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邓铁涛与毛主席的一世“情缘”

秦  明

　　按：上周末去成都淳德中医馆见了与笔者年龄相近的青年中医杨云鹏和敖荣娜，关于他们的故事以后有机会笔者再介绍。交流过程中，笔者笑称他们是传承中医事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则感慨为什么现在支持中医的大都是“左派”？“无门无派”的他们现在也是本号的老读者了。

　　为什么支持中医的大都是“左派”——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姑且先拿笔者之前整理的一篇旧文，与广大中医工作者朋友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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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年初以来的抗疫战斗中，中医药又一次展现出了巨大魅力。

　　然而，与2003年的抗击非典的战斗一样，中医再一开始还是遭遇了很多偏见与歧视，特别是风暴中心武汉，中医的全面介入在全国是最晚的，而最后在武汉力挽狂澜的还是中医。

　　2003年非典在中国横行时，一位名叫邓铁涛的87岁老中医临危受命，担任中医专家组组长，带领着中医团队，一举扭转了治疗那个急性传染病的被动局面。

　　中医的介入为抗“非典”做出了重要贡献，以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例，他们最终做到了患者的零死亡、零转院、零后遗症以及医护人员的零感染，取得了“四个零”的辉煌成绩。

　　而钟南山的呼吸病所收治了88例病人，死亡10例。前面，中医被排斥；后面中医介入了71例，虽然已经有点晚，但最后死亡只有1例。

　　一时之间，举世震惊，对非典束手无策的香港医生，也急忙跑到广州跟邓铁涛“取经”，“邓铁涛”这三个字也逐渐开始为世人所熟知。

　　2018年11月15日，图为邓铁涛正在自己的104岁生日贺寿仪式上

　　邓铁涛1916年的农历十月十一日，邓铁涛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岭南名医世家，其祖父辈及父辈都是近代岭南温病专家。1932年，16岁的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1938年正式工作。

　　1949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帝国主义肆意践踏我们的领土，欺凌我们的人民，民族文化彻底失去了自信，中医也不例外。

　　1914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文，鼓励办西学，惟独禁止中医办学。教育总长汪大燮甚至公开说，“余决意今后废除中医，不用中药。” 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以立法形式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两度准备消灭中医，但因当时中医药的民众基础深厚而未能得逞。但中医药遭受的歧视和误解逐渐形成了社会心理，社会地位随之江河日下。

　　在旧社会，邓铁涛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太多用武之地。

　　1938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与同学4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读了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步知识的书籍，还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等。在此期间，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这竟成为他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处境窘迫。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他到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未能迅速恢复。新中国之初，当时中央卫生部主管领导甚至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打倒一起打倒，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求中医学习西医。2012年4月13日，《南方日报》采访邓铁涛时，邓老激动地回忆起了这段历史：“卫生部原副部长王斌1952年要中医学习西医、改造中医，毛主席把他免职了，要西医学中医。”“毛泽东对中医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中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在毛主席的指导下，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药学在新中国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特别是赤脚医生制度的兴起，靠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中医用极其低廉的成本解决了困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农村缺医少药的历史，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被世界卫生组织树立为典范。

　　毛主席为了中医“撑腰”，不惜先后撤掉王斌、贺诚两位卫生部副部长，彻底改变了中医的困难处境，也给邓铁涛这样的中医人才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广阔空间。

　　1956年，邓铁涛得以参加国家早期兴办的4所中医院校之一的广州中医学院工作。此后，便在中医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60多年，对重症肌无力、冠心病、高血压、中风、慢性胃炎、慢性肝炎、肝硬化、糖尿病、红斑狼疮、硬皮病及危重病的抢救等诸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诊疗经验。他运用伤寒、温病理论防治瘟疫，救治乙脑、流脑、流感等病患，从中总结寒温融合防治瘟疫的理论，至今仍有效指导着防治流行性、传染性、感染性、发热性疾病的临床实践。

　　最令人敬佩的是，邓铁涛持续钻研中医“五脏相关”理论50多年，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给中医事业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他的研究取得成就最辉煌的时刻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

　　1962年11月16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1975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他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钻研。

　　邓老直到晚年仍然始终铭记着毛主席的恩情，他跟人交流时，经常会提到毛主席。例如，邓老给别人讲怎么治高血压，就说：“离心脏最远的地方，你去活动活动它，它对心脏不是个负担，而是反馈到心脏里面有好处。如果你不懂八段锦，不懂太极拳，那你就天天去走路，像毛主席所说的，闲庭信步，这样也可以治高血压……”情不自禁地就带出“毛主席”。

　　笔者注意到邓老的很多讲话、访谈，他从来不说“毛泽东”三个字，从来都是说“毛主席”，其中深情可见一斑。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毛主席就是邓铁涛的“伯乐”，也是邓铁涛的“人生导师”。“伯乐”走了之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人不重视中医，国内出现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视进口药，甚至中成药也要用日本产的。中医历尽挫折，发展更无从说起。

　　以中医数量为例，新中国初期，中医是157万人，500万赤脚医生虽然不是“专业”中医，却让中医治疗手段遍布全中国。然而到了新世纪初的几年，卫生部统计的中医人数仅存20多万，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在膨胀，但中医在迅速萎缩。

　　80年代以来，邓铁涛一面沉下心来继续他的研究，一面开始跟中医萎缩的趋势做着抗争。眼见中医事业日渐衰落，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内心十分着急，他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眠。

　　1985年，徐向前元帅到广东过冬，邓铁涛利用给徐帅看病的机会展示了中医的神奇疗效。邓铁涛诚恳地向徐帅表达了让中医发扬光大的心愿。徐帅被打动了，马上承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1990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邓铁涛听说中医药管理局要被精简，他立即牵头我国各地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这就是在中医药界著名的“八老上书”（邓铁涛、方药中、何任、路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

　　1998年，全国刮起了“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的风潮，对此，邓铁涛忧心忡忡。8月11日，他再次联合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等中医老专家7人，第二次“八老上书”，刹住了中西医院校合并的歪风。

　　2006年，“取消中医”之声蔓延之际，邓老再次站了出来。在一次大会上，邓铁涛挥手引用毛主席诗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两次疫情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两次灾难，也是浴火重生的机会，使越来越多的国人重新恢复了对中医药的自信，扭转了80年代以来中医事业的颓势。邓老17年前那次以87岁高龄、不顾个人安危的临危受命，可谓是功不可没。

　　可以说，在邓铁涛人生的最后40年间，他的最大成就就是守护中医，守护被毛主席重新激活的这份民族瑰宝。

　　2019年1月10日上午6:06，104岁的邓铁涛去世。他在生前的遗嘱中写道：“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仍然铭记着毛主席的教导。

　　就在新冠肺炎爆发整整一年前的2019年1月16日，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原针灸楼一楼大厅内，邓铁涛教授追思会举行。遗像两旁挂的挽联写着，生是中医的人，死是中医的魂。

　　追思会的队伍排成长龙，哀乐徐徐，人们挨个走到遗像前献花，表达哀思。直到晚上八时许，仍有家长带着孩子来献花。人们没有忘记这位抗击非典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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