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上海震旦技术学院宋姓女讲师因为南京大屠杀言论被解职的事，引起了关注。

今天我在微信朋友圈/群上发现舆论很有趣：有的人认为女讲师被冤枉了，没有考虑其上下文，视频不完整，她之前说了一些其他的铺垫的话，所以属于断章取义；还有的人认为学生传播视频属于侵犯和告密。

我在群里朋友圈看到若干言论的转发。

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目录：

1、政治正确的铺垫不能给言论免责

2、“南京大屠杀否定者”

3、诱导性和误导性

4、无知之下导致的错误前提：有名有姓才能作为屠杀的死者基数

5、历史虚无主义与“自我仇恨的中国人”（Self-hating Chinese）

6、诛心：宋姓女讲师的价值观和心理？

7、这类话题能否在西方课堂里讨论？前提是什么？

8、对这件课堂事件的处理——“告密学生”其实是“吹哨人”

正文

1、政治正确的铺垫不能给言论免责

这位女讲师前面可能说了许多铺垫的话，其实属于“qualification”、“免责条款”一类的东西。譬如说：“我首先声明啊，我是爱国者”；“日本人在抗日战争时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我爷爷一辈的亲戚在抗日战争里也受害了，我们家族都恨日本人”……这些都属于典型的铺垫的话，说这种话的意思是说：我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我有发言的资格；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点评这个具体的事件而已。一般来说，在围绕敏感话题进行有争议的发言时，发言人会有意识或下意识的说这些话。未来如果遇到麻烦，这些话可以被用作某种“防御”或“开脱”。对方如果指责你的言论不正确，你就可以反过来说对方是断章取义。

2、“南京大屠杀否定者”

在五分钟的视频里，这位女讲师触及到南京大屠杀这个话题，但她讲了半天，只有一个论调和话题，就是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她的目的就是通过质疑死亡人数，削弱或颠覆整个官方叙事。她的逻辑其实只有一条，就是30万人不是“有名有姓”的。她呈现完全是一面性的，一边倒的、主观的观点。有些用语是非常夸张的，譬如说30万人只是“历史小说”里的概述。小说就是“fiction”，就是虚构的意思。听到这个用语，再看她表达观点的方式，足可以给她定性：她属于南京大屠杀否定者（denier）——这里，我们可以遵循欧洲对“犹太人大屠杀否定者/否定行为”（Holocaust Denial）的定义：采用各种手段去论证说犹太人大屠杀的实际情况与人们所理解的官方叙事不符——只要这样，就属于犹太人大屠杀否定者。所以这位女讲师肯定属于南京大屠杀否定者。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也是政治和价值观驱动的。

3、诱导性和误导性

她的说话对于她的学生受众来说，是极具引导性、误导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煽动性的，十分危险的。举例而言，她先加以引导：“上下五千年”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呀，上推不到五千年。藉此想说明：中国历史里很多东西表述是不精确的。然后，就可以再类推，南京大屠杀30万人也可以是不准确的。对学力不强的人来说，这种推理是有引导性的。“是呀，连‘上下五千年’这种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呢。那南京大屠杀30万人这种说法同样也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呀”。这是一种很用心、危险的引导。这个女讲师自己没有任何相关学术教育背景（学的是新闻学），于是又注意引用“历史学家”、“学术界”、“历史老师”、专家之类的说法以增加她自己讲话的信用与权威。而考虑到她讲课的场景（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传媒艺术学院）及受众，她与学生存在知识和学历上的严重不对称，听众可能没有分辨能力，无法出来反驳的。这就让她可以利用在讲堂上的权威地位，灌输她的言论，起到影响学生的目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学生受她的影响。我认为她本人可能就是受自己大学时历史老师的影响（她反复提及她的这位老师，我后面会再说这位老师的问题）。

4、无知之下导致的错误前提：有名有姓才能作为屠杀的死者基数

她最主要的逻辑是，“30万人”不是有名有姓的，翻译一下，就是说：只要你拿不出来有名有姓的人作为依据，那么屠杀/死亡就是不存在的。她举的主要例子是犹太人大屠杀，称犹太人大屠杀都有名字可考。依据是她访问过很多集中营，里面都有名字记载。

这就是知道一点点皮毛，就以为可以推导出真理了。我们现在通常说，Holocaust死难六百万人，最早提出这个数字的是Adolf Eichmann，在1945年。这个数字最后就这么落下来了，沿用到现在。但实际上数字又是不确切的，历史学家的具体统计由420万到700万不等。历史学者普遍接受的区间为500~600万人，而这也是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接受的数字。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的人数差异，所以不可能是有名有姓的，而是基于大的人口学统计。Yad Vashem用各种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死难者名字是450万左右。

之所以Holocaust能够被统计得相对比较清楚，是因为它的性质是种族灭绝（genocide）而非战乱里出现的大规模杀戮。种族灭绝要求：一个不漏地、系统性地、消灭某族群。这就要求系统挖掘这个族群的人口，记载其消灭的过程。所以，德国纳粹非常“认真”地干这件事，找出、统计犹太人，并记录消灭的情况。纳粹所占领的各欧洲国家也对此加以配合。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方法与口径，不仅有集中营的数字，有运输的数字，有隔离营（ghetto）的数字，有各国各地统计收集犹太人的数字名册等。而且要考虑到，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都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存在的，多有相关的社会/人口/宗教统计。这就可以计算和比较战前战后犹太人的数字——战前，欧洲犹太人大约1,000万，Holocaust消灭了约三分之二的欧洲犹太人口，许多国家有超过九成的犹太人被消灭。这些都可以推导出犹太人的死亡人数。

但这仍不能做到对每个死者都有名有姓；对Holocaust死亡人数统计和认证的前提，也并不是有名有姓，而是结合各种方法论下的估计。

我们看到，犹太人大屠杀这种精确的种族灭绝，与南京大屠杀这种战乱屠杀本质是不同的，不能简单比较。

笔者估计，因为某些价值观的驱动，使得这位讲师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对南京大屠杀怀疑态度的，而为了支持她的论点，她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如果这一个理由逻辑欠缺，她又会找出另一个理由。总之，她不相信这个“故事”。这与Holocaust否定者的逻辑完全是一样的。

5、历史虚无主义与“自我仇恨的中国人”（Self-hating Chinese）

在确立了死者人数统计必须“有名有姓”这个错误的必要前提后，宋讲师还批评了民国政府，说那时怎么就没有统计出来。我翻译一下，意思就是说，“哎，咱们中国人，就不要怪别人了，就是我们自己不重视（我们自己的人命）。我们自己就没有收集这些人名，没有统计出来。那就是我们活该了。统计大屠杀死亡人数那就是得有名有姓的呀。你提供不出来姓名，那就是你的问题。这不怪日军，就怪我们自己。”

这是完全站在侵略者一边，为侵略者辩护的视角。并且，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被杀戮的人群处在一个比较原始的社会，没有现代的社会治理，一部分人口都没有户籍资料，甚至连姓名都不全，甚至这个人口族群连文字和记录都没有，那么，对这样人口的杀戮就是“不存在”的。那么以此类推，欧洲人也没有在美洲大陆杀戮印第安人。并且，历史上所有的“大屠杀”都不存在的，因为都不是有名有姓的。

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

这位宋姓讲师特别提到了她去欧洲的集中营，看到那里的死者有名有姓。笔者翻译一下她的意思：“你看人家西方人，你看看犹太人、德国人、欧洲人。他们统计得多好。所以人家能够有名有姓啊，所以人家能够算出人数来呀。所以人家有理有据啊。说白了，归根到底，人家这才是文明国家，人家杀人都比我们杀得文明、死人都比我们死得文明。”

这不就是种族主义么。

她还有一些站位非常奇特的观点，比如说，“不应该永远去恨，而应当反思一下战争是怎么来的。”要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这个通常是对侵略者/加害者说的。在日本有个现象就是，经历了原子弹爆炸后，人们普遍也有了受害者情结，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是日本反战主义/和平主义的一个特征：通常是控诉核弹，然后呼吁和平，但不会去反思日本因何招致核弹攻击，不会去反思战争的起源，不会去反思日本的加害者身份。对这些人，才需要跟他们说，战争是怎么来的。

缅怀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我们要反思和检讨战争是怎么来的？还是错在中国？错在我们不够强大，所以我们被杀戮了？

可以看出来，她说来说去，批判的其实都是中国人。哎呀，中国弱小、落后、愚昧啊，谁叫你落后啊，活该被欺负呗，怪谁呢。你也许是被欺负了，他们干了坏事，但你自己居然还统计不出来你的谁被欺负了，然后你就编个历史小说跟全世界说。这就是她的视角与逻辑。她认为：她自己这是背负真理的：她站在这个上海职业学院的讲堂上传播真理。

笔者以为，这位宋姓讲师，完全符合我定义的“自我仇恨的中国人”（self-hating Chinese）。

6、诛心：宋姓女讲师的价值观和心理？

宋姓讲师多次提到了她读大学时的历史老师。这个老师就持有这种观点，在大学课堂里说服了她、影响了她，并作为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影响了她的价值观。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她既有的价值观，使得她能够和愿意接受这位大学老师的观点。

我们再看这位宋姓讲师的学历背景：

“……宋某是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传媒艺术学院讲师，曾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采访和写作、新媒体写作。主要承担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媒体写作、新闻评论等专业课程教学。”

这就比较清楚了：她是学新闻专业的，她在人生和职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某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让她对我们的社会有许多的怀疑和批判。这种价值观不仅仅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

我不知道她在上什么课，但以她新闻专业的背景，在课堂上讲历史，是很奇怪的。这是个什么课？背景是什么？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她是在自由发挥么？但可以看出，她和下面的学生缺乏互动，是在进行单向的输出和传播。从她讲话的方式也可以看出，她非常认真，她在讲一些她所相信的、她认为对她自己和对受众而言都很重要的事情，她要利用这个场所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听众未必都能听懂和理解，但也许有的人能听懂呢？只要有一个人听得懂，那她做的就是有意义的。甚至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关系，她必须勇敢的站出来，站在讲堂上，作为真理的传播者。

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位宋姓讲师的一些其他取态和行为。

有人说这是诛心，主观臆断——随他们怎么说吧。

——我估计这位宋姓讲师对中国体制是非常批评的。而且不仅仅是对中国当下政治/体制的批评，而且是对中国文化、社会、文明的批评。（所谓“自我仇恨的中国人”）

——结合她的学历背景，我估计她应该特别相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西方的价值观，将其奉为真理。她也自认为是践行者，敢于为了真理说话；

——也许，她还在从业经历中积累了一些对体制的不满。

——我估计宋姓讲师是比较喜欢西方的，崇尚西方的。那种全方位的崇尚。这使得她热衷旅行。而且她还有点小资和文艺，有点爱好历史，她不仅仅去过许多国家，甚至去参观过很多的集中营，还很有感触。

——我斗胆估计，这位宋姓讲师应该也非常喜欢日本。那段侵略历史已经过去了。日本现在还是文明国家啊。很文明呢。

——这位宋姓讲师一定认为，凭借她的多国游历经历，她的从业经历，她受的教育，她对文化的热爱和敏感，她已经可以洞见真相了，她已经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历史的真相——譬如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可能就是一个她特别关注的话题，这可能因为她大学老师对她的影响；因为她虽然是中国人，但很喜欢日本，她需要从日本的角度去对这段历史做某种“和解”，有个说法。那么结合她对中国体制及文化的批判，她的大格局、大历史观，她找到真相了。

确实，笔者以上都是诛心和揣测，但对于这样的人，我想说，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7、这类话题能否在西方课堂里讨论？前提是什么？

譬如在美国讨论对印第安人的清洗或黑奴及种族主义？在西欧讨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西方有严格的“政治正确”限制与约束。

美国的高等院校是左派/自由派主导的。这类话题稍微处理不慎，就有可能使得讲师丢掉工作。

西欧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在课堂上讨论Holocaust，稍有不慎，被列为Holocaust Denial（其定义为，试图说明“大屠杀”并非按照我们惯常理解的方式发生的），不但丢掉工作，甚至还可能面临法律问题。

那么这些话题在课堂上能不能讨论呢？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笔者认为是可以讨论的，但需要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

第一，必须是学术的场景，这必须是一个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课程或项目。大家都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建立在一定的共同学术前提上，在专业的角度上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参与讨论的是一群学者、学生（很有可能是研究生），主持人应该是一个历史博士，大家对历史文献都有很高的理解。

第二，讨论是“非政治”的：没有人试图把问题政治化，没有人在宣讲自己的政治见解。大家纯粹从技术层面讨论历史。这是理性对话的前提。

第三，非公开性和排他性：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敏感话题，只有“专业人士”才善于把握、处理这些话题。“非专业人士”会对这样的话题进行回避，而专业人士也不愿意和非专业人士轻易交流，怕对方别有想法。所以，最终讨论这些敏感话题，一定是范围很小的、闭门的、在彼此熟知、认识、有一定互信的群体之间进行。

所以，当然可以对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进行讨论，但那必须是严格的学术讨论。

这些讨论是不会影响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性的。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可以主张500~600万犹太人在Holocaust里遇难；学者可以提出450万这样的下限数字。但恐怕没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质疑600万这个数字而不致被批评为Holocaust Denial。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微妙边界。

以上几条都是社会“潜规则”，它们其实适用于各种受“政治正确”影响和限制的话题。在西方，就不要说讨论Holocaust了，一般的种族、性别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稍有过界都是危险的。

所以，这位宋姓讲师触及的话题，表达的内容，表达的场景都是严重不合适的：

——她在这个问题上是非专业的身份，没有任何相关的学术积累；

——她面对一群同样非专业的受众，且学历/学力显著弱于她；

——她的观点是有明显的政治导向的

——他们没有任何进行专业交流、理性交流的可能性

——她纯粹只是进行单向的灌输/输出（尽管她不能决定听众是否为她的观点所影响）

8、对这件课堂事件的处理——“告密学生”其实是“吹哨人”

笔者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西方语境里，这种以严重过界方式触碰政治正确底线的讲师，会被马上革职。这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何况这位讲师不仅仅政治不正确，而且非常不专业，不仅在讨论一些她完全不了解的主题，而且把课堂作为她个人的宣讲平台。

所以她应该被开除。笔者完全赞成。

这里我想再说说：宋姓讲师若干次引用的她在大学时的一位历史系的老师。

可以看出，那位老师的言论对宋姓女讲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师的观点可能本来就契合她的价值观，但更有可能帮助塑造和确立了她的价值观。也许通过那位老师的讲课，宋姓女讲师发现了人生的真相时刻（moment of truth）。也许南京大屠杀这个点，就是帮助她解释中国万物、世界万物的核心。她通过这个点得到了启发；她也希望通过这个点启发别人。

而这正说明了这种讲堂的重要性。观点是可以被传播的。

宋姓讲师台下的学生们，本来学力就有限，毕竟这是一所职业学校。他们不可能有很强的辨识力。他们也没有能力和勇气站出来理论和反驳；甚至，不少人会认为，既然老师能够这样公开的、自信的、理直气壮的在课堂上讲，那说明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是可以被接受的，可能就是真相。他们就会相信这样的说法。

宋姓讲师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在课堂里被一个老师“转化”的。所以她相信讲堂的力量。今天她自己当讲师了，有了这个讲坛，她也抓紧机会开始影响学生了。

这绝对是危险的。我们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人去授课？去传播这样的观点？

至于学生偷录并分享视频，笔者是这么看的。一般来说中国人好面子，注重和气，不会愿意公开出来理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何况还有学历背景上的不对称性。在当时的场景下，学生出来反对，或者离场，都不太现实。

学生可能觉得老师讲得不对，在犯错误，但学生无法正面反驳，因为学力专业不够。他所能做的就是先录下来，然后传播，等其他人来论断、等待发酵。他敢于录下来，敢于传播，就是以为他知道宋姓讲师讲话内容的巨大争议性。

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在这种场景下的解决方式。这个录视频的学生，不是告密者或陷害者，而是“吹哨人”（whistleblower）。

所以，还好有这位学生，让社会得以发现这个害群之马，将其从教师队伍里清理出去，让她不能够再去传播这样的思想与理论。

以上就是笔者的看法。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