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那些可歌可敬的“两弹一星”功勋故事（中）

孟  红

王淦昌：“愿以身许国”的核物理学家

王淦昌，1907年 5月生于江苏省常熟县。1920年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物理系。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实验物理研究道路。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和当时政府软弱无能的亲历，逐渐使他成熟起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北平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上街游行却遭反动政府大屠杀，游行队伍中的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深感义愤填膺。他找叶企孙倾诉时承蒙启迪：“归根结底是因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若我们像汉朝、唐朝那样先进强大，谁敢欺侮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师言有如醍醐灌顶。他发奋学习，不再是为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拯救中华民族。他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勤奋刻苦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决定回国。有的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他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留学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回国后他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战乱中在浙大教书14年。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6年被派至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先任高级研究员、后任副所长。1959年他在苏联的研究中，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援助中国的协定。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核工作。1961年 4月 1日，王淦昌奉命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他毫不犹豫表态：“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毅然放弃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一个全新领域秘密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对此，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当时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他和郭永怀走遍靶场的每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他告别家人，开创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他坚持深入到車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身为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及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试爆前，已57岁的他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 10月 16日成功爆炸时他流出激动的热泪。1967年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里也有他的心血。

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先后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为此，人们称他为 “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核大国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正值“文革”，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青海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对此他着急地白天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又到职工宿舍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参加科研生产。他不顾条件恶劣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以赤诚奇迹般地化解了对立情绪，共同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精诚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涉及众多学科、庞大复杂的科学工程。渊博专业知识、丰富基础研究经验和深刻洞察力，使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勾画研制工作的顶层设计，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学科问题和关键技术，把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分解，列出各个子课题，区分轻重缓急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他随时了解并总结大家的研究结果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分析调整，使两弹研制在选择阶段目标和技术途径上没有走大弯路，进度很快。当时实验条件差，设备仪器都很缺乏。为诊断内爆过程他首先提出并和大家一起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脉冲X光机和相应的诊断探测设备，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两弹突破起到重要作用，开拓了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的新领域。继续勇攀高峰求新创造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6兆伏油介质脉冲X光机，在20世纪80年代又研制出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10兆电子伏、29兆电子伏的大型加速器等。

1978年，他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积极推进中国核科学的发展，倡导我国相继建设了秦山和大亚湾核电站。

为了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于1986年 3月2日，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天后，邓小平在上面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很快制定出我国高技术发展的 “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8年6月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称号。1998年12月 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愿以身许国！”

吴自良：攻克原子弹核心技术的冶金学家

吴自良，1917年12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和工程师。1943年，学习航空技术出身的他联系去美国深造，改行在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并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然而也正是这一特殊经历助推他回国后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冲刺。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舍弃优厚的科研待遇于1950年底辗转回国。1951年任北方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后为上海冶金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54年，他领导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研制任务，获得奖励。20世纪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

1960年，中苏关系趋于冷淡，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面临重重难题。研制铀分离膜——提炼浓缩铀的“心脏”，即是其中之一。要造原子弹，首先必须得到足够浓度的铀-235，而“甲种分离膜”正是提炼浓缩铀的核心元件。当时，只有美、苏、英三国掌握这项技术，这些国家均把“甲种分离膜”列为国家绝密。于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研制任务，北京原子核所、复旦大学、沈阳金属所和上海冶金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聚到了一起，为这一关系民族命运的科研同心协力联合攻关。

吴自良牵头领任务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指示：“有人预言没有外援，中国的核工业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更不用说造原子弹了。这其中的关键技术是制造用来生产浓缩铀-235的分离元件。”想到当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的轰动，现在有机会为制造自己国家的核燃料和原子弹出力，吴自良感到无比光荣。他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国家指定的新尖端科技会战之中。

随即，在冶金所，50多名专家组成了第十研究室，吴自良兼任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集中承担起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 攻关任务。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吃住皆差，连春节、国庆都难见荤腥。他深感内疚。然而，谁也顾不上这点。虽然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但在他的领导下，大家二话不说克服困难，信心百倍地只顾埋头艰苦探索和反复试验。1963年，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上海特地来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二机部也月月来人表示了急切的关注。终于，在1963年底，冶金所满怀喜悦地报告说：核心技术被攻克，能在中等规模的工厂批量生产，造价仅为原来估算的黄金价格的1%！1964年，该项研究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在3年多攻坚克难的时间里，吴自良基本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实验室，每天检查各组的进展，随时解决各种问题。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过年过节也不休息。不言而喻，他在分离铀-235同位素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的消息传来后，已着手新研究的吴自良激动万分，无比兴奋自豪。那遥远的特殊礼炮声里，有着一份中国人的自豪与一位科学家的幸福。虽然这自豪与幸福他无从对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说起。

他一向对待科研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课题组曾将一种很经典的材料物理研究方法用于当时刚刚发现、非常热门的高温超导体的微结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实验结果，想马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却不着急草率地推出，而是找课题人员反复讨論，从实验装置到实验结果，从结果分析到提出物理模型并得出最终结论，先后改了五六稿，谨慎认真地这样斟酌几个月后，最终由他亲自执笔定稿，和那份初稿对比分明已面目全非。结果，这篇论文1989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很快获得国际同行的关注，至今还保持着相当高的单篇论文引用率。

吴自良虽然属蛇，但他离马年只差20余天。因此，他常说：“我更愿意自己属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确如此。晚年他还于1988年转向投入到研究高温超导体YBCO中的氧扩散机制中并取得研究成果。就算躺倒在病榻上仍不停地想着实验室里的事儿。住院期间，只要学生去看望他就会拉住学生讨论科学问题，要求提供文献资料，希望组织人员继续科研，总结整理一段时间来的研究成果，尽管已虚弱到非熟悉亲近的人难以完全听懂他的话。

2008年5月24日，吴自良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吊唁信中这样写道：“吴自良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物理冶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在一生的科研实践中，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脉博和国家的重大需求，不断深入拓展本领域的科技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原始创新理论成果和重大自主技术创新成就。”这是对吴自良一生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

陈芳允：“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的无线电电子专家

陈芳允，1916年4月生于浙江省台州市。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命运紧联在一起。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中学时就立志要用知识报效祖国。1931年毕业于黄岩县立中学初中部，后进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抗战爆发前夕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主义运动。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肆意蹂躏，他感到莫大屈辱，由此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 ”的真理，从而更加坚定了要做一个爱国者，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理想抱负。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赴英国科索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电视和船用雷达研究，参与世界上第一部海用雷达的设计，他的聪明才智博得英国专家的高度评价并高薪挽留他，但他婉言谢绝，于1948年毅然归国。目睹国民党挑起内战他甚为愤慨。不愿为国民党打内战出力，拒绝在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担任要职便辞职同妻儿回到黄岩老家。后在台州临海籍著名科学家冯德培邀请下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搞技术来养家糊口。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参加维持秩序的革委会，劝阻中央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不要跟国民党去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陈芳允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任技正，研究生理实验用的精密测量设备；1953年调北京主持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并经一年具有一个研究室的规模，1954年并入物理研究所（所长为钱三强），组建成电子研究室并任室主任。1955年晋升为研究员。1956年后中科院在新技术方面成立了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和计算技术4个研究所。他调入电子学研究所任该所脉冲技术研究室主任，开展毫微秒脉冲技术、机载单脉冲雷达的研制，直到1965年。他对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做出很大贡献。1960年，他参加论证并提出了原子弹试验用的多道脉冲鉴别器的试制方案，3年后与同事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交原子弹试验场使用。他早期在国内领先研究毫微秒脉冲技术，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和设计了发射我国通信卫星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新方案并负责其研制和星-地技术协调工作，为建设我国卫星测控网做出重要贡献。

1965年3月16日，陈芳允任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跟踪测量技术负责人，全面参加了系统设计和建设工作。面对“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这几个卫星测控中的主要难题，他马上在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天文台调研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很快组织了以紫金山天文台、数学所和计算机所等单位的一批专家，对多普勒测速仪跟踪定轨进行模拟计算。1970年4月他出差来到上海科仪厂开始新型卫星的测控设备研制工作。4月24日，新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成就是同样倾注有陈芳允大量心血，他喜极而泣。

随着我国卫星技术的发展，1965年周总理主持中央第十三、十四次專委会上就研究了要建立远洋测量船问题。1967年7月18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审查，尔后由中央专委报送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研制我国 “远望号”航天测量船。航天测量船的建造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象征。“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建成后，先后于1977年8月和10月下水，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远望号”是集中了中国航天、光学、电子、测控等技术精华于一身的浮动的“海上科学城”。它在发射火箭、卫星时要航行到远离中国本土数千公里的太平洋上与风浪搏斗，还要对火箭和卫星进行测控。陈芳允用战略的眼光首先提出：能不能由测量船在测量的同时实现与国内通信，减掉通信船，解决观测船上众多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1980年5月18日，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从巴丹吉林大沙漠深处腾空而起，准确地溅落在预定海域目标内。“远望号”测量船测量到全部数据并安全返回。

1976年，已搞10年卫星测控系统的陈芳允郑重向组织上提出参军请求。穿上军装后又申请入党并于1977年如愿入党，1978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并兼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之后，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次、一等奖一次；荣获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称号，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80高龄又荣获首届中国航天基金奖。入党后他愈发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导，也是科技活动的指导。他说：“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使我恪守终身。……为科学求真理，为技术进步，为建设祖国，都是为人民服务。”他长期不懈拼搏在科技战线上，正是这一信念的体现。他坚信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必可繁荣富强，科学技术也将迅速发展而立于世界之林。

1983年，陈芳允和合作者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的设想即“双星定位系统”并一直坚持探究科研。主站-两颗卫星-用户站之间的信号往返，可以测定用户站的位置。主地面站把用户站的位置信息经过卫星通知用户站。主地面站和用户站间还可互通简短的电报。2000年10月，随着两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而中国的北斗系统最初只由两颗卫星组成且某些功能超过美国的GPS，同时具备定位与通讯功能，不需其他通讯系统支持。卫星导航定位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2012年12月27日，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并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正式提供试运行服务，可在我国及周边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兼具短报文通信能力。

1986年，陈芳允和部分院士联名建议发展中国的高技术，邓小平高度重视并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中央迅速召开一系列有关会议，经过认真研讨、论证，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开始了高技术的攀登。

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标准。他家里看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但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从863计划的提出到2000年这15年中获国内外专利2000多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四十年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务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这是他写的两首诗，也是他人格和爱国精神的精当写照。2000年4月29日，陈芳允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王大珩：追光逐电逞英豪的光学专家

王大珩，江苏省吴县人，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公费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1948年，当满脑子都是光学理论、满怀报国之志的他踏上旧中国土地时，发现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古老的科技文明已远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后来在其老师、科学家吴有训的邀请下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6年后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并于1952年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改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他面临的是国家急需大量的科学仪器而国内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

他带领大家从制造自己的光学玻璃做起。先是把在秦皇岛工作的龚祖同调到长春光机所负责炼炉的建立，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及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全部铺展开来。他们的合作很快取得成果。1953年12月，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揭开发展的序幕。

之后，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刻苦钻研，协同攻关，在建所不到6年就相继研制出我国首台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学成果，史称“八大件一个汤”（“八大件”指8种光学仪器，“一个汤”指融化态光学玻璃），一改新中国在光学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轰动了全国科技界。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巩固国防，王大珩再次挑起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众多学科于一身的重任。为研制试验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测试工作必须跟上。他利用长春光机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采用以高速摄影机和测量光冲量的途径，作为获取核爆炸后的部分性能信息的措施。不到一年便提交出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1964年成功核爆中，他牵头研制的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1970年我国又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发展宇宙空间技术步伐，同时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既要能经得起发射时的震颤，还不能进行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他的肩上。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他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经过努力终克难关。两种相机同时问世，同时伴着卫星飛上天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完成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其中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队研制的光学设备。船用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仪的研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总设计师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的实验，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他还把大量精力放在培养年轻人身上，指导曾在他门下攻读研究生的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还有王乃弘，50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王之江成为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

1986年他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863计划。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专题咨询，颇有成效。因其光学科研中的重大贡献，王大珩198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又成为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92年他与其他5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2001年，他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他又就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亲笔上书温家宝总理，恳切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大飞机。他这样不遗余力屡屡为发展高科技奔走呼号，对此他说得很贴切：“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殚精竭虑、无悔付出”，是大家对他的中肯评价，也正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屠守锷：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

他与任新民、黄纬禄、梁守槃被尊称为“航天四老”（任新民，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黄纬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被称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梁守槃，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被称为“海防导弹之父”）之一，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东风二号和东风三号导弹副总设计师，洲际战略导弹总设计师，长征二号火箭总设计师，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技术总顾问……他就是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屠守锷。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生于浙江省湖州。少年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突遇几十架日本轰炸机横冲直撞肆虐。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来，一瞬间繁华大上海房倒屋塌、血肉横飞。耳闻目睹这劫难后的满目疮痍，他满腔悲愤立下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中国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他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发奋读书。1936年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转到航空系。1941年又以优异成绩公费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毕业后应聘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他抓住宝贵的实践机会，为造出中国飞机而积累经验，增长本事。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立即辞职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祖国。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副教授、教授，北京航空学院副教务长、系主任、院长助理。1948年12月光荣入党。

从回国之初的任教和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就在这时，完全因国家需要，他突然改行搞导弹——对此他一辈子都不后悔。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他应聂荣臻之邀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之后历任八室主任、一分院二室主任、第二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第二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第一设计部主任，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等职务。

万事开头难，第一枚导弹搞得最为艰难。起初，他担纲钱学森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图纸，他就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60年末，苏联撤走全部援建专家，仿制的导弹是下马还是继续？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没有外援、现成的，每每发现问题就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再总结积累经验教训百折不挠继续前进……他主阵自行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痛苦与失望笼罩在科技者心头。屠守锷临危受命埋头攻关，两年后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中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我国定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零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试验发射运载火箭。屠守锷重担在肩。他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发射试验，但没哪次像这次这样举世瞩目。这年早春，他率领试验队进入依然寒气逼人、时有飞沙走石的茫茫戈壁。常常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在木板床上打个盹又奔赴现场。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有一个接触点出了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发射队员个个精兵强将，但在他带大家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几根多余的铜丝。短短数月他浑圆的脸瘦了一圈，乌黑的头发也白了几许。导弹在发射塔上矗立起来了。在签字发射前他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年过花甲的他不顾连日劳累，一鼓作气又亲自爬上发射架做了最后检查。

屠守锷是“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主持了全部研制工作。1975年11月，“长征二号”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送入轨道。但随着我国太空探索脚步的加快，运载能力1.8吨的“长征二号”已力不从心。为此，他提出高速度、少投入地发展大型运载火箭的最佳途径，并首次将“长征二号”丙火箭作为芯级，捆绑了4个液体火箭助推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比“长征二号”丙火箭提高约3倍。这个火箭的型号被定名为“长征二号”E火箭即“长二捆”。他带领科研团队仅用18个月就完成研制并首飞成功！由此中国火箭地位提升至第三。在此基础上随即又研制出“长二乙”“长二F”等运载火箭，2008年成功发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把3名航天员送入预定轨道并进行空间出舱活动，2011年9月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送入太空。

屠守锷工作严谨，率真无畏地专注于科研。在研制首枚洲际导弹初期，他受命任总设计师，限定的试飞和定型的日期很短。偏此时“文革”爆发，科研工作大大遇阻。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他仍埋头于洲际导弹的论证、实验。一次批斗大会上，别人慷慨陈词，他却笔走游龙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很快，他与同事们一起终于拿出了洲际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

辛勤的耕耘必然结出丰硕果实。屠守锷早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后投身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他参与了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领导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他积极倡导将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并多次提出发展捆绑技术，亲自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为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0年首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共十二大的候补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12年12月15日，屠守锷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任新民：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航天的“总总师”

他曾领导和参与了最早的液体导弹的研制工作，并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先后任首颗试验卫星通信、首颗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就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任新民，被亲切地誉为航天的“总总师”。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生于安徽省宁国市。1945年5月24日，他作别妻子和刚出生一天的儿子赴美留学。在美国，除维持生计打工外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和钻研功课，只用4年就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尽管在国外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但他一刻也未忘“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初衷。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他破除重重阻碍，辞掉美国讲师职位，辗转数月如愿归国并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工作，第一次“搞”火箭。用的火箭燃料是沥青，再加过氯酸钾作为氧化物。因过氯酸钾颗粒过大，只能用“土法”找人用碾子碾细，这算得上是我国第一种固体复合推进剂。第一个火箭模型则是用旧炮筒做的，还在湖面试验过，后因特殊原因火箭试验被迫停止。

1952年的一天，他突接一封电报要他赶去北京。新中国首个军事学院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将成立，急需一批专家。陈赓接见了他，希望他能够参与学院的成立工作。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而并非导弹、火箭的他盡管颇感意外，但还是决定服从上级安排。随即，他又遇到“伯乐”钱学森，二人结下一生“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携手从零开始钻研航天事业。1955年钱学森回国。不久到哈军工参观时，与已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任新民多次接触，这个沉稳且与他经历相似的年轻人让他感觉一见如故。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并成立了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邀请任新民参与筹建工作，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任新民欣然答应并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

他到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去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测绘仿制。谁知在导弹研制的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面对困境他的爱国报国热情更加激发出来，为国争光的拼劲愈加焕发出来，他竭智尽力搞科研，废寝忘食谋突破。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后来，他感慨地说：“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

液体火箭发动机被称为导弹的“心脏”，是导弹关键技术之一。时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的他率队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最终掌握了P-2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技术。

早在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搞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最后被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它的火箭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该型号的负责人。经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1970年4月，任新民与钱学森一丝不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乘专机从发射场飞抵北京，向周恩来作发射前的最后汇报。4月24日，“长征一号”从酒泉发射场腾空而起，把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苍穹，一时举国欢腾，世界瞩目。这使中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当年“五一”，任新民与钱学森等研制功臣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被称赞为“了不起的放卫星人”。

1975年，60岁的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这一年内他连续组织了3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尤其是组织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航天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3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3月3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使用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

1980年5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时，他任发射首区技术总指挥。9月20日，上海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在他主持指导下，首次把我国一组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之一。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升空，20分钟后，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轨道。这标志着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地球同步卫星的发射和测控技术、卫星通信技术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成了世界上第5个掌握地球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1986年前后被任命为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改进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等5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1986年到1990年的5年里，他相继领导研制发射成功5颗通信卫星，为我国电视、广播、电教、通信、数据库提供了有效服务。

任新民还是我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倡导者和主持人。1986年他被任命为对外商业发射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1990年初春，他坐镇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主持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送入预定地球同步轨道，实现了我国用国产运载火箭进行国际商业发射零的突破。

已逾古稀的他仍任风云一号02批（风云一号改进型）工程的总设计师。还是另外两项返回式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这两项工程都已圆满地完成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任务，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外还任新一代大容量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工程的技术顾问，并参加了长征三号甲发射实践4号和配重星、长征三号甲发射东方红三号的组织领导工作。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逝世，享年102岁。

黄纬禄：火箭技术和潜射导弹专家

他主持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型导弹“东风一号”控制系统；他担纲中国第一型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总设计师，开创中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先河、突破了中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他就是权威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黄纬禄。

黄纬禄，1916年12月生于安徽芜湖，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47年获伦敦大学无线电硕士学位。期间，他既目睹了德国V-1、V-2导弹袭击伦敦的巨大威力并幸运地躲过劫难，还在伦敦博物馆参观过一枚货真价实的V-2导弹实物。从那一刻起他就立下研制导弹的志愿：“中国拥有了导弹，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了！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中国人一定能造出自己的火箭和导弹！”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这位无线电专业学子基本了解了V-2导弹的原理，成为最早一批接触导弹的中国人，也为他后来与导弹相伴、参加并主持多种不同型号导弹的研制奠定了重要基础。时值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当即回国，并抱定“科学救国”志向，一开始在上海无线电研究所从事相关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导弹研制从仿制开始起步。随后突遭苏联撤走全部专家等困境。1957年进入刚成立一年的国防部五院的黄纬禄与同事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弹”。从此，他们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纪律，以“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誓言，自力更生、刻苦攻坚、脚踏实地、默默奉献，开始了导弹研制的艰辛历程。

作为导弹“中枢神经”控制系统的负责人，他要确保导弹的“头脑”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都保持“清醒”，能够准确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和轨迹。他率队付出巨大心血，突破和掌握了大量导弹知识与技术后，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圆满成功，翻开中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两弹结合试验震惊世界。

短短10年，任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总设计师的他率队便走过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创新之路，实现中国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開拓了这个领域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问题，使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达到新的水平，取得被外电评论为“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进步。但其中的艰辛唯有亲历者才有深切体味。1960年11月5日，我国首次仿制P1导弹成功。接下来便是自己设计制造。囿于经验，开始自制时还是摆脱不了仿制模式的牵制和诱导，创新的部分很少。经一段时间的苦苦摸索，创新的成分逐渐多了起来。他像发现了一处丰富的矿藏，同时也找到了采掘的途径，于是越采越多，越掘越深……由近程到中程、远程以至洲际导弹的控制技术的发展创新就不是P1、V2所能比拟的了，这时的控制技术完全走出了苏联模式，快速发展，制导功能也越来越复杂、精确。

20世纪60年代，中国已先后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能力。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黄纬禄临危受命任中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工作也由此产生重大转变：从液体火箭转向固体火箭、从地地火箭转向潜地火箭、从控制系统走向火箭总体。

70年代初，他从事潜艇发射的固体战略导弹的开创工作，确定了正确的总体方案、技术路线和攻关项目，决定采用大量新技术，突破了水下发射、冷发射、出水大姿态控制技术、运动基座条件下进行弹载平台的调平与导弹的瞄准技术、装弹仪器、小型化和射击诸元实时计算等关键课题，研制成中国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使中国成为第4个能从核潜艇发射固体战略导弹的国家。在配制多功能机动发射车后，又完成了我国第一代机动固体弹道导弹，还布置并完成了关键预研项目，为中国第二代的全部战略导弹实现固体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为准确掌握具体情况，他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漠荒原和戈壁深处，带领团队开创性地提出符合国情且具中国特色的“台、筒、艇”三步发射试验程序，试验设施大大简化，研制经费和时间大量节约。他率领“巨浪一号”年轻的研制团队向困难发起挑战，克服研制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和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诸多困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大量各类试验验证，反复修正设计，终于取得中国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

1982年10月12日，渤海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直刺蓝天……中国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研制试验的成功再次震惊世界，标志着中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潜地导弹研制过程中，黄纬禄创造性地提出“四共同”原则，即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这一原则在中国航天界备受推崇，也一直被奉为航天型号系统协调工作中的“金科玉律”。它今天依然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纬禄还十分注重人才培养，他诲人不倦，对年轻人给予悉心指导、热情鼓励。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航天科技人才流失严重，他身体力行、谆谆教诲，挽留了许多年轻的中国导弹事业精英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已成为导弹研制队伍的骨干。晚年的他在家养病时仍牵挂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他对探访者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我从事导弹研制工作30余年，在这一段生涯中，既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饱尝过失败的辛酸，往往在失败的痛苦教训中通过反面的经验，获得走向成功的途径，深感‘失败乃成功之母的正确性。我非常热爱这一事业，我认为它是祖国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一个因素。祖国强盛起来，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将会受到尊敬和爱戴，再不会受到欺压和蹂躏，因此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同志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鼓舞下，把我国的导弹事业发展得更加宏伟壮丽！”2011年11月，黄纬禄溘然辞世。

杨嘉墀：著名空间自动控制专家

杨嘉墀，1919年7月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丝绸商人家庭。1932年随父母迁居上海，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中学。1937年9月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1年6月毕业后穿越战争封锁线抵达昆明，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助教和中央电工器材厂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载波电话研制工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套单路载波电话，同时还制成扬声电话。

1947年1月，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应用物理系并于1949年6月获博士学位且随即就业。他对仪器、仪表研制有所建树，试制成功生物医学用快速模拟计算机、快速自动记录吸收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光谱仪（被命名为“杨氏仪器”）等生物电子仪器并获美国专利，在美投入生产使用产生一定影响。先后受聘为哈佛大学研究院助教、麻省光电公司工程师、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副研究员和洛克菲勒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等职。

1956年8月，他怀着炽热的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回国。同年11月起，先后任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七机部五院五○二所副所长、所长、五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部五院科技委副主任、技术顾问等职。

杨嘉墀长期致力于中国自动化技术和航天技术的研究发展，参与制定中国空间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和参加包括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内的多种人造卫星總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屡建奇功。

1958年参加以钱学森为组长的卫星小组（代号“ 581”），任特殊仪表研究室主任，负责研究卫星自动控制，同时筹建○三○六工厂，从事控制系统元件的加工和总装。20世纪60年代初他指导研制为原子弹爆炸试验所需的检测技术及设备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完成火箭发动机试验用的仪器仪表、导弹热应力试验工程及加热、加载、测量系统设备的研制任务，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1962年，他参加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工作，提出以控制计算机为中心的工业化试点项目，参与制定了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和上海发电厂等单位的自动化方案工作，推动了我国电子计算机在过程控制中的应用。1965年，他参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规划的制定，领导并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姿态控制和测量分系统的研制。1966年参与制订了我国人造卫星十年发展计划。

在我国第一代返回式卫星姿态控制方案论证和技术设计中，他不畏艰险，反复试验，使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方案设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他提出采用轨道陀螺罗盘解决偏航姿态测量问题，还创造性地提出在红外地平仪信息处理电路中增加自动增益控制线路，这在当时国际上还是首次。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原定运行3天，可仅一天就发生了氮气气压减小的问题，若是氮气泄露那将是一个致命的故障。一些专家主张让卫星提前返回，可他却提出那不是故障，是外层空间太冷造成的，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钱学森大胆拍板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是要担巨大风险的决策。若真的是氮气泄露，卫星再也不能回家，怎么向国家和人民交待？钱学森虽讲过责任由他这个总指挥负但杨嘉墀怎肯把责任推给别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结论是正确的。钱学森夸他为国立功了。十几年后当有人问及时他淡然一笑。他只承认那两天睡不好觉，每当卫星在渭南测控中心经过时都要爬到山顶去，以验证自己的计算结果。

1975年至1987年，我国成功发射10颗返回式卫星，星上使用的都是源于他主持研制的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1979年，在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八届空间控制讨论会上，他和另外两人合作发表题为《中国近地轨道卫星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的论文，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我国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实践”系列卫星的总设计师，领导完成了“一箭三星”的发射任务。

他还是一位高技术战略科学家。1986年， 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联名提出并导致产生《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1月，他又与屠善澄等5位院士向温家宝提出《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并得到高度重视而安排实施。

他长期热心于科研接班人的培养和开拓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教学工作，创建了自动检测学科，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他亲自指导研究生，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在他培养的学生中有的成为专业技术领导者，有的成为技术专家。他曾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常务理事、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他毕生致力于航天事业，为我国空间事业的创立、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国际空间事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1984年，他被授予航天部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同年参与的“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参与研制的卫星、导弹通用计算机自动测量和控制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0年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获部级专家称号，2000年获IEEE（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授予的“千年勋章”成就奖，2001年因其特殊贡献，国家天文台曾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杨嘉墀星”。2006年6月11日，杨嘉墀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7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