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败常态化必然导致历朝历代走向灭亡

著名学者王亚南曾言：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①中国传统社会王朝的兴亡，在本质上是“历史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的产物，具体原因与表现各异，但有一个共性表现就是历朝历代在其最后年月中，出现了腐败常态化趋势，突出表现为腐败普遍化与“合法化”，政治生态恶化，民不聊生，而且使腐化世风常态化，最终损害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继而劳动人民揭竿而起，国亡族灭、改朝换代。

历史上看，一代代大一统王朝治乱兴亡，形成了“初年大力反腐→中叶后反腐渐渐有名无实→末年腐败常态化→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继起”的历史轮回。②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言秦亡于“仁义不施”之前事并没有成为“后事之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统治阶级对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以及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垄断性、狭隘性与掠夺性使政治生态崩塌，所以封建王朝往往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彻底清除腐败。夺取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在传统社会以君主为核心而延展开的皇室宗亲集团、宦官外戚集团、官僚集团以及作为其后备力量的士绅阶层，以整个社会利益代表自居，以掩盖国家权力被私有化的事实，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官僚政治与“国家形式主义”，使整个社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投射”。特殊利益集团表现出来的贪婪与任性，在不同封建王朝有着不同形式，但腐败常态化是大多数王朝政权灭亡的共同征兆。

这点首先表现为皇帝与皇室宗亲集团的常态化腐败，腐败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一般而言，君主与皇室宗亲集团是专制制度的“核心”，其对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和近乎无节制的权力使腐败滋生与常态化成为必然，拜金拜物、贪利贪色、徇私徇情等贪腐动机皆有形式各异的表现，这是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是统治者腐败而灭亡的代表，秦朝统治阶级穷奢极欲使其难逃“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气数。西汉末年皇帝带头兼并土地，“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汉书·五行志》)，皇室宗亲在封地及其以外的地方也竞相兼并土地，“田宅无限，与民争利”(《汉书·哀帝志》)。宋朝更是典型，宋徽宗不但肆意挥霍，而且经常破坏法纪，“外事耳目之玩，内穷声色之欲，征发亡度，号令靡常”(《宋史》卷二百《刑法志二》)。为弥补财政亏空，他不择手段搜刮民脂民膏，卖官鬻爵之风也达于极点。南宋建立后，宋高宗取消了赃吏死刑，使大多数人对贪腐无所顾忌，腐败之风积弊难返。

其次，腐败常态化还表现为宦官外戚的腐败。作为皇帝与皇室宗亲集团的直接服务者，宦官与外戚弄权容易导致王朝崩盘。汉唐是历史上宦官为祸相对严重的朝代。汉元帝时期的石显贪污受贿;东汉安定乌氏的梁氏家族，单超、徐璜等五侯与“十常侍”，为满足自身不断滋长的欲望，贪赃枉法、霸占田产、榨取民财，都成为王朝走到尽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中晚唐尤其是在元和末年，精明“小人”迅速登进，多从事扩充税源和集中财力等事业，在经济因素影响下，精明“小人”尤其是内廷宠臣和宦官逐渐成为皇帝信任的对象，腐败之风也就难以真正遏止。

再次，腐败常态化也表现为官僚集团“以权谋私”。作为皇权向下延伸的重要中介，各类官僚集团也是腐败常态化的重要代表。汉晋颇为典型，西汉末期，一般官僚利用权财大量兼并土地已成常态，如汉成帝时期的宰相张禹就是典型的“官僚地主”，同时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到汉哀帝时期已达130285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他们除了占有土地，还大量买卖奴婢，剥削劳动人民，不断激发社会矛盾。东汉中后期到汉章帝以降，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垄断财富等现象越来越突出，地方政务为地方豪强支配，或是地方豪强与“平民官吏”相互勾结;士族与“累世经学之家”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社会涌现出大量“官二代”“富二代”，崇奢侈、讲排场、求攀比;贪贿成风、道德沦丧、吏治败坏，不断腐蚀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及至西晋东晋，门阀世家更成为世袭官僚集团，大量占据土地、劳役平民、垄断资源。贪污受贿司空见惯，世家子弟坐享一切;庶族寒门只能攀附、贿赂权贵，到王朝末期，贪官比比皆是，毫不隐讳财富之巨，挥霍无度、比攀斗富。

最后，作为官僚集团后备力量的士绅阶层，在自上而下的传导下，往往成为腐败“投射”于社会的重要中介，容易导致民怨沸腾。元明两朝就是典型。元朝末年，地主富商甚至普通农民市民竞相效仿官僚集团和贵族奢侈腐化、贪得无厌的生活做派，社会风气整体趋于奢靡，社会财富被大量浪费，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明朝末年，地方士绅逐渐与无赖合流，形成黑恶势力，共同瓜分利益。乡宦以乡里为根据地，厚殖资产、横暴乡里;士绅与流氓共同把持村镇或流氓掌握士绅把柄要挟其共同掌握地方之权，甚至一些士绅本身就是盗贼无赖出身，成为官员行事的帮手，如浙江马维铭在万历八年致仕后，横行乡里，藏匿大盗数人，所得财物均得以分赃。通过渗透政府、把持权力，地方黑恶势力垄断经济活动，开黑店、放高利贷，破坏地方生态，导致镇乡衰败，如嘉定南翔镇由于无赖蚕食，徽商不得不“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

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与腐败水火不容

常态化腐败是以对劳动人民不断加深的剥削为前提的，当剥削程度、贫富分化等超过了社会承受范围，封建王朝的根基也就动摇了。腐败常态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甚，第一，封建王朝末期的腐败常态化，在空间层面体现为社会的整体性腐败，腐败就像瘟疫，在社会中迅速传播;在时间层面体现为代际腐败，社会就是大染缸，年轻人易受腐败熏染，代代腐败。第二，常态化腐败使人们产生了错误的常态化认识，认为腐败是合法的，是应然的社会规则，进而颠倒了社会主流观念，消除腐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第三，腐败常态化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规律性认识”，认为腐败是“历史规律”，生活在腐败的社会中是历史必然，一切都是“因果循环链”：一个政权必然会走向腐蚀，最后瓦解。

在清王朝覆灭后，军阀与国民党仍是封建宗族和地方势力等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在他们的腐败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仍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华民族要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唯有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即“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历史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其在对人的本质、权力来源、权力职能、权力目的等认识上实现了“革命性的颠覆”。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一切劳动人民的先锋队，更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其取得政治权力、推动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既不是封建王朝的统治集团，更不同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是新型无产阶级现代政党，始终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人民谋幸福、世界人民谋大同”为初心使命，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由此，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

然而，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经过两千多年腐败政治文化浸淫的历史惯性，同时还要直面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产生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等腐朽文化入侵后的文化“景观”。更重要的是，腐败现象之所以能在多种社会形态下成为常态现象，是因为有其内在的“人性”缺陷。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本质必然赋予“人性”以历史性与发展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人的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说人性的自然属性是腐败的顽固性与普遍性的重要因素，人的自然属性当中的“自私”部分在当前时代条件下并不会自动消除，因而需要制度、政治教育、人民监督等多方面约束。共产党员也是人，一如陈毅元帅在《七古·手莫伸》中指出的，“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这种种因素决定了反腐败的艰巨性、渐进性与长期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自身初心使命，党性要求党员干部“人性”的升华，但并不追求消灭人性的自然本性，这是一个抑恶扬善的过程，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必要性与必然性。避免“腐败常态化”，就需要始终坚持“反腐败常态化”。

从党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是这样明确要求自己的。

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党史上第一个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强调“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③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38年抗日统一战线成立后，许多同情共产党但又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不少带有小农思想的农民入党，对党风造成了一定影响;解放战争时期，党员人数更是迅猛增长，入党群体受不同思想文化影响，容易造成党的腐化和党风的改变。对此，党中央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各类学习教育与整党整军运动，使党成为在思想、组织、理论上坚定成熟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毛泽东更是通过“三次对谈”和“两个务必”等，以史为镜，强调共产党绝不能成为“20世纪的李自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腐败现象仍未彻底消除，各种投机分子、破坏分子伺机钻进党内、损公肥私;部分老党员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一些私营工商业主为了寻找靠山、牟取利润，打出各种“糖衣炮弹”，“一请二吃三送礼，四吹五捧六殷勤，七拉八打九攀亲，最后一招送女人”;等等。④对此，党中央开展了整党、“三反”“五反”等运动，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经过整顿发展，党内风气得到明显改善，党员思想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党内良好风气和思想文化波浪式地向社会传导，社会风气得以改善，社会各阶层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积极向上的革命人生观、文明进步的社会公德、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广大民众的主人翁精神和劳动热情高涨，整个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度融入全球化，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深刻改变，也不断滋生出各类腐败温床，贪污滥权、腐化堕落、行贿受贿等现象不断出现甚至愈演愈烈。对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严厉打击腐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整党的决定，党风和社会风气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严查大案要案，彰显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坚决态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新方针，不断推进反腐败斗争常态化态势。

三、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与腐败斗争到底

无须讳言，党的十八大以前的一段时间内，从严治党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落到实处，表现为“少数干部思想放松→党组织管理放任→少数干部放纵→组织责任放弃→毁了一批干部”。⑤党内腐败行为不仅削弱了党的领导力，更加重了社会风气奢靡腐化，金钱财富与占有财产的多少成为评价成功与否的标准;诚实劳动逐渐被轻视，不少人幻想“一夜暴富”，不想多劳，而想多得，以找一个“干活轻一点，拿钱多一点”的工作为目标。更加不能忽视的是，财富与资源逐渐被少数腐败分子和民营企业家个人占有甚至垄断，教育、医疗和司法系统的腐败直接关涉民生，更加剧了社会不公平与不平等。这种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党的阶级属性，模糊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使党的领导力、先进性出现了下滑态势，影响了党在社会、在群众尤其是在广大劳动者心目中的威信。

党的十八大掀开了反腐败斗争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形势下，我们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贪污腐败，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须自身硬，要从严治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全党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重拳出击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反腐败有机结合起来，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问题、“四风”问题62.65万起。⑥这足以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氛围，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对此，我们要深刻认识不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的重要性。

就历史国情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展现出的物质“想象”和无限“欲望”的潜移默化，在造就认同金钱文化、市场交换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同时，也加深了人们追求财富等资源和所谓阶层攀升的渴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这一切都是滋养腐败常态化的温床，是腐败合法化、“革命到头”等思想的当代文化根源。如果应对不好，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就容易蜕化为少数人的“现代化”、少数人的“复兴”，最终损害社会主义事业。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巩固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成果，与腐败斗争到底，才能保障党的事业破浪前行。

就阶级属性来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项项伟大成就，根本上是因为她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自身没有任何私利，代表的是广大劳动阶级的利益。腐败从根本上意味着对劳动者和社会财富的集中掠夺，封建统治者与资产阶级本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因而腐败合法化、常态化是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是作为这类利益集团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就决定了反腐败是其天然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反腐败必须转化为其成长与发展的过程性条件，即反腐败的能力，反腐败常态化是防止腐败常态的必然路径选择。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反腐败常态化直至腐败消失，始终保持党的阶级属性，防止党因为腐败的不断侵蚀而蜕变为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

就初心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更是革命党，是不断通过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政党。不同于封建集团和资产阶级，共产党人要实现的并非自身利益与自身现代化，她的阶段性目标是要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一旦腐败势头得不到遏制或发生剧烈反弹，那么可以想象，党的阶段性目标必然会蜕变，共产主义自然就遥遥无期了。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定反腐败常态化的决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使腐败无所遁形，真正跳出“腐败常态化”的历史周期律、避免陷入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规律，真正使广大劳动人民不断朝向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

就理想信念而言，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共产主义为信念的政党。在中国，唯有真正践行天下为公，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为武装的先进力量，才能带领广大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产党人相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相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优势，并非技术和物质，而是先进的思想文化，正是通过党的先进思想文化不断向社会传导，改变了人们认识上的根源，使人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腐败不是历史的必然，因而我们不能任由腐败消弭自身优势，不能任凭年轻人“躺平”、社会风气变坏、社会失去信仰，而应通过思想文化优势强化反腐败常态化。在加强制度建设、反对制度腐败的同时，还必须强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氛围，使腐败朝向低度发展乃至最终消亡。

“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斗争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反腐败常态化意味着我们永远在路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常态化的战略部署，只有不敢腐、不能腐成为一种常态，不想腐才能成为一种自觉，我们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断捍卫、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与腐败斗争到底，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向胜利迈进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①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页。

②相关观点参见卜宪群主编：《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鹭江出版社2014年版;王春瑜：《中国反贪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349页。

④转引自姚桓，孙悦棋：《百年反腐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的简要历程和基本经验》，《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

⑤参见姚桓，孙悦棋：《百年反腐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的简要历程和基本经验》，《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

⑥参见《十八大以来，392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https://wwwhtbprolguancha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politics/2021_06_28_596095.shtml?s=zwyxgtjbt。

(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8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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