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土改问题是当今“翻案史学”的重点领域。在某些“民国范儿”眼中，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农民与“乡绅”和睦共处的社会，地主都是农村的勤快人、大善人、文化人。而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是调动一些妄想不劳而获的地痞流氓无赖来抢夺勤劳优雅的地主的财产，用“阶级斗争”理论人为撕裂幸福和谐的乡村社会，在“暴力土改”的过程中让农民交纳投名状进而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见秦晖的相关论述)。事实如何呢?

　　韩丁(William Hinton)，著名国际友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45年来到中国，1948年在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参加土改工作，后将他土改的经验写成了《翻身》一书，本文为该书节选)

　　在农民看来，最悲惨的莫过于颗粒无收了。然而有百分之六的人恰恰处于这种困境。下面是申发良给我讲述的关于他本人的遭遇。这孩子为了抵偿他爹欠下的八块钱，给申金河足足扛了七年活：

　　刚给申金河干活的那年，我才十四岁。就这样也得在屋内屋外干粗活.我人小，挑不动满桶水，也得上井，只好半桶半桶地挑。我在申金河家做了那些年工，肚皮没有墒饱过一回，一年到头光挨饿。人家每天吃干的、暍稠的，只给我吃小米稀汤，清得连米粒都能数出来.我害过两回病，是累病的。 我只觉得虚凉，穿的、吃的都暖和不了身子。我得了病， 当然干不成活儿，地主就恼火了。他叫来两个人来把我弄回家去， 这样我就是病了也不用吃他家的饭了。还要我爹给替我做活的雇工掏工钱。我得病受罪，他家半点不管，花销全是我自家出的。

　　不论我出多大力气干活，欠下他的那笔债也休想还清。在那里干了几年。原先八块多的债反倒成了三十多块。我对他说。“给你干活是白胃占工，越干债越多，不如叫我走了强。” 可是人家不让走。字据上写的是七年， 拿这就把我拴住丁。等到我个头长大了，能够顶上个壮劳力干活了. 他到底答应每年给我二十块钱的工钱，原先给的才十六块。 我说工钱我不多要了，他说以后利钱不再加了。可是就这样还是不济事。只要我使坏一件工具，他就逼我赔高价。那年旱季长，地特另寥埂. 他催着快些锄，我一发慌，将锄把折断了。他一见就恼了， 把我的工钱扣掉了好几块，足足够买两根锄把的。 其实坏的那根也不是不能使，我还一直使丁好长时间嘛。 到年底我拿的工钱还不够买条裤子的。

　　他尽找些鸡毛蒜皮的事拿我出气。 我担水耍从大门经过，门坎很高，进去还得转个急弯。我要是把水溅到地上，他就骂我弄脏丁他家院子。我扯坏了牲口套轭，他把我祖宗八辈都骂了。.我不敢回嘴。吃的再孬，住的再糟，也不敢吭气，多么窝囊。那年月，地主一句话就是王法，横竖他说了算，大热天他说声不热，你就得跟着说凉快.等到天真冷了， 他说一声热，你就得跟着说不凉。横竖都得听他的。 说起地主昧良心的察，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每到年关，申金河姚从我工钱里打克扣。有些工具，他说是我使坏了，耍扣暑我害病缺工，要扣。七扣八扣， 剩下的还頂不了利钱，结果都是他的了，我连半点也剩不下。 七年过后，无可奈何，只好扒了我那两间房子，卖了木料，砖瓦，这才给他违清。

　　打这以后，我又到王来顺家千活。 我寻思别家兴许待人厚道些。哪知天下老鸦一般黑，过了两天我就发现来顺家也不比金河家强。那年闹荒， 我又被迫把剩下的房子卖给了申金河。不想钱到手迟了一步.设能救我老婆的命。 她熬不住饥，病情加深，不上几天就咽了气。卖房那点钱也不中人事， 埋人花去一些，剩下的买丁小米。可是这点小米还是不够活命， 一家人只好进山去挖野菜。在那个年头， 我们只能吃山慈野菜，啃草掘树皮渡荒。

　　提起幼年时的苦处，那就更大了。那阵子空肚喝西北风是经常事，冬天没棉袄穿，一件棉袄得穿好些年，补丁破了再补丁，单薄得很，和热天穿的夹衣服差不了多少。 到底怎样挺过冬，我也闹不清了。没饭吃就喝开水。弄到一点钱就买煤， 就是经常手里没有分文啊。我一辈子过过好日子没有了 一天也没有过上。要说哩，还数解放以后日子好过。

　　还有王从来媳妇的遭遇。它悲惨而又清楚地表明，那些无地的农户遭受了怎样的苦难。王从来是张庄第二号大地主王来顺的过继兄弟。王来顺是个瘾头很大的烟鬼，虽然继承了王家的土地和财产，可是从来没有把家发起来。实际上，他和他兄弟壬从来都不是王老头子的亲生骨肉，只因为地主没有儿子，把他俩从小买来，抚养成人。壬老头子死了以后，那个精明的老婆子不想把财产分成两半，她觉得两个儿子反正都没有合法的继承权力，有一个儿子就够续后和祭祖了。于是她把王来顺当作儿子看待夕而王从来则成为佣人和长工。

　　为了添个人手帮忙料理家务，老婆子给王从来买了个媳妇。那姑娘买来时刚刚九岁，只费了九吊钱。从此她当了六年丫头，然后才与王从来真正成了亲。

　　“因为我是童养媳，动不动就挨全家所有人的打骂”。几年以后，她这样诉说起平生的遭遇来曹上回来喂猪。那一阵，来顺旭头房还在世， 家里做饭的事都由她管。那个头房人还不輔，加上我也整日不在家里。 可老婆子还是要打，她旁的没有什么理由，光是嫌我干活不卖力。

　　我十五岁上成了亲，往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因为来顺又娶了一位填房，那媳妇的为人是再恶也不过了. 她自己从来也不动手打我，光是在老婆子面前讲坏话，让她打我。 我到底挨了多少回打，也记不清了。那时天天挨打， 也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了。

　　他们都吃面，我替他们敞，可是连剃面也捞不着吃。我和从来两人吃的都是小米，喝的是棒子汤和糊糊。

　　那时节我寻思：“父母不在了，这家人又那么凶，我算是没活路啦。”我不时上井台边躍转，可是有谁情愿投井啊.后来我想寻短见实在不如去要饭。我就巴望着逃出去另替別人做工。

　　谁知有一天，老婆子把我一条胳膊打断了。那天，我见锅星水烧开了，餽问她应该做什么饭了瓮里还存多少小米宁 她下吭气，我又问丁一遍，她就发火打我，说我搅烦了她， 说我又笨又憨。她往常也是这副样子。可是这回她抄起一根火棍， 硬使那家伙把我一条胳膊打断了。我胳膊痛得厉害， 卧在炕上养了两个礼拜，不能敞活也不能动弹。

　　来顺拿着一把菜刀过來吓唬我们，说是我们要是不走， 就要把我们全都活劈了。我想到外面另找活路。 可是从来胆小怕事，怕离开家后。剩西只空袖筒，会活生生饿死。 可到底我们还是披撵了出来，身上什么也没让带.

　　从来跑到太原拉洋车，挣下钱来。尽量邮回来。 我自己给傅村一家地主做饭.那处的生活还比家里强些。 不管怎么说，总能填饱肚子。问人家做什么饭.也能回答个话。有时艟， 人家还肯给我一些破衣烂褂。千一个月能挣两块钱.

　　过了六年，我们攒下饯，置了六亩地. 正在那时节闹起了大灾荒，从来设法子，只好从太原回来，身子骨却落下了病。我那块地里总共收回來两袋粮食，交完税后， 一粒也没剩下.因为没什么可吃，从来那病更厉害了.那时我已经养下了两个娃，一个小子，一个闺女。我们娘儿三个出去要饭， 有时候跑得太远，黑夜回不了家，碰到有庙让住就住进去， 找不到庙就在露天里歇息.有回我问娃们：“你们怕不怕?” 他们：“有吃的就不怕.”

　　可是撞上那个灾荒年头.想要找点吃的别提有多艰了.我们被迫卖了地，靠换下的两石多谷子整整过了一年。不管找到什么能吃的东西，就和这点粮食搀在一块吃。 可是什么能吃的东西也不容易找到，树上的叶片都让人家采光了.

　　我们又回张庄求王来顺。他全家吃得还是很好。 当着人家面前，我们全家都下了跪，央求给点东西吃， 可怜可怜这些孩子。 “我们不跟你们要什么，情知那也没有指望。 就巴望你们心疼一下这些孩子.好歹他们也算你们的孙子孙女啊。”

　　不料人家抄起棍子打我这些孩子。 在那里一直呆到晌午，连碗水都没让喝，我只好带着娃娃上外村，在那里耍着吃。外人待我都比这家强。

　　灾荒过去后，夏天有了好收成，可是我们没有地了。从来出去替人家干活，我也象早先那样，到外面给人做饭。 撇下孩子们，孤零零地守在屋里。隔不了几天，我就跑回家一次， 给他们送点谷子和玉米。他们自己也出去要饭。 赶到大年跟前，我见旁人家预备下的又是切面，又是别的什么好东西， 就问东家能不能给我点玉米，拿回去也好让孩子们过个红年. 可是他把我熊了一顿，撵出了大门。

　　我失了活计，只好破上工钱买些玉米面拿回家去， 孩子们一见我都哭开了。娘儿仨整整哭了一天。 孩子们说。“这么分开活着，不如一块要饭， 一块饿死。”我们又一块出去要饭了。

　　麦子收割完，我们就去拾麦穗。有一天， 我抬头瞥见那边过来一只狼，这狼站在那儿死盯住我，可把我吓坏了。 我一动也不敢动，也死死朝它盯过去。我闺女见来了狼， 撒腿就跑.可是叫狼撵上去把她逮住了。我光是站在那里， 眼看着它张开大口咬我那闺女。小子在一边连哭带嚷。

　　正巧这会儿路上过来一挂大车，车上人都跳下来打狼。 我还象根木头桩子.呆呆地立在那里。男人们把狼撵跑， 招呼我过去.我闺女还留着口气。我奔过去， 只见她大腿上被狼撕掉丁一大块肉，脸上也豁开丁一大道口子. 可是两只眼还带神，直盯着我。我把她搂到身边，想把她弄回家去，过了一会， 她就死了，我还抱着她的尸身.后来我晕过去丁， 赶车的把我和我小子捎上车，送回家去， 那小不点儿的闺女就丢在盱地里了。等我缓过气来，脑瓜子都杲了，每天只会坐在关严了的大门后头一股劲儿喊.“狼来了，狼来了”邻居们都可怜我，多少送点吃的来。

　　这些活生生的事情，虽然只是小小的片断，却反映了普遍存在于这个村庄和整个社会中的长期的社会悲剧。申发良和王从来夫妇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的困苦，在张庄的贫苦农民中是很普通的。以下是从同我交谈过的那些农民的亲身经历中摘录出来的几个片断，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 晋城县城里简直槽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 大街上不少孩子四处转着找不到大人.我们被迫卖了大闺女， 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我们寻思，饿死不如逃荒去， 就把一点点家什全卖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担，一头挑上铺盖卷儿，一头挑上小子， 抬腿就奔了长治。小子一路上饿得连哭带喊。 我们在一家大门前头歇下脚.小于哭得可怜，里边一个女人出来看了看。 我们在那儿停了三夭.筹四夭早起，那女人说她想买这个小子。 我把他安置在航上睡熟了，到隔壁屋里领了五块银元。 人家害怕小子醒来哭着找娘.就把我们撵出去了。 我心里觉得苦得不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我险些没有饿死.那夭我躺在大路上，正好过来了一挂大车，赶车的招呼我让开道，我觉得身板虚得不能动弹，心想它碾过去算了，可是人家还是由边上绕过去了.

　　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树皮。因为肚子饿 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 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子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 我表姐被迫当了地主的小老婆。

　　我和孩子们去绐人家间苗，一总才挣下了半升小米， 每顿饭只抓一小捧跟野菜搅在一起吃。 娃们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那个小的就起不来了。他害了红痢， 睡在炕上.从屁腮里爬出了好多好多虫子，足足有一盆， 赶他死后还一股劲往外拱。小闺女吃不上奶， 因为我自己也投有吃的。不用说，她也死了。

　　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注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的感觉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虫子从奄奄一息的孩子身体里爬出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妇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为着争抡树叶而互相厮打一一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苦难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但是那时候张庄生活中最可怕的事还不是这种或那种苦难，而是毫无改变的希望。可怕的悲剧一幕接着一幕，并且永远不会完结。如果事情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只是随着中国社会制度危机的加深而更加趋向恶化.象申发良和从来媳妇那样的农民，大部分都是每况愈下，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更痛苦不堪。

　　可以认为，社会没落的部分原因是封建王朝衰败时期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一八四。年以来外国对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干涉。干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引起了连绵的战争，使国家元气大伤。当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时，这些战争是属于抵抗性质的。但当列强们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支持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或者支持它们当时的宠儿镇压人民反抗时，战争就变成了内战.战胜国获得贸易和投资的特权，使外国人得以从“不发达的东方”把大量的财富转运到工业先进的西方和日本。

　　一些重要的有助于资本形成的手工业的破产，加剧了宝贵资本的大量外流昏廉价的工业品大规模的输入，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遭到了损害。在纺织工业方面这种情况尤其显得突_-出。数以百万计的织布工人，由于无法同兰开夏、东京以及后来上海的动力织机竞争，失去了主要的谋生手段，被抛人为那稀少的、已经贫瘠的土地而互相争夺的人群中，这个人群一直在扩大。无地的穷人迅速增多，使地主能够提出更苛刻的租佃条件，征收更多的地租，抬高利率;使粮商们能够在收获季节压低收购价格，而在冬、春两季则把粮价拍高，使商人能够扩大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差价。不仅雇农和佃农，就是有地的中农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勉强糊口，他们必须延长劳动时间，起早贪晚，拼命干活。即使这样，还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日益频繁助于债主。可是一背上了债务，便再也难以挣脱出来。在张庄，没有欠下相当于几年收人的债务的人家，简直是例外。人们都说;“穷人生下就欠债，娃娃满月时，全家都想庆祝.为了包顿饺子做点吃的，就得出去借浅。娃还不会坐，已经欠下地主一笔债申等他长大时，利息都扛不动了。”由于高利贷的盘剥，苛捐重税的压榨和好商的欺骗，许多有地的农民都破产了。他们一点一点地卖掉自己，结果不是被套上了地租的枷锁，就是流入城市，到工厂里和码头上去寻找生路。再不就是到军阀部队中当兵，或者在地方上落草为盗。“在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象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托尼在一九三二年这样写道。潞城县第五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而张庄就是这样的一个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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