的车队驶达时，引得人们驻足观望。

汽车驶进洛川中学，这里是迎接北京知青的临时接待站。除停车、喝水、方便之外，当地也备有烩菜和蒸馍，但这些是给后面来的同学们准备的，与我们无缘。没篷的卡车实在太脏、太冷，再次开车时，建平、和平、张淮、玉林、力群和我，又爬上一辆有篷的卡车。

车队行进在洛川塬上，下一站该是富县了。这时，我看到塬上的景色完全不同于川道，近似平原。很快，车队通过“界子河”桥后，再次爬坡上山。爬上交道塬之后，太阳照在身上，明显的暖和了。

车队下坡进川，经过一座小石桥后，左转向西。“嘿！史家坪！”不知谁看到车外村子墙上写的大字。直觉告诉我：茶坊快到了。

标有“277”数字的公里碑斜埋在公路左前方，车队临时停车。挑开车帘一看，只见远处黑色的山崖间，一群灰白相间的野鸽子在翱翔，近处的山崖上有“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车队开进了富县茶坊镇，街道两旁站立着欢迎我们到来的小学生。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挥舞小旗、喊着欢迎的口号。最显眼的是，路南有一长溜房子，房子的两边写着“茶”和“坊”两个大字，合在一起就是“茶坊”。

下车后，我们被领到茶坊粮站。茶坊公社的领导在这儿等候着知青，并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仪式完后，我们分别被安排休息，等待开饭、取行李及与各村来接我们的人见面。

“嘿，这地方真不错，哥们儿就在这儿了。”和平抽着烟，悠然地躺在印有“茶坊旅社”4个红色小字的白色床铺上。

“走！到对面公社大院吃饭，领行李！”有一位同学在院子里大声招呼着我们。来到大街上，只见公社大院门口，聚集着看热闹的人群和来接我们的各村“乡党”。

“乡党”们基本都是身穿黑棉袄，腰束一条棕色线织的腰带，也有穿自家做的方口黑布鞋或旧解放鞋的。他们大多都揣着手，默不做声，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而当发现我们在看他们时，“乡党”们就会腼腆地龇牙一笑，算是和我们打过招呼了。

“娃儿，多吃些！以后就没得吃啦！”人群中一位穿黑棉袄的老大娘热情地对我们说。看着大盆里的烩菜和杠子白馍，许多同学经历了长途颠簸，已没胃口。高中同学毕竟比我们大几岁，胃口也好。其中一个名叫章重的同学从行李中掏出“钢精锅”，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竟满满装了一锅馍。

一阵忙乱后，川口村的“乡党”们终于找到了我们。他们手脚麻利地帮我们把行李绑在驴车上。众同学相互告别后，我们川口村一行六人，跟着拉行李的驴车，背着夕阳，沿着来时的公路向川口村走去。

1969年1月21日， 17岁刚过的我踏上人生新起点，在富县茶坊一个名叫川口的村子开始了插队生活。

朱学夫当年在宝塔山留影

朱学夫，男，1952年出生。北京110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在陕西省延安地区富县茶坊公社川口生产队插队。1979年2月，调至北京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研究院。1986年，以交换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电机系学习，回国后参加七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曾获科技进步集体二等奖。1994年，组建北京贝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年退休。

（本文选编自《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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