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北京九所”成就了多少大事？这些曾“跟任何人都不能说”

六十多年前，在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北京九所”就建在这里。此后一段时间，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先后加入，来到这里工作。

当时，新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尽管困难重重，壮志报国的科学家们就在这里，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日前，总台央视《面对面》采访了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揭秘“北京九所”里那些曾“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隐秘。

“核武器”三个字后面是“隐秘的伟大”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崭新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建设。这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是为一个叫“北京九所”的机构而建的。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即将在这里开始。

当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岁的邓稼先。 

当时，邓稼先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习是认真的，但学来学去，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

一个月后，他“斗胆”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胡思得回忆，邓稼先后来告诉他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三个字后，又讲了很多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至少交代了二三十分钟。”

他们饿到浮肿也没停止过计算

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而九所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些资料。

但是，到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60 年 7 月，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有一种悲观的说法，“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粮食短缺。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被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所谓“九次计算”，就是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模拟从启爆到碰靶的物质运动全过程。如果计算结果和苏联资料中提供的数据接近，说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也是在1960年，一批苏联留学生回到祖国，他们给“九所”注入了新鲜血液，李维新就是其中一员。当时的李维新只有24岁，和他同时进入九所的，还有在苏联取得数学副博士学位的28岁的李德元。

△李维新

李德元：1960年28岁到“九所”的，到现在没离开过，我一直在九所。我觉得我的青春是非常幸运的。

记者：怎么讲？

李德元：因为我一来就碰到一些顶尖的科学家。

△李德元

当时，顶尖的科学家在“九所”集结，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陈能宽、秦元勋、周毓麟等。但是，“九次计算”如同一个关口，卡在那里，得出来的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

推翻苏联数据 

“九次计算”为核武器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直到1961年，又一位科学家的加入，为“九次计算”画上了句号。这个人是周光召。

胡思得：他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我们要听他后面的解释。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否定原子弹专家给的数据，这谈何容易？ 

1961年9月，周光召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

“九次计算”持续将近一年时间，反复磨砺，厚积薄发，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 

办公室研究者却不敢欢呼

“九次计算”结束后，原子弹的研制加速进行。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1964 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火球腾地而起，冲击波从地面上卷起粗壮的尘柱，戈壁滩上冉冉升起翻滚飞腾的蘑菇烟云。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初估 TNT 当量在 2 万吨以上，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那一天，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九所办公室里。

李维新：得知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后，当时大家都在鼓掌，不敢欢呼。因为，我们的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声音传到外头。那时候是保密的。

新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震撼了全世界！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震撼再度降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人只用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被世人反复追问，但任何理性的回答都无法涵盖将生命投入其中的人们的体验。

李德元：“我对国家有贡献，这一辈子过得可以”

责任感驱动着新中国核武器从无到有、从0到1的突破，驱动着从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的推进。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隐姓埋名28年后，世人终于从邓稼先的报道中窥见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历程。

△邓稼先

邓稼先走之后，胡思得从副所长到副院长、院长，主管核试验。最后几次加快核试验的任务由他来执行。

在一次次的突破中，曾经的小字辈已成为老者。他们人生的四分之三，都交付给了九所，那是他们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

如今，胡思得84岁，李维新84岁。接受我们采访不久后，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他们为核武器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因为保密，他们的相册中几乎没有壮年时期的照片，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也不能对外公布。

李德元：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这是我一辈子的价值。我很自豪，参加这么伟大的事业。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这一辈子过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