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人和事

——回忆张钦礼同志兼哀悼刘秀枝同志

小龙 毛贵

2017年3月5日下午3时，张钦礼的夫人刘秀枝在郑州因病逝世，享年92岁。张钦礼这个名字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张钦礼是谁？现代人已经快把他忘了，但是兰考人可能都不愿忘记。借用文革时期的一句话，张钦礼就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当时焦裕禄是县委书记，他是县长。新华社的穆青能够写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样的名篇，离不开张钦礼的帮助。但是他又绝不仅仅是一位无私奉献、勤俭持家、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傻干式(或者“焦裕禄式”) 的好干部，在接下来的内容，你会真正了解他。

焦裕禄同志

华社的穆青能够写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样的名篇，离不开张钦礼的帮助。成也萧何败萧何，张钦礼此后的几番荣辱沉浮也与焦裕禄和这篇通讯结下不解之缘，直到最终闷声消失在历史视野之中。

（一）

张钦礼是兰考人，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他勇敢作战，机智多谋，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战员。1954年起担任兰考县县长，他对兰考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兰考座落在黄河边上，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的自然灾害(以下称三害)，张钦礼当县长时，在积极引导全县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同时，便因地制宜着手治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害”。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最艰苦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三年努力，初步改变一些生产条件，使全县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年人均300斤增长到1956年的524斤，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获得全县很好的口碑：“张钦礼当了县长，不忘老百姓，还和过去战争年代一个样。”

但是1957年，党中央逐渐发现，在党执政后不少领导干部变了样，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滋长了官僚特权的作风，引起群众不满，遂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但是运动中很大一批干部不是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而是千方百计阻挠运动的开展，他们声称右派分子试图借助整风运动推翻新中国，因而掀起了反右运动的高潮。张钦礼积极参与领导了全县整风反右斗争，强调要坚决打击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保护支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干部教师和群众。但是来兰考坐阵指挥运动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却压制群众向党提意见，独断专行，当时兰考九百多名脱产干部，划了366名右派。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反右开始时，帮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竟然被赵文甫全部打成“右派”。张钦礼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为此，他惹怒了赵文甫，受到了“撤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孙跃堂呢？虽有“错误”，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县工作，不久又晋升为县委副书记。(注：“引蛇出洞”是党政官僚歪曲党中央整风反右路线的产物。)

这大概是张钦礼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受到上级领导人对他的蛮横处分。他对赵文甫这样一位省级领导如此包庇下属，压制群众的行为，怎么也想不通。

1958年，党领导全国开始大跃进，在当时出现了所谓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问题，给群众带来了深重灾难。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吴芝圃和赵文甫、戴苏理等人，为争“先进”夺“红旗”，瞒上压下，把“五风”刮得特别大。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说不仅他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刚刚升任省委书记的吴芝圃。得罪了顶头上司的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八个月。当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劳改的地方叫老君营，县里只给他16元的工资，每月还要交8元给生产队。开始在大食堂吃饭，1960年春群众普遍浮肿，村口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张钦礼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从外地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当时外出逃荒被称为“盲流”是要受惩罚的，但这些去外地讨饭的群众不避讳他，告诉他不光兰考有饿死的人，外地也有，他们听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有一段时间，张钦礼也饿得不省人事，妻子刘秀芝来看他，他不认识她，她千方百计把他救了过来。

张钦礼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当地截扣后败露坏事，干脆去北京找周总理。他们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张钦礼能见到周总理十分不易，中南海接待处的一位马局长，先把他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马局长带他去见周总理。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总理眼里有泪光，张钦礼在一旁也哭了。

张钦礼在总理为他平反后，回到兰考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领取了三年补发的1246元工资，把它全部捐给了“县救灾办公室”。这笔钱对张钦礼一家可不是小数目，他的夫人月工资才40多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张钦礼对妻子说，群众比我们更穷，有的正在挨饿。

（二）

不久，焦裕禄调兰考任第一书记。张钦礼和焦裕禄彻夜长谈。两人对如何战胜眼前灾荒，并从根本上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谈的十分投机，从此同心协力，团结全县干部群众，投入战胜灾荒，同时在全县调查风源、水势、吃透沙碱形成原因，绘制从根本上降服风沙盐碱灾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蓝图的艰苦战斗。这时，一县委副书记提出县委常委住的房子条件太差，要为常委建新房子。焦、张一致认为群众当前如此穷困，作为全县领导怎能先建新房子住，断然制止。他们先总结了依靠集体经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灾荒做出突出成绩的四个先进村的英雄事迹，树为全县学习的旗帜，大力宣传，称他们为“四杆旗”。它们是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韩村。以榜样的力量影响带动全县的生产救灾运动。经过一年零三个月披风沐雨日夜奋搏，终于在初步战胜灾荒的同时，彻底查清了全县风沙盐碱形成的来笼去脉，绘制出根治“三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的蓝图。在这一年多的奋战中，焦裕禄同志艰难地暗自忍受着肝病的痛苦折磨，未去医院做过检查，以致加快了肝癌的恶化，经治疗无效逝世了。全县群众痛哭欲绝地说：“焦书记是为咱兰考老百姓活活累死的呀!”

张钦礼为失去焦裕禄这样一位他十分敬重难得的好班长极端悲痛。他决心把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加以总结，大力宣传，作为继承英雄遗志的动力，以动员全县人民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而斗争。为此，他亲自写报告送省委，得到以刘建勋为第一书记的新省委的大力支持。《河南日报》迅速发表了报道焦裕禄的通讯，并配发了社论。张钦礼又向新华社来访的穆青、冯健、周原一字一泪地倾诉了焦裕禄的事迹，诞生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一震动全国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由中央电台著名的播音员齐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禄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情所感动而哽咽着播不下去。焦裕禄也很快得到毛主席题字赞扬。

这却引起了早已变质蜕化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秘书长戴苏理、开封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新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等人的严重不满。他们不相信焦裕禄的事迹是真的，硬说全是张钦礼编造的。为了核实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当时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从河大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四名优秀生组成调查组，由杨捍东负责，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他们跑遍全兰考，走访了成百上千人，写出了三万多字的报告，用翔实的材料证明长篇通讯报道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完全属实，并有许多感人事迹未写进去。省委将报告正式报中央。尽管如此，赵、戴、秦、周仍不死心，他们说：是一条龙能吸多少水？党多少年未解决兰考问题，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就解决了？这些人完全不能理解，真正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

（三）

1966年，当张钦礼正带领全县人民为落实蓝图战天斗地时，却被时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的秦一飞、副团长周化民操纵县直一些干部借文革之机，打成了“走资派”、“漏网右派”、“反革命”，挂牌游街，残酷批斗。早在焦裕禄的事迹报道后，秦一飞就曾气急败坏地大叫：“早知道先来兰考采访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时就该把他轰走。”焦裕禄病逝在郑州，埋在郑州郊区，遵照他的遗愿：“我活着没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兰考举行了迎接他骨灰的迁坟仪式，几万干部群众自发地到车站迎接，而四清工作团领导人却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队员，谁都不准去，他自己也没去。

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介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1时到达，立即开始大逮捕。县委书记穿上军装和部队配合，把当年焦裕禄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县树立的一批先进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都一网打尽。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披枷带锁、五花大绑的干部、群众。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兰考和邻近东明、杞县等三个县的监狱，塞满了兰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脚镣。对这些人的批斗场面惨不忍睹。张钦礼被抓进监狱。多次逼他承认捏造焦裕禄事迹，均被张钦礼严加批驳。他们给张钦礼砸上死刑犯的脚镣，游斗一百多场，打断了手指，打聋了耳朵。让被抓的干部群众揭发张钦礼。县委副书记张邦兴、县人民银行行长杨孔召，在狱中揭不出来东西，被逼上吊自杀。他们还关闭了焦裕禄纪念馆，焚烧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

直到1967年6月，周总理过问河南问题，指令河南省军区立即把张钦礼及河南全省所有一起入狱的人员全部释放，并把张钦礼送京亲自接见。张钦礼半夜被人从监狱里架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走资派要枪毙他，车到县界，他要求停车，他说，我死也要死在生我养我的兰考。几个解放军说，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点，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张钦礼才结束了五个多月的牢狱之苦。

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支左部队的军官说：“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洛阳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当时都播发、刊用了总理这一指示的新闻。从此以后，真正的造反派与党政军支持的保守派终于划清了界限。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支持参加了造反派组织。

张钦礼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来见周总理。总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四）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二、三月间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4000多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被破坏的焦裕禄纪念馆。这时，省革委给每县配发两辆小汽车，供县委领导人下乡乘用。张钦礼说咱兰考如此穷困，我们坐小车下乡，脱离群众，经县委研究决定，将小车卖掉，买成拖拉机，给特别困难的公社耕地用。县委领导人仍坚持骑自行车下乡。张钦礼还发给县委常委各科局驻队干部和公社党委委员每人一个记工本，要求每年常委参加劳动不少于一百天，公社科局干部不少于一百二十天，大队干部不少于二百五十天，年终检查记工本，和生产队记工员核实。县、社、队干部走动必带铁锨、粪筐，随时拾粪干活。张钦礼以身作则终年与干部群众吃住在一起，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1973年冬，张钦礼和县委、县武装部党委把全县农村青壮年两万人组成民兵师，带领他们开赴引黄灌淤工地，结合训练民兵，行动军事化，冒严寒日夜奋战，一气开挖干渠160华里，动土300万立方。1974年黄河秋汛来时，利用新挖成的干渠引黄河水在沙碱地灌淤，西半县8个公社的沙碱地普遍淤上一层厚厚的黄泥，改土一年大见成效。1975年又分三路引黄水灌淤东半县，到1976年东半县的改土任务也基本完成。加上1969年以来的灌淤成果，经张钦礼之手，全县26万多亩沙荒盐碱地全部变成良田，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加上从1973年开始，全县有步骤地推广间作套种科学种田，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三熟，以及连年大搞植树造林、引黄自流、挖井提灌、平整土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1976年底，全县打井6000眼，建大中型提灌站16座，实现了人均七分旱涝保收田，全县农作物产量成倍增张，许多老灾区、贫困队成了余粮队、富裕村。张钦礼在工业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绩。到1976年底全县又建成五个国营大厂。各社镇共建成五十多家集体工厂。县、社工厂认真贯彻了的鞍钢宪法，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极大提高了工人技术人员的主人翁思想和生产积极性。各厂普遍建立了工人、技术员、领导三结合的科技攻关小组，人人动脑筋，改进旧产品，研制新产品。1974年开始，县机械厂、农修厂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深井泵、潜水泵，成为省内领先产品，行销二十多个省区。县机械厂以及两个公社机械厂早于开封市大厂好几年，生产出四轮拖拉机。县酒厂生产的红、白葡萄酒成为香港的抢手货。每年上交国家利税双百万。张钦礼在几十年坎坷多难的缝隙中，以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赤诚之心和倾身之力，终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兰考的穷困面貌，实现了他和焦裕禄共同绘制的蓝图。兰考人民说：“俺老百姓一端起碗中的白米饭，就想起了俺的好书记张钦礼。”“焦裕禄是为俺兰考老百姓累死的。张钦礼为俺兰考老百姓受累吃苦，不轻于焦裕禄，还几次坐牢受整蒙冤呀!”就在兰考人民开始摆脱贫困境况的1976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连续失去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全国人民悲痛欲绝。兰考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沉重悲痛中，忧虑地喊着：“毛主席、周总理一走，咱兰考张书记再遇冤案，有谁来解救呀!”

（五）

文革结束后，随即开始了清查揭批查运动。主要是逮捕和打压文革期间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积极拥护者。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政协礼堂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导致100多万人饿死的“信阳事件”主犯吴芝圃平反，亲自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且还称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一生。”令人唏嘘不已。顺便说一句吴芝圃正是邓小平的老部下。

负责河南省清查运动的是省委书记戴苏理、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赵文甫。张钦礼被捕前几天，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并作检查，否则，矛盾的性质就要转化。纪登奎在文革中比较早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建勋和他有不少接触。张钦礼不揭发不检查，说了几句讽刺话，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地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给张钦礼准备点吃的，去郑州监狱探探虚实。三人来到郑州监狱门口，要求和张钦礼见面，刑警不允许，后要求把吃的转给张钦礼，开始不同意，他们苦苦哀求说：“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垫垫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还是不允许。无奈，三人在狱墙外面转悠，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同一条新闻还有其他两个。张钦礼的罪名是：

1.“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2.“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3.“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

4.“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张钦礼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他的人员说：“你的问题由省委决定，法律服从政治，我们这里只是过个手续，你再辩，加判”。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赵新贞原是国家干部，回村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连微薄的工资都搭上了。他当时想到群众身体普遍虚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禄把这个口号推广到全县，结果，外出要饭的群众听说新来的焦书记能体恤灾民的疾苦，都陆续回来参加生产。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

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姚依林来兰考视察时，也发现卓是个人才，建议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刘即调任他为柘城县委第一书记。他任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清查工作时，卓兴隆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后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播出后，兰考云集了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作家记者。新华社著名的记者华山已从新华社调到全国作协搞创作，也来到兰考。他见到周原第一句话就问：“你能用一句话概括焦裕禄吗？”周即回答：“焦裕禄像一道闪电，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还没有说完，华山接过话茬，而且一激动就结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兰考的这片火焰被反动派合谋扑灭了。

（六）

张钦礼出狱的时间是1990年5月20日，保外就医，其间经历了很多波折。张钦礼释放后，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去郑州看望他和刘秀芝。谈了两天两个半夜，从采访焦裕禄到监狱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谈到焦裕禄，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说，焦书记留下的不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说，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由于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时间，带领当年和焦裕禄一起组织过的除三害队伍，创造了从解放到他被捕时的兰考黄金时代。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焦该是何种命运？

2003年底，张钦礼同志饱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身心痛苦折磨，患上了肺癌。他在郑州住院期间，兰考人民日夜挂心，络绎不绝到医院探病的达两千多人。许多人拿出仅有的积蓄交给家属为张钦礼治病，均被拒绝。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同志目视着病榻前墙壁上让家属为他挂着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含冤告别了人间。

5月18日的张钦礼葬礼上，出现了百年罕见的送葬场面。据说参与送葬的人数超过十万，在此之前的焦裕禄逝世40年活动上群众普遍感觉受到压制，愤慨和悲痛便伴随着这场葬礼倾泻出来。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筹备者决定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

兰考县城，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直牢记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人民服务，永远艰苦奋斗，敢讲真话的教导，忠诚实践，与官僚特权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如一日，虽屡遭迫害，几次坐牢，始终坚贞不屈，直到含冤逝世的伟大事迹。

 (刘秀芝同志)

刚刚去世张钦礼夫人刘秀芝，曾是抗日战争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党员。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她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46元，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先在郑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这天，她带着白面和肉馅，从兰考出发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他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逼她揭发张钦礼，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永远的七个字，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理解他把这么一个经常比一般农民还要贫困、比一般干部还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给她承担。

（七）

张钦礼同志

张钦礼的经历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博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然而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共产党执政后，缺乏人民的监督的情况下，能够自觉代表人民的利益，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中去，继续革命，就更殊为难得。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张钦礼敢于批评抵制上级的错误，在大跃进中张钦礼不但第一个站出来讲真话还冒着生命危险到北京“告御状”，四清和文革运动中更是饱受摧残坚贞不屈，一出来工作就把心扑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去。这是何等的了不起!

张钦礼的经历还映射了当代那些焦裕禄精神宣传的虚伪性，试图脱离阶级斗争的前线去充当所谓的官民融合剂，就必然被抛到人民的对立面去。焦裕禄这位社会主义革命下的干部典型，不是当代官僚们所理解的一心为公的傻子式官员，而是全心全意依靠群众为群众谋利的无产阶级战士。这句话必然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党的好干部必然时时刻刻从群众出发，从群众中汲取力量，第二才是将这些力量用于为群众服务中去。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党和群众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当代官僚所理解的好官顶多只能做到第二点，把自己从官僚机器中掌握的权力应用于百姓生活的改善，因而成为了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

张钦礼的经历折射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与群众之间的鱼水情谊。无论张钦礼如何沉浮，兰考的老百姓总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拥护他。他说他一生三起三落多亏了周总理，这话不假，但把这句话用在群众身上又是何等的得体与恰当!十万人的送丧，四十年的群众义务鸣冤上访，张钦礼此生不朽矣!

沉痛悼念刘秀芝同志！

沉痛追忆张钦礼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