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长的光明之路
旧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长的光明之路
胡新民
林巧稚(1901—1983),福建厦门人,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她筹建的北京妇产医院,为中国妇产科学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接班人。她是被誉为“万婴之母”的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先后获得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林巧稚去世后,又于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林巧稚走过的路程,是旧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长的一个缩影。她留下的几篇文章,至今读来还使读者受益匪浅。
《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实现思想转变
林巧稚20岁时考上了有教会背景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2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2年至1933年,她赴英国留学,1939年至1940年在美国进行研究工作,1948年返回北京协和医院,任妇产科主任,她是这家医院的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
生长在旧社会的林巧稚,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心怀隐痛,立志要以一技之长为祖国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因而踏上了医学科学的征途。她在自己从医50周年所写的《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当时医院里发生的许多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嘴上挂着‘文明’和‘人道’的帝国主义分子,无视中国人的生命,用住院的病人做各种所谓‘医学研究’的试验。在试验中,有的病人发生抽风,造成骨折,甚至咬碎牙齿和撕裂肌肉,直至痛苦地死去……在这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情景面前,我的‘救世济人’的个人奋斗,显得多么幼稚呵!即使我个人的医术再高明,也不能改变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因此,在解放前夕,有人劝她移居海外,甚至为她买好了飞机票,她毅然谢绝并表示:“国家穷,我们一道受苦,国家好起来,我们一起过好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林巧稚很快感受到“国家好起来”的各种崭新气象。“三反”“五反”运动中,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张子善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更使她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廉洁。
20世纪50年代,她生活的北京变得整洁有序了。城墙下堆积如山的垃圾、粪便被全部清走,污水横流的街道铺设了下水道;过去满街衣衫褴褛的乞丐,如今都被政府送回了原籍;数以百万计的鸦片吸食者,接受了政府的强制性戒毒。尽管正处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政府仍保证了城市的粮食供应和冬季取暖所需的煤炭供应。她不由得感叹,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而一个进步的、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可以实现人们的梦想。
林巧稚的老同事、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董炳琨在《林巧稚——协和的骄傲》一文中写道:“新中国成立后在协和医院开展了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思想改造运动,由于她(林巧稚)的心口一致的特点,想不通的事绝不说假话。她说:‘外国人帮助我们培养人才,我的本事也是跟人家学来的。现在让我站出来揭露他们,那不是过河拆桥吗?’但当她放宽了眼界,看到了实质,弄清了情况,分清了是非,思想很快转了过来,并敢于纠正错误,解剖自己。在礼堂当众讲了她的认识和转变过程,还写了一篇题为《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对当时思想改造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从此以后,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直到生命的终点。”
在《林巧稚纪念文集》中,刊载有林巧稚1952年9月2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打开“协和”窗户看祖国》一文。文章内容如下:
过去30多年,我从“协和”窗内看祖国,炮声愈响,我把窗户关得愈紧。这一回,什么动力叫我自觉自愿地打开“协和”的窗户,看见了我们可爱的祖国呢?
1921年我怀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愿望以及对“协和”的羡慕,不顾一切困难,离开家乡福建,到了北方,考进“协和”,很为得意。30年前一个女学生从厦门到北京“协和”,不是一件小事。从第一天起,我就怕念不好书被刷掉,所以死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每年考试及格,毕了业,成为一个高级的技术家。
1929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多少爱国志士为了抗日抛弃了一切,离开北平。我呢,坚持在“协和”继续工作,“协和”就是我的唯一的小世界、小国家。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协和”,我初步感觉到个人生活离不开国家。在沦陷时期尝到亡国奴的滋味,日夜盼望抗日胜利。胜利消息传来,欢欣鼓舞,满腔热情地决心为祖国服务。但在很短时间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我对这个政府完全失掉信心,对祖国的复兴灰心失望。
1948年回“协和”妇产科工作,对政治不闻不问,一心一意从医、教书。
解放以后,我对人民政府也采取怀疑观望的态度,认为哪一个政府都是一样的,换换门面而已。我们学技术的干脆离开政治远一点好。但是,我从“协和”窗里也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有高度的爱国精神,能吃苦耐劳;我看到短时间内物价平稳,交通迅速恢复,到处都在建设,人民事业不断发展。从这一连串的事实,我开始认识这个政府与从前的政府不同,是为人民做事的政府。
过去,我总是藉口工作忙,逃避听所有的大课报告,不愿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三反”运动中,在“协和”揭露出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我才体会到技术脱离不了政治。我开始从被动的参加学习到主动的参加运动。当时我阅读了不少文件。结合事实,学习毛主席著作。从《实践论》《矛盾论》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没有一个观念脱离大众的利益,我体会到人民领袖的伟大。
在思想建设运动中,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干部非常耐心地帮助我们,先了解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估计我们每个人的政治水平,启发我们的自觉,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分析研究各种意见。我深深体会到这种方式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是科学的。我得到了一连串的教育,对自己落后思想作斗争。我觉悟到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就是这个真理感动了我,唤醒了我,使我打开了30多年关紧的窗户,伸出头去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决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协和”的窗户打开了,竖起了毛泽东时代的五星红旗,“协和”的工作人员全都站起来了。我们为祖国伟大的进步感到光荣骄傲!
《为医学科研贡献自己的余年》:医学要面向人民大众
林巧稚为产妇检查
1977年9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林巧稚缅怀毛泽东的文章《为医学科研贡献自己的余年》。文章写道:
我是一个老年医生,在旧中国度过了大半生,那时候总以为学好医疗技术,便可以为群众解除病疾痛苦,但由于自己的服务对象问题没有解决,虽有一片良好的愿望也难以实现。解放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了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个真理,这都是和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关怀分不开的……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预防为主”,成为边区医疗工作方针中的重点内容,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林巧稚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负责组织实施了8万名妇女的普查工作。她和同事们遍访了要普查的地方,依照适龄妇女的分布,做了精心的准备。在机关学校的卫生室、在工厂的卫生所、在街区医院的门诊部……林巧稚组织的普查及她们后来写出的调研报告,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妇产科学界的关注和震动。很快,在上海、广州等地也开始了妇科普查,妇女的卫生保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女人从来被视为低人一等。在男人的卫生保健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的20世纪50年代,这种对妇女健康的关注,的确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林巧稚在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一直积极履行职责。195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的教授座谈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她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批评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在关系到广大妇女健康的问题上,不听取医学界内行的意见。她认为,卫生部的这些做法直接违背了“预防为主”的方针。1957 年5月29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对林巧稚的专访。同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讨论会上,林巧稚和其他医学界代表重点谈了医学工作中亟待解决的3个问题。他们的发言和意见登载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这直接体现在林巧稚和同事们随后开展的大规模妇科普查工程上。
1965年,毛泽东针对国内医疗卫生工作的状况,严厉批评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响亮口号。协和医院立刻响应号召,组织了由党委书记张之强率队的“ 巡回医疗队”。医疗队成员有几位国家顶尖的权威专家,如协和医院院长、胸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外科主任曾宪九教授,儿科主任周华康教授,阜外医院院长、胸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内科专家冯应琨、金兰,眼科专家张承芬,皮肤病学专家李洪迥……这时的林巧稚已64岁了,她积极报名参加了这支医疗队。出发前,她专门去做了一件蓝布夹袄,又要了侄孙的一件旧中山装,穿上后显得朴素利落。她还准备了一双带襻的布底鞋和一双胶鞋、两身换洗的棉毛衫裤。医疗队的目的地是湖南省湘阴县关公潭公社。医疗队到来时,正赶上雨季。绵绵的阴雨,从早到晚下个不停,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有一次,林巧稚出诊摔跤后成了个“泥婆婆”,大家又是心疼又是笑。很短时间内,林巧稚便治好了几位妇科病患者,而且费用很低。有一例曾经花了200多元未治好病的患者,结果林巧稚只给她开了4毛钱的药,就在短时间内康复了。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许多男人带着自己的“堂客”(妻子)来检查治疗。林巧稚先后为1300多名当地妇女做了检查和治疗。
医疗队巡回医疗的时间是3个月。返回北京前的一段时间,队员们挑选当地受过中等教育的农村青年,办起了农村卫生员、助产员培训班。
林巧稚曾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
1958年,我走出医院大门,参加了群众性的防病治病工作。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在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妇女癌瘤普查,发现了一些早期患者,及时为她们进行了治疗。同时,还为今后研究和防治癌瘤,积累了许多资料。这使我深深感到党和国家对人民健康的关怀。这样的事,在旧中国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1965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生平第一次走出城市,到湖南农村去巡回医疗。一次,我为一个女社员接生,陪我去的是一位当地的青年卫生员。她到产妇家里,挑水、生炉子、洗东西,忙个不停,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而我却自以为是来为别人解除痛苦的,同群众感情上有一大段距离。我想:论医术她那时还不如我,可是思想境界却比我高得多。这位卫生员和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品德,给了我很大教育。使我更进一步明确了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医务工作者的方向。1970年,我们为一个从山东农村来的老年女社员,切除了长在腹部的25公斤重的肿瘤。我经常守护在她身旁,还请人专门做了她喜欢吃的煎饼。当她康复后,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亲切地叫我“老大姐”,并一再感谢我们解除了她20年的痛苦。
我为祖国、为人民作的贡献还太少了。虽然我已是70岁的人了,但我觉得有使不完的劲。今后,我还要继续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像蚕一样……”》:从治病救人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林巧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代表团副团长访问美国。这次出访,距她留学美国已有30余年了。她感慨万千地说:“30多年前,祖国山河破碎,我们搭乘邮船,一叶孤舟,飘洋过海,无限怅惘;现在,我们是伟大祖国的代表,前面是五星红旗开路,后面是8亿人民做后盾。我们情不自禁地挺起了胸,抬起了头……”
尽管她出访的身份是妇产科医学专家,但她极为重视宣传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中国妇女解放工作的伟大成就,利用电视台对她进行专访的机会,现身说法地介绍中国妇幼卫生和保健事业在解放后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还十分认真地去了解美国医疗技术和人民生活,广交朋友。
对于美国医学的进步,特别是诊疗技术设备的进步,林巧稚在肯定之余也有所保留。她对医疗仪器完全代替人实行诊疗的倾向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她主张医生应该多到病人那里去,多做面对面的工作。她说:“医生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感情,有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反应。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做纯技术专家。”林巧稚的话富于哲理,其中包含着对人民的极端热忱和对医疗职业的深刻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林巧稚的美国之行,还完成了毛泽东嘱托的一件事:邀请曾经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细菌学与病毒学研究的华人教授李振翩和夫人回国访问。
李振翩是湖南省湘乡县人。1919年6月3日,毛泽东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时,李振翩正在湘雅医学院学习。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出版到第5期时,被军阀张敬尧查封。湘雅医学院的校刊《新湖南》,因为学生放假,从第7期开始由毛泽东接办,李振翩是杂志编辑之一。1922 年秋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快要临产时,急切中的毛泽东找李振翩接生。李振翩顺利地为杨开慧接生了第一个孩子毛岸英。从此,毛泽东便与李振翩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后来,李振翩专心学医和从事医务工作,并于1948年移居美国,成为知名的医学专家。1954年,毛泽东得知李振翩夫妇的情况后,多次托人捎口信表示问候。
李振翩的妻子汤汉志是湖南省岳阳县人,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林巧稚既是同学又是好友。林巧稚到美国后,即通过李振翩退休前的工作单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打听汤汉志。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振翩夫妇。林巧稚见到李振翩夫妇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希望你们去中国和他见面。”197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毛泽东主席会见应邀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夫妇,并配发了一幅毛泽东与李振翩亲切交谈的照片。
1978年12月,林巧稚和楚图南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赴西欧四国访问。林巧稚在英国因患缺血性脑血管病返回中国。她被确诊为高血压动脉硬化、脑血栓、心脏病。患病期间,她开始在轮椅上、病床上写关于妇科肿瘤的书籍,直至4年后,完成了50万字的专著《妇科肿瘤学》。
《中国妇女》1979年第2期刊登了林巧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我们要像蚕一样……”》。文章回忆了周恩来与她谈话时问她还信不信上帝的经历:
信上帝是可笑的,现在连孩子们都知道,可我曾经笃信不疑。而上帝并没有拯救众生,旧中国劳动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做医生的也终日为出路惶恐不安,至于妇女的地位和解放,在上帝的眼里根本连影子都没有。唯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才使中国亿万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信上帝到信共产党,这是多大的距离,我的思想是经历了怎样的飞跃啊!然而,我思想的脉络、心底的变化,总理看得那样准,点得那样清。我做了几十年大夫,可我要说,就思想而言,总理是位最高明的医家!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协和医院逝世。遗嘱中,她要求将毕生积蓄的3万元人民币捐给医院托儿所、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中。
林巧稚发表的上述文章,真实而生动地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的重视、关心和爱护。林巧稚在新中国走过的道路,代表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断成长的道路和为祖国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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