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武器。美国通过将中美意识形态差异塑造为不可调和的现实冲突，意图全面遏制中国发展。意识形态武器为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提供道义制高点，包括否定中国经济体制合法性以开展经济制裁，塑造政治干涉正义性以打造“围堵”中国的政治联盟，鼓吹西方价值观念优越性以开展文化输出。它们建立在美国的经济霸权、政治军事强权、文化塑造和话语操控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从揭穿其道义伪装，构建合理的竞合关系，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建设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等方面应对当前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着“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新挑战。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依据，是国家政权运行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也是国家内政外交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当前美国以意识形态为武器对中国开展全面遏制和攻讦，需要明确其特征以进行有效应对。

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意识形态武器

武器是攻击对手、捍卫自身利益的工具。除军事武器外，思想理论也可作为“武器”使用。当前，美国以政治战、舆论战、认知战等对华进行全面竞争，将其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进行武装，成为美国攻讦、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

(一)本质特征：美国资本集团攫取垄断利益的现实工具

当前，美国把中国定位为全面竞争对手，以意识形态为武器的“全政府”遏制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愈发凸显。

一方面，美国的意识形态代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并成为其攫取现实利益的工具。美国意图维护其在科技、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垄断利益，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在诸多领域的所谓“挑战”。另一方面，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意识形态呈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和对抗性，对中国开展全面的战略遏制。

(二)政策基础：由“接触”转向“竞争”的战略调整

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武器”属性，其武器特征的彰显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战略需求，美国对华战略也是如此。有学者指出，当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时，美国就会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甚至敌对态度;当现实利益考虑占据上风时，美国就会强调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意识形态因素。中美建交以来，美国长期以“有限接触”为原则将中国定位成“窗口国家”并进行“和平演变”。它主要以“心理战”“公共外交”等模式，依托“美国之音”等传播阵地，“富布莱特项目”“福特基金会”等教育交流阵地，“和平队”等对外援助项目，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思想争夺”，企图按照美国的意愿实现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但目前中国的制度优势打破了美国“自由民主”神话，造成美国意识形态危机。由此，美国对华战略布局中对意识形态的考量超过对现实利益的考量，意识形态的武器属性也随着战略调整愈加凸显出来。

特朗普政府的《2017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拜登政府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等正式将中国定位成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中意识形态攻击占据了大量篇幅。第一，意识形态偏见成为美国解读中国的逻辑起点。如美国大量使用“威权政体”“威胁的我们价值观”等话语解读中国，涉华问题几乎均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第二，将导致中美冲突的因素归结为中国意识形态的非法性。美国宣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的竞争，使用“信息窃取”“恶意竞争”等词语否定中国取得成就的合法性。第三，将意识形态遏制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基础。如《2021战略竞争法案》宣称从科技竞争、盟友及伙伴关系、价值观塑造等方面对华进行“长期性、战略性竞争”以维护“自由的生活方式”。总体来说，当前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势已经超出“思想争夺”范畴，进入竞争遏制阶段。

(三)基本模式：将意识形态差异塑造为不可调和的现实冲突

意识形态本属于思想观念范畴，它是如何被锻造成遏制、攻讦的武器并在现实层面产生影响的呢?第一步，美国将意识形态间的差异塑造为对抗。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不同，其意识形态必定有所差异。而美国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神圣化”，以审判异教徒的眼光去看待异质意识形态，由此美国将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转化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第二步，在美国将异质意识形态视为对手的前提下，通过国家硬实力赋予的行动力将意识形态从理念对抗转化为现实冲突，将其意识形态所标榜的价值理念通过军事入侵、经济制裁等手段强行付诸实践。由此，美国将原本作为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打造为打压竞争对手，遏制他国发展的现实武器。

美国为何以意识形态为重要武器对华开展攻势呢?第一，美国意图在可能长期存在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美国具有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传统，“当美国领导人害怕他们正在崛起的对手占据优势时，先发制人的诱惑足以驱使国家发起攻击来削弱对手的增长”。在美国抓不住中方过错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为其先发制人提供“师出有名”的借口。第二，美国意图建立基于意识形态的反华联盟，以降低单独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成本。有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激起的普遍担心和恐惧感正是美国借机实施对华战略构想的机会”。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不受裹挟、不站队表示不满，对中国未按西方设想的道路发展产生担忧，这种“不满”和“担忧”成为美国建立反华同盟的重要基础。

二、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的基本构成

当前“全政府”竞争是美国意识形态武器的重要特点，它以“道义”为合法性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施展意识形态攻讦，借助强大的国家实力全面释放出意识形态的武器功能。

(一)建构意识形态的道义性，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提供道义制高点

道义是关于“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在一定条件下是“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意识形态竞争不仅包含哪方是最好社会制度的问题，也是哪方更具道义性的问题。道义是美国意识形态“武器”的基础，以抢占道义制高点的方式为对中国发起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攻击提供合法性支持。

其一，美国通过赋予其意识形态真理性以获得道义属性。美国将其意识形态打造为“普世价值”，将其塑造为绝对的、不可撼动的真理，将原本属于少数人的利益包装成全人类的利益。同时，妄图通过赋予其意识形态“普世”性形成一种排他性阐释，即“普世价值”之外概无真理。由此，美国“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制度、“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被“普世化”。比如，美国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鼓吹为现代国家民主形态的唯一范式，以此掌握“民主国家”的认定权。美国在其导演的“全球民主峰会”中以民主的评判者自居，赋予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以强烈的道义属性，任何拒绝这种“民主”的国家就会被打上专制的烙印，将不符合“民主”标准的国家打上“反民主”的标签。这种“自由/专制”和“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认识论框架，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其二，美国积极扮演“卫道士”的角色，以其意识形态为标准进行“党同伐异”。美国以“普世价值”为标准圈起一个个“小团体”，比如，2022年6月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发表了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公报，其中14处对中国的香港、新疆、人权以及东海、南海和台海等问题说三道四。同时，美国对中国进行“危机想象”，以营造“伐异”氛围。比如，美国在2022年6月的“五眼联盟”会议中积极带领成员国炮制一系列所谓“中国对西方进行政治渗透”的谣言，以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由此，美国通过意识形态塑造出负面“滤镜”，打造出一套扭曲的“中国观”，成为其对华遏制战略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二)否定中国经济体制的合法性，为美国施展经济制裁寻找借口

美国通过对经济规则的“灵活解读”来遏制、打压中国企业，以攫取非正当利益并扭转中美贸易逆差。其逻辑基础是通过否定中国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来塑造对华贸易制裁的合法性。美国既认为中国政权合法性建立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也宣称中国发展的模式是以国家主导的、缺乏市场参与和调解的“儒家重商主义”。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发展成就建立在“反市场经济”的体系中，遏制中国的关键在于打破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他们看来，对于中国来说，要么“西化”，要么“崩溃”，除此之外都是鬼话。

其一，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以对华开展贸易制裁。比如，为扭转中美贸易逆差，美国对华展开“301调查”，宣称中国的贸易优势建立在窃取商业机密、贸易保护、强制技术转让等行为的基础上，由此对中国航天、军工、半导体、芯片等领域以禁运等方式进行贸易制裁，以加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再如，2022年生效的所谓“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宣称中国“以强迫劳动获得成本优势”，全面禁止新疆制造的产品流入美国，同时意图联合所有盟国共同建立排除新疆产品的供应链体系。总之，在经济理念上，美国鼓吹“自由市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宣称美国的“自由市场”崇尚竞争理念，而中国市场则充满政府调控和国家干预。但事实是，美方装模作样地要求中国“公平竞争”“尊重规则”，又常常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个“国家安全”的借口就对中国企业喊打喊杀、随意切割国际供应链。

其二，对中国经济体进行负面定性以开展制裁。对他国经济体的负面定性可以使其沦为“戴罪之身”以待美国裁决，其惯用手段是将“罪”强加于他人。比如，2015年美国政府以“商业贿赂”为名帮助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低价强行并购法国行业巨头阿尔斯通的部分业务，这种做法被称为“美国陷阱”。在美国制裁华为案中，颇有“阿尔斯通案”的特点，即试图强迫公司的高管认罪并对其公司进行制裁，实则是对美国行业竞争对手的打击和限制。再如，美国在正面遏制手段“黔驴技穷”的时候给他国“定罪”，以“紧急”程序出台法案应对潜在威胁。如白宫发布报告宣称：《中国制造2025》具有主导世界未来产业、挤压别国产品的市场生存空间的政治目的，由此紧急出台推动对华“脱钩”的《保护5G国家安全战略》《无尽边疆法案》等，以芯片等关键部件的禁运压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

(三)塑造政治干涉的正义性，为美西方“围堵”中国提供合理说辞

美国十分在意对自身权力的包装，“美国权力必须是‘正义’的权力，而且只有全力以赴运用这种权力，美国人才确保被救赎”。塑造权力行使的正义性是美国对外干预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正义性源于其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建构，并将异质意识形态及其政治观念斥为“异端”，以“真理”与“异端”正邪对抗的价值逻辑创造出美国“施展正义的空间”，利用强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改造。

其一，关于“民主”与“威权”的对抗。比如，美国称中国政治因缺乏代议制民主，因而是“威权国家”，宣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的竞争，指责中国虽然发展迅速但却牺牲了人民的“自由”。由此，中国的“人民”便成为被拯救的对象，成为美国积极开展颠覆活动的借口。如美国将在他国的“颜色革命”模式应用到中国香港，资助美国民主基金会等组织，在香港通过舆论造势、人员收买等方式进行乱港行为，纠集“港独”分子煽动群众，以达到扰乱香港社会秩序的目标。据统计，有官方背景的美国民主基金会仅2020年就向与中国有关的69个项目提供1000多万美元，是资助反华分裂活动的“专业户”和“大金主”。尽管美国政治颠覆给所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美国却口口声声宣称那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其二，关于“世界稳定”与“修正主义”的对抗。在美国的语境中，中国是意识形态的“异端”，因此必然对西方世界产生威胁，便有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拜登政府炮制的《2022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要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付那些代表“黑暗”前景的国家，以挫败其对美国的威胁。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渲染“中国对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威胁”作为其增加军费、维护霸权的理由，并以“民主”“自治”为由进行对台军售。美国操纵他国对华进行“围堵”均基于以上逻辑，如美国操纵立陶宛与台湾频繁互动以试探中国的对台政治底线，操纵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共同抵制中国冬奥会，授意西方社会为其“人权”政策站台等。

(四)鼓吹西方价值理念的优越性，为美国文化输出创造认同土壤

文化输出是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的典型模式，它通过电影电视、文学艺术等方式鼓吹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渗透和影响目标国的受众群体，通过其思想上的变化引发行为上的变化。

其一，美国通过文化产品建构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如文学艺术作品中将华人视为劣等人，将高颧骨、眯眯眼等标志塑造成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这种将“审丑”变为“审美”的做法深刻地影响着国内对美的定义，以至于成为中国时尚圈的审美标准。

其二，美西方以先驱者的姿态引领文化议题，比如，当前流行的“女权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均为美西方引领，“女权主义”挑动男女对立，“动物保护主义”将动物权置于人权之上等行为，均为美西方输出的思维定式，搅乱和影响着受众国人民的思维方式。

其三，美西方延续了对华文化渗透的“老阵地”。有学者统计，当前美西方在中国周边地区设有30多个电视广播转播台，对我国尤其是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每天以170多个频率播出的电视电台节目合计60多个小时。这些电台经常伪造“听众来信”，或以“异见人士”言论为头条，歪曲和渲染关于中国的相关报道。再如，好莱坞大片同样乐于“夹带私货”地传播美式价值观，将捍卫“正义”与捍卫“美式民主”混为一谈，营造美国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正面形象。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美国以“网络战”“认知战”等新途径开展意识形态渗透。比如，在“俄乌冲突”中，大量微博名人不顾战争来龙去脉而以“普世价值”为价值起点支持乌克兰，打着“发起战争者有罪”的幌子不顾事实原委地谴责俄罗斯，塑造中国网民的信息认知。再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ChatGPT”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新冠病毒源自哪里”等问题的回答，产生有严重错误价值导向的内容，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新冠病毒源自中国武汉市”等。美西方国家通过筛选信息流，使得互联网上只能看到“有利于自己”的声音，将受众困于“信息茧房”之中。

三、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的现实基础

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属于思想范畴，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离不开现实力量的支撑，其中经济霸权、政治军事强权、文化塑造和话语操控是重要基础。

(一)经济霸权：意识形态武器的物质基础

美国以经济霸权实现了在信息媒体上的垄断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共识”。有研究指出，美国垄断了全世界近90%的新闻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和有线新闻网(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向世界传递着美国的价值观。美国通过对媒介的控制来加强传播其意识形态蕴含的价值观念，意图通过对信息制造的垄断在思想意识上控制社会大众，实现其“说服”世界的战略目标。通过垄断信息，美国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编造对手的负面信息，以信息流量优势歪曲事实。

同时，美国以“党同伐异”的原则对媒体信息进行控制，编造信息达到欺骗世界的目标。比如，美西方操纵的媒体对澳大利亚军队在阿富汗滥杀无辜、日本的核污水排放、西方国家新冠疫情造成大量死亡等视而不见，转而讨论、抨击如“中国人吃肉导致全球变暖”、中国的新疆“强迫劳动”损害“公民自由”等话题。总之，资本集团“力图控制大众在网络上读到的、听到的和看到的，从而制造网络上政治讨论的议题和政治正确的标准”。

(二)政治军事强权：意识形态武器的武力保障

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迫使世界各国在面临美方讹诈时大多都不得不就范，否则将面临较大的对抗成本。由此产生了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使其意识形态攻讦能够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赋予其意识形态强大的“领导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中以资本主义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获得了巨大的威望，同时借助其在全球经贸往来、“北约”军事联盟、地缘政治同盟中的主导地位深化了其在西方及世界的影响力。同时，美国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威慑力在日、韩等国家培植亲美势力。如美国在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中成功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念植入日本国家特性中，使“日本在日美关系中体现出对美国半永久性的依存及其‘从属性的独立’”。

其次，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确保其意识形态可转换为直接的政治军事行动。一方面，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其成为地缘政治中不可绕过的力量。尤其是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使美国可以远离本土采取政治、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强大的政治实力使其成为国际体系运转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美国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开发银行等世界经济重要组织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再次，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确保其意识形态具有强制力。如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口号的科索沃战争造成近百万人流离失所，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战争造成数十万平民伤亡等。这些战争都是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非正义性战争，给世界造成巨大伤害。美国在其意志难以通过正当程序实现的时候，往往会施展其强权采取单方面行动。

(三)文化塑造：意识形态武器的艺术呈现和价值建构

美国通过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培养人们对美国文化的好感，认同美国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

其一，通过把控文化产品的创作赋予其意识形态内涵。以好莱坞电影为例，一方面，好莱坞电影建构美国价值观的积极形象。如《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等强调对美国价值观的坚守从而得到救赎并实现“美国梦”的过程，《独立日》《环太平洋》等将美国的全球干预包装为一种善意的力量。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建构他国的刻板负面形象。如“傅满洲”系列电影中丑陋阴鸷的华人阴谋家形象，以及电影《尚气》中充满刻板印象的装扮和世界观等，均是“黄祸论”的艺术体现。实际上，美国的文化产品都是资本有意建构的产物，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到资本的严格管制，“实权派人物和各种组织机构刁难打击影片和制作人的案例比比皆是”“任何背离既定思想意识路线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和迫害”。

其二，通过非政府组织制造一系列貌似中立实则充满价值偏见的言论。比如，长期以来美国资助的致力于传播美国文化的“和平队”以及“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等，积极在中国开展宗教宣讲、文化传播相关活动，并在大学校园、购物广场、体育场等青少年活跃的地方进行活动，尤其是借助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等活动吸引青少年，培养人们过“洋节”的习惯。再如，具有官方背景的“民主基金会”，以非官方研究组织的身份将中国展现出的影响力称为“威权软实力”，并创造出“锐实力”概念抹黑中国的发展成果，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活动等横加指责。这种资助非政府组织开展意识形态渗透与同化的行为，使其反华理论看似出自“第三方”，实则依然是美西方垄断资本的喉舌。浸润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女权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也均是由此产生并传播。

(四)话语操控：意识形态武器的战略支援

话语能够影响受众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在理念和行动上占得先机。美国及其盟友借助强大的话语权优势，塑造出有利于美西方的舆论方向。

其一，对国际热点议题进行即时的舆论造势。比如，美国主流媒体在对俄乌冲突的报道中，闭口不提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的现实威胁，将冲突的起因完全归咎于俄罗斯，妄图胁迫中国“站队”西方。再如，2023年年初的“流浪气球事件”，美方不但击落因不可抗力因素误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民用气球，两党政治人物、新闻媒体还试图以此炒作，试图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此外，美国政客为“美国民主峰会”造势，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阴阳怪气的评论等行为均属此类。

其二，以“双标”的方式设置有利于美国的议题。美国对不利于本方阵营的新闻事件进行隐匿和删除，将与目标对象相关的新闻事件进行负面解读。如在2021年年初美国的“国会山骚乱”事件，主流媒体都以谴责的态度将其称为“暴乱”“耻辱”，用“恶棍”等词形容冲击国会的人员。但他们却将香港的暴力示威者称为“民主英雄”，将暴乱称为“美丽的风景线”，其“双标”特征一览无遗。美国通过话语控制对事件进行焦点转移，掩盖或淡化西方内部的矛盾冲突，丑化和攻击美国的竞争对手。

四、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的应对策略

美国对华战略围堵可能成为今后较长时间内的一种发展态势。为应对美国对华的意识形态武器，需要结合其特点制定应对策略。

(一)揭穿美国的道义伪装，积极抢占道义制高点

美国将其特殊利益伪装成全人类利益以抢占“道义制高点”，其“软肋”即在于道义的虚伪性，揭穿其道义伪装就会从根本上瓦解美国的意识形态攻讦。通过揭露“普世价值”具有特殊性而非基于普遍利益去揭示其虚假性;通过展现美国意识形态的目标是服务于少数人而非绝大多数人来否定其道义性;通过揭露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其受惠者是少数西方国家而非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来批判其狭隘性，美国意识形态武器的合法性可由此被消解。

当前，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超越美西方“普世价值”的现实之举。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美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从全人类共同利益而非西方资本“普世”利益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美西方“普世价值”的狭隘性，不是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据为己有并任意解读。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对比下，美西方对华开展意识形态攻讦的本质就会明晰：其不过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护其霸权，打压新事物的手段而已。

(二)构建合理的竞合关系，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经贸规则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围堵已经深入经济领域，构建合理的竞合关系是应对美国利用经济武器施压的基础。我们要放弃幻想、自力更生，加大对未来产业关键技术的研发，构建成体系的产业链，从根本上突破美国对华遏制的关键筹码。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贸易规则，从根本上超越、替代旧的、不合理的经济规则。我们要团结世界上最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受到美国经济霸权欺凌的国家，合作构建公平合理的贸易规则，构建新型的多边贸易关系，以团结和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制衡、超越美国的经济霸权。同时，我们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原则推动形成国际经贸新规则，以多方力量推动国际规则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形成意识形态攻讦的“免疫力”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攻势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营造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想象。当前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从新冠疫情积极防控、脱贫攻坚摆脱绝对贫困，到中国持续性的经济高速增长等，与美国在新冠疫情防治、社会治理、贫富差距等方面令人震惊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应加大对比宣传，二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同时，中国需要对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讦的常见“套路”分门别类，形成对意识形态攻讦的“免疫力”。要全面拆解美西方的各类意识形态“武器”，对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使我国人民能够在认识其意识形态攻讦的模式上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辨认出美国意识形态中的错误思想和政治野心，对其常见套路形成免疫力。此外，要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帮助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看透、看清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实质，加强人民群众对敌意识形态的反渗透能力。

(四)建设好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加强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可归结为一种话语攻势，美西方话语借助文化内核或文化产品赞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建设好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超越美西方文化攻势的价值偏激。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应由中国发展的现实成就所决定，它既具有超越美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新”属性，也具有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有效”属性，还具有与邻为善主张共同发展的“和平”属性。“新”“有效”“和平”应成为建设中国国际话语传播体系的重要关键词，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选题。

加强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是超越美西方文化偏激的利器。一方面，以开放的态度构建好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不搞西方“普世价值”以意识形态规定文化标准，甚至划分善恶那一套，要搁置偏见寻求共识。同时，积极挖掘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推广，“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增进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要尤其注重中国话语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积极凸显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积极掌握第一手信息传播渠道，并在世界范围内破除美国对中国建构的刻板印象，从而塑造出真实的、良好的中国形象。